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圈
天南海北
正文
天津塘沽公安局被法院判賠500萬 12年拒不執行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24日02:49 四川在線
●時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長的宋平順曾幹預本案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政法委都曾發函督辦本案
黃友元今年63歲，已經和公安機關“較量”了18年。
她的對手———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在1990年6月對黃友元實施收容審查後，以代為還債的名義，處分了她的財產，後被法院判定為越權插手經濟糾紛。
這個籍貫湖南株洲的老太太希望至少取得500萬賠償，這是法院判決書確定的直接損失。如果失敗的話，她將在貧病交加中度過餘生。
黃友元期待的勝利，是這麽近，又那麽遠：法院判決早在1996年3月就已經生效，卻因被執行人是公安機關的特殊“身份”，始終無法順利執行。
12年，時光在僵持中飛逝。當年主持案件審判的法官已在一次車禍中身亡，另一位審判員也因癌症病逝。
而黃友元依然在等待。
18年的“較量”
●1990年6月19日，黃友元以“涉嫌倒把”罪被收容審查，關進看守所。
●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為其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構成犯罪”為由，撤銷取保候審，解除了對黃友元長達54個月的人身限製。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黃友元提起的行政訴訟。
●1996年3月7日，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責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權處理的原煤3.05萬噸，到期不能追回，則按照每噸169元進價，賠償經濟損失合計500餘萬元。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對案件進行複查後認為：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恰當。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實質是公安機關越權插手經濟糾紛，原審法院判決並無不妥，“希望在貴委的統一協調下，使本案判決能夠盡快得到順利執行”。幾個月後，中央政法委發函，請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機關認真做好此案判決的執行工作”。
●2004年6月，株洲中院在遞交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報告中說：此案執行，希望渺茫，無從下手。此前，株洲中院曾經兩赴塘沽，均告無功而返。
●2008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辦召開了由湖南、天津兩地高院參加的會議，最高院還以督辦函的形式對此案進行督辦。但目前此案順利執行的前景並不明朗。
“涉嫌倒把”被收容審查
1.8萬噸原煤惹禍，黃友元身陷囹圄100天；多年後塘沽公安分局承認自身存在諸多失誤
自從離開看守所以後，黃友元原本近視的眼睛就幾乎失明了。鏡片度數從1800增至2800，她成了殘疾人。這是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為其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
她常常向人哭訴，在那身陷囹圄的100天中，自己受到種種非人待遇：她被要求摘掉眼鏡，脫去鞋襪，吃下女看守提供的“油條”———一種用帶刺的棍棒實施的毆打。她和外號“二叉”的女牢頭關在一起，寢食不安。
在此之前，黃友元是一名成功的煤炭商人。她承包了一家煤炭發運站，進煤、出煤，從中賺取差價。那時煤市緊俏，黃友元生意紅火，據說一年就賺了800多萬。她喜歡把現金存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租住賓館的地毯下，鋪滿了50元一張的紙幣。
現在，那個說一不二的女老板變得和祥林嫂一樣喋喋不休。在不勝其煩的講述中，還穿插著她在看守所中進行的“英勇鬥爭”：麵對莫須有的罪名，她是如何堅強不屈，機智地同提審民警周旋，最終把對方推入無計可施的境地。
後來案卷材料記載的情況是：黃友元（在看守所中）精神失常、屎尿失禁。
塘沽公安分局對黃友元實施收容審查的理由，是涉嫌投機倒把（1997年《刑法》修正時，“投機倒把罪”被取消）。這個籠罩著計劃經濟色彩的罪名，原本是指：以牟取非法利潤為目的，違反國家法規和政策，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行為。通俗地說，就是倒買倒賣，或者以次充好。
黃友元“涉嫌倒把”，禍起1989年。
當年4月，她和廣州鋼鐵有限公司簽訂合同，提供原煤1.8萬噸。煤到岸後，廣鋼檢驗發現，發熱量不能達到合同約定的標準。更為嚴重的是，這批原煤投入燃燒後，損壞了廣鋼的進口鍋爐。雙方因此形成糾紛。
時至今日，黃友元堅持認為煤質與己無關。她的理由是：在這批原煤裝船發運之前，廣鋼采購人員親自現場抽樣，送交天津商檢部門化驗合格，並且獲得廣東經委派駐把關人員的簽字放行。這些都是當時煤炭貿易的必經程序，“貨離港後就不管了，這是做煤的慣例。”黃友元說。
最早受理此案的，是塘沽區工商局經濟合同仲裁委員會。2007年8月29日，一名曾經親赴廣州調查的工作人員回憶說：廣鋼煤場中，黃友元的煤並未單獨存放，所有的煤堆在一起進行分揀，造成取證困難。
塘沽公安分局介入後，仲裁程序被中止，事情開始向不利於黃友元的方向發展。但即使是在公安局內部，仍然存在不同的觀點。
一位參與偵辦此案的民警告訴記者：“要說黃友元沒有責任，這肯定不對。但這就跟汽車追尾一樣，有個責任分擔問題。”
根據當時的調查，廣鋼將煤粉化後，為了增加燃燒熱量，加入了重油，不料這種混合物燃燒劇烈，並不符合生產投料標準，這才燒壞了爐底。“退一萬步講，就算黃友元有投機倒把行為，但如果廣鋼當時不使用這種已經經化驗確認不合格的煤，你能說黃友元有多大罪名？”這位民警說。
在煤炭貿易這個漫長的利益鏈條中，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沒有人去認真追究。倒是黃友元被抓了起來。1990年6月18日，幾個陌生人以談生意為名，將她叫出賓館，推進一輛麵包車。第二天，天津市公安局發出收容審查通知書，黃友元被關進了看守所。
多年以後，塘沽公安分局承認自身存在諸多失誤，甚至違反了法律規定，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出現這種現象是能夠理解的”，塘沽公安分局現任局長呂長貴，在2006年6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的《申訴信》中這樣表示。錯誤收容黃友元，發生在呂長貴擔任分局“一把手”之前。而他的前任，目前官至天津市公安局局長。
逢此劫難的黃友元有著另一番解釋：“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就有一部‘伏爾加’。”伏爾加是產自原蘇聯的一款轎車，主要提供高級領導幹部使用。在合資汽車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前，擁有一部伏爾加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那時候我太紅了”，黃於是將起因歸結為生活上的奢侈和招搖。
3萬多噸煤被公安局處理
1996年3月，湖南株洲市中院判決：責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權處理的原煤3.05萬噸，否則要賠償黃友元經濟損失合計500餘萬元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構成犯罪”為由，撤銷取保候審，解除了對黃友元長達54個月的人身限製。
此時距離《國家賠償法》正式生效還有3天，這部承載著非凡意義的法律，首次承認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一貫正確的國家，也會犯錯誤，而且要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賠償責任。可是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這部法律要想為老百姓所用並非易事。
黃友元是個隻會讀、不會寫的半文盲，她對此一無所知。重獲自由的黃友元，最關心的是如何追回自己的財產。在此之前，塘沽區公安分局以代為處理債務以及發還贓證財物為由，將黃友元存放在港務局的3萬多噸煤炭，批給包括廣鋼在內的11家單位或個人。
一名叫做“趙秋紅”的人，於1990年11月13日領取了3100噸，黃友元說“我跟他沒有任何來往”。10天後，另一名叫“宋寶祥”的人，領取了400噸，黃友元說“我根本不認識他”。塘沽公安分局聲稱有調查筆錄為證，隻是筆錄始終未向黃友元出示。
塘沽公安分局長期主張的觀點是：公安局用黃友元價值313餘萬元的原煤，抵消了307餘萬元的債務和廣鋼202餘萬元的損失。公安機關代替黃友元清償債務的行為，不僅沒有給黃友元造成任何經濟損失，相反因為用於抵債的原煤的價值遠遠小於債權，造成債權債務關係消失後間接使黃友元獲得了利益。
按照這種說法，黃友元從一名“受害人”，搖身成為違法行政的“間接受益人”。而這也成為日後法院判決生效後，塘沽分局拒絕履行法院判決義務的主要理由。
對於來自公安局的解釋，黃友元的律師劉文提出強烈質疑：“不論債權債務關係是否屬實，都不是公安機關出麵解決的事情。即便黃友元欠下巨額債務，也應由民事訴訟程序來解決，公安部早就有通知，禁止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黃友元提起的行政訴訟。在此之前，黃也曾向天津當地法院狀告塘沽公安分局，但兩級法院均告知：“無法受理”。
株洲中院審理認為，塘沽公安分局違法行使職權，並於第二年3月7日作出判決：責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權處理的原煤3.05萬噸，到期不能追回，則按照每噸169元進價，賠償經濟損失合計500餘萬元。
這是一個在被告缺席情況下作出的判決。塘沽公安分局後來對外解釋說：株洲中院未能按塘沽公安分局的要求，駁回黃友元的訴訟請求，塘沽分局“在協調未成的情況下，以不出庭、不應訴作為對法院不依法審判的表達方式”。
不應訴不執行背後
據透露，宋平順曾指示“誰給賠錢，就撤誰的職”：“由於被執行人是公安機關這一特殊主體，我們不宜也不能采取強製執行手段”
但據記者調查，消極對抗並非塘沽公安分局的原意。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告訴記者：獲悉案件受理以後，天津方麵曾經組織人員，研討湖南法院在此案中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錯誤。天津高院的意見是：人家立案沒有問題，該應訴還要應訴。之後，天津亦有人利用赴京開會的機會，遊說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領導出麵幹預，但最高院行政庭並無任何表示。
這位老法官感歎：“塘沽分局沒有應訴，從那一天起就已經輸了。”
事實上，塘沽公安分局在案件開庭之前，已經做出由一名副局長帶隊前往株洲應訴的部署。“幾個人分工明確，轉天都要走了，突然接到市局命令，說不去了”。一位不願具名的民警透露說。
當時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正是2007年6月3日，以天津市政協主席之身自殺身亡的宋平順。這名“文革”結束後首個自殺的正部級高官，被查明濫用手中權力，為情婦謀取巨額不正當利益，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
麵對500多萬的巨額國家賠償，宋平順對案件執行進行了幹預。據天津市高級法院的一位法官透露：法院判決後，宋平順召集公檢法負責人指示說，“誰給賠錢，就撤誰的職”。另一個流傳的版本則解釋說：宋平順在天津政法係統經營多年，自視一方權威，如何讓他接受一個外省中級法院的“責令”？
“現在看起來，是宋平順在阻撓，但他一個人有這麽大的能量嗎？”2007年8月11日，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應鬆年，在圍繞此案召開的專家研討會上說。
《行政訴訟法》規定，對拒不履行判決的行政機關，一審法院可以采取銀行劃撥、罰款、司法建議直至追究刑事責任4項措施。可是“法律並未規定，如果沒有采取應有的措施去執行，法院應該承擔什麽責任？”應鬆年說。
這番話針對的，是株洲中院在之前的執行過程中表現得不夠強硬。這家法院在2004年6月遞交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報告中說：此案執行，希望渺茫，無從下手。“由於被執行人是公安機關這一特殊主體，我們不宜也不能采取法律賦予我們的強製執行手段。”
此前，株洲中院曾經兩赴塘沽，均告無功而返。
另一個問題，是《國家賠償法》的缺陷。這部法律將國家賠償和錯案追究聯係在一起，這意味著“賠償”就等於“認錯”，“認錯”就要麵臨“問責”，實踐中導致司法機關明知是錯案也不願予以糾正的怪現象。
“過去我們有一種觀念，認為某一個國家機關或者某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做了錯事，怎麽能讓全體納稅人掏錢埋單？如果對責任主體不予追究，老百姓甚至感覺不夠解恨。因此立法者將‘救濟’和‘監督’結合在一起。”2007年9月13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薑明安向記者回憶了這部法律的起草過程。
“現在看來，我們對國家賠償的理解並不準確，這幾年引發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這對受害人來說，是極不公平的。”薑明安說。
目前《國家賠償法》的修改，已經列入2008年人大的立法規劃。學界流行的觀點是：將錯案追究抽離國家賠償，同時各級政府設立專項賬戶，由財政直接支付國家賠償。
倘若這些製度上的問題都已經彌補，黃友元的利益就能夠得到不折不扣的實現麽？沒有人敢給出肯定的答複。而且，她恐怕也等不到這一天。
她已經年逾花甲，最近常常感到胸悶。為了掩飾衰老，她故意打上厚厚的粉底，卻無法遮蔽手背上日益增加的老年斑。
然而對黃友元來說，專家的意見是一種莫大的安慰。她聽不懂夾雜法學術語的意見，卻對專家的姓名倒背如流，朋友聚會時她總是炫耀般展示他們的名片。
在黃友元隨身攜帶的挎包中，還有她視為尚方寶劍的三份材料：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對案件進行複查後認為：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恰當。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實質是公安機關越權插手經濟糾紛，原審法院判決並無不妥，“希望在貴委的統一協調下，使本案判決能夠盡快得到順利執行”。
幾個月後，中央政法委發函，請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機關認真做好此案判決的執行工作”。
事實上，措辭更加嚴厲的表態，還能找到很多。
1999年5月，最高院黨組在一份有關“執行難”的報告中說：不執行生效法律文書，是對國家法治的挑戰，是對司法權威的藐視，為國法所不容。報告將“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列為解決困難的首要障礙。
7月7日，中共中央將這份報告批轉各地區、各部門貫徹執行，要求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高度重視，以切實行動維護社會主義法製的統一和尊嚴。
當年10月，中紀委下發通知，要求對“以言代法，以權壓法，濫用權力，亂批‘條子’，亂打‘招呼’，非法幹預、阻礙人民法院依法執行的行為”，開展監督查處工作。
最近的一份文件是在2005年。中央政法委下發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政法委開展人民法院執行工作專項檢查，對非法幹預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選擇典型案例予以通報。
前景依舊不明朗
法院判決不能作為談判的基礎，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貫主張。塘沽分局法製辦主任告訴黃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態度還是和過去一樣”，即：生效判決不一定是正確判決
一位朋友很不客氣地告訴黃友元：“打官司和拿錢是兩回事，在拿到錢之前，你那些材料都是廢紙”，“現在是談判階段，講法律沒有用，得有一個有實力、負責任的人給你辦這事”。
盡管這話黃友元不愛聽，可她的確找不到朋友所說的這麽一個人，她隻能依靠自己和律師。於是，2007年8月28日，她又在律師劉文陪同下來到了塘沽公安分局，記者一同前往。
接待他們的是塘沽分局法製辦主任吳凱營。
“這個問題，上次咱們已經談得很透了”，吳凱營告訴黃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態度還是和過去一樣”，即：生效判決不一定是正確判決，因此要想解決雙方爭議，必須將株洲中院的判決書暫且放在一邊。
法院判決不能作為談判的基礎，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貫主張。分局在與局長呂長貴那封《申訴信》同時提交的《申訴書》中提到：黃友元一方缺乏和解的誠意，回避客觀事實的存在，一味強調生效判決的執行。將解決問題的矛盾，再次集中到生效判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上。
這種態度在律師劉文看來，不僅是缺乏誠意的表現，而且體現出法治觀念的淡薄。“判得對不對，不是我們說了算，也不是公安局說了算”，律師劉文說，“如果你們不認同判決結果，應當通過法律程序，修改這個判決。”
吳凱營放緩語氣說：這個案子已經引起了高層的關注，幾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有過批示，正常情況下應該很快就能解決。反過來，“現在拖了這麽長時間沒有執行，說明客觀上我們公安局確實是有道理的”。
他又轉向黃友元，“現在我跟你講，咱們不是構建和諧社會嗎，和諧社會的基礎是要尊重事實。”
這話老太太聽起來不是滋味。“吳主任，你是公務員，我是老百姓，假如我們換個位置，這個‘和諧社會’你同意麽？”
知情人士後來告訴記者：天津市公安局其實有一個“200萬現金+100萬欠條”的賠償方案，其中現金200萬主要由市局和分局平攤，餘下部分再從其他分局籌集。“這個數字，我們自己能出，可以規避審計”，“再以‘困難補助’之類的名義交給黃友元，實際上就是‘私了’。”這位知情人士說。
但不知何故，2007年8月28日這次會麵中，上述方案並未被提及。
走出公安局的大門，黃友元忍不住嘀咕起來：“公安局拿了我幾百萬不還，十幾年來，我沒處說理。如果是我拿了他們幾百萬，還不知道我現在是什麽樣子。”
到了塘沽區檢察院控告申訴科，工作人員的答複是：檢察院直接辦理的案件，無非瀆職、侵權、貪汙、賄賂幾種。“拒不履行法院判決罪”，得由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最重要的是，“公安局局長是我們區委常委、政法委副書記，我們檢察長都沒進常委，管不了他。”
天津市政府沒讓黃友元一行進去。門衛一麵看報紙一麵告訴劉文：“我們機關是對內的，你們要去信訪部門”。“我們不是來反映問題的，我們是來要求政府履行義務的。”劉文掏出判決書。門衛並不通融。
“這是人民政府還是機關政府？”律師劉文問，對方頭也不抬。
花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打出租車繞了一大圈，黃友元終於找到市監察局接待投訴的部門。
“根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對行政案件的判決、裁定，要受到警告直至開除的處分……”沒等劉文說完，工作人員就打斷了他：“你還是律師呢。我們監察局是幹什麽的？對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員，貪汙啊、受賄啊，進行監督檢查。它管你這事麽？”
“這是法律明確規定授予監察局的權力”，劉文還想申辯。對方連連擺手，“處分條例誰製訂的？人事部門。法院判決不執行，你趕快找人大”。
四處碰壁的黃友元回到湖南老家，尋找曾經為她主持正義的法官。株洲中院有人告訴他：這麽多年過去了，那位叫“彭秋華”的審判長，在一次車禍中身亡，而那位審判員“郭德仕”，幾年前因癌症病逝。
記者調查得知，今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辦召開了由湖南、天津兩地高院參加的會議，最高院還以督辦函的形式對此案進行督辦。但目前此案順利執行的前景並不明朗。
□本報記者 賀信（來源：南方都市報）
●時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長的宋平順曾幹預本案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政法委都曾發函督辦本案
黃友元今年63歲，已經和公安機關“較量”了18年。
她的對手———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在1990年6月對黃友元實施收容審查後，以代為還債的名義，處分了她的財產，後被法院判定為越權插手經濟糾紛。
這個籍貫湖南株洲的老太太希望至少取得500萬賠償，這是法院判決書確定的直接損失。如果失敗的話，她將在貧病交加中度過餘生。
黃友元期待的勝利，是這麽近，又那麽遠：法院判決早在1996年3月就已經生效，卻因被執行人是公安機關的特殊“身份”，始終無法順利執行。
12年，時光在僵持中飛逝。當年主持案件審判的法官已在一次車禍中身亡，另一位審判員也因癌症病逝。
而黃友元依然在等待。
18年的“較量”
●1990年6月19日，黃友元以“涉嫌倒把”罪被收容審查，關進看守所。
●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為其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構成犯罪”為由，撤銷取保候審，解除了對黃友元長達54個月的人身限製。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黃友元提起的行政訴訟。
●1996年3月7日，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責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權處理的原煤3.05萬噸，到期不能追回，則按照每噸169元進價，賠償經濟損失合計500餘萬元。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對案件進行複查後認為：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恰當。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實質是公安機關越權插手經濟糾紛，原審法院判決並無不妥，“希望在貴委的統一協調下，使本案判決能夠盡快得到順利執行”。幾個月後，中央政法委發函，請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機關認真做好此案判決的執行工作”。
●2004年6月，株洲中院在遞交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報告中說：此案執行，希望渺茫，無從下手。此前，株洲中院曾經兩赴塘沽，均告無功而返。
●2008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辦召開了由湖南、天津兩地高院參加的會議，最高院還以督辦函的形式對此案進行督辦。但目前此案順利執行的前景並不明朗。
“涉嫌倒把”被收容審查
1.8萬噸原煤惹禍，黃友元身陷囹圄100天；多年後塘沽公安分局承認自身存在諸多失誤
自從離開看守所以後，黃友元原本近視的眼睛就幾乎失明了。鏡片度數從1800增至2800，她成了殘疾人。這是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為其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
她常常向人哭訴，在那身陷囹圄的100天中，自己受到種種非人待遇：她被要求摘掉眼鏡，脫去鞋襪，吃下女看守提供的“油條”———一種用帶刺的棍棒實施的毆打。她和外號“二叉”的女牢頭關在一起，寢食不安。
在此之前，黃友元是一名成功的煤炭商人。她承包了一家煤炭發運站，進煤、出煤，從中賺取差價。那時煤市緊俏，黃友元生意紅火，據說一年就賺了800多萬。她喜歡把現金存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租住賓館的地毯下，鋪滿了50元一張的紙幣。
現在，那個說一不二的女老板變得和祥林嫂一樣喋喋不休。在不勝其煩的講述中，還穿插著她在看守所中進行的“英勇鬥爭”：麵對莫須有的罪名，她是如何堅強不屈，機智地同提審民警周旋，最終把對方推入無計可施的境地。
後來案卷材料記載的情況是：黃友元（在看守所中）精神失常、屎尿失禁。
塘沽公安分局對黃友元實施收容審查的理由，是涉嫌投機倒把（1997年《刑法》修正時，“投機倒把罪”被取消）。這個籠罩著計劃經濟色彩的罪名，原本是指：以牟取非法利潤為目的，違反國家法規和政策，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行為。通俗地說，就是倒買倒賣，或者以次充好。
黃友元“涉嫌倒把”，禍起1989年。
當年4月，她和廣州鋼鐵有限公司簽訂合同，提供原煤1.8萬噸。煤到岸後，廣鋼檢驗發現，發熱量不能達到合同約定的標準。更為嚴重的是，這批原煤投入燃燒後，損壞了廣鋼的進口鍋爐。雙方因此形成糾紛。
時至今日，黃友元堅持認為煤質與己無關。她的理由是：在這批原煤裝船發運之前，廣鋼采購人員親自現場抽樣，送交天津商檢部門化驗合格，並且獲得廣東經委派駐把關人員的簽字放行。這些都是當時煤炭貿易的必經程序，“貨離港後就不管了，這是做煤的慣例。”黃友元說。
最早受理此案的，是塘沽區工商局經濟合同仲裁委員會。2007年8月29日，一名曾經親赴廣州調查的工作人員回憶說：廣鋼煤場中，黃友元的煤並未單獨存放，所有的煤堆在一起進行分揀，造成取證困難。
塘沽公安分局介入後，仲裁程序被中止，事情開始向不利於黃友元的方向發展。但即使是在公安局內部，仍然存在不同的觀點。
一位參與偵辦此案的民警告訴記者：“要說黃友元沒有責任，這肯定不對。但這就跟汽車追尾一樣，有個責任分擔問題。”
根據當時的調查，廣鋼將煤粉化後，為了增加燃燒熱量，加入了重油，不料這種混合物燃燒劇烈，並不符合生產投料標準，這才燒壞了爐底。“退一萬步講，就算黃友元有投機倒把行為，但如果廣鋼當時不使用這種已經經化驗確認不合格的煤，你能說黃友元有多大罪名？”這位民警說。
在煤炭貿易這個漫長的利益鏈條中，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沒有人去認真追究。倒是黃友元被抓了起來。1990年6月18日，幾個陌生人以談生意為名，將她叫出賓館，推進一輛麵包車。第二天，天津市公安局發出收容審查通知書，黃友元被關進了看守所。
多年以後，塘沽公安分局承認自身存在諸多失誤，甚至違反了法律規定，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出現這種現象是能夠理解的”，塘沽公安分局現任局長呂長貴，在2006年6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的《申訴信》中這樣表示。錯誤收容黃友元，發生在呂長貴擔任分局“一把手”之前。而他的前任，目前官至天津市公安局局長。
逢此劫難的黃友元有著另一番解釋：“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就有一部‘伏爾加’。”伏爾加是產自原蘇聯的一款轎車，主要提供高級領導幹部使用。在合資汽車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前，擁有一部伏爾加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那時候我太紅了”，黃於是將起因歸結為生活上的奢侈和招搖。
3萬多噸煤被公安局處理
1996年3月，湖南株洲市中院判決：責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權處理的原煤3.05萬噸，否則要賠償黃友元經濟損失合計500餘萬元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構成犯罪”為由，撤銷取保候審，解除了對黃友元長達54個月的人身限製。
此時距離《國家賠償法》正式生效還有3天，這部承載著非凡意義的法律，首次承認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一貫正確的國家，也會犯錯誤，而且要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賠償責任。可是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這部法律要想為老百姓所用並非易事。
黃友元是個隻會讀、不會寫的半文盲，她對此一無所知。重獲自由的黃友元，最關心的是如何追回自己的財產。在此之前，塘沽區公安分局以代為處理債務以及發還贓證財物為由，將黃友元存放在港務局的3萬多噸煤炭，批給包括廣鋼在內的11家單位或個人。
一名叫做“趙秋紅”的人，於1990年11月13日領取了3100噸，黃友元說“我跟他沒有任何來往”。10天後，另一名叫“宋寶祥”的人，領取了400噸，黃友元說“我根本不認識他”。塘沽公安分局聲稱有調查筆錄為證，隻是筆錄始終未向黃友元出示。
塘沽公安分局長期主張的觀點是：公安局用黃友元價值313餘萬元的原煤，抵消了307餘萬元的債務和廣鋼202餘萬元的損失。公安機關代替黃友元清償債務的行為，不僅沒有給黃友元造成任何經濟損失，相反因為用於抵債的原煤的價值遠遠小於債權，造成債權債務關係消失後間接使黃友元獲得了利益。
按照這種說法，黃友元從一名“受害人”，搖身成為違法行政的“間接受益人”。而這也成為日後法院判決生效後，塘沽分局拒絕履行法院判決義務的主要理由。
對於來自公安局的解釋，黃友元的律師劉文提出強烈質疑：“不論債權債務關係是否屬實，都不是公安機關出麵解決的事情。即便黃友元欠下巨額債務，也應由民事訴訟程序來解決，公安部早就有通知，禁止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黃友元提起的行政訴訟。在此之前，黃也曾向天津當地法院狀告塘沽公安分局，但兩級法院均告知：“無法受理”。
株洲中院審理認為，塘沽公安分局違法行使職權，並於第二年3月7日作出判決：責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權處理的原煤3.05萬噸，到期不能追回，則按照每噸169元進價，賠償經濟損失合計500餘萬元。
這是一個在被告缺席情況下作出的判決。塘沽公安分局後來對外解釋說：株洲中院未能按塘沽公安分局的要求，駁回黃友元的訴訟請求，塘沽分局“在協調未成的情況下，以不出庭、不應訴作為對法院不依法審判的表達方式”。
不應訴不執行背後
據透露，宋平順曾指示“誰給賠錢，就撤誰的職”：“由於被執行人是公安機關這一特殊主體，我們不宜也不能采取強製執行手段”
但據記者調查，消極對抗並非塘沽公安分局的原意。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告訴記者：獲悉案件受理以後，天津方麵曾經組織人員，研討湖南法院在此案中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錯誤。天津高院的意見是：人家立案沒有問題，該應訴還要應訴。之後，天津亦有人利用赴京開會的機會，遊說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領導出麵幹預，但最高院行政庭並無任何表示。
這位老法官感歎：“塘沽分局沒有應訴，從那一天起就已經輸了。”
事實上，塘沽公安分局在案件開庭之前，已經做出由一名副局長帶隊前往株洲應訴的部署。“幾個人分工明確，轉天都要走了，突然接到市局命令，說不去了”。一位不願具名的民警透露說。
當時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正是2007年6月3日，以天津市政協主席之身自殺身亡的宋平順。這名“文革”結束後首個自殺的正部級高官，被查明濫用手中權力，為情婦謀取巨額不正當利益，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
麵對500多萬的巨額國家賠償，宋平順對案件執行進行了幹預。據天津市高級法院的一位法官透露：法院判決後，宋平順召集公檢法負責人指示說，“誰給賠錢，就撤誰的職”。另一個流傳的版本則解釋說：宋平順在天津政法係統經營多年，自視一方權威，如何讓他接受一個外省中級法院的“責令”？
“現在看起來，是宋平順在阻撓，但他一個人有這麽大的能量嗎？”2007年8月11日，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應鬆年，在圍繞此案召開的專家研討會上說。
《行政訴訟法》規定，對拒不履行判決的行政機關，一審法院可以采取銀行劃撥、罰款、司法建議直至追究刑事責任4項措施。可是“法律並未規定，如果沒有采取應有的措施去執行，法院應該承擔什麽責任？”應鬆年說。
這番話針對的，是株洲中院在之前的執行過程中表現得不夠強硬。這家法院在2004年6月遞交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報告中說：此案執行，希望渺茫，無從下手。“由於被執行人是公安機關這一特殊主體，我們不宜也不能采取法律賦予我們的強製執行手段。”
此前，株洲中院曾經兩赴塘沽，均告無功而返。
另一個問題，是《國家賠償法》的缺陷。這部法律將國家賠償和錯案追究聯係在一起，這意味著“賠償”就等於“認錯”，“認錯”就要麵臨“問責”，實踐中導致司法機關明知是錯案也不願予以糾正的怪現象。
“過去我們有一種觀念，認為某一個國家機關或者某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做了錯事，怎麽能讓全體納稅人掏錢埋單？如果對責任主體不予追究，老百姓甚至感覺不夠解恨。因此立法者將‘救濟’和‘監督’結合在一起。”2007年9月13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薑明安向記者回憶了這部法律的起草過程。
“現在看來，我們對國家賠償的理解並不準確，這幾年引發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這對受害人來說，是極不公平的。”薑明安說。
目前《國家賠償法》的修改，已經列入2008年人大的立法規劃。學界流行的觀點是：將錯案追究抽離國家賠償，同時各級政府設立專項賬戶，由財政直接支付國家賠償。
倘若這些製度上的問題都已經彌補，黃友元的利益就能夠得到不折不扣的實現麽？沒有人敢給出肯定的答複。而且，她恐怕也等不到這一天。
她已經年逾花甲，最近常常感到胸悶。為了掩飾衰老，她故意打上厚厚的粉底，卻無法遮蔽手背上日益增加的老年斑。
然而對黃友元來說，專家的意見是一種莫大的安慰。她聽不懂夾雜法學術語的意見，卻對專家的姓名倒背如流，朋友聚會時她總是炫耀般展示他們的名片。
在黃友元隨身攜帶的挎包中，還有她視為尚方寶劍的三份材料：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對案件進行複查後認為：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恰當。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實質是公安機關越權插手經濟糾紛，原審法院判決並無不妥，“希望在貴委的統一協調下，使本案判決能夠盡快得到順利執行”。
幾個月後，中央政法委發函，請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機關認真做好此案判決的執行工作”。
事實上，措辭更加嚴厲的表態，還能找到很多。
1999年5月，最高院黨組在一份有關“執行難”的報告中說：不執行生效法律文書，是對國家法治的挑戰，是對司法權威的藐視，為國法所不容。報告將“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列為解決困難的首要障礙。
7月7日，中共中央將這份報告批轉各地區、各部門貫徹執行，要求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高度重視，以切實行動維護社會主義法製的統一和尊嚴。
當年10月，中紀委下發通知，要求對“以言代法，以權壓法，濫用權力，亂批‘條子’，亂打‘招呼’，非法幹預、阻礙人民法院依法執行的行為”，開展監督查處工作。
最近的一份文件是在2005年。中央政法委下發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政法委開展人民法院執行工作專項檢查，對非法幹預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選擇典型案例予以通報。
前景依舊不明朗
法院判決不能作為談判的基礎，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貫主張。塘沽分局法製辦主任告訴黃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態度還是和過去一樣”，即：生效判決不一定是正確判決
一位朋友很不客氣地告訴黃友元：“打官司和拿錢是兩回事，在拿到錢之前，你那些材料都是廢紙”，“現在是談判階段，講法律沒有用，得有一個有實力、負責任的人給你辦這事”。
盡管這話黃友元不愛聽，可她的確找不到朋友所說的這麽一個人，她隻能依靠自己和律師。於是，2007年8月28日，她又在律師劉文陪同下來到了塘沽公安分局，記者一同前往。
接待他們的是塘沽分局法製辦主任吳凱營。
“這個問題，上次咱們已經談得很透了”，吳凱營告訴黃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態度還是和過去一樣”，即：生效判決不一定是正確判決，因此要想解決雙方爭議，必須將株洲中院的判決書暫且放在一邊。
法院判決不能作為談判的基礎，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貫主張。分局在與局長呂長貴那封《申訴信》同時提交的《申訴書》中提到：黃友元一方缺乏和解的誠意，回避客觀事實的存在，一味強調生效判決的執行。將解決問題的矛盾，再次集中到生效判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上。
這種態度在律師劉文看來，不僅是缺乏誠意的表現，而且體現出法治觀念的淡薄。“判得對不對，不是我們說了算，也不是公安局說了算”，律師劉文說，“如果你們不認同判決結果，應當通過法律程序，修改這個判決。”
吳凱營放緩語氣說：這個案子已經引起了高層的關注，幾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有過批示，正常情況下應該很快就能解決。反過來，“現在拖了這麽長時間沒有執行，說明客觀上我們公安局確實是有道理的”。
他又轉向黃友元，“現在我跟你講，咱們不是構建和諧社會嗎，和諧社會的基礎是要尊重事實。”
這話老太太聽起來不是滋味。“吳主任，你是公務員，我是老百姓，假如我們換個位置，這個‘和諧社會’你同意麽？”
知情人士後來告訴記者：天津市公安局其實有一個“200萬現金+100萬欠條”的賠償方案，其中現金200萬主要由市局和分局平攤，餘下部分再從其他分局籌集。“這個數字，我們自己能出，可以規避審計”，“再以‘困難補助’之類的名義交給黃友元，實際上就是‘私了’。”這位知情人士說。
但不知何故，2007年8月28日這次會麵中，上述方案並未被提及。
走出公安局的大門，黃友元忍不住嘀咕起來：“公安局拿了我幾百萬不還，十幾年來，我沒處說理。如果是我拿了他們幾百萬，還不知道我現在是什麽樣子。”
到了塘沽區檢察院控告申訴科，工作人員的答複是：檢察院直接辦理的案件，無非瀆職、侵權、貪汙、賄賂幾種。“拒不履行法院判決罪”，得由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最重要的是，“公安局局長是我們區委常委、政法委副書記，我們檢察長都沒進常委，管不了他。”
天津市政府沒讓黃友元一行進去。門衛一麵看報紙一麵告訴劉文：“我們機關是對內的，你們要去信訪部門”。“我們不是來反映問題的，我們是來要求政府履行義務的。”劉文掏出判決書。門衛並不通融。
“這是人民政府還是機關政府？”律師劉文問，對方頭也不抬。
花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打出租車繞了一大圈，黃友元終於找到市監察局接待投訴的部門。
“根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對行政案件的判決、裁定，要受到警告直至開除的處分……”沒等劉文說完，工作人員就打斷了他：“你還是律師呢。我們監察局是幹什麽的？對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員，貪汙啊、受賄啊，進行監督檢查。它管你這事麽？”
“這是法律明確規定授予監察局的權力”，劉文還想申辯。對方連連擺手，“處分條例誰製訂的？人事部門。法院判決不執行，你趕快找人大”。
四處碰壁的黃友元回到湖南老家，尋找曾經為她主持正義的法官。株洲中院有人告訴他：這麽多年過去了，那位叫“彭秋華”的審判長，在一次車禍中身亡，而那位審判員“郭德仕”，幾年前因癌症病逝。
記者調查得知，今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辦召開了由湖南、天津兩地高院參加的會議，最高院還以督辦函的形式對此案進行督辦。但目前此案順利執行的前景並不明朗。
□本報記者 賀信（來源：南方都市報）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