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原理(4)

生存原理(4)

　　　　　　　　　　　　　　　　　　生存原理（連載四）
　　　　　　　　　　　　　　　　　　　　王傑民
　　日心說之後的進化論也經曆了類似的過程，隻是遭遇溫和了一些，沒有人被殺被關，達爾文和少數支持者與世界論戰了幾十年。總之，這都說明一件事，就是人的認識的主觀性，隻要一麵對觸及主觀好惡的東西，理智就退到了一邊，人的意誌就被本能主宰了。與上述例子相反，永動機、煉金術（把其他物質變成金），人們為了追逐這些不存在的東西，耗費過無數心血，甚至直至今日，還不時有人在為永動機煞費苦心！因此我們必須明白：一、大家都讚同的習慣觀點，未必是科學的真理，二、自然規律與人的好惡無關。要想探求科學真理，就要先有個科學的態度，所謂科學態度，就是尊重客觀事實，而不是憑主觀去想當然，是要搞清它本來是什麽，而不是想讓它是什麽，無論你對它愛得發瘋發狂，還是恨得不共戴天。哥白尼時代及以前，宗教給科學規定的任務，是解釋聖經和宗教統治者推崇的著作，禁止科學家研究和發現自然規律。對此，現在用不著多說什麽了，學界和普通大眾基本上是統一認識了，科學走到今天，是不會也絕無可能再受製於這種聖旨和禁令了。人們對自身以外的自然規律和人的自然屬性的部分，認識的已經不算少了，唯獨對人的社會屬性的認識，理論和實際還相去甚遠。不是麽？人們製造的高精密的機械、電器、培育的動植物品種等，都非常成功，但在管理人和社會的方麵，基本上是無能為力。大家有目共睹，戰亂永遠打不完，罪惡永遠除不盡，欺詐爭鬥，巧取豪奪……，永無休止，這與人們自認為的宇宙主宰、萬物之靈、高度的文明、發達的智慧……，實在是太不相稱了。社會是人的行為組成的，社會狀況是人的行為決定的，搞清楚人的行為，包括思想、觀念、意識的來龍去脈，是解釋人類社會的根本所在。
　　現在就讓我們來探討一下，人的行為究竟是什麽決定的？我們把思想、意識、觀念、才能、特長、性格等，通通歸入行為範疇，因為這些品質既是行為的主宰，又要通過行為表現。首先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知道，人是從古猿進化而來的，古猿也一定是由更早的生物演變而成，按照生物進化的一般規律，如果追溯到三十多億年前的人類遠古祖先，肯定是某種原始的低等生物，那也是許多生物的共同祖先。人類以外的所有動物，都有先天決定的本能行為，古猿也不會例外，本能行為跟形態構造、生理功能一樣，是構成生物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沒有本能行為的生物（特別是動物）是無法生存的，因而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對其他生物的觀察和實驗都證實了這一點，特別是行為基因的發現。人類的遠古祖先經曆了各種各樣的生物類型，它們也毫無例外地都有本能行為，這些行為也都是基因決定的。為什麽在進化成人之後，先天行為就消失了呢？那些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基因怎麽會消失呢？是在什麽時候、怎樣消失的？無論從哪方麵講，這都是不可能的，更何況，近年來不斷有學者發現，人的某些行為與基因有關。根據前文的討論，某種性狀（及其基因）對生存“無用”時，就會退化消失，人的行為是不是對生存“無用”了？如果是的話，人是不是早就變成植物了？　
　有那麽一個時期，社會上盛行一種觀點，認為男女兩性的性格差異不是先天的，而是環境的影響灌輸造就的，人生來就像一張白紙，一切都取決於後天的塗抹。認為是由於社會慣常的做法，對一個生理構造上顯示的男孩，周圍的一切都在向他灌輸：“你是個男孩，你是個男孩，你要像個男孩，你必須做男孩做的事，你要勇敢，你要堅強……，”等這一切把他灌滿了，他就成了男孩。同樣，對女孩就是“你是個女孩，你是個女孩，你要像女孩……，”於是她就成了女孩。隻要人們願意，換過來也一樣，男孩可以灌輸成女孩，女孩也可以灌輸成男孩。這種理論的提出有何依據，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相信事實是最有發言權的。1964年，在美國巴爾的摩市，一個男嬰（約翰）在八個月時因手術意外，醫生隻好給他做了變性手術，成了女嬰（瓊）。毫無疑問，從那時起，伴隨“瓊”成長的全是“你是女孩，你是女孩……”的灌輸，但在五歲時，“瓊”的父母發現情況不對頭，給她穿上花衣服，她立即試圖把衣服脫掉，她拒絕芭比娃娃，喜歡玩具槍，堅持站著小便。“這簡直是一場災難”。激素治療也絲毫不能減弱她像男孩一樣行動的本能，她在十歲時想爬樹，十二歲時討厭自己的乳房並拒絕戴乳罩，十四歲時對女孩想入非非，“瓊”感到困惑和沮喪，曾企圖自殺。無奈之下，再次做了變性手術，“瓊”又變回了“約翰”。夏威夷大學生物學教授米爾頓·戴蒙德和加拿大衛生部精神病學家基思·西格蒙德森撰寫了對這個男嬰的跟蹤研究報告，發表在《兒科學和青春期醫學文獻》雜誌（據《良友周報》轉自《世界科技譯報》）。
　　無獨有偶，我們這裏也發生了“約翰”被變成“瓊”的故事。“約翰”從小就被賦予女孩身份，又經變性手術變成了“瓊”，但“她”從小就顯現出男孩的性格，女孩喜歡的事情“她”不感興趣，卻偏偏喜歡男孩子們的活動。後經染色體鑒定，為XY── 是“約翰”無疑（電視報道）。
　　這個問題還有另一種表現形式，就是先天性的易性癖。身體的生理構造是正常的男性或女性，在成長過程中，環境的灌輸肯定不會將男孩、女孩錯位，而他們就是不認同自己的性別身份，意識中總認為自己應該是異性的。怎麽回事呢？這是一種性別意識的錯位，醫界將其歸入精神病類。這些實例無可置疑地證明，性別差異是先天決定的，宣告了“環境說”的徹底破產。值得指出的是，同樣麵對這些事實，有人就是堅決不肯放棄他的“環境決定論”的立場（讓人想起望遠鏡是“巫術”之說），這恰好證明了人的認識的主觀性，我們不應該指望真理會被所有的人接受。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人們早就認同了直觀的經驗，在談到婚姻家庭問題時，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要想改變一個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這類想法都絕對是錯誤的。”犯過這類錯誤的人想必不在少數，這是個令人無可奈何的現實，是在徹底失敗之後才不得不認輸的。但人們又在不知不覺中將它從人性品質中割裂分離出來，離開了這一點，仍然堅持“環境決定論”。
　　近年有學者宣布，有些人總喜歡搞一些新奇、冒險、有刺激的事情，平淡的生活無法使他們滿足，這種性格是由一種基因決定的，無此基因的則更傾向安於現狀。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既沒有人激烈反對，也沒有人大力支持，好像完全無所謂。這又是怎麽回事？人們一向堅決反對“基因決定論”，為什麽這回反應這樣冷淡？稍加思索，不難明白，原來這個性狀是個中性的東西，求新冒險既不是什麽超凡的才能成就，值得眼紅嫉妒，也不是什麽流氓惡棍，令人深惡痛絕，誰喜歡刺激冒險，冒去好了，不喜歡冒險，就老實呆著，誰也不會吃飽了撐得，去拿它爭個是非高下，基因不基因，有什麽關係呢？
　　追求新奇冒險，是一個特征很鮮明的性格，男女差異的表現，則不限於一點，喜愛的事物，思維方式，技能特長，膽量大小等，差別表現得很廣泛。如果這些都是基因決定的，我們可以做個大膽的推測：人的行為、性格、觀念、意識、才能、特長等，這些社會屬性的東西都是基因決定的。“是基因決定的，為什麽剛生下來不會？”反對者一定會這樣說。這是混淆了兩個不同的概念，基因決定，不等於剛出生就會。鳥會飛是不是基因決定的？剛出生的鳥會飛嗎？狼吃羊是不是基因決定的？剛出生的狼崽會不會吃？當然，人與其他動物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就是人要學習很多東西，語言文字，知識技能，這些都是不學不會的。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才模糊了人的視線，人類從遠古走來，發明創造的東西越來越多，所有這一切，必須學習，先天不會，這就給人形成了一種印象：人什麽都是學的，不學什麽都不會，特別是看到孩子們往往喜歡模仿的時候，這種觀點就更加強化了。但是，這些學習內容都隻是外因，學習能力才是內因，內因是先天性的，正如許多其他動物都有各不相同的學習能力一樣。這裏說的學習能力不僅有高低、強弱之分，更有目標取向之別。同一個班級，同樣的課本，同樣的教師，學習的效果則各不相同，這是學習能力的強弱差別。而不同的學習課目，則互有高低上下，有人對某種事物特別著迷，樂此不疲，換個人則對此毫無興趣，而他又可能對別的事物傾心迷戀，一個人可能對某些事學習起來輕車熟路，甚至不學自會，換個內容則極端困難，勞而無功，這都是普通常見的現象，這就是學習的目標取向不同，特長才能也正是源出於此。我們不是同樣看到，孩子們隻對有興趣的東西才模仿，對不喜歡的，讓他學也頂多隻是應付差事嗎？某國有一個弱智人藝術家，他的雕塑技藝相當高超，塑造的動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他的這項才能是偶然被發現的，並沒有專門學習培訓過（據電視報道）。類似的弱智天才雖然不多見，但也不止一個，國內也曾發現有繪畫、音樂等才能的。
　　在當代，除了在基因層麵上的實驗外，人的行為、才能是否與先天遺傳有關的研究幾乎是個空白。由於人們主觀地認定了“環境決定論”，就把一切不合意的東西，能忘的忘掉，能掩蓋的掩蓋起來，研究當然不能搞了，過去已有的成果也絕不能再提了。在生物學界，現代遺傳學有兩位創始人，即孟德爾和戈爾登，他們的學術地位，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是不會被撼動的。他們同年（1822）出生，又同在1865年發表了各自的奠定遺傳學基礎的劃時代的論文。而如今，孟德爾大名鼎鼎，無人不知，戈爾登卻仿佛蒸發了一般，無影無蹤，無聲無息，再也無人提及，以至有些生物學專業的人士，都不知道有戈爾登其人。怎麽回事？是戈爾登錯了嗎？不是，人們對認為是錯誤的人和事，並不忌諱提及他們的名字和觀點，而是將其公之於眾，加以批判，指出他們的錯誤所在。如亞裏士多德、托勒密、拉馬克、馬爾薩斯等，都得到了這種待遇。而對戈爾登的理論，沒有誰提出過反對的理由，卻不約而同地一致采取了徹底封殺的政策，究竟是為什麽？除了戈氏研究的選材和內容令人忌諱之外，恐怕是很難找到別的原因了。戈爾登1865年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名為《遺傳的高才與天才》，取材就是人的學業才能的遺傳性。順便再說幾句，孟德爾1865年的論文名為《植物的雜交實驗》，盡管這個選材不會引起人的反感，被後人引為經典例證，但在當時卻無人能識，致使這樣一項重大發現被埋沒了三十多年。直到1900年，又有人獨立地重新發現了孟氏的定律才引起重視。可見，真知灼見不被認可，在學術史上並非個別事例。
　　一百多年前，戈爾登用統計的方法研究人的學業成就是否與遺傳有關，結果發現，著名法官的兒子，大約四個中就會有一個成為名人，而普通平常人的兒子成為同樣著名人物的可能性，約四千個裏有一個，為前者的千分之一（戈爾登《遺傳的天才》1869年）。中國的名人世家在民間古已有之，封建時代的科舉考試，常有五子登科、兄弟同榜、父子鼎甲、叔侄狀元等故事流傳。據調查，清代260年間，科舉產生的巍科人物，即會試第一名會元，殿試第一甲前三名狀元、榜眼、探花，和第二甲第一名傳臚，共560個名額。據這項尚未完成的研究，可以指明的至少有42%彼此間有血緣關係，即同屬於一個龐大的血緣網（潘光旦《優生原理》）。這種現象至今仍普遍存在，以高考為例，常常是一個家族的子女接二連三地榜上有名。
　　調查是研究方法之一，實驗也是重要的手段。有學者用孿生子做實驗研究，據醫學常識可知，孿生子有兩種，一種是同卵孿生子，他們性別相同，各方麵品性非常相似，令人難以區分。異卵孿生子則跟普通兄弟姐妹差不多，性別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實驗選用同卵孿生子，看看後天的影響有多大的效果。七十多年前，美國耶魯大學兩位學者格賽爾和湯姆生合作，用一對不滿一歲的孿生女孩作對照實驗。他們對一個女孩進行爬梯子和玩方木塊的訓練，以期使她在技巧和動作協調上有所長進。另一個女孩則不讓她接觸這種練習。第一個女孩訓練六個月之後，讓另一個也開始同樣的訓練。這樣她們接受訓練一早一遲，時間一長一短，如果訓練能影響才能的發展的話，她們就會顯出差別。後來又用同樣的方法研究這一對孿生女的語文學習。最終發現，隨著時間的漸進發展，她們展現的技能和學習成績完全相同。這個實驗證明，先天遺傳的才能品質，隨著生長發育，到時候自然就會展現出來。
　　這方麵的研究還有很多，有的調查養子跟父母的相似程度，結論是，在一切影響智力的因素中，遺傳占80%，家庭環境約占17%，這說明環境對智力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並不很大。有的以孤兒院中的兒童為對象，比較他們的智商是否比社會上的普通兒童更相近，各家庭的環境可以差別很大，而孤兒則是一出生即被遺棄，都生長在孤兒院的同一條件下。結果發現，孤兒院中的兒童之間並不比普通的兒童更接近。德國學者郎兀用孿生子研究犯罪與遺傳的關係，他調查了30對孿生子，其中同卵孿生子有13對，其餘17對是普通的。這30對孿生子都是至少有一個有過犯罪入獄的經曆的，調查的結果，13對同卵孿生子中有10對是雙方都因犯罪入過獄的，而17對普通孿生子中，雙方均犯罪入獄的有兩對。這兩種孿生子的生長環境並無明顯的差別，犯罪性的差別顯然與遺傳有密切的關係（郎兀《犯罪與命運》1930年）。還有對美國名人堂中的著名人物的家族調查，發現這些名人中有相當一部分彼此間有很近的血緣關係。對皇族子嗣的統計,證明皇族的德、才等品質的優劣,與家族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皇族的環境條件無疑是最優越的，這可排除環境差異造成的影響（《優生原理》）。所有這些研究，無一不是說明，人的各方麵品質，先天條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僅是學業、成就、惡行等品質，還有脾氣、性格、愛好、特長、體質、疾病等，莫不如此。生育過多個孩子的母親都知道，胎兒在腹中的胎動就個性鮮明，這種動作與孩子出生後直至一生的性格特征，有著高度的一致性。這總不至於也是環境的影響吧？
　　先天因素不僅決定著各種智力和非智力的一般性品質，還能決定特定的才能、行為，前述的弱智藝術家即屬此列。還有某國一位著名音樂家的故事，是大家熟悉的，他四歲時就展現出了突出的音樂天才，後經用心培養，終於成了世界著名的音樂家。盜癖，是一種很典型的例子。一名慣盜，有職業，有家庭，工作表現也算上乘，並有一定的才幹，被提升為廠長，前途正不可限量，他卻對盜竊極為嗜好，多次被捉，反複拘留、勞教，他自己也知道這是不光彩的事，也曾無數次痛下決心，要改邪歸正，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究其原因，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在作怪，一見他人財物，就心癢難耐，無法自製，隻要有機可乘，必伸手無疑。如果環境能改造人的話，這不僅有外界的努力，還有主觀的意誌決心，為什麽就是不管用？有這麽一個女人，從小就顯出凶猛殘暴的性格，上小學時就異常凶暴，令人望而生畏，中學時與一同學戀愛，該男友很快發現了她的惡劣品質，想與之斷交，她一怒就抄了男友的家，把壇壇罐罐打個稀爛，男友無奈，被迫與之結婚。丈夫無法忍受她的粗暴蠻橫，借口打工到外地躲避，女兒就成了她發泄獸性的出氣筒，終於有一天，十六歲的女兒被活活打死。這能用環境的影響來解釋嗎？當今的有些統計材料也很能說明問題。某市兩個街區，一個街區的居民知識分子和幹部比例較高，這個街區有劣跡的女青少年有3人。另一比較一般性的街區，這裏的劣跡女青年有83人，為前者的28倍（《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初探》）。這種現象是普遍性的。另一項關於犯罪分子的統計表明，犯罪人員的子女的犯罪率，比總人口犯罪率高出幾十倍。這裏大膽做個推測：如果把犯罪分子子女的犯罪率，跟德才兼備的優秀人物的子女犯罪率比較一下的話，恐怕要高出不止百倍，上述兩個街區的對比就說明了這一點。有的現代移民形成的新居民區，由於某種原因，集中了較多的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並剔除了劣跡分子，那裏的犯罪率極低，社會風氣良好，人們普遍比較溫和、友善。這些現象怎麽解釋呢？是居住條件、經濟狀況造成的嗎？兩類人的這些條件顯然沒有他們的行為品質那樣巨大的差別。人們一定會想到的一條理由是：教育，“知識分子受教育最多，自然就成了遵紀守法的正人君子了！”但我們也知道，知識分子並不是一出生就被劃定為知識分子，然後加以充足的教育，使之成為知識分子，地痞流氓也不是剛出世就被列入地痞流氓的編製，然後專門訓練他們為非作歹，使之成為地痞流氓。不管後來成的什麽氣候，當初大多是被送入一樣的學堂，讀同樣的書本，聽一樣的說教，結果怎麽就不一樣呢？我們也曾聽到一種流行的說法：“某某製度是犯罪的根源”，但別忘了，這些材料是來自同一個製度下的，不管這個製度是什麽的根源。
　　有這麽一個典型的家族，五代慣匪，從有史可考的第一代開始，世代為匪，子子孫孫都是靠打、砸、搶、偷、騙為生，是當地著名的流氓惡棍家族。雖然官方多次征伐捕殺，曾一度瀕臨滅絕，但總有少數幾個“不夠死罪”的，經關押、坐牢，最後存活下來了。就是他們延續了香火，使這個家族發展壯大，終於成了氣候。多年來，百姓被偷、被搶、被詐、被毆打、被傷害的不計其數，此外，欺詐經商，走私販毒是他們的固定職業。但這樣的小打小鬧越來越不能滿足他們的胃口了。就在又一次偷盜被抓住時，他們不再束手就擒，而是揭竿而起，高舉“義旗”，一陣瘋狂的燒殺搶掠之後，逃進深山，打算重振當年的威風，再現祖先的輝煌。盡管不久又被捉獲，但如今更加寬大為懷，隻處決了少數幾個“罪大惡極”的，大半仍然是“不夠死罪”。此外，還有十幾個乳臭未幹的“無辜”的後代，因恐人報複，被著意地保護了起來。對這種家族性的品質，人們早有現成的解釋，這就是“言傳身教、潛移默化、以致代代相傳”。那好，不是還有十幾個“無辜後代”嗎？據說被官方特別優待，收入了某寄宿學校，加以保護、培養，以期使他們成為“新人”。這倒是個很好的實驗，看看這些“無辜後代”能出落成何等人物，我們拭目以待。類似這樣的家族實際上隨處可見，它們各有千秋，不盡相同，其“道業”也深淺不等，有些不及上例那樣登峰造極，在各地自生自滅。這些都說明，人的行為品質是先天決定的。“人一生的經曆千變萬化，無法預料，行為怎麽能在出生之前就確定了呢？”“環境決定論”者一定會這樣說。“先天決定論”並不是認為一生的行為就像上了發條的機械玩偶那樣，永遠重複一種固定的動作組合。先天決定的是規則，規定遇什麽情況，就采取什麽行動，猶如交通規則，它並不規定具體的行駛路線、方向、速度和時間，隻規定在什麽情況下應采取什麽措施。就如我們見到的所有動物一樣，它們都會根據現實情況，決定如何使用先天的本領。那麽，環境究竟還有沒有作用呢？當然有，環境有環境的作用，但它隻能是個外因，外因取代不了內因，內因也不能頂替外因，外因有作用不等於內因沒有作用。比如雞蛋，具備了內因，沒有合適的環境條件還是不能孵出雞來，但這不等於有了相同的條件，所有的蛋都孵出一樣的雞。雛雞的生長發育也不是不受環境的影響，但也不等於隻要調控這些條件，就能任意改變雞的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