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記

紅軍長征記點擊閱讀：https://www.99csw.com/book/7664/index.htm

===================================================

作者：劉統

大家好！大家用國慶的休假時間來聽這個講座，非常感謝大家的到來。今天我主要給大家講一下，我為什麽要整理注釋《紅軍長征記》這本書。紅軍長征的故事，我想每一個人都是耳熟能詳的，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誰都知道。但是我要問你們一句，紅軍長征的故事是怎麽來的？這個恐怕就有好多人答不上來。

我們說一部偉大的曆史，它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這個曆史是否能流傳下來，關鍵是有沒有人用文字來記錄它，把它保存下來。《紅軍長征記》這本書，主要是紅一方麵軍的長征的經曆過程。這本書，我們管它叫作原始記錄，是因為其中每篇都是紅軍長征的親曆者在長征剛剛完成之後不久親筆寫出來的，這就是它的曆史價值。

為什麽長征的親曆者們要寫這些回憶文章呢？為什麽要結集成書呢？這個得從1935年紅軍一方麵軍到達陝北說起。當年，紅軍長征第一批到達陝北的是毛澤東、周恩來領導的紅一方麵軍的部分人員，到達陝北後，他們跟劉誌丹、徐海東的部隊會師。長征的結束，並不像我們想象得那麽激動人心、波瀾壯闊，當時革命和紅軍都處在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毛澤東帶到陝北的隊伍，是一支精疲力盡、饑寒交迫的隊伍。毛澤東過草地時，與張國燾決裂，毛澤東堅持要北上，張國燾堅持要南下，結果毛澤東北上的時候，紅四方麵軍沒有一個人跟他走，當時張國燾有九萬人，毛澤東隻有一萬人，但是毛澤東沒有退路，他拚命也得北上，因為他感覺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毛澤東到了哈達鋪，看到了國統區的報紙，才知道陝北有劉誌丹，有紅色根據地。也就是說紅軍長征的路程已經走了90%，最後才知道有陝北這麽一塊地方，對於毛澤東領導的長征部隊而言，可以說是絕路逢生，然後大家非常高興地越過了六盤山，來到了陝北，最先到達的是吳起鎮和瓦窯堡。當時這兩個地方在陝北紅軍控製的範圍之內，但是在那個時候，陝北也處在一個非常嚴峻的時刻。

毛澤東與張國燾在陝北

最先到陝北的是紅四方麵軍的紅二十五軍，紅二十五軍到了陝北之後，他們也有那種大魚吃小魚的作風。當時他們看陝北這個隊伍不像樣，隊伍不純，就開始在陝北肅反，當時把劉誌丹等人全都抓起來了，一邊肅反，一邊殺害陝北紅軍的領導人。但是，紅二十五軍的軍長徐海東是一個非常厚道的人，當徐海東得知紅軍快來了，他就準備去接紅軍。有一天打仗的時候，通訊員說，中央已經到了，毛主席等著你去呢，結果徐海東仗也不打了，騎著馬，跑了幾十裏的山路，到了一個村子。

在一個破窯洞，他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當時頭發長長，臉色青灰，非常消瘦，穿了一件補丁摞補丁的破大衣，見著徐海東以後，緊緊地握著徐海東的手說，海東同誌，我們終於到家了。徐海東就說，中央讓我做什麽請指示。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能不能給我們點錢，我們太窮了。可以說，紅一方麵軍走到這的時候，已經是可以說是走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徐海東是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軍費五千大洋，全部交給了中央，所以毛澤東非常感動，說徐海東同誌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中央到了陝北之後，最開始住在瓦窯堡，就是今天的子長縣。瓦窯堡那個地方，當年也是窮鄉僻壤。紅軍到了瓦窯堡住下來的時候，當時紅軍回憶，說住在破窯洞裏，連門都沒有。他們當時覺得有窯洞住已經比在草地露天住好多了，住在窯洞裏，晚上就找一些柴火，點一堆火，度過寒夜。結果山上的狼看見有火，跑到窯洞裏來取暖來了，戰士們睡醒一看，怎麽有一隻狼在窯洞裏，趕緊把狼給打走。當年紅軍剛到陝北的時候，就窮到這種地步。怎麽辦？首先得解決生存問題。

到了1936年7月，陝北突然來了一個客人，這就是我們大家熟知的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斯諾是有些探險精神的，他在上海聽說陝北有共產黨，就表示要到陝北來看看。那會到陝北談何容易！他首先在上海找宋慶齡，宋慶齡找到張學良，張學良住在西安，張學良派人給斯諾提供了馬匹，提供了保鏢，斯諾是在上海的中央特科的一名地下黨員——紅色牧師董健吾的陪同下，曆盡千辛萬苦，到達寶安，就是今天的誌丹縣。毛澤東一看來了個外國人，非常高興。他希望斯諾能給紅軍做下宣傳，希望外界能給紅軍提供募捐。於是，毛澤東就讓楊尚昆代表紅軍的政治部、宣傳部，給各位同誌們寫了一封信，發出號召，說最近有外國友人到我們這來，我們要利用他給我們在國際上做宣傳、搞募捐，這樣的話讓我們能夠活下去，請大家每個人寫幾篇紅軍長征的經曆，匯總起來。

這是為了什麽呢？為了給斯諾的采訪和寫作提供素材。所以一聽說能募捐，紅軍幹部們就非常高興，於是他們就你一篇我一篇，特別是紅軍內部，也有一些大知識分子，一些大筆杆子，於是他們就一共寫了是兩百多篇，匯集起來，毛澤東讓當時的宣傳部，把這個材料用複寫紙複寫了幾份，其中一份就交給了斯諾。於是斯諾拿了這麽多的原始材料，回到上海寫了一本書，就是《紅星照耀中國》。所以紅軍長征怎麽出來的，我們說是斯諾最先宣傳出來的，但是斯諾的材料從哪來的呢？是紅軍戰士、幹部們給他提供的這些回憶錄。這樣的話，紅軍長征的故事，就傳遍了世界，紅軍長征的精神，就開始廣為人知。

隔了不久，西安事變爆發，促成國共合作。國共合作了，紅軍長征這些回憶錄，都是講國民黨蔣介石如何圍追堵截紅軍的，抗戰時期就不太好拿出來說了。所以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後，這些原始記錄，就存起來了。到了1942年，八路軍政治部說，這些同誌寫的這麽寶貴的東西，咱們總得給他們出版。1942年，當時八路軍政治部編個內部本，作為黨內參考資料。當時在延安用土紙印了這麽一套書，叫《紅軍長征記》。但這個《紅軍長征記》當時流傳的範圍很小，基本上就沒幾個人能看見。有一個美國著名的女作家叫史沫特萊來到延安，采訪朱德。她回去以後給朱德寫了本傳記叫《偉大的道路》，這個跟《紅星照耀中國》一樣，也是當時在國際上很有反響的一本書。於是朱德為了給史沫特萊提供一些素材，就把土紙印的《紅軍長征記》給了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去世後，這些書輾轉流傳到了哈佛燕京圖書館。大概是二零零幾年，哈佛燕京圖書館清理圖書，要把一些老版本給處理了。當時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有一位中國學者叫沈津，懂古籍。他看到一大堆扔出來的書裏，有一本朱德的簽名本《紅軍長征記》。於是，沈津就跟上海圖書館取得了聯係，上海圖書館一聽有這個東西，如獲至寶。在紀念紅軍長征60周年的時候，就把這部《紅軍長征記》，在國內重新影印出版了。這是在國內第一次看到了這個《紅軍長征記》的原始版本。我也是在那個時候看到這個版本的。看到這個版本之後，我覺得這個版本的記事，跟我們當年了解的紅軍長征的故事有很多的不同，可以說有很多的新鮮材料，是我們過去從來不知道的。我看了這個版本之後，就萌生了一個想法：能不能把紅軍長征的原始資料來做一番收集和注釋，整理出一個最原始的本子出來。

朱德簽名版《紅軍長征記》

順著這個線索，我首先來查《紅軍長征記》流傳的源流。《紅軍長征記》零星的東西，在解放前後都有過。我的標準是，必須是在《紅軍長征記》這個版本之前的原始記錄我才收。這樣的話，首先找到了一本，1936年版廉臣著《隨軍西行見聞錄》。這個版本，我第一次見，我看的還不是原始版本的，我那會還沒有條件看到原始版本。

1953年，當時中宣部出過一個內部版本，叫《黨史資料》，《黨史資料》當時就把《紅軍長征記》95%的內容發表出來了。但是這個版本是編了號的，屬於黨內的機密材料，隻有高級幹部才能看到。到了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長征記》。我們注意到，這個版本是建國後第一次向老百姓公開的版本，但是這個版本就是1942年的原始版本，裏邊隻選了五十多篇，可以說是砍掉了一半，為什麽要砍掉一半呢？當時建國後宣傳長征，要注重正麵，要注重形象，所以審查者認為，不太適合的一些內容，不太成熟的一些內容，就不收進去了。但是《紅軍長征記》1956年的版本好在哪？就是它收了廉臣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廉臣是誰？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偽裝成一個紅軍的俘虜，原來是個醫生，跟著長征走了一半，然後一路上看著紅軍過烏江，過瀘定橋，通過彝族區等等情節，他都寫進去了。

1956年版地圖

這個1956年的版本，還有兩篇綜述性質的長文章，都是1942年的版本裏沒有的。作者都是楊定華，文章一篇是《雪山草地行軍記》，另一篇是《從甘肅到陝北》。這三篇文章，一篇是廉臣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另兩篇是楊定華的，都是綜合性的敘述，基本上對長征進行了一個最原始的描述。之後的各篇都是片段，是每個作者寫的個人經曆。所以說，1956年的這個版本，雖然是個選本，但是它把這三篇綜述性的長文給收進來了，都是1936年、1937年寫成的原始資料，於是我就關注到了。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黨開始大規模整理黨的文獻，中央文獻研究室成立。廉臣的《隨軍西行見聞錄》被陳雲同誌認領了。這文章是怎麽回事呢？陳雲長征走到了半路，快過雪山之前，中央作一個決議，派陳雲和潘漢年兩人離隊，一個是到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一個到上海去重建地下黨。所以，陳雲和潘漢年兩人在瀘定一帶就離隊了，陳雲先到了上海，然後輾轉到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之後，陳雲向共產國際作了關於中國長征的報告。共產國際表示，你能不能把這個東西寫出來，向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作宣傳，於是陳雲就說，我要是個人直接寫，好像不太客觀，我用個化名，裝成一個國民黨的醫生，裝成一個紅軍的俘虜，作為一個旁觀者來寫長征，這樣寫比較客觀，也能讓大眾接受，於是陳雲就寫了這篇幾萬字的長文——《隨行西行見聞錄》，發表在共產國際於法國辦的一張報紙叫《救國時報》。

廉臣的《隨軍西行見聞錄》

又過了兩年，楊定華也到了蘇聯，一看陳雲寫了個開頭，沒寫後半截，於是楊定華就寫了後邊的《過雪山草地》，一直寫到陝北。楊定華是誰？2006年，我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親曆長征》的時候，楊定華還沒有考證出來。後來我突然看到了一本書叫《鄧發紀念文集》。鄧發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保衛局的局長。他到了延安之後，奉命從新疆去蘇聯，向共產國際作匯報，做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鄧發到了莫斯科之後，他看見陳雲寫的前半截，於是他說我來寫後半截，就用楊定華的名義，給發表出來了。楊定華是鄧發在共產國際期間用的化名。這樣的話，一個是《紅軍長征記》原始版本被影印出版了，一個1956年版本中又把陳雲、鄧發的三篇長文章，給匯集到一起了，這不是就全了呢？於是我就把這兩個材料捏在一起了，這叫紅軍長征的原始記錄。於是我就跟中央文獻出版社的同誌說，我想出個《紅軍長征記》的全本。他們說好啊，可以出個全本。但我發現1953年中央宣傳部內部的版本中，有兩三篇文章並沒有收錄進來。

有一篇文章我印象非常深刻，叫《遵義十日》，講紅軍到了遵義，幹部團有一個幹部，寫了在遵義生活十天的日記。一看《遵義十日》，我覺得這文章寫得太生動了。紅軍的形象在我們眼裏邊都是穿著軍裝，跋山涉水，堅韌不拔，高大上的形象。但是在這篇文章裏，紅軍到了遵義以後，突然這些幹部都變成了一個小資的形象。文章的作者叫何滌宙。文中講到，紅軍到了遵義，幹部團放假了，大家可以上街。上街之後，大家去下飯館，走那麽遠的路也沒吃著什麽好東西。飯館做的辣子雞丁特別好吃。於是回去以後，就跟同事們說，那家飯館辣子雞丁特別好吃，明兒咱們再去吃。第二天再去吃，辣子雞丁肉少了一半，多給了好多豬肉。你想想，這麽一個小遵義，當時就那麽一條小街，就那麽幾家飯館，一下來了那麽多的紅軍，都去吃飯館，一個遵義城裏才有多少隻雞，肯定是一兩天就吃完了。

到第三天再去吃，根本不是辣子雞丁了，就是豬肉丁了，還鋪了好多的菜，結果何滌宙他們就非常不滿，說飯館是偷工減料，結果夥計說下次來一定做好。怎麽可能做好，連食材都沒有了。又講到打土豪。打土豪給大家分衣服，分給何滌宙一個皮子的長袍，皮子長袍怎麽穿著行軍啊。他去服裝店想改成個皮襖，把長的改成短的。老板非常高興，過了幾天去取衣服，皮襖緊得穿都穿不上，兩個袖筒還是空的。何滌宙很生氣，質問老板怎麽將一件皮大衣改成短襖，皮子還能不夠用，認定是老板貪汙了。老板趕緊抱歉，說把兩個袖子加上點棉花，做成個棉襖，如何如何。文中還講到，紅軍幹部跟遵義的學生聯歡，遵義師範學校的學生來跟紅軍幹部團聯歡。先打籃球，結果紅軍這些幹部，打籃球那些人都是留過洋的，不是留法的就是留蘇的，他們這些人平時在瑞金的時候就一塊玩球，結果這會在籃球場上，喊的那些口號，防守、上籃，都是用的英文術語，把遵義這幫學生給鎮住了，紅軍裏邊還有這麽多大知識分子啊，張嘴就是洋文。到了聯歡，遵義師範學校的校花們都來了，上台去，兩位校花，哼哼唧唧地唱了一首《可憐的秋香》，然後紅軍說我們來一個節目，幹部隊的隊長蕭勁光，就是後來的海軍大將，跳上台表演了一段高加索水兵舞。他是留俄的，舞步瀟灑，激情四射，學生們興奮又震驚，於是好多學生表示要參加紅軍。

遵義大捷 黃鎮畫

這篇文章，我們一看，紅軍不也很人性化，很有人情味嗎？這篇稿子怎麽就不能用呢？後來我一查檔案，發現何滌宙這個人很可惜。第四次反圍剿的時候，他是國民黨軍的一個工兵營長，結果被我們俘虜了。被俘虜後，問他能幹什麽，他說會架橋。這樣的話，帶著他參加長征，參加長征的時候，逢山過河，像過湘江的時候，搭那個浮橋，就是何滌宙指揮著紅軍做的，紅軍就從湘江上過去了。後來何滌宙就被稱為架橋專家。李一氓在回憶錄裏就寫過何滌宙。何滌宙到了陝北以後，被分配到紅軍大學去當幹部。結果國共合作了，延安跟大後方來往自由了。當時延安的人，都可以到西安坐火車到大後方去。何滌宙說要探親，於是就告假離開延安，一去不返。後來我一查他老家的地方誌，他回去，到武漢又看見老鄉了，看見黃埔軍校的同學了，就拉他進了國民黨部隊了，結果第二年抗戰給打死了。你在國民黨裏邊死了，就算不成烈士了，於是這人基本是就被我們的紅色曆史給抹了。所以他的這個作品也就被刪除了。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確實對我們了解長征是非常有價值的，所以我就把何滌宙這篇文章，在2006年的時候，收到了中央文獻版的《親曆長征》中。我當時認為，這個版本算是收得最全的一個《紅軍長征記》了。這版本一出來，立刻被南京大學的高華先生關注了，然後高華就作了一篇演講，紅軍長征的曆史怎樣傳播的，然後在網上廣泛流傳，他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何滌宙這篇《遵義十日》，他說這篇文章是《紅軍長征記》的回憶錄裏，寫得是相當的好的。那麽這個版本印得也不多，後來賣了沒多久，就見不著了。到了前兩年，紀念紅軍長征80周年的時候，三聯書店就說咱們重新做一個《紅軍長征記》，讓我再修訂一回，看看還有沒有什麽可以往裏增加的。這時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紅軍長征記》最原始的版本，叫《兩萬五千裏》。這個版本是一個手寫的，用複印紙抄的稿子，這稿子存在哪呢？存在魯迅紀念館，怎麽會存到魯迅紀念館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誌在這個版本影印的前邊，也做了一番考證，這版本怎麽來的呢？話分兩頭。

當年斯諾來的時候，是紅色牧師董健吾陪著來的，董健吾跟著斯諾看到了這個《紅軍長征記》的原始材料，回到上海之後，他寫了一篇文章在《逸經》雜誌上發表了，《逸經》雜誌很有名，發表的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就是瞿秋白《多餘的話》。我去翻瞿秋白《多餘的話》，卻突然發現了一篇文章，叫《二萬五千裏西引記》，這裏邊第一次說到二萬五千裏，然後說紅軍如何如何。這個作者叫幽穀。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是英文的，轉譯到中文又有一個時間差，但是幽穀的這篇文章是1937年發表的，比斯諾還早，這是國內描寫長征最早的一篇文章。幽穀是誰？後來董健吾的兒子找上門來了，說幽穀就是我爸。我說董健吾一定是當年跟斯諾一塊看了《紅軍長征記》的原始材料了，所以董健吾寫出那麽一篇文章來。好，我把它也收到我的《紅軍長征記》裏來。但是這個手抄本，是從哪來的呢？怎麽會到魯迅紀念館去呢？上海人民出版社同誌在考證裏邊就說，這份材料是斯諾走了之後，馮雪峰奉中央的命令來跟魯迅聯絡，希望魯迅能夠幫助出版這本《兩萬五千裏》，就是《紅軍長征記》還沒出版之前的這個手抄本。魯迅當時已經病重，顧不了這件事。於是馮雪峰就把這個版本交給了一個書店的老板叫謝澹如。謝澹如可能現在很多人都不認識，這人是個無名英雄。謝澹如是一個大資本家的兒子，是個闊少爺，但是他跟魯迅交了朋友，入了左聯。他的任務就是出版進步書籍。1931年，顧順章叛變，周恩來等人都隱蔽了，瞿秋白當時在黨內受打擊，沒人管瞿秋白，瞿秋白逃哪去呢？瞿秋白就到書店找到了謝澹如，說能不能讓我在你那寄住一段時間，謝澹如當時也不是共產黨，甚至連什麽左派組織都沒加過，他就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但是這人特別有良心，他收留了瞿秋白。於是謝澹如故意在報上登了個廣告，說家裏有一間房子要出租，在南市區，就是大宅後邊一間房子，讓瞿秋白來認租，這樣的話，謝澹如把家人都給騙過去了，家人都不知道瞿秋白跟他有什麽關係，就知道一個書生在他家寄住了一年多。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謝澹如敢幹這個事，那真是人格過人。魯迅因此非常相信謝澹如，於是馮雪峰就把這個複印本交給謝澹如了。謝澹如就把這個稿子一直保存下來了，一直保存到建國後。

建國後，謝澹如當了魯迅紀念館的館長，在臨死之前，他把這個手抄本交了出來。因為放在魯迅紀念館，這裏主要是搞魯迅研究的，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這部稿，它在庫房裏這麽一擱，建國後就擱了三十年，等到90年代的時候，上海人民出版社知道有這個版本，看了以後認為這個版本好，比斯諾那個還原始，就考慮把它影印出版，於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用《兩萬五千裏》的名義，把這個影印本出版了。我把這個影印本拿來一看，認定這是好東西！好在哪？它比1942年延安版更原始，當年紅軍寫的長征回憶錄保留下來最原汁原味的是這個版本，當時是政治部的人複寫了幾份，交給斯諾了一份，然後馮雪峰又拿了一份。1942年延安出版的時候，做了很多的修訂，就是把一些不太合適的詞、表述給刪了，但是在這個版本裏，原原本本的保存著。

舉幾個例子。當時紅軍等著過草地，結果張國燾跟中央要權，而且張國燾要南下，當時中央跟張國燾為解決指揮權的問題，為解決南下北上的方針問題，在川西北跟張國燾對峙了兩個月，進行爭論。這兩個月，是最要命的兩個月，那麽荒涼的川西北藏區，走多遠都見不著一個藏族寨子，一下來了十萬紅軍，他們可天天要吃飯，但中央在那天天開會，這些紅軍就得去找糧食。所以，籌糧是當時最重大的一個任務。紅軍到處找糧食，什麽糧食都吃光了，藏民老鄉家的糧食也找來了，地裏的青稞麥也收了，然後喇叭廟裏的糧食也給拿出來了，都吃光了。為什麽紅軍過草地會餓成那樣，每個人都沒有多少糧食，每天餓得皮包骨頭，那麽多人死在草地上，就是因為在川西北待這兩個月，把當地的存糧都給消耗光了。這個情況在這個手寫本裏，是非常生動地展現出來了。別說紅軍戰士沒糧食吃，紅軍高級機關的幹部都沒糧食吃。有一個叫莫休，寫了一篇《由金沙江到大渡河——一頁日記》，主要就是講過草地的情況。他說在卓克基住在一個喇嘛廟裏，天天都想找什麽東西吃。黃鎮，就是畫長征漫畫的那個畫家，建國後當了駐法國大使、文化部長的那個黃鎮，跟他一塊都是政治部的，他們一塊天天想法上哪找糧食吃，上哪找飯吃。

磨青稞 黃鎮畫

有一天，莫休辦事回來。黃鎮笑嘻嘻地遞給他一碗吃的東西，一看他的碗裏，像豆沙一樣，吃一口，原來是麥子，真香啊！莫休就問黃鎮，這些東西哪來的呀？黃鎮笑嘻嘻的，往那一指，原來是這個喇嘛廟裏供台上的那些供品。喇嘛廟供台上有花、有佛爺、有供果。那些佛爺都是麵做的，都是白麵做的。拿個佛爺到鍋裏一炒，就炒成了豆沙。但是，這不能告訴別人，不然他們到廟裏來把這些佛爺都搶走了，自己就沒得吃了。餓到這個程度，說明當年為了求生奪目不容易！這作者莫休，是誰呢？我查了半天工具書，也沒有查到。然後我就看這個原始版本，我看到了那篇稿子，原來也是莫休，後來把莫休拿筆一劃，下邊加兩個字夢秋，我突然恍然大悟，原來這個人就是當時黨內的大才子，時任中宣部部長徐夢秋。徐夢秋在長征的時候是紅一方麵軍政治部的宣傳部部長。當年在陝北組織《紅軍長征記》的整理編輯工作的就是徐夢秋，他不僅編輯整理了這本《紅軍長征記》，而且他親力親為，在其中寫了五篇文章。在《紅軍長征記》這本書裏，寫回憶錄寫得最精彩的，有那麽幾個人，一個是徐夢秋，一個是李一氓，還一個是彭加倫。李一氓也是老資格的黨內文化人，李一氓寫的回憶錄也非常生動。

《紅軍長征記》就是徐夢秋主編的，然後他一直在延安當宣傳部部長。後來我們要打通國際路線，當年新疆的盛世才，他是蘇共黨員，他跟蘇聯的關係特別密切。所以抗戰期間，延安通過新疆去蘇聯，是一條通道，當年賀子珍、林彪等人，都是走這條路去蘇聯的。所以當時我們就希望跟盛世才搞好關係，盛世才也希望共產黨給他派一些幹部來，於是我們就派了一大堆幹部，毛澤民、陳潭秋、徐夢秋他們都派去了。徐夢秋那是因為在長征過草地的時候，把兩隻腳給凍壞了，到延安後，馬海德醫生把徐夢秋兩隻腳都給切了，於是徐夢秋就變成一個殘廢了。中央安排他到蘇聯去做假腿，到了新疆，毛澤民他們缺幹部，就把徐夢秋也留下來了。

到了1944年，國民黨招安盛世才，這時候盛世才要做出選擇，我是跟共產黨跟斯大林，還是跟國民黨，最後他決定投奔蔣介石。於是盛世才反過頭來，把共產黨全給抓起來了，抓起來之後，就把毛澤民、陳潭秋他們都給殺了。但是徐夢秋在這個關鍵時刻，叛變了。所以徐夢秋從我們黨內的第一大筆杆子，一下就墮落成一個叛徒。徐夢秋從新疆去了南京，進了國民黨的特務機構。國民黨敗逃的時候，蔣介石和毛人鳳說，共產黨的叛徒我們都不帶，一個不要，於是把徐夢秋就扔在南京了。劉伯承、鄧小平進了南京城，徐夢秋又想回來，他就去找劉伯承。劉伯承十分生氣，把徐夢秋關進了監獄。徐夢秋一直關到七十年代，死在獄中。這個人的作品，當然就不能見世麵了。現在，我把他的身份搞清楚了，徐夢秋在《紅軍長征記》裏，寫的這些回憶錄，是最真實的，最有內涵的，也是最生動的。我當年按照延安版本出的那個《紅軍長征記》，徐夢秋的幾篇回憶錄，已經經過徐夢秋自己的刪改，文本已經幹淨好多了，我這次就把手抄本的文字全給還原回去。還原之後，就形成了三聯最新的這個版本，就是《紅軍長征記》，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這是真正的原始記錄，最原始的記錄。

劉統 整理注釋《紅軍長征記》 三聯書店 2019-6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三聯書店把這本書再次出版，可以說確實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什麽叫不忘初心，就是要真實地了解我們的前輩是怎麽從長征走過來的，是怎麽經曆了那些艱難曲折。這些情節，必須真實，不能摻水，更不能用現在的高大上的觀點，進行篡改和編造，這都是不符合曆史真實的。我編這本書，一篇一篇的稿子看，一個字一個字的校對、增補，從這本書裏，我看到了什麽？首先，人是要有信仰的。紅軍長征兩萬五千裏，我曾實地考察，太不容易了！現在我們的身體情況那麽好，營養那麽好，我們還坐著車在草地上跑，我在草地上一站，就覺得缺氧，上不來氣，走起路來腳底下踩著棉花。當年紅軍那麽艱苦，那麽饑寒交迫，而且還在草地上露宿了六天六夜，白天陽光普照，一會突然暴雨又來了，晚上嘩嘩的暴雨傾盆，在草地上露宿，那個滋味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在《紅軍長征記》裏，徐夢秋寫的就非常生動。在草地上宣布住宿了，四麵都是沼澤，幸虧草地不是平的，是那種起伏的丘陵，於是這些紅軍幹部，就在稍微高一點的台上，可能稍微幹燥一點，地上鋪一塊油布，頭上再頂一塊油布，在那裏露宿。在草地露宿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得有一堆篝火，有了篝火，晚上就能活，要是沒有篝火，可能就會凍死。所以當時這些紅軍幹部，有馬騎的，沒有一個人騎馬，就是想讓這匹馬馱一點柴火，馱一點樹枝，這樣到了宿營地，能點一堆火。到了宿營地，點火的學問也是很大的。當年這些沼澤地沒有幹柴，也沒有順手的點火的工具，全得靠點火人的本事。這個時候就顯示出來了，工農出身的紅軍幹部戰士，特別會點火，點著一個火星後還要吹，吹得好，一會這堆火就點起來了。但是總政治部這些幹部，都是大學生，羅榮桓、黃鎮、徐夢秋這些都是大學生，到這個時候就傻眼了。他們不會點火，看著人家在那點火，在那燒青稞麥糊，他們在這就輪流在地上吹，吹得腮幫子都麻了，也吹不起這堆火來，結果吹了一個鍾頭，這堆火才終於點著了。但是別的同誌都已經吃完飯，靠著篝火、頂著雨布在那睡覺了。這時，他們才開始煮麥糊糊，吃飯。時不時暴雨就傾盆而下，這些人沒有帳篷，怎麽辦呢？就是背靠背，頭上頂著這塊雨布，就這樣熬過一個寒冷的黑夜。這種描述，多麽生動，又多麽真實！紅軍過草地時，是非常艱難的，甚至是超越人類極限的。

草地宿營 黃鎮 畫

但是紅軍在草地的時候幹什麽呢？宿營了，大夥就說，我們歡迎蔡暢大姐給我們唱個歌好不好？大夥就歡迎蔡暢大姐唱歌，蔡暢說，你們不要吵，我給你們唱。於是在黑暗的草地上，一堆一堆篝火如同一顆顆星星，蔡暢在這個荒原之上，用法文唱了一首馬賽曲。當時那個場景，多麽感人！說明紅軍真的是一群有信仰的人。楊定華寫道，紅軍這些幹部戰士，終於走出了草地，進入了陝甘，然後跟張學良的部隊碰在一起了，結果張學良的軍官們一看，紅軍的隊伍裏，還有像周恩來、蔡暢這樣的留學生，還有像吳玉章這樣的辛亥革命元老，說你們共產黨這些人，在哪不能找著一個好職業，幹嘛要受這個苦，看來你們這些人，真是有主義的，主義就是為中國、為理想，為了推翻舊世界，為了建設一個新中國，才來受這樣的苦。

背幹糧過草地 黃鎮 畫

徐特立，毛主席的老師，50多歲參加長征。在長征的過程中，婦女和老人結成修養連，他們跟一些紅軍的傷病員一起走，專門派了一些年輕的戰士幫助他們。像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這些年紀比較大的同誌都有馬，但是徐特立寫的回憶錄，以及他的同事寫的回憶錄說，徐老從來沒騎過馬，徐老總是把馬讓給傷病員騎。徐老總是杵著一根棍子徒步的軍。紅軍的這些婦女，都是照顧傷員的，他們本來就是一些孩子，十五六歲來參加長征，結果這些孩子，表現得比誰都勤快。到了一個鎮子，準備宿營，結果這些女孩、男孩到處張望，看看哪有門板，然後一說宿營了，飛快地跑過去，把老鄉的門板卸下來，讓傷員躺在門板上。躺在門板上，總比躺在地上要舒服。女戰士就看看哪有小溪，趕緊把紅軍的帶血的衣服，帶血的繃帶，拿去小溪裏去洗。也就是說，大夥已經走得疲勞不堪了，到了宿營地，他們這些小同誌仍然不休息，還在那不斷地忙活，照顧傷員。過草地的時候，草地的河是沒有河道的，都是亂流，而且草地也是有落差的，河水也是相當急的。結果這些小紅軍，一過河，冰水馬上那他們的兩腿凍的沒有知覺了，這些孩子就吱吱哇哇的就喊起來、哭起來。這個時候，成年的幹部，就背著這些孩子，趟過一條一條的冰河。在長征中，像這些樸實的文字，這些生動的情節，都是他們很自然地表露出來的，沒有文學的描述，也沒有什麽浪漫色彩，都是非常現實的場景，都是非常真實的東西。所以我看了這些文字之後，我比看那些文學作品更受感染，就是因為它的真實。這是第一點，就是紅軍長征是有信仰和精神的。

第二，長征中的共產黨人，是朝氣蓬勃的。我看了這個回憶錄，我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他們正年輕，他們非常單純、質樸。這裏邊寫得最好的回憶錄，就是紅一軍團的宣傳部的幹事叫彭加倫。彭加倫寫的回憶錄裏，特別會捕捉那些有意思的情節，幽默、風趣，彭加倫寫了一篇文章講紅軍長征開始的時候，要經過四道封鎖線，然後就衝到了廣東、江西交界的一個鎮子叫烏逕，到了烏逕，就算是跳出了國民黨對江西紅軍蘇區的包圍圈。早晨起來，這些紅軍戰士都衝到各個小飯館、商鋪裏去，想買點吃的、用的東西。有紅軍戰士到了一個雜貨鋪，跟老板說買鹽，老板說買多少鹽，給一塊大洋，買一塊大洋的鹽，老板嚇一跳，說你這一塊大洋，能買二十多斤鹽呢。啊，是這樣的嗎，哎喲，我們在江西蘇區的時候，一塊大洋還買不了二兩呢。可以刊出對江西蘇區的封鎖有多嚴，鹽都吃不著。當年，在江西蘇區的時候，他們回憶說一位領導人，到紅一軍團去了，結果林彪軍團長送給他的最好的禮物，就是一小紙包鹽。結果出來一看，一塊大洋能買二十多斤鹽，兩個戰士高高興興秤了兩口袋鹽，回去以後說太好了，出來以後我們有鹽吃了。還有一個紅軍小戰士，到了一個雜貨鋪，一看櫃台上有好多玻璃瓶子，以為那是牛奶，跟老板說要買那個牛奶吃，老板說那不是牛奶是墨汁。小戰士不相信，意味老板騙他，老板沒辦法，給他拿了一瓶，打開喝了一口，一嘴的墨汁。小戰士知道上當了，又跟老板鬧起來了。這個時候，彭加倫過來了，跟小戰士說，你這個人問明白了再買，不問明白，你看鬧笑話了吧，給老板陪個不是吧。這位小戰士隻好陪了個不是，走了。這個場景，彭加倫寫得很風趣，但是我可真是笑不出來。紅軍衝出了封鎖線之後，就像是又回到了人間一樣，有鹽吃了，有油吃了，有飽飯吃了，就感覺到滿足得不得了。所以說，彭加倫的這些個描述，非常的質樸。

紅軍長征這些故事怎麽來的？渡烏江，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過雪山，等等，怎麽來的？都是在這個長征記裏最先反映出來的。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紅軍長征記》裏，把飛奪瀘定橋的場景，非常真實地寫出來了。大家看過電影裏演的，國民黨的機槍不停地掃射，紅軍攀著鐵索往前進，冒著槍林彈雨，把瀘定橋拿下來。我看著電影也特受感動，但是到了瀘定橋一看，我就覺得電影裏演得不是真實的。瀘定橋一百米長，你要是攀著鐵索，川軍在瀘定鎮，紅軍在觀音閣，紅軍是從這岸邊攀著鐵索往這邊爬，一百米的鐵索你得爬多長時間，最快也得爬十來分鍾吧。在鐵索上目標這麽孤立這麽集中，要是在這邊拿著一根步槍，我慢慢的瞄準，一槍一個的把你打到河裏去。所以我就覺得電影上演的不對，我就找《紅軍長征記》。

從《紅軍長征記》裏，我看到了飛奪瀘定橋，最關鍵的是“飛”。紅軍長征的先遣團，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在接到搶奪瀘定橋命令的時候，是限他們24小時之內趕到瀘定橋頭，結果他們還在海螺溝以南，有240裏地，要在24小時內趕到，結果這些紅軍就狂奔起來了，所有的輜重，背包、行李全都扔了，就背著槍、彈藥。當時沒有公路，都是崎嶇的羊腸小路，為了趕路，結果一看河對岸，也有一隻火把在行進，是國民黨的川軍，去增援瀘定橋。要是讓國民黨的川軍增援過去，還怎麽拿下瀘定橋。紅軍決定也拿火把往前奔，終於，川軍在下大雨的時候受不了了，於是到了一個村，就住下了，準備過一晚上，但是紅軍沒停腳，一直往前狂奔。終於在第二天早晨，趕到瀘定橋了。川軍當時也接到了命令，說紅軍快過來了，拆板子，於是川軍開始從橋的一頭拆板子。我問瀘定橋的人，今天要拆個板、換個板子多長時間？半個月。為什麽十五天呢？瀘定橋比較窄，隻夠兩個人幹活的，我拆一塊板子，把繩子解了，再扛一塊板子走一百米，這個效率能有多快？想快也快不起來。所以當時川軍拆板子，拆到半夜，可能也就拆了不到二十米，大煙癮犯了，說算了，紅軍離得還遠呢，明兒白天再拆吧。誰知道紅軍第二天早上就趕到了，嚇得川軍也不敢拆板子了。但是紅軍也累壞了，跑了兩百多裏地了，倒頭就睡著了，等了一個白天，想等著劉伯承帶著渡過大渡河的部隊，從這邊來直接拿下瀘定鎮，那大家就不用爬橋了，結果等到黃昏了，還是沒動靜，結果紅軍決定不能再等了，再等國民黨的援軍可能就快上來了，於是開始奪橋。結果當時紅四團，是集中了所有的火力，二十多挺捷克式輕機槍，在岸邊擺開，一聲令下就朝著瀘定鎮的南岸和橋頭堡猛掃射，這一下把川軍給嚇得魂飛魄散。

這些川軍常年都是收稅的，誰打過仗啊。結果嚇得是點了門樓子就往後山逃跑，往瀘定鎮後邊的森林逃跑，這時候紅軍開始一邊鋪板子一邊開始爬橋，走到中間，火已經著起來了，結果突擊隊隊長就猶豫了，回頭望，看首長怎麽說，團長政委高喊，同誌們呐，猶豫不得呀，衝過去呀，結果紅軍就往上衝，衝了以後，脫下衣服來拿衣服撲火，終於把瀘定橋給奪下來了。所以這是真實的飛奪瀘定橋。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他們有什麽樣的體力，能一天一夜跑240裏，那是一個半馬拉鬆啊，而且還不是公路，是山間的小道。所以有些曆史的過程，真不是我們今天用常規能想象得出來的。這就是紅軍頑強戰鬥的精神。這個原始的記錄，雖然寫得不長，但是這一段曆史，就成為紅軍長征裏邊最光輝的一段曆史，永存史冊。而不到現場，就感受不到當年紅軍飛奪瀘定橋的那種場景。你在這個瀘定橋上站著，看著大渡河，腳下那些波浪，然後你在橋上一晃一晃的，然後你就能感受到紅軍當年有多不容易。

瀘定橋，1903年

《紅軍長征記》，把四渡赤水，把過雪山、瀘定橋、過草地，都描寫得栩栩如生。其中還有很多故事，會讓你感動得眼淚直流。當年，紅一方麵軍過了草地，又過了臘子口，就到了哈達鋪。紅軍到了哈達鋪，最大的收獲就是有飯吃了。在草地，吃草根、吃皮帶，大家都餓壞了。此時，紅軍已經瘦弱到見風就倒的程度，結果到了哈達鋪，就有吃的了。到底哈達鋪好在哪呢？我到哈達鋪一看才知道，哈達鋪是甘南中藥當歸的集散地，這地方周邊這片地出當歸，好多人在做當歸交易，這裏有一條明清的古街，一百多家店鋪，都是做當歸生意的。所以在當地，哈達鋪是個比較有錢的鎮子。當年這裏的物價是5塊大洋買一隻一百斤的豬，一塊大洋就買兩隻雞，紅軍到這以後，政治部給每個夥食單位都發了錢，一個口號，大家要吃好。於是紅軍在這就做飯吃，政治部寫的回憶錄，說鄧小平非常高興地坐到炕上吃辣子雞，結果屁股底下很暖和，原來是當地的土炕。林伯渠，是長征期間紅一方麵軍的總供給部部長，他是管錢的，管采購的。結果林老的那匹戰馬，從江西跟著他出來，一路過雪山過草地，走了兩萬裏地，過草地的時候也餓成皮包骨頭了。林老這會有了錢，能自己買東西了，他首先想著他那匹馬，他就給他那匹馬買回來一口袋麥子，有三十斤麥子，放那讓馬吃個夠，結果那馬也餓極了，把這一口袋麥子全吃光了，當天晚上就撐死了。跟他走了兩萬裏地，一頓麥子給撐死了。這說明什麽？說明了什麽叫艱苦卓絕，什麽叫絕路逢生。所以紅軍的長征，絕對不是旅遊，不是那種行軍，都是這麽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我特別注意到一點，就是我們今天去九寨溝，你看那一路風景如畫，特別紅軍過草地的時候是夏天，那會的草地今天一看，一片地毯，綠色的地毯，丘陵高低不平，白雲飄著，多美的一幅景色啊。但是你看整部《紅軍長征記》裏，沒有一個寫到景色有多美的，都是餓、冷、饑寒交迫。所以在那個時候，人是沒有浪漫情趣的，美景擺在他麵前也看不著。過草地的時候，他們說就是靠著一口氣，要有強大的內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這口氣一鬆，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哈達鋪

紅軍這樣受苦、受難，為了什麽？對比一下國民黨的部隊，他們能做到這些嗎？他們能受這種苦嗎？後來張學良做訪談節目的時候說，他聽說紅軍到了陝北，第一反應就是，紅軍怎麽走過來的，這隊伍能走兩萬五千裏，他問他的團長，帶得了這個隊伍嗎？他的團長們都說帶不了。我再給大家列舉一本書，叫《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曆記》，這本書是國民黨將領寫的回憶錄。這些國民黨將領都說，當年追剿紅軍，真是最受罪的任務。在四渡赤水的時候，川軍、黔軍聯合奉命圍剿紅軍，結果蔣介石在重慶坐鎮，天天給這些川軍、黔軍下命令，紅軍現在已經到了某某地，限他們在兩天之內趕到，消滅紅軍。這些軍長、師長到了當地一看，貴州那些大山，真是又高又陡，而且什麽公路也沒有，都是羊腸小道。到了赤水河，你才知道那個路有多難走，就是今天我們有公路，我們坐著車，從山頂上下到赤水河邊，還得彎彎曲曲繞那麽多大彎。當年國民黨軍隊，站到山頂上，就是看著紅軍在河穀邊上，他下來也得走一整天。國民黨在河這邊，紅軍在河那邊，你要想過來找他，你得走兩天，你得繞兩天的彎到一個渡口。所以當時追剿紅軍，國民黨的將軍們都覺得是真是苦差。當時有一個川軍的師長特別聰明，蔣介石不是命令要哪天到達嘛，他就想個竅門，讓偵查連特務連背著一部電台，在隊伍前邊先走，然後爬大山，他們輕裝，爬山爬得快，然後爬到山頂上，到了指定地點了，馬上就給重慶發報，我們師已經到了某某某地了，其實他的大部隊還在山腳底下，要想到那還得兩天的時間，就是這麽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為什麽？因為國民黨軍是按常規辦事的。

今天你給我吃多少飯，我能走多少裏我就走多少裏，多一裏我也不走。然後這大山我爬多長時間，我就爬多長時間，你讓我爬快一點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跟紅軍的速度比，根本沒法比。所以國民黨軍，盡管是多路的圍剿，但他們就是圍不住紅軍，就是堵不死紅軍。但是紅軍一天走一百裏地，走八十裏地，那是家常便飯。這就是作風的差別，而作風的差別，最根本的還是意識，你有沒有那種理想信念，為誰打仗，你是來當兵吃糧的，還是來幹革命的，這個是絕對不一樣的。所以這一部《紅軍長征記》，我感覺到，它是用非常樸實的語言，非常青春的文筆，記錄了當年紅軍長征的真實的場景。有很多的細節，有很多的情感，把我們帶回到了那個時代，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盡管是曆盡千辛萬苦，但是依然是鬥誌昂揚，依然是非常的青春，依然是非常樂觀的一群紅軍戰士。這就是我整理這本書最深刻的一個感受。

四渡赤水處

我因為原來是學古代史出身的，也學過古籍整理，當年在整理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時候，我們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所以我今天用過去受的這些訓練，搬到了紅色文獻、革命文獻的整理、研究中。首先，我盡量地還原真實，還原得越真實越好，它的文字我要把最原始的狀態還原出來，讓讀者感覺到真實。

第二，我在這些文字裏作注釋，他們說的這些地方，今天是什麽地方，他們這些人，後來是什麽身份，我都如實地記錄出來。起碼我對徐夢秋、何滌宙這些人身份的考證，反映出來一個問題，就是人的一生是複雜的，他可能在一定的時間之內，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他不一定能革命到底，就像中國共產黨的一大，一大當年那十三位代表，真正走到底的，除了四位烈士，不就是毛澤東和董必武兩個人嗎？剩下的人不是也都分道揚鑣了嗎？但是，隻要他們在一定的曆史階段，起到過這種作用，我們還是應該承認他們的曆史作用，把他們如實地記錄在案，這個就是對曆史的真實，也是我們後代對前輩的一種尊重。

我覺得我們後代，我們現在說的不忘初心，就是我們要真實地反映過去，真正能夠還原曆史真實的東西，這樣的話，讓讀者看起來可信，他覺得可以接受，不是你在那給他灌輸，給他宣傳，給他做一些讓他心裏不相信的東西。所以做這些工作，我是誠心誠意的，是帶著一種嚴肅的學術的態度和一種對前輩的尊敬來做這個工作。所以我要做到問心無愧，我要做到對得起先人，我也要做到把這一份曆史遺產，原原本本地流傳下去，直到永遠。

 

 

本文摘自：《羊城晚報》2010年12月4日第B05版

作者：高華，原題：《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長征》

一、號召回憶長征的最初目的

紅軍到達陝北後，困難重重，外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內部財力物力又極為短缺，陝北地瘠民貧，很難養活幾萬人的軍隊和幹部，到了1936年的前幾個月，情況更加艱難。

1936年下半年，毛澤東就開始號召寫紅軍長征的回憶，直接起因是很現實的，就是爭取外國人對紅軍的物質援助。本來，在長征結束後，黨的領導人就有計劃，向參加長征的同誌征集有關個人日記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東征等軍事緊張，此議就被耽擱下來。到了下半年，全國的形勢有新的發展，兩廣發起反蔣運動，周恩來等對張學良的統戰已見成效，陝北的局麵出現轉機，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在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宋慶齡的聯絡和安排下前來陝北采訪，這是一個向外宣傳紅軍和爭取外部援助的極好機會，這樣，征集長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向參加長征的同誌發起征稿：“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曆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幹片段。”“文字隻求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經三個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餘篇，約50萬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時已到達陝北，她和另一個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參加過長征的成仿吾，一起參加了文稿的編輯工作，而全部工作則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最後由徐夢秋統稿，並撰寫《關於編輯的經過》，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題寫書名，共收有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是為《紅軍長征記》(又名《兩萬五千裏》)。

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的許多素材皆取之於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並陪同斯諾進入陝北蘇區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國內著名的時政文化雜誌《逸經》上發表的《兩萬五千裏西引記》，成為在國統區發表的第一篇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其內容也是取之於這份書稿。

1937年，徐夢秋(前左五)、謝覺哉(前左四)、賀子珍(後左三)等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來源：資料圖)

二、徐夢秋這個人 

說起《紅軍長征記》這部最早的有關紅軍長征的曆史記錄文本，就不能不說到它的總編輯徐夢秋。他就是索爾茲伯裏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多次提到的那個“紅色曆史學家”，可是他卻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徐夢秋是安徽人，於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後被派往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進入江西蘇區，曾擔任紅一方麵軍政治部主任和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徐夢秋在長征過雪山時凍壞雙腿，到延安後鋸掉，這在參加長征的領導同誌中，特別是文職領導同誌中是唯一的。眾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歲的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等“四老”，也沒有一個不是安全到達陝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吳玉章當時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沒有參加長征)。所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同誌對徐夢秋特別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蘇聯治腿。 

徐夢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麵軍的紅軍幹部，1937年，組織上安排李玉南和徐夢秋結婚，之前，兩人互不認識。李玉南初不願意，後組織上對其進行勸說，要李玉南“為革命作更大貢獻”，才和徐夢秋結了婚，並隨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後，徐夢秋聽聞蘇聯正在進行大肅反，不少中國同誌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蘇聯醫腿的念頭，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鳴”，擔任新疆教育廳副廳長、代廳長及新疆學院院長，和陳潭秋、毛澤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夢秋去蘇聯安裝假肢。後蘇聯方麵因其傷重，又將其送往德國準備安裝假肢，行至邊境時蘇德戰爭爆發，1941年冬天，徐夢秋全家輾轉經哈薩克回國後滯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夢秋被捕，毛澤東指示要重點營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夢秋在重慶向政府自首，即被長期關押;政府給了李玉南一筆錢，讓她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夢秋離婚，她告訴孩子們“父親是個壞人，要跟他劃清界限”。李玉南從此一直單身，其子徐維陶雖然成績優秀，但因其父的曆史問題“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幾次躲進山裏，也不知道徐夢秋是何時去世的。 

李玉南說過一句話：“長征是自由的，從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實的長征記憶 

《紅軍長征記》整理完畢後，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為“黨內參考資料”，由總政治部付印，並要求“接到本書的同誌妥為保存，不得轉借他人，不準再行翻印。” 

這本長征的回憶文本的文獻價值最高，因為它最真實，最質樸，是迄今為止，所有有關長征回憶的最初形態。它的主題是革命的英雄主義，沒有反映黨內鬥爭和“路線鬥爭”。 

通常回憶錄都有一個缺陷，這就是寫作時因年代久遠，事主對當年發生的事件等已記憶模糊。但是，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就在長征剛結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長征的親曆者，又大多是年輕人，對剛過去的事記憶猶新。主編徐夢秋也是長征的親曆者，完整經曆紅一方麵軍長征的全過程，協助他編輯的成仿吾也是長征親曆者，他們的編輯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術性方麵，就是刪除重複，文字精煉等。更為重要的是，這本回憶錄的作者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條條框框的限製，不似後來的各種敘述已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寫作要求的影響。 

這樣的敘述和編輯方針，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確的。

四、外界是如何知道長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向西實行戰略轉移，中外報章都有報道，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從日本新聞社的報道才獲知紅軍突圍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陳雲，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發表一篇《隨軍西行見聞錄》長文，假托一名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細致敘述了中共和紅軍的政治綱領，以及紅軍長征至四川階段大量生動的事例，文中以“赤軍”和“南京軍”分別指代“紅軍”和“白匪軍”，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和《救國時報》一樣，再通過巴黎—上海的海路，流傳到國內，成為最早向世界和國內介紹和宣傳長征的重要文獻。而董健吾為了適應國統區的言論環境，甚至借用了國民黨誣稱長征的“西竄”一詞，卻絲毫沒有減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價值。 

這是中共和紅軍自己對長征的敘述，這在當時，外界是不知道內情的，沒多久，國內局勢發生重大轉變，國共在抗日的旗幟下，再度合作，國人通過《西行漫記》和範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關長征的史實。 

抗戰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達延安，許多是被紅軍長征的英雄事跡吸引而來的，參加過長征的人，除了“紅小鬼”，都被這些後來者尊稱為“老幹部”，不少在白區坐過國民黨監獄，正接受組織審查的同誌，更對自己缺少這一段長征經曆深感遺憾。從此，參加長征的同誌有了很高的榮譽感和自豪感，而在這之前，到達陝北的同誌彼此都是參加過長征的，沒覺得自己有什麽特別。長征的英雄事例也開始作為訓練幹部的思想教材

陳雲《隨軍西行見聞錄》國內版本(來源：資料圖)

五、被刪去的長征日記 

以後有關長征的敘述就如曆史學家顧頡剛所說是“層累的堆積”。 

隨著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麵勝利，黨和政府從政治的高度開始了對紅軍長征事例廣泛的宣傳。紅軍紀念碑、紀念館、烈士陵園，戲劇、電影、歌曲、舞蹈、美術，更重要的是中小學教科書，使全國人民對長征史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筆者至今還記得小學時讀過的兩篇課文：陸定一的《老山界》和吳華奪少將的《我跟父親當紅軍》。 

可是徐夢秋主編的《紅軍長征記》卻長期沒有公開出版。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表。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變化是刪除了何滌宙的《遵義日記》、李月波的《我失聯絡》、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選本《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長征記》，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沒有收入何滌宙的《遵義日記》等5篇。 

被刪去的主要原因，是依著那個年代宣傳工作者的思維邏輯，發現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幹部的某些敘述和已成典範的敘述程式有不吻合之處! 在人們的認知、記憶和印象中，參加長征的同誌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而遵義會議則是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可是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卻寫了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幹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裏，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閑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的氣。對遵義會議，反而沒一字的描寫。 

可是這能成為刪去這篇文章的理由嗎? 紅軍長征艱苦卓絕是事實，特別是過草地的那一段，紅軍戰士犧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區，也是紅軍糧食極度短缺的最艱苦的階段。但是長征途中，紅軍大部分時間是行進在漢區，一路革命宣傳，發動群眾，一路打土豪，補充給養;過貴州，暢飲茅台酒，進雲南，大啖宣威火腿，時時有勝利的喜悅。 

當年的紅軍將士絕大多數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全身充滿活力，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有記載說：“離敵人很近，或穿過堡壘線，則夜行軍很肅靜，不準點火把，不準照電筒，不準抽煙，不準談話。無敵情顧慮，則大扯亂談，甚至可以並肩而行，有時整連整隊半夜高歌，聲徹雲霄。在總政治部行列中，潘漢年、賈拓夫、鄧小平、陸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誌竟然扯出個股份製的‘牛皮公司’，專事經營古今中外的笑談美談和奇聞逸事”。 

何滌宙的《遵義日記》詳細寫到他在遵義的十天，既有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又寫到紅軍幹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歡，處處真實可信。遵義是貴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紅軍長征中占領的唯一的中等城市，為了給遵義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張聞天特別要求紅軍戰士和幹部在進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滌宙的文章雖然沒一字提到遵義會議，卻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作為一般的紅軍幹部，在當時完全不知中央上層的分歧和鬥爭，要深刻理解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還得在這之後。

丁玲到達延安後編輯長征回憶錄(來源：資料圖)

六、長征敘述的轉變 

在“文革”十年，長征敘述完全被納入到“兩條路線鬥爭”的框架，並演變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鼓吹個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現了偽造曆史的毛澤東和林彪並列在遵義會議的油畫。 

“文革”後“撥亂反正”，對長征的敘述發生了重大的影響，1979年12月，斯諾的《西行漫記》在建國後第一次在國內公開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領導同誌支持，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裏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也正式出版，廣為發行。這兩個美國人一前一後寫的這兩本有關長征的名著，提供了紅軍長征史的豐富細節和場景感。 

以1981年問世的《彭德懷自述》為代表，一大批老同誌出版了他們的個人回憶錄，較為全麵、真實地反映了長征的真貌，把過去受一定曆史條件的限製而被遮蔽的曆史真相揭示了出來，而有關張聞天等老革命家的曆史文獻的出版及相關研究，又豐富了有關長征曆史的敘述。 

例如：過去說中央紅軍“倉促轉移”是不完全確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蘇區的門戶廣昌失陷後，轉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產國際來電同意轉移，隨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著手物資準備，猛烈擴紅和加緊訓練幹部;1934年9月29日，張聞天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文章，已就戰略轉移一事，向中央蘇區的幹部吹風。 

10月中旬，中央紅軍從南線出發，因周恩來，朱德、潘漢年、何長工等和廣東軍閥陳濟棠談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對方讓出一條四十華裏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鎖線，還有意留下一批彈藥和軍衣給紅軍，對這個當時的最高機密，廣大指戰員並不知曉、中央紅軍突破一、二、三道封鎖線都沒有打大仗，從而保存了實力，隻是到了強渡湘江時才遭到重大傷亡，長征出發時的8萬6千人隻剩下3萬餘人，還有許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隊全都過江了。 

又如，過去因受張國燾錯誤的牽連，對四方麵軍長征中的戰績很少提及。上世紀80年代後，出版了許多有關四方麵軍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麵軍和西路軍同誌對革命的巨大貢獻。在1938年春被秘密處決於迪化的原四方麵軍高級幹部李特、黃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紀40年代後，在長征的敘述中，正麵代表隻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遵義會議後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則完全不見蹤影;在文革初期，正確路線由毛澤東和林彪為代表;“九一三事件”後，隻剩下毛澤東一人;文革後恢複了曆史原貌，在毛澤東之外，又補上了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對錯誤路線的代表：博古、李德、張國燾等，在90年代後期也給予了非臉譜化的描繪，肯定了博古等對革命的忠誠。

七、長征成為重大的精神資產 

革命理想主義與黨和軍隊的高度統一，保證了長征的勝利。 1935年9月12日，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說：隻要保持數百幹部，幾千戰士，這就是很大的勝利。 

到達哈達鋪，紅三軍團隻剩兩千多人，彭德懷在對原三軍團幹部戰士講話時，流下了眼淚;此時，由紅一方麵軍一、三軍團整編的陝甘支隊隻有14000人，而到達吳起鎮時隻剩下7200人。 

陝甘支隊到長征後期，沒打什麽大仗，逃兵較多，因為前三個月在川西北的藏區的生存條件極為惡劣，“見不到人”，“沒有土豪打”，一路擴紅進來的新兵，實在吃不了那份苦。到達漢區後，不少人不辭而別，有的人轉回老家，還有一些人就留下給老百姓做了上門女婿，而從江西走過來的紅軍幾乎沒有當逃兵的，一路長征過來，更沒有聽說過嘩變的事的發生。 

長征從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成為重大精神資產。 

長征結束後，毛澤東發話，凡不是黨員者，一律入黨。抗戰爆發後，老紅軍成為革命的種子，是黨和軍隊的精華。 

長征幹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後黨政軍領導幹部的主要來源，受到黨和國家的特別愛護。參加過長征被打成右派的，隻有馮雪峰等極個別文職幹部。在生活待遇方麵，對長征幹部也有較多的照顧，都得到群眾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間，許多群眾對王洪文不滿，就是因為他沒吃過苦，是坐“直升機”上去的。196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還說：張聞天、博古、王稼祥是吃過苦的，和當時在國外的王明是不一樣的。 

參加過長征，以後脫離中共，投降國民黨的隻有張國燾等少數幾個人。 

原四方麵軍第九軍軍長、紅軍大學政委何畏，出身貧苦，因對批判張國燾不滿，脫離了革命隊伍，投奔張國燾，以後又離開張氏，通過自學成為金陵大學農經係講師。1949年解放軍渡江前夕，何畏夫婦在鎮江長江邊投水而亡。 

原一方麵軍幹部郭潛，又名郭華倫、陳然，抗戰期間曾擔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領導職務，1942年被捕叛變，成為國民黨特工，1949年跟隨國民黨逃往台灣，後為台灣國民黨軍情局副局長。 

原紅一方麵軍幹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灣工委書記，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也成為台灣軍情局高級特務。蔡孝乾於1970年12月在台灣還出版了一本有關他在中央蘇區和長征經曆的回憶錄，剔除這本書中的國民黨的“套話”，對紅軍長征的敘述還是較為客觀的，許多資料也是取自於《紅軍長征記》。 

還有一些人，他們不是共產黨和紅軍，因特殊情況，和長征中的紅軍結下一段關係。在長征中曾被紅六軍團在貴州抓獲的瑞士傳教士薄複禮，跟隨紅軍長征隊伍中走了18個月，以後被釋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國，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他們的熱情是真誠的，令人驚奇的。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正年青，為了他們的事業正英勇奮鬥，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

蕭克將軍在給其回憶錄的中文本寫的序中說：“薄複禮先生是被我們關押過的，但他不念舊惡，這種胸懷和態度令人敬佩，這種人也值得交往”。薄複禮對長征的記載，也從另一個角度豐富了有關長征的敘述。 

《紅軍長征記》，如今以《親曆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的書名，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54年刪去的何滌宙《遵義日記》等5篇已全部補上。 

從這本珍貴的曆史記錄中，人們可以看到當年一群懷抱著理想和熱情的青年人，在一場史無前例的征程中，所經曆的既有希望和歡樂，也有悲傷和痛苦的戰鬥生活，在經過70年後，我們終於可以回到原點，從那兒去體會一個真實和感人的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