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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貴州生活過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我學會了說貴州話,學會了吃辣椒,我做了丈夫,成了父親,取得了學位,當上了講師副教授,然而我的心一天也沒有安頓過。我幾乎從入貴州的第一天起,就萌生了跳出貴州的念頭。這念頭如同一個強迫性精神病人驅之不去的欲念,在風晨雨夕,在佳節良宵,一直在我的心頭呼喊。
十五年後,我果然跳出了貴州,而且跳得那麽遠,跳到了千裏萬裏之外,成了個旅居海外的華人。當貴州已變得那麽遙遠,變得如同雲層氣圈外的另一個星球時,我卻思念起貴州來,深深地思念著。
我思念的不是那帶雨的桐花,不是那山間的螢火,不是秋日清洌的泉水,不是冬夜殷紅的火盆,不是漢家老人噴吐的草煙,不是布依姑娘搖曳的耳環。我思念的是人,是那份日久彌珍的人的感情。
記得我離開貴州小縣城那天,汽車馬上就要開了,突然跑來一個人,手裏提著一隻雞,他說:“你要走了,我窮,實在沒什麽好送你,家裏這隻雞,你千萬收下,我們難得好了一場!”他,就是我的同事小周。一位隻讀過衛校的貧家子弟。我們一起被派到湘黔鐵路工地當醫生,同睡在一個工棚裏,一起喝南瓜湯,一起深夜出診,一起采草藥。我回上海探親,他幫我挑行李,送我到汽車站。有一次進深山采七葉一枝花,我在大樹林裏迷了路,昏倒在山上,是他踏遍青山找到我,把我背下山。他家貧娶不起媳婦,我命騫壯誌難酬。在月下,在火盆邊,兩個文化差異甚遠的人,互相傾吐了多少憂愁。
我忘不了衛士局裏那位二十年不得晉升的科員,一個老實正直的複員軍人。他文化不高卻尊重知識,當衛生局辦公室裏大大小小的幹部都把我們看成臭老九的時候,他是唯一稱我們為“醫生”的人。後來我得了肝炎,臉黃得如貴州的柚子,而當時的領導卻要我下到連公路都不通的四十裏外的山村。我和我妻子一時去不了,被扣了工資。領導板臉,上下都不敢和我們答話,隻有他敢於悄悄來看我們。他不擅言談,還有點結巴。但他坐在那破舊的藤椅上,和我們共一盞油燈,縱不語,我們也感到他深沉的同情和關切。我離別縣城的最後一餐是在他家吃的。我考取了研究生,要永遠離開那兒了,我從未見他那麽高興,忙裏忙外包餃子,還特地買了個大西瓜請我,真把我當成他的兒女一樣。
我也忘不了後來我在醫學院工作時的那位老院長。我鬧著要調動,不想把自己一生植根在這二流城市的二流醫院裏。他幾次都不放我走.然而,我卻不生他的氣,因為他知道我的價值,他信任我,待我如朋友。後來他出國看他的女兒,還專程趕到我這小城來看我。到了上海,還專程去看望我年老的父親。我也忘不了我教過的學生,他們在課堂上閃爍的明亮的眼睛,他們在文革撥亂反正後那種強烈的求知欲。現在他們有些已當了教授,當了院長,還和我聯係。多少年了還記得我,這份感情令我慚愧,也給我溫暖,使我忘卻了一切曾經遭到的不公正和不愉快,而思念起貴州來。
離開貴州後,曾回去過一次。有人感到驚訝,問我,你千裏迢迢趕到貴州來為了什麽?我想,為的就是這一份思念。
我去年回西南,朋友(當地大人物,新華社分社頭頭)請我在很豪華的餐館吃飯,非要我也點一個菜不可。我小聲咕隆一聲:“折耳根。”一桌人都忍不住笑了出來。你看,心相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