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想到，曾經的同事老肖早已不再人世，他1954年還是55年出生的吧。我跟他雖然在一起工作近20年，但沒有多少私人交往。他是出生在大城市武漢，準確地說是出生在漢口的城裏人。而我，一個他們眼裏的鄉巴佬，共同語言沒有那麽多。每到寒假，我就回老家了，不參加武漢人的聚會。加上我的無欲無求，不想當官，也就不會去溜須拍馬，送禮拉關係。無論是領導還是一般同事，喜歡我的人，自然喜歡我，不喜歡我，我也不在乎。好在領導和同事有不少喜歡我的人。
1998年，我從蘇丹回去，到單位問問我的工作情況。我出去的時候隻請假半年，然後寫信給領導，繼續請假。我有2年沒有上班。當時的萬校長，是老同事，讓我馬上回去上班，反正學校需要老師。老肖當時是負責教務科的副科長，他極力反對我回去上班。校長說：她請假了，不管是口頭的還是書麵的，領導沒辦好手續是領導的責任，不是她的問題。上班。
我能理解老肖，他一個城裏人，比我大那麽多，因為隻是技校畢業生，對我這個鄉巴佬真的是羨慕嫉妒恨啊！他們那些技校畢業的公開說：這個鄉巴佬，工資比我們高，房子比我們好，孩子比我們的強，老公對她好，出國像走親戚。這能不叫人生氣嗎？好在我對他們沒有歧視，自己又不上進，不跟他們搶權利。但是抓住機會，一定得給我點顏色看看。所以我後來成了超生遊擊隊，一路逃到美國。
我是外地人，剛開始工作的時候，下班後沒家可以回，就住在集體宿舍裏。那集體宿舍，是一排老舊的平房。一個房間4個人住，同事們隻是午休，下班後都回家。到晚上，平房孤零零的在那裏，就我一個人住，很遠都沒有一個人。當時單位沒有職工宿舍，晚上整個校園裏安靜得可怕。單位的公共廁所，離平房有10多米遠，廁所圍牆的洞裏有蛇，有一次大白天，蛇咬了我的裙子袖子。平房的門，一腳就能踹開。我每天晚上睡覺前用鐵鍬抵著門。我很害怕，經常跑華工去，那裏有我中學同學，晚上擠在她的學生床上。可是宿舍守門的老太太經常不許我進去。這樣堅持了一年多，單位建起了一棟3層樓的職工宿舍。
新宿舍3層樓，3個門洞，18個單元。有三室一廳，兩室一廳和一室一廳三種。根據職務，工齡和人口等分配。條件是必須已婚，雙職工或者單職工，在市內沒有住房。我找單位開了個結婚證明，說要參加分房。開證明的人真給我開了，但我沒有去拿結婚證。過了幾天，開證明的人說：你把證明還回來，因為你沒有到晚婚年齡。那時的晚婚年齡要求：男滿25歲，女滿23歲，我確實差一點。當然我也隻是開玩笑，不是真心想要房子。 如果要了單位的房子，我就不能在華工要房子了。我們單位當時地處偏僻的小茅嶺，我們稱：夾皮溝。沒有公交車，步行一個多小時才能搭公交車，上下班的時候，單位的大巴把職工送到公交車站，順便讓住單位附近的人去買菜。自己買菜最近的地方是地大菜場，得步行20分鍾左右，生活非常不方便。如果有孩子，上學也是問題。不過那裏現在早已不再是偏僻的地方，我們單位也在10年前解散，沒到退休年齡的，分配到本係統的各個單位。
18套單元，居然剩下了一套，沒分出去，沒有夠條件的人了。剩下的這套房在一樓，對門住著老工人宋師傅一家3口。為什麽剩下這一套房子？因為宋師傅的小女兒精神有問題。據說他們以前借住別的單位的時候，女兒發病，有時脫光衣服，經常半夜哭鬧，罵人等。同事們說這個姐姐是下放農村的時候受了什麽刺激。沒人願意跟他們做鄰居。
剩下的房子是兩室一廳一廚一衛。不能浪費啊。於是單位決定讓有大學文憑的女老師們住進去，午休。我也是其中一個。她們都年長，年紀最大的應該跟我爸爸差不多大，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有一個76級的工農兵學員。我是唯一一個恢複高考後的大學畢業生。
和我分配在一間房的幾個女老師說：“我們繼續住平房，這間房子留給你住。”她們的行為，讓我感動至今。可是住隔壁那間的3個女老師，其中一個是我的校友，她們就是討厭我。我沒得罪她們，唯一的問題是她們和把房間讓給我的老師們鬧矛盾。大概是文革餘毒吧，愛鬥。
我在那套房子裏住了大半年，還把我外公接來跟我一起生活了4個月。我們跟對門的宋師傅家成了很好的鄰居，不僅宋師傅兩老，還有他們家的幾個哥哥姐姐對我很好，那個有精神病的姐姐對我也很好。早上去開水房打水，那個姐姐如果排在我前麵，她會主動讓我先打。別的同事說能不能也讓他們先打，她絕不讓。我搬家後再去上班，宋師傅和他老伴說：你中午來我家吃飯吧。
分到華工的結婚住房（一間單身教工宿舍）後，我們立馬搬走了。雖然結婚住房遠不如我們單位的公寓房，但我們拿到了華工的分房權，住房很快會改善，而且會越來越好。我們在華工裏麵住了6種不同的房子，最後住上的是108平方米的新房，當時華工最好的房子。可惜沒住多久我們就到美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