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晚茶亭
夕陽在山，清茶在手，正是一天最好的時候。。。
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百廢待興，在北京香山飯店，幾位退休老頭忽然被召集，趕著編注《古代散文選》第3冊，他們是隋樹森、王泗原，還有張中行，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編輯。人教社向來藏龍臥虎，相比較而言，張中行學問稍嫩資格還淺，年紀略小拿錢也少。他是老頭子中的年輕人，順其自然地成了這書的實際負責人。
說起學習古文，我經常翻閱的不是《古文觀止》，是人教社出版的這套書。一共三本，據說是編給中學老師看的，經常翻閱，所以也順帶知道了張中行。所謂知道，是知道個名字，與呂叔湘和王泗原相比，家裏人很少提及，偶爾會聽到一兩句，如果不是後來成了暢銷書作家，成了北大赫赫有名的“未名四老”，他也就是一個有點能耐的退休老編輯。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偶然讀到了《負暄瑣話》，隨手一翻，竟然不想丟下，於是就把張中行送的那本書據為己有。那時候，知道他的人很少，漸漸地小圈子裏開始議論，說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不錯的散文集，作者就是《青春之歌》中的餘永澤。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青春之歌》是個可以用來定位的坐標，一說起餘永澤，都忍不住會心一笑。那年頭，這位楊沫小說中的人物家喻戶曉，自然要比張中行的名氣大得多。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張中行晚年的行情之好，讓所有熟悉的人目瞪口呆。他的著作開始占據各種排行榜，男女粉絲眾多，文化人都以讀他的書為時髦。盡管和北京大學沒什麽關係，隻是在這學校讀過書，後來作為家屬在燕園長期居住，他卻成了北大的標誌性人物。也不過十多年時間，張中行真正地火了。
“文革”後期，張解職還鄉，孤身回到河北香河老家。有一次來北京看妻女，住西郊的北大公寓，其實就是女兒的宿舍，忽然想到要去八條看祖父，興衝衝進城，恰巧祖父出門，沒見到，就留下一張紙條。祖父回來看到留言，立刻去信表達未能相見的惋惜，同時為他的不幸遭遇感傷。祖父誤以為住的公寓是客舍，想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年，老來卻無家可歸，淪為住旅店，不由得忿忿不平。
除了晚年無限風光，張中行一生確實有很多不如意。如果沒有最後的十多年，我們大概根本不會去說他的故事。我始終沒有弄明白，為什麽在同一代人中間，張的薪水會一直那麽低，從1951年直到改革開放後的九十年代，工資竟然從未變過，退休前是125.5元，退休後打七折，隻剩下94元，還不夠一張大票子。當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能拿到一百多塊錢，工資也不算低，早已超過了勞動人民的標準，不過錢的多少總是相比較。老一輩人的開銷與現代人不一樣，一個人工資要養一大家，張中行太太是家庭婦女沒有收入，有一個嶽母和4個女兒，這點錢自然不夠用了，因此讀張的文章，會發現“傷哉貧也”經常在字裏行間遊走。
張中行被解職還鄉，其中牽涉的話題很多，個中原因三言兩語說不清楚，反正好事沒挨著，倒黴都讓他給碰上。他本不是個會據理力爭的人，隻能逆來順受，老老實實服從命運安排。
張中行在淒涼中告別了妻女，一個人回到了鄉下，伶仃孤苦地住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裏，一住很多年，冬天沒有暖氣，房間裏是零下3℃，夏天酷熱，室內氣溫已高達33℃。這也不是隨便亂說，他帶著一個可以算作古董的老式溫度計，千真萬確地記錄在案，都寫在了日記上，並不是後來的回憶。
最慘痛的記憶還是沒有北京戶口，今天這都不是問題，當年卻是頭等大事。張中行成了閑雜人員，去首都探望妻女，必定遭受幾番羞辱。首先要鄉間的大隊開路條，證明他不是壞人，這路條開與不開也沒個準，要看有權者高興不高興。有了路條才能在北京報臨時戶口，最多3個月，到日子還得續，能不能續又得看當權者的情緒。百無一用是書生，書生碰到有權的，秀才遇到兵。張中行如果瀟灑，有點玩世不恭，就不會受這個罪。那年頭賴在城裏不走，不走也就不走了，未必真會押送下鄉。如果豁出去，好日子過一天是一天，當時的退職金是五千多塊，一筆不小的數字，足夠快活好幾年，索性像農村的二流子敗家子，有錢就用有酒就喝，等錢花完，正好可以回北京。
當然張中行做不到這些，他順從慣了，習慣了夾尾巴做人，既不會挺直了腰杆說不，又一定是有錢也舍不得花，畢竟已沒有別的生活來源。這錢必須留著養老，今日有酒今日醉，顯然不是他的人生態度。在鄉間的這幾年，他老人家退而不休，度日如年，雖然不至於再去做重體力的農活，但是背糞筐撿個糞，軋場時牽牽毛驢，這些農事還得敷衍。多少年來，我一直會忍不住想到張中行的這段經曆，過去常說作家要去體驗生活，這個說起來大約也可以算標準的體驗了。
退職還鄉的張中行百無聊賴，隻能依靠三件事來打發時光。一是寫毛筆字，用舊報紙抄碑臨帖，雖然有些舊底子，最終也沒成為書法家。二是讀書，所讀之物無非是一些常見古文。三是寫作，除了小說什麽都寫，反正不為了發表，想寫什麽就寫什麽。結果幸虧了這個第三，當時隨便寫寫，卻把埋藏在深處的寫作熱情給挖掘出來，本來打口井取點水喝，沒想到一下子冒出了豐富的石油。
有人把張中行與張愛玲的遭遇進行比較，這兩個人都是作家中的極端。一個少年成大名，25歲之前，差不多把一生該寫的好文章都寫了。一個是文壇老旋風，快到80歲才突然成功。
大家都知道張愛玲的“成名要趁早”，而張中行顯然也不是故意捱到80歲才張牙舞爪，事實上，他一生都在偷偷寫作，隻要有機會就賊心不死。上世紀50年代寫過，60年代也寫過，可是真正能暢所欲言，真正百無禁忌，則是在“文革”後期。據張中行回憶，他的《順生論》和《負暄瑣話》中的一些文字，就寫於這個特殊時期。
這也充分說明了新時期文學已開始萌芽，張中行是個例子，後來風行一時的朦朧詩，寫作年份基本上也差不多，都是在“文革”後期。新時期文學的大趨勢中，張中行走紅有個十分明顯的慢熱過程，比朦朧詩晚，比傷痕小說更晚。他的成功也印證了一個最淺顯道理，文章首先得寫出來，寫總比不寫好，好文章隻要寫出來，遲早都會有人看，是金子自然會閃光。
當然，作為張中行的讀者，我更喜歡他未成大名時的文字，喜歡那種不為大眾所理解的淡定和從容。他的功力顯然要比年輕一些的汪曾祺更好。與上世紀50年代的右派作家相比，汪曾祺明顯高出一籌，與張中行較量就有差距。隻是相差了幾歲，情況就會完全改變，一方麵，青出於藍勝於藍，後生可畏；另一方麵，庾信文章老更成，生薑畢竟老的辣。（此文作者葉兆言，原載揚子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