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亞派著名哲學家、古羅馬帝國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公元121-180），原名馬可·阿尼厄斯·維勒斯，生於羅馬，其父親一族曾是西班牙人，但早已定居羅馬多年，並從維斯佩申皇帝（69-79年在位）那裏獲得了貴族身份。馬可·奧勒留幼年喪父，是由他的母親和祖父撫養長大的，並且在希臘文學和拉丁文學、修辭、哲學、法律甚至繪畫方麵得到了在當時來說是最好的教育，他從他的老師那裏熟悉和親近了斯多亞派的哲學（例如埃比克太德的著作），並在其生活中身體力行。
還在孩提時期，馬可·奧勒留就以其性格的坦率真誠得到了赫德裏安皇帝（117-138年在位）的好感。當時，羅馬的帝位常常並不是按血統，而是由選定的過繼者來接替的。在原先的繼嗣柳希厄斯死後，赫德裏安皇帝選定馬可·奧勒留的叔父安東尼·派厄斯為自己的繼嗣，條件是派厄斯亦要收養馬可·奧勒留和原先繼嗣的兒子科莫德斯（後名維勒斯）為繼嗣。當赫德裏安皇帝於138年去世時，馬可·奧勒留獲得了凱撒的稱號──這一稱號一般是給予皇帝助手和繼承者的，並協助他的叔父治理國家，而在其叔父（也是養父）於161年去世時，旋即成為古羅馬帝國的皇帝。遵照赫德裏安的意願，他和維勒斯共享皇權，但後者實際上不起重要作用。
馬可·奧勒留在位近二十年，這是一個戰亂不斷、災難頻繁的時期，洪水、地震、瘟疫，加上與東方的安息人的戰爭，來自北方的馬爾克馬奈人在多瑙河流域的進逼，以及內部的叛亂，使羅馬人口銳減，貧困加深、經濟日益衰落，即使馬可·奧勒留以其堅定精神和智慧，夙興夜寐地工作，也不能阻擋古羅馬帝國的頹勢。在他統治的大部分時間裏，尤其是後十年，他很少呆在羅馬，而是在帝國的邊疆或行省的軍營裏度過。《沉思錄》這部寫給自己的書，這本自己與自己的十二卷對話，大部分就是在這種鞍馬勞頓中寫成的。馬可·奧勒留與安東尼·派厄斯的女兒福斯泰娜結婚並生有11個孩子。據說，他在一個著名的將軍、駐敘利亞的副將卡希厄斯發動叛亂時表現得寬宏大量。但他對基督教徒態度比較嚴厲，曾頒發過一道反對基督教徒的詔書。公元180年3月17日，馬可·奧勒留因病逝於文多博納（維也納）。
斯多亞派哲學主要是一種倫理學，其目的在於為倫理學建立一種唯理的基礎，它把宇宙論和倫理學融為一體，認為宇宙是一個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體，由原始的神聖的火演變而來，並趨向一個目的。人則是宇宙體係的一部分，是神聖的火的一個小火花，他自己也可以說是一個小宇宙，他的本性是與萬有的本性同一的，所以，他應該同宇宙的目的相協調而行動，力圖在神聖的目的中實現自己的目的，以求達到最大限度的完善。為此，他必須讓自己的靈魂清醒，讓理性統率自己，正如它統率世界一樣。
所以，斯多亞派對人們的要求是：遵從自然而生活，或者說，按照本性生活（nature有"自然"、"本性"兩層意義），而所謂自然、本性，實際上也就是指一種普遍的理性，或者說邏各斯（在某些方麵類似於中國的"道"），或者說一種普遍的法（自然法的概念就是由此而來）。自然──本性──理性──法，不說它們有一種完全等價的意義，它們也至少是相通的，並常常是可以互用的。而作為一種理性存在物的人的自然本性，就是一種分享這一普遍理性的理性，一種能認識這一普遍理性的理性。安東尼在《沉思錄》中常常講到一個人身外和身內的神，講到身外的神（或者說宙斯）把自身的一部分分給了人的理性靈魂（即身內的神），人憑內心的神，或者說憑自己支配的部分，就能認識身外的神，就能領悟神意。他說的其實也是這個意思。我們還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裏所說的理性主要不是對自然事物的認識，而是道德德性的踐履，所以，理性和德性又聯係起來了。
總之，在斯多亞派哲學家的眼裏，宇宙是一個井然有序的宇宙，世界是一個渾然和諧的世界。正如《沉思錄》中所說："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聯結的，這一紐帶是神聖的，幾乎沒有一個事物與任一別的事物沒有聯係。因為事物都是合作的，它們結合起來形成同一宇宙（秩序）。因為有一個由所有事物組成的宇宙，有一個遍及所有事物的神，有一個實體，一種法，一個對所有有理智的動物都是共同的理性、一個真理；如果也確實有一種所有動物的完善的話，那麽它是同一根源、分享著同一理性。"在這個世界上，低等的東西是為了高等的東西而存在的，無生命的存在是為了有生命的存在而存在的，有生命的存在又是為了有理性的存在而存在的。那麽，有理性的存在，或者說理性的動物（人）是為何和怎樣存在的呢？理性動物是彼此為了對方而存在的，所以，在人的結構中首要的原則就是友愛的原則，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同類友好，意識到他們是來自同一根源，趨向同一目標，都要做出有益社會的行為。
這樣，就把我們引到人除理性外的另一根本性質──社會性。人是一種理性動物，也是一種政治動物（這裏沿用了亞裏斯多德的說法），一種社會動物。《沉思錄》的作者認為：在人和別的事物之間有三種聯係：一種是與環繞著他的物體的聯係；一種是與所有事物所由產生的神聖原因的聯係；一種是與那些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聯係。相應地，人也就有三重責任、三重義務，就要處理好對自己的身體和外物、對神或者說普遍的理性、對自己的鄰人這三種關係。人對普遍理性的態度前麵已經說過了，就是要尊重、順從和虔誠。對自己的身體和外物，斯多亞派一直評價頗低，基本上認為它們作為元素的結合和分解，並沒有什麽恒久的價值。身體隻是我們需要暫時忍受的一副皮囊罷了，要緊的是不要讓它妨礙靈魂，不要讓它的欲望或痛苦使靈魂紛憂不安。至於我們和鄰人的關係，人們的社會生活和交往，斯多亞派則給予了集中的注意，事實上，人的德行就主要體現在這一層麵。
一般來說，斯多亞派哲學家都是重視整體、重視義務的。他們認為，人不能脫離社會、脫離整體而存在。使自己脫離他人，或做出反社會的事情來，就好比是使自己變成脫離身體的一隻手或一隻腳。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要致力於使自己與整體重新統一起來。人作為宇宙的一部分、個人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對於來自整體的一切事物就都要欣然接受，都要滿意而勿抱怨，因為，如果凡是為了整體的利益而必須存在的，對於個體也就不會有害。對於蜂群無害的東西，也不會對蜜蜂有害；不損害國家的事情，也不會損害到公民。《沉思錄》的作者說，我們每天都要準備碰到各種各樣不好的人，但由於他們是我的同類，我仍然要善待他們。不要以惡報惡，而是要忍耐和寬容，人天生就要忍受一切，這就是人的義務。要惡人不作惡，就像想讓無花果樹不結果一樣是不可能的。我們隻要能完成自己的義務就夠了，對於其它的事情完全不要操心，我們要表現得高貴、仁愛和真誠。
看來，斯多亞派哲學家對個人的德性、個人的解脫看得比社會的道德改造更為重要，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個人無能為力的時代，生活在一個混亂的世界上。所以，他們特別注意區分兩種事情：一種是在我們力量範圍之內的事情；一種是不在我們力量範圍之內的事情。許多事情，例如，個人的失意、痛苦、疾病、死亡，社會上的醜惡現象等等，這些往往並不在我的力量範圍之內，但是，由於所有對我發生的事情都是符合宇宙理性的，我必須欣然接納它們。我也可以做在我力量範圍之內的事情，這就是按照本性生活，做一個正直、高尚、有道德的人，這是什麽力量也不能阻止我的，誰也不能強迫我做壞事。在斯多亞派哲人對德行的強調中確實有許多感人的東西。例如，安東尼談到：德性是不要求報酬的，是不希望別人知道的，不僅要使行為高貴，而且要使動機純正，要擯棄一切無用和瑣屑的思想。要使自己專注於這樣的思想：即當你在思考時，別人問你想什麽，你任何時候都能立即坦率地說出來。而且，不僅要思考善、思考光明磊落的事情，還要付諸行動，行動就是你存在的目的，全然不要再談論一個高尚的人應當具有的品質，而是成為這樣的人。
總之，斯多亞派哲人所追求的生活是一種擺脫了激情和欲望、冷靜和達觀的生活，他們把一切對他們發生的事情都不看成是惡，認為痛苦和不安僅僅是來自內心的意見，而這是可以由心靈加以消除的。他們恬淡、自足，一方麵堅持自己的勞作，把這些工作看作是自己的應分；另一方麵又退隱心靈，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寧靜一隅。斯多亞派哲學的力量可以從它貢獻的兩個著名代表看出：一個是奴隸出身的埃比克太德，另一個就是《沉思錄》的作者，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他們的社會地位十分懸殊，精神和生活方式卻相當一致。但是，另一方麵，安東尼作為柏拉圖所夢想的"哲學家王"，他的政績、他所治理的國家狀況卻和理想狀態相去甚遠。所以，我們一方麵看到斯多亞派哲學精神的巨大力量，看到它如何泯滅社會環境的差別而造成同一種純淨有德的個人生活；另一方麵又看到這種精神的相當無力，它對外界的作用，對社會的影響幾近於零，因為它本質中確實含有某種清靜無為的因素。
此外，我們也看到，斯多亞派的道德原則並不是很明確的。把本性解釋為理性，把理性又解釋為德性；道德在於按照本性生活，而按照本性的東西就是道德。這裏麵雖有某種強調理性、普遍和共相的優點，但也有形式化的循環論證的弱點。在斯多亞派哲學中有令人感動的對道德人格的高揚，但也有令人泄氣的對鬥爭和進一步超越的放棄。它也許永遠不失為一條退路，但對於朝氣蓬勃、銳意進取的人，尤其是生命力洋溢的青年人來說，走這條路也許還是一件太早的事情。它還不象基督教，它沒有過多的對於彼岸的許諾，而是強調在此岸的德性中自足，但在情感和意緒方麵也為基督教的盛行做了某種鋪墊和準備。我們大概可以說，斯多亞派哲學能夠為一個處於混亂世界，麵對道德低潮而又感到個人無能為力的人、為一個在個人生活方麵遭受挫折和失望（這是永遠也免不了的），但又不致於向上帝援手的人，提供最好的安慰，不過也要小心這種安慰變為麻醉。最後，我們也注意到，斯多亞派哲學雖然不可能象有些理論（例如社會契約論）那樣對社會製度的變革和改善發生直接的影響，但是，它其中所蘊涵的那種胸襟博大的世界主義，那種有關自然法和天賦人權、眾生平等的學說，卻越過了漫長的時代，對近現代的社會政治理論及實踐仍然產生著影響。
美國一位教授、《一生的讀書計劃》的作者費迪曼認為《沉思錄》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魅力，說它甜美、憂鬱和高貴。我們可以同意他的話，並且說，它的高貴，也許是來自作者思想的嚴肅、莊重、純正和主題的崇高；它的憂鬱，也許是來自作者對身羈宮廷的自己和自身所處的混亂世界的感受；而它的甜美，則隻能是由於作者的心靈的安寧和靜謐了。這幾個特點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比方說，當我們談到《沉思錄》的最後一段，即說從人生的舞台上退場的一段，我們既感到憂鬱，因為這就是人的命運，人難逃此劫。即使你覺得你的戲還沒有演完，新的演員已經代替你成為主角了，這裏的憂鬱就象卓別林所演的《舞台生涯》中那些老演員的心情：苦澀而又不無欣慰，黯然而又稍覺輕鬆；另一方麵，我們又感到高貴，因為我們可以體麵、莊嚴地退場，因為我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並給新來者騰出了地方。
我們也要記得，《沉思錄》是寫給自己的，而不是供出版的，而且，這裏是自己在同自己對話，字裏行間常常出現的不是"我……"，而是"你……"，並常常用破折號隔出不同意見。既然是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自己說服自己，自然也就不需要過分講究詞藻、注意交代和安排結構，而集中注意於一種思想的深入和行進。有時話沒說完又想到別處，並經常看到"但是"這樣的轉折。我們需要在閱讀中記住這些，不然，也許會因為它不是一個精美的體係而感到失望的。隻要我們讓我們的心靈沉靜下來，就能夠從這些樸實無華的句子中讀出許多東西。這不是一本時髦的書，而是一本經久的書，買來不一定馬上讀，但一定會有需要讀它的時候。近兩千年前有一個人寫下了它，再過兩千年一定也還會有人去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