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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我在貴州一個貧瘠的縣城的一個區級醫院當醫生。那醫院座落在山頂上的一塊平地上。這塊平地實在難得，走遍全區找不到第二處。所以非但醫院，所有區機關的辦事處都擠在這塊彈丸之地上。這兒有食品店，有雜貨店，有書店。但所有店鋪都是一個門麵，一個櫃台，一個營業員。因為平常店裏沒有顧客，店前那唯一的一條街上，也難得有一個人影。有的祗是狗，拖著尾巴，顛顛地嗅過來嗅過去。隻有星期天趕場，四鄉的農民聚在一起，熙熙攘攘，才使這條街如冬眠後複蘇的蛇一樣，顯出一絲生氣。日子，自然是極端的乏味和無聊。
然而那年九月九日，卻是蒼白的生活中一個永遠難忘的日子。那天中午，醫院院長突然來找我，說下午要借用一下我的半導體收音機。因為剛接到縣委的緊急通知,下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有重要新聞廣播, 要組織集體收聽。這個區當時還沒有電，也沒有廣播。全醫院就我有一個半導體收音機。要聽什麽重要新聞廣播，就來找我。 像這種突然要大家集體收聽的重要廣播, 自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來,可謂司空見慣。其內容往往都是偉大領袖的一條《最新指示》。 別看這指示隻有一兩句話，但一句頂一萬句，要全國七億人民在同一時間洗耳恭聽。這“話”一播出, 全國就要歡呼, 要遊行, 要到市委縣委區委去報喜。我當年心中就納悶: 為什麽要我們去向領導報喜, 難道他們還不知道嗎?
這種重要的指示，一般都是早上新聞節目，或晚上新聞聯播時播出。九月九日那天的重要新聞, 卻是在下午播出, 實屬異常。我聽到通知後，突然產生一種預感: 莫非他去世了? 他的病態和呆滯, 通過電視和報紙, 傳遍全國, 是有目共睹的。周恩來走了，朱德也走了。口中喊萬歲是一回事, 心中真正知道遲早要來的, 不就是這一代天驕,溘然長逝的日子嗎?
一聽廣播，果然，他走了，真的走了， 終於走了。
廣播聽完後, 大家我看你，你看我，都不敢說話，好像怕說錯了說出禍事來。以前聽了最新指示, 照例要報喜, 但那天聽了這頭號新聞, 倒也沒人想起該遊行到區委，去向領導報喪。大概上麵還沒布置，院長也沒組織大家討論，大家隻是默默地散開, 仍舊各做各的事。但有一點是無疑的, 那就是在我周圍, 醫生，護士，工務員，誰也沒有哭, 一個也沒有。
雖然沒有人哭, 卻很快就聽到公路對麵區委門前，有人在叫喊。那是區武裝部的部長，一位年輕的複員軍人。他一定得到什麽命令，很快就把區所在地的“地富反壞右”都勒令過來, 聽他聲色俱厲地訓話。聲音那麽洪亮，我們在醫院都聽得見。他要他們規規矩矩, 不得亂說亂動。這批人平日挨訓慣了, 一個個低頭垂手。有個人好像哭了起來, 武裝部長大聲罵道:“不許你哭! 你不配!” 然而配哭的他卻沒有哭。
傍晚時接到區委通知, 說為了防止階級敵人破壞, 晚上全區要通宵輪流值班。我被安排在夜裏二點到四點。和我一起值班的是一位派出所的警察, 和一位工商所的幹部。我們三人在一個廢用的小倉庫裏，燒了一盆炭火。我們一邊圍著烤火，一邊不斷地喝茶提神。貴州高寒，九月的夜裏，已寒氣逼人。在漫長的兩個小時裏，我們三人麵對麵，盡轉彎抹角說些不著邊際的話，來打發黑夜。仍然誰也沒提起，今天我們幹嘛來值班，中國今天到底發生了什麽大事。每隔半小時, 我們就沿著區委門前的大街巡邏一遭。警察提著槍，走在前麵。天下著毛毛細雨, 路上人也沒有, 鬼也沒有, 祗偶爾幾聲犬吠, 增添著夜的淒涼。
值班結束時，雨停了，我向家中走去。天仍黑，但東方已隱隱透出一片白光。我突然張開了手臂，深長地吸了一口淩晨的寒氣，從頭腦到身心，感到一種奇怪的輕鬆。我知道，他走了, 中國要變了。 中國這十幾年荒唐的曆史，等待的不就是這一天嗎？中國，望你變好，你可不要虧待了為你受苦受難的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