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國的腐敗

我看中國的腐敗

據說在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的排名中我國位居第五，略遜色於孟加拉、肯尼亞、巴基斯坦、於尼日利亞，說得上是位居第一團隊，擠進了先進國家行列，稍加努力躍居世界第一也不是沒有希望。那麽中國的腐敗程度到底如何，報紙上說的可信度稍微差點，我說的又沒準給誇大了，恐怕就趙本山說得最得體：到底咋樣？“地球人都知道”！

地球人都知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腐敗事業已遍布各行各業、各層各麵，與各種製約性因素融為一體；本身力量強大，根深葉茂。為了對抗和消化各種消極性因素、尤其是為了消化體製本身的抗體，已經衍化出一種自我複製、不斷延伸擴張的繁衍機能，其結果是聯結成了一張張網絡。這種網絡至今已深深嵌入整個權力體係和社會生活之中，成為每個中國人都無法回避的一種存在。

既然無法回避，於是它就成為一種習俗、一種文化，一種傳統，成為中國人生活中一種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像油鹽醬醋，離開它就“吃嘛嘛不香”了。正因為如此，所以有時候即使傾全社會之力來對付某一腐敗個案，都難免有抓著自己頭發往上提的無從用力之尷尬。

中國腐敗程度如何，說地球人都知道那是誇張，但每個中國人都隻道，卻無虛言。誰都知道，報上公布的、抓到的隻是少數，大部分都是正在進行時。至於腐敗分子到底有多少，至少要用公開數除以5％，就能得到大概的總體規模，為什麽這麽說呢，我有理由。

首先，經過幾十年打磨較量，現在的腐敗分子道行越來越深、經驗越來越豐富、手法越來越老到，作弊所留尾巴越來越少。就算你明知他腐敗嚴重，最後可找到作為定刑依據的證據，往往也少得可憐，凡是查出的案子都有一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就是證明。

其次，沒有哪個腐敗分子靠吃獨食能夠長大。為了腐敗的可持續發展，腐敗分子無一不投下巨資編織關係大網。關係網從編織到維持，都需要利益喂養；因此，腐敗所得，很大一部分都投入了網絡建設。這樣的關係網往往非同小可，牽一發可動全身。一般辦案，為避免株連過甚、波動過大，都會小心不直接掀動這樣的關係網──否則，網外有網、網上有網、網網相連、重重疊疊，一個案子就可癱瘓一個地區、一個部門，直指高層。如此一來，“穩定”又如何保障？政府反腐的目的本就在於防止腐敗過甚傷及穩定，有礙經濟發展，倘真如此，豈非舍本逐末？因此，即使撇開關係網的自我防護功能不談，案件中被披露、被徹查的情節大多數時候也隻會是少數。適可而止、保護大多數，也是無奈之舉。

第三，由同樣的位置、同樣的權力、同樣的處境、同樣的約束力、差不多的人性，如果其中某人沒有任何特殊原因（既非天性惡劣、又非精神異常）就自由“墮落”為腐敗分子，那麽其他人有何理由不“隨其波而逐其流”呢？他們憑什麽抵禦同樣的誘惑、抑製同樣的人性？畢竟有機會再上層樓、從而可能自我克製的畢竟隻是少數。

因此，可以設想，大多數手握權力者都隻是和你我差不多的普通人，大家有著差不多的七情六欲。當誘惑極大、風險極小之時，誰能不試圖“瀟灑走一回”？；一旦嚐過貓膩的鮮味，就再也難以忍受粗茶淡飯，這是普遍的人性。由此可見，中國當前的腐敗已不再是所謂“個別現象”，到底算不算“製度性腐敗”、“體製性腐敗”，我不懂，不敢妄言，我隻敢說中國的腐敗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相關佐證

據文匯報報導，去年被查辦的14名副省部級以上的高官分別是，山西省委原副書記侯伍傑；江蘇省委原組織部部長徐國健 ；四川原副省長李達昌 ；農發行原副行長兼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胡楚壽 ；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 ；黑龍江省原政協主席韓桂芝 ；河南省人大原副主任王有傑 ；中國銀行原副董事長、中國銀行（香港）原總裁劉金寶 ；重慶市委原宣傳部長張宗海 ；廣東省原人大副主任張凱；江西省高級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丁鑫發 ；遼寧原副省長劉克田 ；黑龍江原檢察長徐發 ；黑龍江原高院院長徐衍東。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向大會報告工作時說，一年來，最高人民法院辦結各類案件3196件，同比上升9.34%。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共辦結各類案件近八十萬件，上升0.85%，訴訟標的金額10597.96億元。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指出，各級檢察機關全年共批準逮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86萬人，提起公訴95萬人，比上年分別上升6.1%和9.6%；共立案偵查涉嫌貪汙賄賂、瀆職侵權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4萬1千多人，其中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799人，廳局級196人，省部級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