從春秋戰國到希臘羅:古代軍人利益觀 | |
2009年02月 來源:新華博客 |
中國古代軍人利益觀
夏商西周時期,“天命”學說占據國家理論的主流,各王都向自己的軍隊灌輸本王就是“上天之子”、本王所領率的軍隊是“義兵”、本王所舉行的戰爭是執行“上天之命”的思想。例如,夏啟在開國之初與有扈戰於甘之野時,作《甘誓》向天下宣布:“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又如,商湯伐桀時,在誓師時也宣稱:“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那時軍人利益觀的鮮明特點就是為“天命”而戰!
春秋戰國時期,“天命”學說衰退,“民本”思想開始流行。《孫子兵法》雲:“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老子認為:“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論語》雲:“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繼承了孔子這一思想,在《告子下》中說:“不教民而用之,是謂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呂氏春秋》更是公開宣告:“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據傲荒怠,貪戾虐眾,恣睢自用也,辟遠聖製,敖〖〗言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征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仇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順天之道也。”因此,這一時期的軍人利益觀的特點是為“民”而戰。
秦代時,軍人利益觀集中體現在《尉繚子》這部著作中。尉繚從當時的社會實際出發,堅決支持進行那種“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伐暴亂而定仁義”的戰爭,認為這是社會安定的重要保證;他同時反對那種“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的爭私結怨、殘暴掠奪的非正義戰爭,認為那是強盜的行徑,會給百姓帶來無窮災難。他把戰爭分為正義和非正義兩種,號召軍民為正義而戰。秦末的陳勝、吳廣農民起義,也提出了“伐無道,誅暴秦”的政治口號。因此,這一時期的軍人利益觀就表現出為“正義”而戰的特點。
兩漢時期,外有匈奴不斷襲擾的邊境壓力,內有諸王之亂和農民起義的威脅。因此,軍隊的主要任務就是外保邊境、內安民心。漢王朝統治集團在加強保衛京師的中央軍隊實力的同時,也注重加強邊境軍事力量和邊防軍建設,對軍隊長期進行保邊安民的思想灌輸。這一時期湧現出了一批安民保邊的優秀將領,如抗擊匈奴、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以治軍聞名的周亞夫,愛兵如子、卓立戰功的將領李廣、衛青、霍去病,等等。因此,這一時期軍人利益觀的核心內容就是邊境的安定、國內的安寧。
唐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最為成熟、最為輝煌的時期,那時的軍隊對政治榮譽非常重,例如唐朝就用“圖畫”、“列甲門”等方法來彰顯軍人的榮譽等級,引導軍人為榮譽而戰。所謂“圖畫”,就是在能夠產生巨大社會影響的著名公共景點例如淩煙閣等名勝,將功勳卓著的功臣繪成圖畫予以表彰。這一做法被後來的宋王朝效仿並加以發展,如宋太祖專門立了武成王廟,與孔廟相對應。所謂“列甲門”,就是將連續幾代以身殉國的忠烈之家列為“甲門”,享受王朝的特別優待。而對那些怯戰的人則“垂狐尾於首”以“示辱”,且“不得列於人”。所以在那個時期,軍人利益觀的最大特點就是為榮譽而戰,以英勇效命、戰死沙場為光榮。
遼金元時期,是我國少數民族比較興盛的時期。在這三個王朝的軍隊中,一以貫之的就是“忠汗”思想的灌輸。他們通過設立十戶、百戶、千戶、萬戶等各級軍事行政組織,利用多種方式反複灌輸“忠汗”思想,“汗權神授”、忠汗有獎賞、逆汗遭貶斥的觀念逐步深入人心,使大家認識到,“汗”的前途就是大家的前途,“汗”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因此,大家對“汗”都十分尊敬,緊跟其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令行禁止,即使在最為艱難的時候也不潰散。
明清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皇權膨脹,中國進入君主專製統治的極點。封建社會的弊病全麵暴露和爆發,農民起義也有了新發展。在武昌起義的炮聲中,中國封建社會終於壽終正寢。這幾百年中,無論是建國的軍隊,還是造反的軍隊,都比較重視軍民關係,強調愛民保民。例如,明太祖朱元璋要求各部“加愛於民”,嚴格執行群眾紀律;明中葉的戚家軍要求各級將士“衛國保民”,除暴定亂;清初的努爾哈赤領導軍隊時以保全種族為號召;晚清名將曾國藩要求部下團結如一家,以此來與太平天國爭奪群眾;左宗棠在率軍平定新疆阿古柏匪軍時把收複失地、拯救百姓當作西征軍義不容辭的責任;胡林翼在統帥軍隊時要求官兵體恤民艱,不得侵擾百姓,他強調:“養兵所以衛民,兵不愛民,何樂有兵?”農民起義軍方麵,愛民保民的特點就更加明顯了,如李自成號召軍隊為農民利益而戰,均田免糧,除暴恤民,維護農民利益;古今農民起義軍中,最為成熟者當屬太平天國農民軍,它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綱領、建國藍圖,為了全體人民都可以享受到政治、經濟、民族、男女四大平等權利,為了實現“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社會製度而奮鬥,太平天國農民軍的利益觀是中國古代社會最為進步的軍人利益觀。
外國古代軍人利益觀
古希臘是歐洲文明的發祥地,大約在公元前15世紀便進入了奴隸製社會,湧現出了上百個城邦製國家,出現了以攻城掠地為職業的軍隊。各個城邦雖然各據一方,但都把愛國作為軍人利益追求的核心。不管是早期的英雄主義、血親複仇式教育,還是後來的斯巴達強存劣汰和雅典能文能武的教育,都是圍繞著古希臘城邦的生存與發展這個主題進行的。
古斯巴達要求全體軍民把國家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國家利益,個人必須能為國家為民族舍棄一切。在斯巴達,兒童出生不久,就被送到國家專門設立的長老會進行體檢和挑選,病殘兒一律淘汰,被棄荒野,聽任死亡。體質優秀、強健的則被送到國家教育營地接受愛國品格培養和軍事教育訓練,編入軍隊,從出生直到終老為止。
古雅典的統治者則表現出了遠見卓識,形成了另一類城邦愛國主義的軍人利益觀。它不僅要把子弟們訓練成身強力壯的武士,還要把他們訓練成具有一定的知識與文化素養,並有高超的辯才,成為從事奴隸主民主政治活動的政治家和開拓疆土的軍人。由於這些極為超前的成功做法,古雅典被馬克思稱為人類幼年時期發育健全的兒童。然而,正因為城邦眾多,那時的軍人利益觀也就難免同中有異。例如,在持續十年的特洛亞戰爭中,希臘聯軍把軍人的利益追求融於對財產和女人的劫掠中。又如,在曆時半個世紀的希波戰爭中,希臘聯軍以自由、祖先和神進行利益激勵,激發起眾人的愛國雄心和犧牲鬥誌,最終以弱勝強,打敗了波斯大帝國。這個勝利說明,軍人隻有知道了自己的利益及利益所在,才能激發出無窮的戰鬥意誌和克敵力量。
在古希臘曆史上,最為值得一提的是亞曆山大。他南平希臘城邦內部的紛爭,東征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國,開辟了“希臘外部極盛時期”,促進了東西方的大融合。他的過人之處就是向全軍灌輸“世界帝國”的戰略意圖,使各級將士樹立了為“世界帝國”利益而戰的共同追求。不僅如此,他還對跟隨自己拓展利益版圖而浴血奮戰的部下關懷備至。遠征之前,他散盡家財與部下分享。每戰之後,他都不顧自己的傷痛和疲勞,深入營地查看傷員病號並下令免除他們父母子女的稅款和一切勞役。對那些年齡偏大體質衰弱的老兵,他都給以厚賞,使他們像凱旋的英雄一樣自豪。這樣,他就把整個軍隊凝成了一個忠誠團結、鬥誌堅強、士氣高昂的利益整體。
古羅馬時代,羅馬軍隊的利益導向常常是財物和榮耀。立功者可以分到一份土地和財產,賞賜的多少與軍功的大小成正比。他們追求利益時,隻相信刀劍,不相信眼淚,以流血為榮。羅馬上升時期,軍隊的教育以“愛榮譽,不怕死,有頑強的勝利意誌”為主要內容,把軍人利益的實現體現在每一場戰爭的勝利之中。正是由於這些精神品質和思想作風的培養,古羅馬才英雄輩出,湧現出諸如羅馬共和時期的大西庇阿及奴隸起義軍統帥斯巴達克,羅馬帝國前期的馬略、凱撒與屋大維,帝國後期的戴克裏先、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等英雄豪傑。
大西庇阿是古羅馬西庇阿家族中最耀眼的明星,是長期與迦太基作戰的年輕統帥與執政官,他最後打敗了漢尼拔率領的迦太基軍隊,解除了羅馬的外部威脅,是羅馬帝國的真正奠基人。他以極為嚴厲的手段教育部下,為了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不要患得患失,不要貪圖享受,要敢於犧牲個人利益、扼製私心私欲。繼大西庇阿之後,古羅馬的傑出統帥當推蓋烏斯·馬略,他把原有的公民征兵製改為職業募兵製,他對這支職業軍隊進行教育訓練的關鍵之處,就是作了在當時看來是正確的軍人利益觀教育。他要求士兵樹立為報效國家、光耀祖宗而戰的強烈意識,知道當兵打仗的利益目的。尤利烏斯·愷撒是馬略之後古羅馬的又一位偉大人物,他堅定地向軍隊灌輸“大羅馬”思想,把“大羅馬觀念”的建立和鞏固作為全軍利益追求的唯一目標。他要求個人利益服從“大羅馬”整體利益,對於破壞“大羅馬”整體利益的人嚴懲不貸,不惜使用重典。
公元前44年,愷撒遇刺身亡。19歲的屋大維繼承了他的未竟事業並把這一事業推進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正式建成了聯接歐、亞、非三大洲的羅馬大帝國,開辟了數百年的“羅馬和平”與“西歐拉丁化”時代。經過有限的擴張之後,屋大維深刻認識到,帝國的安全比擴張更重要。因此,他要求軍隊把守成固邊作為自己利益追求的最高目標,要重視霸權安全而不是無限征服。他還非常重視軍人精神利益的滿足,認為必須有一種精神象征和心理“聖地”來支撐與激勵軍人的利益理想。因此他下令重建羅馬城,“把一個磚砌的羅馬變成了大理石的羅馬”,使羅馬城成為了羅馬帝國一億人向往的聖地,至今還留下了“條條大路通羅馬”的美譽。
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要經曆一個發生、發展、壯大和衰退、滅亡的過程。曆史和實踐也都確實證明,沒有千年不滅的帝國。屋大維建立起來的羅馬帝國在享受了二百年的和平之後,於公元三世紀陷入了危機,不久分裂成為東西兩個羅馬。雖然在公元六世紀中葉曾在查士丁尼的努力下,一度統一達四十多年,但那隻不過是羅馬帝國的“回光返照”而已。帶有古羅馬特色的英雄主義軍人利益觀也不再風光,令人自豪了。西方世界的曆史於是進入了長達一千多年的中世紀。
西方中世紀的基本曆史特點是一個字:“亂”。新舊製度並存衝突,民族之間征討殺伐,各個國家此興彼衰,各種思想、宗教、教派紛爭不已,各色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這是一個動亂不止、殺伐不已、紛爭不息的時代,也是一個近代民族國家逐步定型成熟、近代人類文明逐漸萌芽生長的時代。這一時代的軍隊類型大致有遊牧民族軍隊和宗教軍隊兩種,遊牧民族軍隊主要包括匈奴軍隊、日耳曼軍隊、哥特軍隊和蒙古西征軍隊,宗教軍隊又分為基督教軍隊和伊斯蘭軍隊,等等。因此,在這個時代,軍人利益觀也呈現出新的特色。
匈奴起源於中國北部的一個遊牧民族,在與漢王朝的十幾次較量中受到沉重打擊,分化為南北匈奴。南匈奴歸附了漢王朝,北匈奴集團則走上了漫長的西向大遷徙之路。他們如滾滾洪流,闖入歐洲。他們打敗了從伏爾加河到萊茵河之間的無數民族,摧毀了不計其數的城市,迫使這些民族四散逃亡:有的逃到原來的羅馬帝國尋求保護;有的逃到今天的葡萄牙、西班牙,建立了新的國家;有的則漂洋過海,逃到了北非海岸和不列顛群島。匈奴軍隊可以說迄今為止最為野蠻的一支,匈奴人一出生,臉上就要被砍幾刀,這被認為是勇敢的象征。匈奴軍隊是世界上所有遊牧民族中最為野蠻的,他們的利益目標隻有一個,那就是“聯合起來,……榨取中歐的其它民族。”
日耳曼人是公元前五世紀後分布在北歐的一些部落的總稱,自稱德意誌人,為印歐語係日耳曼語族。散布在從多瑙河到萊茵河之間及其左右的廣闊地區,是德、奧、荷蘭、丹麥、挪威等民族的祖先。作為遊牧民族,他們重劫掠、輕農耕,把戰爭和劫掠現成的財富作為其最大的政治。作為遊牧民族,他們不能忍耐長期的勞作,隻能或習慣於逞一時之勇。這樣,平時除放牧打獵外,掠奪已生產出的現成財物就成了這支軍隊的唯一利益動力、利益追求。
日耳曼人有數個分支,哥特人就是活動於第聶伯河流域和第聶斯特河流域(現在中東歐一帶)的一支。這個部落聯盟的軍隊後來成為了滅亡羅馬帝國的主力軍。在日耳曼人早期,他們沒有國家,沒有政府,也沒有城市,生活在大車上、帳篷裏,到處遊移。到哥特時代,由於生產的發展,特別是與羅馬人的文明接觸之後,他們已不滿足於原來那種到處遊蕩的生活。這個時候,建立一個屬於哥特人自己的國家,就成了哥特軍隊的利益目標,同時也是哥特軍隊諸統帥對軍隊進行利益觀教育的口號。
中古時期遊牧民族軍隊利益觀教育達到頂峰者,當屬蒙古西征軍。這支軍隊把通過戰爭求得的和平作為利益目標。這得歸功於成吉思汗。他從自己青少年時代飽經戰亂、屢遭屈辱的痛苦經曆中得到教訓,認識到在草原上,刀劍就是語言,實力就是地位,戰勝才有和平。他與其他的酋長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胸圖大略,立誌統一八方,而非單純地以劫掠為樂,當個小小酋長就滿足了。故他把統一與和平作為全軍將士的利益追求。
西方中世紀在軍事方麵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宗教軍隊和宗教化的軍隊比比皆是,遍布歐亞大陸。其中有代表性並對後世產生較大影響的有查理大帝的法蘭克王國軍隊、十字軍、中古俄羅斯軍隊、阿拉伯帝國軍隊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軍隊。他們都把宗教作為軍人的精神支柱,把“上帝”、“真主”的利益(實質上就是教主們的利益)當作軍隊和軍人的利益,為了“上帝”、“真主”的利益,不惜發動“聖戰”,不惜流血犧牲。表現得最為極端的是基督教東征的十字軍,他們打著“拯救聖地”、“恢複主的墳墓”等宗教口號,組建了滑稽可笑的“窮人十字軍”、悲慘可憐的“兒童十字軍”,用東方的財富來誘導將士去走“主的道路”。
古代軍人利益觀的特點
古代軍人利益觀雖然多若繁星,但與當代我軍的軍人利益觀相比,它們還不夠成熟,不夠係統。一個王朝一種觀念、一種做法,沒什麽連貫性。但總的來說都體現出了階級性,都是為本階級的階級利益服務的。
奴隸製時代的軍人利益觀雖然帶有天命的色彩,大多數軍人不知道本人應該追求什麽利益,更不知道階級是何物,個人的利益追求還沒有彰顯出來,軍人其實也不過是在為打著“天命”幌子的統治集團而戰,但是大家都清楚是在為哪種利益而戰。這說明,統治集團的利益鼓動是比較成功的。
封建時代農民起義風起雲湧,階級矛盾、階級鬥爭明朗化、尖銳化,占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擁有自己的軍隊,被統治的農民階級也想擁有自己的軍隊並且在每個王朝的末年也確實擁有了自己的軍隊。在這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軍人利益觀主要表現在軍人為加強統治階級的統治或為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權而戰,階級鬥爭的烙印越來越明顯。雇傭兵改成國民兵,公民兵改成職業兵,兵源的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人類社會也在不斷前進,氏族、部落分化瓦解。在一個國家內部,氏族、部落(聯盟)利益被階級利益所取代,宗教集團的利益也隻不過是階級利益的一個扭曲表現。軍人利益觀本質上是階級利益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