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我們的宗教(ZT)

曆史是我們的宗教

轉自《文摘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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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有什麽用處？這個輕佻的責難常常令號稱智慧的曆史學家感到氣惱，因為回答這個責難並不容易。現代曆史學被限定為隻能是對過去發生的一切純粹客觀記錄，對曆史學家的寫作意圖予以堅決抵製。有的曆史編撰者和研究者們，在“客觀”、“真實”的標準要求之下，排比羅列史料，再綴以幾句事後諸葛亮式的詮釋，就構造出自己的曆史學。他們認為隻有這樣的日積月累才可能建造一座“能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

對這種剪刀-漿糊曆史學，讀者自然有理由質問這樣的曆史用處何在？於是，人們開始自發地創造屬於他們的曆史。對市民而言，男人們從曾國藩、三國中找到了爭權奪利的策略和計謀，或者狠、忍這類的人生“哲學”，為自己打氣鼓勁；女人們和辛苦的白領們從孔子和莊子中尋求精神撫慰，用他們來稍稍舒緩一下殘酷的職場生涯積累的緊張情緒。

在古代，曆史學不僅沒有遭到這樣的詰難，曆史學家還常常被視為智慧的象征。在但丁的《神曲》中，羅馬史家塔西佗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國的傳統中，“史”是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它可以知興衰，可以“資治”。“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大饑荒期間，劉少奇曾憂心忡忡地對毛澤東表達了他對被寫入史書的恐懼。

與古代相比，現代史書的撰寫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曆史被認定為是一個不斷進步和演變的自然過程。“人”逐漸被逐出了曆史。這當然是現代學科發展進步的結局。曆史記載的內容和精神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古代傳記體的史書常常記述人的德性和作為，如勇敢、榮譽、智能、節製等。而且，史家總是懷著對天道敬而遠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王夫之說得更幹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由是我們得知古代的史家並非不講“理”的。正是在他們的撰述中我們懂得了古老的習俗、律令和製度是如何浸潤於民族的血液之中，我們也體會到了：“耕種土地的貧農，其血管中有著好幾個時代的血液這樣，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樣，和我們也是兄弟。”

古代和現代曆史撰寫的另一個重要區別是曆史編撰者身份的變化，黑格爾對此有很精辟的說明：現代的曆史家多是頭腦單純的編年史家，他們絕不參加積極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曆史家卻是積極參加公共生活的。



更為重要的是，古代的人對曆史的看法也與現代有著很大的分別。古人曾說：欲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正如識者所見：“在古代世界裏，如果把一種文明比作一個政體，撰寫政治史的根本作用就是為一國文明理出來一個秩序，換言之，就是為一國文明立法。那麽，撰寫政治史的傳統可謂是這個政體的憲法。其實，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為民族立法乃至為萬民立法的意圖。”曾國藩也曾經說過，何為經世？習禮而已。在中世紀的修道院裏那些默默搜尋、注釋古代希臘、羅馬典籍的作家曾經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敵人，因為“他們在對古代典籍不動聲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續著古代世界的生命，從而培植了能夠抵製乃至顛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堅韌的力量。”而在這些典籍當中最鮮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記載著他們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異教史書。

文藝複興對人的解放，往往被闡釋為確立了人的欲望的正當性，把人從神和上帝的籠罩下解放出來，粉碎了中世紀教會的蒙昧統治。文藝複興的另外一麵卻被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在那個時代，解放人，是為了恢複人在希臘、羅馬時代的德行和成就那樣的功業，是對一個偉大的政治共同體的想望，是對基督教貶抑人的言、德、功和毒害人的政治品格的仇恨。他們對人的解放不是為了讓人像動物一樣的縱欲，而是為了讓人恢複對自由的渴望和信心。

就此觀之，或許我們就多少可以理解為什麽孔子做春秋而能夠使亂臣賊子懼，為什麽司馬遷敢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曆史是我們的宗教，而今天，史家再也沒有這樣的史識，我們的宗教將何以延續？（據《南風窗》雜誌高超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