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老委員長萬裏呼籲民主的一次談話（ZT）

建國都60年了，我們國家的哪些東西沒有變？為什麽沒有變？會不會變？

一個國家讓一個政黨領導60年了，也不算短的時間了，這60年到底應該怎麽來概括、怎麽來總結，我們黨有責任向老百姓說清楚講明白。建國60年了，我們這個國家沒有變的東西還有很多很多。

最基本的事實是，這個國家還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事實誰都明白，但這個事實的背後是什麽呢？比如說，我們黨有7千多萬黨員，是一個最大的黨，而這個黨至今還沒有在社團管理部門登記過。這個事實背後又是什麽呢？就是我們國家還沒有一部“政黨法”，60年了，還是空白，沒有變，我們國家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製度。“國家還是黨的國家”，而不是“黨是國家的黨”。60年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個概念沒有變。

再看看，數百萬軍隊還叫解放軍，沒有變，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武裝力量。軍隊的最高領導人還是黨的最高領導人。60年了，這一點也沒有變。即便在黨內，60年了，也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選舉製度，更不用說在國家範圍內了。經常說到的協商，實際上還是戰爭時期的秘密運作傳統。 我記得建國初期，幾個民主黨派人士給中央寫信，建議把中南海還給老百姓，這個皇家園林最好作為公益文化的紀念物保存下來。80年代初，書記處又接到過類似的建議，還加了一條：黨中央機關應該掛牌辦公，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等，都是執政黨的機關，不是非法的地下機關。這個建議轉了好幾個書記的手裏，最後沒有上會討論。

有些東西應不應該變、可不可以變、能不能夠變。這種“沒有變化”是一種政治優勢嗎？還是一種政治慣性？還是一種政治停滯？都要好好研究，要具體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結論。 我一直就不同意“輝煌50年”、“輝 煌60年”的提法。這不符合事實。大躍進困難時期那三四年，“文革”動亂那十年，總不能說是輝煌的吧。宣傳用的詞，也要講究精準，要符合基本事實。你不把那幾年扣除，老百姓在心裏會扣掉的，曆史學家也會扣除的，普通黨員也會那麽做的。在90年代的那幾年，我說過不止一次，政治宣傳離事實太遠，那叫什麽？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蠻的宣傳。這野蠻宣傳也要治一治。 一個執政黨，一個大國的唯一的執政黨，執政了60年的執政黨，總應該有起碼的反思勇氣吧。這實際上是一種責任，是政黨的責任。這反思，肯定會引出許多不同的看法來，這有什麽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氣氛緊張，搞一些封殺動作，就顯得我們共產黨人太沒有氣度了。

建國都60年了，容忍不同看法的機製還沒有建立起來，這隻能說明，斯大林主義的那一套還在作怪。否則，何至於60年在這方麵還沒有變化呢？從國共第一次合作分裂開始，到1949年我們趕走國民黨，國民黨壓製了我們22年，封殺我們的報刊，捕殺我們的黨員，壓製不同的意見。曆史證明，他們失敗了。我們絕對不能用類似的手段來對待不同意見，對待其他人士。 曆史責任就是一個政治倫理的問題，一個政黨要負責，就要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 我們共產黨人就那麽不堪談政治倫理嗎？我們黨有不少人總是習慣誇耀說現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同時，卻對過去為什麽不做正確的事情連個起碼的交代都沒有。我們這麽一個泱泱大國，一個堂堂大黨，總這樣含混過去，成什麽樣子！用人用錯了，舉薦的人不負責任，考察評價係統也不負責任，協商機製不負責任，紀律檢查委員會也隻管查處，不管用人過程中的失察責任，把人關起來或者槍斃了，就算了結了，還要說查處此人是偉大的成就。這樣，這個國家不就成了沒人負責任的國家了嗎？我們的黨不就成了沒有人負責任的黨了嗎？ 仔細想想，我們黨的那些重大失誤都屬於撞到了南牆上才回頭的。這堵牆是自然規律、國家發展的客觀規律，你違反了規律，就頭破血流了。為什麽會這樣？

60年了，我們國家沒有成長起應該有的社會性力量來與我們共產黨競爭，來提醒、來監督我們黨，那些不同意見統統因為不能反映我們黨的正確就聽也不聽。全權施政，就全權獨擔責任吧，又不是。有位年輕教授對我說，60年了，我們國家還沒有出現完整意義上的選民，我們黨也沒有出現權利完整的黨員，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來容許其他人發揮政治作用的製度，這些是不是您個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為他通過我的孩子轉給我他寫的一篇短文，他說他不為了發表，隻是希望能在黨內流傳，一起討論。文章說的是“黨章”上的那麽多權利為什麽落不到實處，為什麽落不到實處卻又不加修改。從建黨的時候起，我們黨就說自己代表了農工，1949年以後，又說代表了幾萬萬中國人民，到建國60年的現在，還是這麽來講。大家同時還看到，60年了，並沒有嚴肅嚴謹的政治程序 來賦予那種代表權，選舉的、非選舉的，都沒有。 要憑自己的本事來當選，不要老是寄希望於人大代表團中黨組織的幕後作用。靠這種作用選上，臉要紅的.

這不是平等競爭的機製，60年來都是如此，沒有變。依照現在的選舉法，這沒有違法之處，卻是違背政治倫理的，一家政黨掌控了選舉機器，民意要真正表達，就是一件難事了。這是誰都看得見的。 競爭選舉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現在還有人說，在中國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條件不成熟；說中國農民多，素質不高，中國沒有民主傳統，這都是劣勢。可是，當這些劣勢轉變為優勢了，共產黨組織的優勢可能就沒有了，到那時候，就又有理由不開放民主選舉了。這政治倫理上的死結，什麽時候能 徹底解開？60年已經過去了，還要再等幾十年？

建國60年了，應該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上去。這個國家國民的意願到底是什麽？應該通過什麽樣的辦法來表達真正的民意？憑我幾十年的政治閱曆，我敢說，表達民意是一個國家政治製度的“基礎設施”，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標準。我總能收到許多老百姓寫來的信，我就讓秘書挑一些讓我看看，多年來都是這麽做的。去年，接到山東一位農民的信，他問我：你們北京的領導到底知道不知道我們在想什麽、想要什麽？我就想起60年代困難時期，我下到農村，走了兩個月，匯總起來報告給毛主席黨中央一大堆問題，其中就有這個問題。40年過去了，這個問題還是讓老百姓又問出來了。老百姓從我們的廣播電視、報紙上找不到答案，就又問到我們頭上來了。

當然，民意本身是很複雜的，有各種各樣的人，就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這很正常。關鍵是，我們黨是不是正視了民意，又在用什麽樣的製度來保證民意能獲得充分的、真實的表達。現在老百姓想參與更多的社會政治事務，想要有更多的權利，更多的發展機會。這些為什麽不讓公開講？這不讓講的責任，又由誰來負？60年了，我們是不是應該說，在民意處理上的失誤，是我們共產黨最大的失誤，這是要寫進史書的。90年代初那幾年，有不少簽名信、萬言書、公開信，我說過多少次，不要大驚小怪，不要亂查封殺，人家有話說，就讓他說出來，有什麽忍受不了的。我的話就是沒有人聽。一位管思想宣傳的領導跑到我那裏說，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說守土有責，我是管這個的，不管就是失責。你看看，這就是他的責任觀念，就是不對民意負責。 讓我特別痛心的是，有許多人還把對民意的引導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挾持民意為“人質”，來抵製對改革的正當要求，抵製對一些錯誤決策的修正。這造成很嚴重的後果，更是違反政治倫理的。

60年了，許多應該變而且可以變的東西，在這樣的邏輯下，就變成了不能變、不可變的東西，要樹立起基本的政治倫理，還有許多障礙要克服。 第一條，60年了，我們黨把國家的治亂係於一身，過去那麽多年的折騰，沒有不起因於我們黨自身的折騰的。我們黨的折騰殃及了國家，殃及了老百姓。這麽多年了，我們告訴老百姓說，這個國家沒有共產黨的話，就會大亂的，老百姓真是怕折騰怕到極點了，他們對穩定的盼望，就成了我們黨再單獨執政下去的“民意”，這一循環什麽時候能夠打破呢？ 第二條，讓老百姓認清曆史、認清現實，就是要認清一些基本事實。60年來，我們說得最多的一段話是“幾千萬革命先烈換來了紅色江山”。這是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為了新中國，死了數千萬人，這是基本事實。還有一個事實是，他們是為什麽犧牲的？他們前仆後繼，為的是當時我們共產黨設立的目標和理想。現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時共產黨設立了什麽具體目標？我知道，90年時，出過一本書，書名叫《曆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承諾》，很快被查封了。我讓秘書找了一本來看看，用了一個周末的兩天，全部看完了。我還找了一些專門研究那段曆史的專家來問了情況。他們告訴我，這本書裏收集的，全部是我們黨在30，40年代公開發表的社論、評論、聲明，沒有一份是偽造的。當時，我們黨向全中國人民做了承諾，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那時，國民黨不搞民主，不給自由，才有共產黨肩負那些承諾來。這些承諾的確吸引了無數誌士仁人。那些犧牲的人就屬於這部分人。那些承諾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許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修改掉了。我看到過一份文獻研究室送來的原稿與修改稿，當時讓我心裏震動很大。這麽個修改法，那幾千萬人不是白白犧牲了嗎？那是白紙黑字，確實推翻了當年我們黨的承諾。說輕了，是不尊重曆史，本質上，就是違反政治倫理. 曆史總會把真相還給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總要知道的。

我們黨執政60年了，社會團體對國家政治生活既表達不了獨立的看法，又參與不了實際政治過程，又監督不了執政黨，人微言輕，這種“三不”狀態總不能這樣延續下去吧，不能總是一成不變地講話如儀、視察如儀、批示如儀吧。要多想想執政黨對國家、對老百姓、對曆史應該承擔的曆史責任。 我這麽老了，說了這麽多。有些年輕人會罵我，在位的時候怎麽不說，怎麽不做！這種責罵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觀環境、客觀因素來推卸自己應該承擔的那部分曆史責任。說了那麽多政治倫理，我本人就要好好養成那種政治倫理。1980年起草《決議》的時候，小平同誌說，他最有資格來評價毛主席的政治品質。可他卻認為，這種評價應該讓後人去做。這麽一來，難題就留下了。如果後人既沒有小平同誌那種資格，又不講基本的政治倫理，這事情又要賴給後後人了。總要有人出來講話的，我算是其中的一個吧。

【注】上麵是一位朋友傳來的人大老委員長萬裏的一次談話，我作了些精簡，未添一字。中國的民主改革，真到了一個曆史的關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