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與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有著神秘淵源的1855部隊

北京1855部隊遺址被保留至今


1855細菌部隊在古老的皇城下進行了長達7年的血腥研究！

1855細菌部隊與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有著神秘的淵源！

1855細菌部隊把活人稱之為“猿”，進行了殘酷的人體試驗！

1855細菌部隊才是1943年在北平流行的大規模霍亂的罪魁禍首！

這是在多年前的報章上所披露的鍾品仁先生發現1855部隊細菌試管的消息，成為證明1855細菌部隊存在的最初線索。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國民黨在美國的幫助下搶先接管了北平。在北平被日軍占領之前，國民黨在天壇公園的西門南部設有中央防疫處。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一支對外宣稱“華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的侵華日軍迅速進駐了這裏。這支部隊的規模在日本投降前的7年中不斷擴大著，修築了日軍宿舍、病房、工作室、小動物室、地下冷庫和水塔等大量設施。但是，日本投降時這支部隊的名稱從日本華北派遣軍的名冊上神秘地消失了。

日軍受降後，1855部隊的地下冷庫被原樣封存了四年。1949年的冬天，中央防疫處處長湯飛凡派鍾品仁到地下冷庫檢查一下。那裏到處是被砸壞的木櫃、容器，在滿地的垃圾之中，鍾品仁發現了六支寫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試管。經過培養實驗後，發現前5個試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試管的毒性已經消失。在其後的大規模清點中，查出日軍遺留下來的11噸、12噸、13噸三口六米長的大鍋，是用來將培養菌種的器皿進行消毒的。另外，在倉庫內還存有大量的鋁製培養箱。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這支罪惡部隊的所有資料沒有被係統地整理過。對此，崇文區地方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們走訪了鍾品仁先生以及當地的居民，翻閱了大量關於日本進行細菌戰的文獻，而最關鍵的還是散見於檔案中的日軍戰俘的供詞，通過對這些戰俘供詞的拚接與核實，1855部隊的真麵目越來越清晰了。

731細菌部隊的骨幹都到了1855部隊，石井四郎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在50多年後的今天，崇文區地方誌的工作人員從蛛絲馬跡般雜亂無序的各種資料和線索中，整理出來一份翔實的1855部隊的花名冊。石井四郎的名字赫然出現在了1855部隊的記錄中。

作為侵華日軍中臭名昭著的731細菌部隊的部隊長，他在1855部隊擔任的職務是技術指導。一些重要的職位上都可以看到731部隊業務骨幹的名字，如最開始全權負責1855部隊籌備工作，後來被調回731部隊細菌研究部作部長的菊池以及接任他的西村英二。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就迅速占領了天壇西門的原國民黨中央防疫處，表明當時日軍對這裏預謀已久。這裏原有的生物製品設備和設施能夠用來進行細菌研究。1939年10月，西村英二走馬上任，“北平甲第1855部隊”正式命名，成為日軍在北平、南京、廣州和新加坡組建的四支新的細菌部隊之一。同一時間，石井四郎的細菌部隊遷到哈爾濱平房鎮，改稱731部隊。731部隊的細菌戰劑運輸困難，無法滿足日軍大規模細菌作戰的需要，1855部隊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1855部隊的第一分遣隊強占了協和醫學院，第二分遣隊強占了靜生生物與社會調查所，後分別改稱第一課和第三課，這兩處也成為侵華日軍進行細菌武器研製、人體實驗與解剖的場所。 1995年，侵華日軍投降50周年之際，原1855部隊衛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來到北京，他們到北京天壇神樂署等處指證日軍的犯罪遺址，向中國人民謝罪。伊藤影明親手繪製了一張1855部隊駐地的草圖，日本東京大學講師西野留美子為揭發1855部隊的真相同樣作了大量的工作，她根據伊藤影明的草圖和其他一些老兵的回憶，繪製了更完整更清晰的《原侵華日軍1855部隊總部設施配置圖》。

地方誌的工作人員參照這兩份圖示，與實地進行詳細的對比，指出駐紮在天壇西門南部的1855部隊總部和第二課占地麵積相當大，包括現在的中國醫藥生物製品檢定所、天壇神樂署、北京口腔醫院、北京天壇醫院及部分居民區。在這些地方，他們修建了大批建築，其中包括7棟病房、100多間工作室、70多間小動物室和儲存各種劇毒菌種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庫。如今，地下冷庫和他們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

慘無人道的活人體實驗在這裏不斷地進行，他們被強行地注射細菌病毒，屍體被解剖.

地方誌的工作人員對附近的老居民作了采訪，老人們回憶，1855部隊的營地總是戒備森嚴，門口徹夜有站崗巡邏的士兵和警犬。營地的某些地方常年散發著血粉的腥臭味，直到50年代，下雨的時候，天壇醫院的北側還能聞到。

血粉是用來飼養跳蚤，培植鼠疫菌的原料。大量的戰犯供詞和回憶證實了1855部隊進行的細菌實驗。1943年4月，日本陸軍參謀部商議計劃時，有人報告說：“北支那給水部生產跳蚤100克，(需要)老鼠1000隻，12月末可以生產1000公斤跳蚤，但所需老鼠急待補充供應。”

731細菌部隊曾將實驗對象稱為“模特”。而1855部隊也有自己的特殊暗號，如將老鼠稱為“餅”，將跳蚤稱為“粟”，將用於實驗的活人稱為“猿”。地方誌的工作人員在一張1855部隊實驗對象進出庫表上，發現了關於“猿”的統計。


1944年夏天，1855部隊在豐台中國俘虜收容所連續三天押送過17名俘虜進行人體實驗。為了防止俘虜反抗，日軍為每個人帶上手銬，謊稱送他們去醫院。被押送的俘虜立即被關進牢房裏，似乎已經有所警覺的俘虜拒絕吃任何東西。日軍軍醫強行將細菌病毒注射到他們體內，不到24個小時，17個人全部在劇烈的痛苦中死去，他們的屍體被運到第一課進行解剖。此後，又有兩個中國人手腳被綁著，嘴裏被塞著東西，裝在麻袋裏，用卡車運到實驗場所，進行人體實驗，經過一個星期便死了。


這就是我們現在能夠重新回放一遍的1855部隊人體實驗的情景。

“有了這些霍亂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類殺光。”1943年的北平居民成了罪行的受害者

在掌握了1855部隊的大量材料後，地方誌的工作人員發現了重大的疑點。

1943年7月，1855部隊與日軍第二陸軍醫院的200多名候補下士官進行了半個月預防霍亂及細菌檢驗專門訓練。據參與這次訓練的長田友吉的供述，一天，當他走進第二課霍亂菌培養室，看到室內有一個高2米、長1.5米、寬80厘米的培養器。正在值班的一名軍醫中尉指著培養器聲稱：“這裏麵培養著難以計數的霍亂菌，有了這些霍亂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類殺光。”

這些可以把全世界的人殺死的霍亂菌用在了哪裏？1855部隊的霍亂預防訓練隻是一場常規的業務訓練嗎？還是另有打算？地方誌的工作人員通過當年報紙的報道，找到了答案。

這一年的9月5日，北平的《新民報》開始有了關於北平發生鼠疫流行的消息。據報道，截止到10月底，全北平市共發現霍亂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路倒死亡92人。

當所有關於北平1943年發生霍亂的線索被緊密地聯係起來後，地方誌的工作人員找到了當年的罪魁禍首。

從所查看的史料證實，北平自1939年以來就未曾發生過霍亂傳染病。受日軍操控的北京地區防疫委員會卻在1943年上半年就拋出了一份《霍亂預防實施計劃》，製定了霍亂預防宣傳、人員培訓以及霍亂發生後的檢疫、隔離、消毒、交通限製等一係列措施。5個月後才發生的霍亂，日偽機構難道有未卜先知的本事？資料同樣顯示，在北平發生霍亂的時候，1855部隊參與了魯西地區撒布霍亂菌的行動，西村英二是指揮者之一。顯然，北平的霍亂流行是1855部隊的預謀，他們在北平的井水裏撒布了霍亂菌，用全北平的中國人作他們的細菌實驗。

日本投降的前夕，1855部隊用了一個星期時間將他們的罪證銷毀，部隊下令解散，有的扮成日僑搭登陸艇逃回日本，有的混進其他部隊被遣返回國。

無論怎樣，真相和良心是無法掩蓋的。這次崇文區誌的編修過程中，工作人員花了2年的時間，重新洗印了這段塵封的秘辛。

華北（甲）1855細菌戰部隊
一 隱蔽在北京城內的細菌戰基地

日本的細菌戰部隊是披著“衛生防疫”外衣的特種部隊，它擔負著日軍的防疫給水和對敵使用細菌戰的雙重任務。日本侵略者的華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即北支（甲）1855部隊，是1937年“七七”事變後即著手迅速建立起來的，它是隱蔽在北京城內的一個龐大的細菌戰基地。

日本使用細菌戰蓄謀已久。1918年日本即開始研究細菌戰。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召開東方會議，製訂了吞並中國，進兵南洋，爭霸世界的狂妄計劃。但是，遇到了缺乏五金資源和兵力不足的困難。因此，京都衛戍醫院軍醫大尉石井四郎提出的“隻能依靠細菌戰”的謀略，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賞識和支持。1928年4月，石井四郎被派往歐美等地考察細菌戰問題，先後考察了意大利、德國、法國、蘇聯、美國等25個國家和地區。1930年春，他回國後，聲稱：“各強大國家都在準備進行細菌戰工作，日本若不進行此種準備，那它在將來戰爭時就必然遇會到嚴重的困難。”[①]並提出“帝國應立即在‘無住宅區’建立起實驗中心。”[②]當年即在京都田丁陸軍軍醫學校建立了細菌戰研究室，對外稱“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領導，並研究成功了用於自身防疫的石井式濾水淨化器和大量生產細菌戰劑的石井式細菌培養箱，具有了使用細菌戰的能力。“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陸軍部於1933年批準石井四郎的要求，在我國東北黑龍江省五常縣背蔭河地區建立細菌戰劑工廠、人體試驗室和靶場及監獄等。1936年，日本天皇下達敕令同意將上述細菌戰基地遷往哈爾濱市郊平房鎮並予擴建，同時在長春興建對牲畜和農作物進行細菌戰的研究所，並給予充裕的經費、人才等優越條件。前者對外稱關東軍第731部隊，後者對外稱滿洲第100部隊。到“七七”事變前夕，日軍使用細菌戰已有6年充分準備，石井四郎說：“細菌武器是關東軍手中異常厲害的武器，其效能已在實驗室內及用活人實驗的方法檢查過了。”[③]

“七七”事變後，日本急於征服中國，但是第731部隊的細菌武器尚不能滿足日軍大規模細菌戰的需要。因此，日軍迅速占領了北平（北京）城內天壇公園西門南側的原國民黨中央防疫處，在原有設施和設備的基礎上，立即籌建第二個細菌戰基地——“華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隸屬於剛剛成立的日本陸軍參謀部第九技術研究所（登戶研究所）和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部直轄之下，並由石井四郎擔任技術指導。據《井本日記》記載，“14年（1939年）秋，耗資21萬日元，置辦細菌武器的研究設施等，現已完成九成。”[④]這支細菌戰部隊的部隊長，初為黑江，繼為菊池。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華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改名為“北支‘甲’第1855部隊”，對外稱第151兵站醫院，又稱西村部隊。其本部下設三個分遣隊，後來改為課，定員1500人。據北京市崇文區地方誌辦公室的實地考察，其本部和第二課占地麵積相當大，包括現在的中國醫藥生物製品檢定所、天壇神樂署、北京口腔醫院、北京天壇醫院及部分居民區。當時，日軍建築了大批房屋，其中包括7棟病房、100多間工作室、70多間小動物室和儲存各種劇毒菌種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庫。這裏成為日軍大量生產細菌戰劑的場所。如今，地下冷庫和他們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⑤]。日軍還於1939年前後製定了“接管”北平協和醫院[⑥]和中國靜生生物與社會調查所[⑦]的計劃，並於1941年12月9日，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第一分遣隊（第一課）強占了北平協和醫院，第二分遣隊（第三課）強占了中國靜生生物與社會調查所。

北支（甲）第1855部隊在北平城內建立其本部的同時，在天津、塘沽、張家口、保定、石家莊、太原、大同、運城、濟南、青島、鄭州、新鄉、開封、包頭、徐州、碓山等16個城市先後建立了辦事處、支部或分遣隊。並在野戰各師團配屬了“防疫給水班”。此外，日本關東軍第731部隊還在承德、赤峰等城市設立了支部。石井四郎說：“1938年7月成立了18個師團的防疫給水部隊，在戰場上的各師團中進行活動。隨著日本軍隊活動範圍的擴大，又補充設立了機動性部隊。”[⑧]

與關東軍第731細菌戰部隊相比較，駐華北的北支（甲）第1855細菌戰部隊將本部隱蔽在北京城內，利用原有設施和設備加以改建，建立如此之快，擴展如此之廣，表明了侵華日軍在華北建立細菌戰部隊早有預謀和急於大規模使用細菌戰的狂妄企圖。

二 華北（甲）1855部隊北京本部

日軍在華北的北支（甲）第1855細菌戰部隊，包括本部及其管下的防疫給水分部（支部）、辦事處，以及配屬師團的防疫給水班，形成了遍布華北各地的細菌戰部隊體係。

根據曾在1855細菌戰部隊第三課工作多年的伊藤影明來北京時的指正核實、北京市崇文區地方誌辦公室的實地考證，駐華北的北支（甲）1855細菌戰部隊的本部所在地，是設在今北京市天壇公園西南角的神樂署內。神樂署原為皇家祭天樂舞生演習禮樂的地方，占地15畝，建築規模宏大，包括正殿凝祈殿和後殿顯佑殿和四周一圈回廊[⑨]。其本部的任務是，一方麵要負責日軍的防疫給水，一方麵要研究和生產細菌武器，同時要統轄和領導分部及辦事處的細菌戰業務。其本部也叫總務部，下設第一課、第二課、第三課，此外有給水科及鑿開班。

總務部，部長告見享中佐，下設四個科：庶務科，統轄本部各科，負責經營，傳達指示及同上下左右的聯係；經理科，負責製定預算，分配和自理經費，調配物資，發放工資、給養等業務；材料科，負責關於當地資源的藥理研究，保證並提供作戰、防疫以及研究所需之各種衛生材料等；計劃科，製定有關華北作戰的防疫、給水及細菌製造等業務計劃。

第一課，衛生檢驗課，實際上是研究細菌（生物）戰劑的專門機構。初建時設在天壇中央防疫處生物製品所內，由小森源一少佐任課長，下設細菌檢查及培養、血清學檢驗、防疫給水、理化檢驗、昆蟲、結核病、病理解剖等七個室。1941年12月第一課遷入北平協和醫學院後，血清學檢驗室和防疫給水室分別搬進“A”字樓和“B”字樓，病理解剖室、細菌檢驗及培養室、昆蟲室、結核病室、生理和化學實驗室搬進“I”字樓，並在此專設病毒戰劑研究室。這裏有日本工作人員30餘名，均住在“C”字樓；還有中國工人二三十名。與此同時，該院內的協和醫院也改名為北平陸軍醫院東城分院。可見，日軍防疫給水部與陸軍醫院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

戰俘中村三郎[⑩]（1954年8月21日）供詞：

1944年1月，我在太原防疫給水部受過防疫給水訓練，同年2月至3月在北京陸軍病院東城分院（即第一科）受過細菌、防疫及毒氣的訓練。[11]

衛生部陸世烺（1950年）《關於日軍駐北京細菌部隊情況調查》：

中央防疫處在天壇西南，日寇在那裏建築的房子不少，除去宿舍與病房外，工作室約有100餘間。前天壇防疫處處長湯飛凡說，“我在1945年日寇投降後接管‘北支甲1855部隊所占據的天壇防疫處時，曾詢問有沒有毒性菌種，日本人說隻有斑疹傷寒的菌種，因此隻交出斑疹傷寒的菌種。但本處在今年成立菌種室後，收集全處各部門的菌種時，發現6管隻寫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種。第一號是杉田辛平，第二號是杉田昭子，第三號是杉田奉子，第五號是永排勝子，第六號是杉田佳子，第八號是岩穀文容。6管菌種經過培養試驗以後，發現其中5管是毒性鼠疫杆菌，第八號的毒力可能已經消失。這是證明日寇曾在該處製造細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證據之一。”[12]

中央防疫處（1950年2月16日，防總字第154號）呈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文：

查本處接收日人遺下菌種，前經檢查研究均類鼠疫菌，業已具文報告。茲經繼續研究該項菌苗6管，均為鼠疫菌種，其中5管為有毒性的。茲謹列具清單連同原物照片一並備文呈報，敬祈鑒核，謹呈。

附：清單一紙

天壇防疫處原存接收日人遺下菌種清單：

1、杉田壽平：有毒性鼠疫菌種，毒力為100%。

2、杉田昭子：有毒性鼠疫菌種，毒力為80%。

3、杉田奉子：有毒性鼠疫菌種，毒力為75%。

5、永淵勝子：有毒性鼠疫菌種，毒力為100%。

6、杉田佳子：有毒性鼠疫菌種，毒力為80%。

8、岩穀義宏：無毒性鼠疫菌種。[13]

第二課，細菌生產課，課長平野晟少佐，下設第一細菌生產、第二細菌生產、血清、檢索、培養基等6個室。該課自初建至日本投降一直設在天壇公園西門南側的前中央防疫處生物製品所。該所戰前由著名病毒學家湯非凡教授主持，是我國最大的一所血清、疫苗研製機構。日軍占領後，即利用原有的疫苗生產設備，加以擴建，成為大規模的細菌（生物）戰劑生產機構。

該課細菌（生物）戰劑的生產規模和生產能力是相當可觀的。戰俘長田友吉曾於1943年7月出差到北平天壇華北防疫給水部西村部隊參加細菌檢驗訓練。他在1954年11月1日的筆供中說：1943年7月，以衛生兵長身份參加了河北省北京西華北衛生部侯補下士官教育隊受訓，同時受訓的約有200人。“當時，西村防疫給水部設有細菌試驗室，約有10個房間，其中有細菌培養室、滅菌室、顯微鏡檢查室和材料室等。一天，我和幾名同事進入了霍亂菌培養室。室內有一個高2米、長1.5米、寬80厘米的大滅菌器，其中裝著5個高30厘、長50厘米、寬30厘米的鋁製霍亂菌培養器。這時，正在細菌室值班的某軍醫中尉指著培養器向我們解釋說：‘這裏麵培養著難以計數的霍亂菌，有了這些霍亂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類殺光。’這一事實足以證明日本帝國主義在全中國的領土上培養散布細菌，大量屠殺中國人民的嚴重罪行。”[14

三 華北（甲）1855部隊各地支部

如前所述日軍為便於就近生產和使用細菌武器，在華北16個城市設立了細菌戰分部（支部）和辦事處及分遣隊。據昭和19年（1944年）9月30日製成的《北支那防疫給水部編成表》，記錄了13個分部（支部）和辦事處的負責人：

天津辦事處，軍醫大尉立石五郎。

塘沽辦事處，軍醫大尉黑川正治。

石門（石家莊）辦事處，軍醫少佐田山吉政。

濟南分部，軍醫大尉大玄洞。

太原分部，軍醫少佐近藤吉雄。

張家口分部，軍醫大尉川鍋裏吉管。

青島辦事處，軍醫中尉鈴木武夫。

運城辦事處，軍醫大尉鬆尾梅雄。

鄭州分部，軍醫少佐上村秀勝。

開封辦事處，軍醫大尉廣瀨一郎。

新鄉辦事處，軍醫中尉瀨戶豐。

碓山分遣隊，軍醫少尉田村節彥。[19]

太原分部（支部）和濟南分部（支部）均建立於1938年，是華北防疫給水細菌戰部隊中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分部。

太原防疫給水細菌戰分部，建立於1938年5月間，地址在太原市西羊市街12號，稱為“太原防疫給水部”[20]。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潞安日陸軍醫院與太原防疫給水細菌戰分部合並。內部設有防疫給水細菌戰教育室、細菌檢查室、細菌培養室、解剖室、特殊實驗室、消毒所等部門。太原防疫給水細菌戰分部部長，前期為軍醫少佐近藤，後期為軍醫少佐橋本。其他主要成員有：庶務室，科長衛生大尉福井，衛生少尉近藤安作；珍療室，科長軍醫大尉笠，軍醫大尉野口龍雄、內田、波川；藥劑中尉武居；衛生準尉宮川奎海。此外，有下士官16名左右，兵40餘名，軍屬10餘名。它雖然不隸屬日本華北方麵軍第一軍，但事實上接受第一軍軍醫部長的指令。石井四郎曾於1942年8月至1944年初擔任華北日軍駐山西省第一軍軍醫部長，直接指揮太原防疫給水分部的細菌戰活動。據湯淺謙（1953年1月31日）筆供: 太原防疫給水部屬於北京防疫給水部並受其命令，但事實上曾經接受第一軍軍醫部長的指示。在石井四郎來太原後，我聽說曾接受石井的命令，實驗過凍傷及研究霍亂。太原防疫給水部往運城派出一個防疫給水班，在運城兵團作戰時共同前進，擔當防疫及給水任務。我直接參加1945年5月河南省北部岔道口、官道口的作戰，運城防疫給水班前進到俠縣南方北曲村，給各隊給水。聽說太原防疫給水部也於1944年河南作戰時，和第一軍司令部到河南澠池、會嶺鎮、陝縣等地。[21]

濟南防疫給水細菌戰分部（支部），地址在濟南市經六路大緯六路，1942年遷至經六路緯九路，對外稱“北支那防疫給水部濟南派遣支部”，又稱“日本陸軍防疫處”，又名“第1875部隊”，是華北防疫給水細菌戰部隊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分部。它直屬華北防疫給水部本部統轄，又配屬華北日軍第2軍作戰，1938年11月第11軍接防後即配屬該軍作戰。據竹內豐（1953年2月2日）筆供，濟南防疫給水支部組織係統有：庶務班 負責支部之統轄、經營、聯絡等業務。衛生材料班 負責配備、供應各班所需器械、藥品及消耗品等。計劃班 負責根據軍作戰要求，製定支部計劃等業務。衛生研究班 負責理化學實驗以及當地衛生學方麵和各項研究和有關毒氣的業務。給水鑿井班 負責野戰及駐地之檢水、飲用水滅菌、用水消毒及給水等業務，以及開鑿野戰用井及戰鬥部隊給水業務。防疫班 負責細菌檢索、消毒、預防接種以及其他預防瘟疫等業務。生菌製造班 負責研究製造細菌戰用的各種瘟疫生菌。經理班 負責籌集支部所需物資，並負責工資、給養等業務。[22]

濟南市人民檢查署於1954年5月24日呈報的調查報告，揭露了濟南支部研製細菌武器和活人實驗的罪行：

該部組織機構及人員情況，據查悉計有：

負責人有3個：第一任是柳田大佐，第二任是金子（金久保，1940年時）少佐，第三任是大森上尉（隊長，至日本投降）。

組織機構及人數：

1、庶務室：管理經濟開支，主任是鈴木中尉，該室有五六人。

2、經理室：主任是吉村少尉，該室工作人員3名。

3、準備室：主任日人，中尉級，姓名不詳，該室有3人工作。

4、理化研究室：主任渡邊鼎中尉，工作人員3名。

5、滅菌室：主任岩賴中尉。

6、細菌試驗室：主任是岩賴，內分三個作業室。第一作業室，培養大便、小便、痰，抽血檢查一般細菌；第二作業室，組織切片；第三作業室，動物解剖，顯微鏡檢查。該室工作人員八九人。

7、防疫隊：隊長姓名不詳，任務是給中國人注射防疫針，有時配合陸軍醫院及警備隊赴外縣工作，該部共有日人百名，中國人有二三十人名。

經查該部罪行：

1、據閻鏗文、張森及李鴻慶等人供稱：日本北支那濟南防疫給水部（即柳田部隊），先部隊長是柳田少校，地址設在濟南市經六路大緯六路，內設六七個作業室，專門研究細菌。傷寒（日文吉福斯）、霍亂（苛裏拉）、赤痢（塞哥德）病菌及副傷寒。並記得由北京來將校人員三次參觀，說是北京防疫總部派來的，後在隊長室坐不久即走了。後把藥箱三五箱不定，移到汽車上運至車站送北京。但裝的什麽東西不知道。

2、在細菌第一作業室內設有顯微鏡、孵卵器兩個、電氣離心器兩個、電器油燈架一個，是培養大小便、痰用的。第二作業室，組織切片機一套，動物實驗器一套。第三作業室有孵卵器兩個，顯微鏡兩個。滅菌室有幹燥滅菌器一個、菌鍋一個、壓氣消毒器一個、鎦鍋一個。動物室飼養兔、鼠、荷蘭豬、羊、牛等，是供解剖室抽血之用。

3、民國三十年（1941年），日本人在濟南由領事館下令，所有日人一律打防疫針，吃水統由防疫給水部檢查後由日本部隊供給。然後不久，在濟南市車站、王官莊、東昌等地發生過霍亂大流行。據說，日本人在泰安招來很多苦工，每天5角錢，吃的很好，每日打針，然後派到別處，其中有一人留在小屋內解剖了。同時，有一次他們把緯八路一些妓女帶去進行抽血化驗。關於他們生產的細菌，以後都向外空運。他們用人試驗是在山東省立醫院（陸軍醫院）。據張森講，有一次用人試驗過，當時天氣很熱，是在六七月間，將菌注射到身體內部後，進行解剖（具體情況不詳）。據公安局了解，防疫給水部內大部分是日本人和朝鮮人，中國人很少，工作很機密，不準外人知道。主要的工作是試驗細菌，白天工作很少，夜間工作忙，每天晚上使小臥車往裏拉人，都是從新華院日本特務機關要來的。[23]

四 配屬師團的防疫給水班

日軍在華北1855防疫給水——細菌戰部隊，為野戰之需要，在野戰師團配屬了防疫給水——細菌戰班，其人數不等，少則10餘人，多時達三四十人。駐山東第43軍第59師團防疫給水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該師團防疫給水班是於1942年4月8日第59師團編成的同時，作為軍事密秘而密令編成的。從1943年1月起擴張了防疫給水班的業務。1943年9月師團長細川忠康命令防疫給水班實行霍亂細菌戰。1945年4月13日，師團長藤田茂中將再次密令防疫給水班準備細菌戰。設有：製備培養器室、培養細菌室、檢索細菌室、小鼠室、檢查水質室、整備培養器材料室等部門。按編製，設有班長1人（軍醫軍官），下士官2人，衛生兵8人，應有11人。但實際上，有班長1人，附軍醫軍官1人，下士官2人，衛生兵25名到30名。其細菌戰劑生產能力，在1942年12月至1944年4月，小鼠室有老鼠15隻，培養細菌室一回可能培養300件細菌；在1944年4月至1945年7月，培養細菌室孵卵器增為2個，每天可以培養500件細菌，最大一天可以培養800件細菌。1942年12月1日到1945年7月，共培養細菌128次，培養細菌共80玻璃管，霍亂菌30管，結核菌10管，赤痢菌10管，傷寒菌10管，副傷寒A10管，副傷寒B10管，另外又培養兩次腦膜炎5管，流行時疹菌5管。霍亂菌每玻璃管容納1CC到2CC，其細菌殺傷力達100名左右。

在1942年12月1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期間，一直在第59師團防疫給水任檢查助手、書記等職務的下士官林茂美，1954年7月8日寫了如下證言：

第59師團防疫給水班預防、防止師團內的傳染病，且擔任防疫給水。實質上，實行過師團內給水的事實完全沒有，稱謂師團的檢便、檢查，普遍地與培養生菌有關，是準備細菌戰的特殊機關。當時師團長曾下過命令，不讓暴露防疫給水班名稱，公開對外的叫“2350部隊”岡田大隊。

根據林茂美筆供，第59師團防疫給水班組織係統：

在泰安（1942年12月1日至1944年4月）：

班長 中尉岡田春樹；附班長 少尉大久保昇（軍醫部兼職）。

事務 曹長下士官林茂美；軍曹下士官小池。吉沢上等兵以下2名。

約室 軍曹下士官小池。岡田上等兵。

檢查水質 曹長林茂美；軍曹小池。渡邊兵長以下2名。

細菌室 曹長林茂美。加藤兵長以下12名。

培養室 曹長林茂美。岡村兵長以下8名。

在濟南市太馬二路（1944年4月至1945年7月）：

業務區分差不多和泰安防疫給水班一樣。人員最少是20名，最高是25名，從事培養細菌的。1945年2月左右，編成特別警備隊後，防疫給水班衛生兵複歸到原隊。1945年3月，叫濟南中學校五年級學生（日本人）10名替代防疫給水班衛生兵服務。對他們教育1個月後，在防疫給水班雇用了3個月。[24]

潞安日陸軍病院與潞安日軍36師團野戰防疫給水班及太原防疫給水分部有著密切的業務聯係，不僅供給它們從患者身上采集和培養的霍亂、傷寒等強力菌株，而且直接培養細菌作戰的“衛生”人員。據湯淺謙1955年8月31日的口供，他於1942年5月和1943年5月，在潞安陸軍病院受院長之命，為了培養衛生兵和細菌戰的衛生兵的目的，先後訓練衛生兵兩批，計410人，並親自講授了散布細菌的方法。他說：“我所講的是用生理食鹽水將試管中之細菌溶解後倒在井中、水池內、河裏。我親用試管並通過假設在井中撒布細菌的方法來教育衛生兵，並進行了往水菜類內的注射細菌法和細菌彈的空投法，又說明了凡是成熟的食物，如饅頭類均能放入細菌進行撒布。如果沒有成熟的食物，如白麵、大米等類，就不能放入細菌撒布，因為此類食物尚須經過成熟的過程，就等於消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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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成周、廖應昌：《侵華日軍細菌戰紀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0頁。

[②] 沙東迅：《侵華日軍在粵進行細菌戰之研究》，《日軍侵華暴行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新華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6頁。

[③] 轉引自郭成周、廖應昌：《侵華日軍細菌戰紀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5頁。

[④] 西野留美子：《北京甲1855部隊的驗證》，轉引自郭成周、廖應昌：《侵華細菌戰紀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3頁。

[⑤] 參見2001年1月18日《北京晚報》：《揭開侵華日軍細菌部隊之謎》。

[⑥] 據《井本日記》記載，第1855部隊“14年（1939年）秋，……正在樹立接管洛克菲勒的計劃”。“洛克菲勒”，指北平協和醫院。參見西野留美子：《北京甲1855部隊的驗證》，轉引自郭成周、廖應昌：《侵華細菌戰紀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3頁。

[⑦] 據夏綽琨所見，日軍在強占中國靜生生物與社會調查所“事前一年或有二年中，該隊長篠田統就時常前來參觀”。中央檔案館等合編：《細菌戰與毒氣戰》，中華書局，1989年9月版，第201頁。

[⑧] 轉引自郭成周、廖應昌：《侵華日軍細菌戰紀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5頁。

[⑨] 張開濟：《惜哉！神樂署》，載《北京晚報》1991年7月7日。

[⑩] 中村三郎，細菌戰犯，華名鍾兆民，日本國秋田市人，1943年9月畢業於日本東京都帝國大學醫科1944年1月起任侵華日軍駐山西省太原市陸軍第一軍司令部軍醫中尉，同年2月赴北京陸軍病院東城分院受北支那方麵軍新任軍醫集中訓練，同年4月3日調任山西寧武縣獨立混成第三旅團第七大隊軍醫中尉，同月下旬移駐五寨縣即出發到河南作戰一個多月，11月又移駐寧武縣，1945年8月15日升任大尉軍醫。

[11] 中央檔案館等合編：《細菌戰與毒氣戰》，中華書局，1989年9月版，第194~195頁。

[12] 中央檔案館等合編：《細菌戰與毒氣戰》，中華書局，1989年9月版，第206頁。

[13] 中央檔案館等合編：《細菌戰與毒氣戰》，中華書局，1989年9月版，第207頁。此處姓名與衛生部陸世烺所列姓名略有不同，原文如此。

[14] 中央檔案館等合編：《細菌戰與毒氣戰》，中華書局，1989年9月版，第193頁。

[15] 中央檔案館等合編：《細菌戰與毒氣戰》，中華書局，1989年9月版，第195頁。

[16] 中央檔案館等合編：《細菌戰與毒氣戰》，中華書局，1989年9月版，第206~207頁。

[17] 《人民日報》1950年2月21日。

[18] 中央檔案館等合編：《細菌戰與毒氣戰》，中華書局，1989年9月版，第205頁。

[19] 西野留美子：《北京甲1855部隊的驗證》，轉引自郭成周、廖應昌：《侵華日軍細菌戰紀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34頁。

[20] 此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21] 此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22] 此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23] 此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24] 此原件存中央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