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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之心》：那個年代的性與罪，看了就犯流氓罪

(2023-02-13 10:39:00) 下一個

文 / 楊東曉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憶錄》。它可能是那個年代除毛選和新華字典外，讀者群最多的書籍。它與那個時代的青少年的性意識一起，被壓抑在地底下。

1973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二中學的朱大可參加了在操場上舉行的一場流氓犯宣判大會。

台上那個外校高年級男生，偷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淫穢手抄本，在這本壞書的影響下，開始追求自己的親姐姐，想仿效書上的情節耍流氓。他的姐姐不從，哭著把他告到了派出所。這個男生被派出所抓去後打了一頓，又放了出來。但是他不僅不思悔改，反而遷怒到親人，在姐姐肚子上捅了一刀。

學校的大喇叭，用義正言辭的聲音宣判：“死刑”。而台上的男生居然沒有一般死囚臨死前的懼怕，相反，他的眼光不時睃往台下，大約是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熟悉的麵孔，他呲著牙笑了。他已經被各所學校的大喇叭宣判過多次“死刑”，隻因沒有完成各校示眾這一“使命”，才一直沒有拉去槍斃。

37年後，當這個案件再次被提起時，作為研究者，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皮藝軍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被判死刑的中學生當時是否已成年？他是十幾歲？

罪犯被帶走，台下的受教育者們，在經曆了近四十年的時光後，再也無法回憶起這個高年級學生被“宣判”時是不是已成年，到底是17歲還是18歲？他的姐姐在被捅一刀後，是生是死？

唯有案件本身和那本被一提再提的犯罪根源——《少女之心》仍然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那個時候的“流氓們”

《少女之心》第一次傳到朱大可手裏，是1975年。這時，他已高中畢業，進廠當了青工。他在偷看這個小薄冊子時，特地在外麵套上毛選的紅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懷疑。

那本至今沒有作者現身的手抄本，在當年，大約有上億人閱讀、傳抄過。但誰敢承認自己看過《少女之心》呢？那個時代，凡是被抓住看了《少女之心》的人，都被淪為有“流氓”之嫌。

在洋涇浜上海，市民一直習慣於用西式的發音來表達一些內容用漢語不太容易表達的內涵，比如，用“來賽”這個發音(lasses，原意小姐)指代類似發育成熟、行為開放的女性或女流氓，用“馬格”這個發音(mug，有臉、嘴、搶劫、流氓等含義)表示男流氓。

在那個禁欲的時代，“流氓”一詞在中國有著過於廣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國，同性戀也是“流氓”。朱大可隱約聽到人們悄悄耳語，某某人是個流氓，他“吸精”!

北京市公安局在文革中後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藝軍此時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當預審員，他回憶說，被當作流氓抓進來的，“一問他，百分之百都看過《少女之心》。基於此，後來公安機關就認為，凡是流氓都看過《少女之心》，倒推過來，凡是看過《少女之心》，就會變成流氓，於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間就有了固定的因果關係”。

“當時中國還沒有犯罪學的研究，在沒有對照組數據的情況下，就用這種線性思維。其實這種判斷並不正確”，皮藝軍說：“那時候沒有人對未犯罪的少年進行調查，統計一下有多少男少女看過《少女之心》，所占百分比是多少，就直接把《少女之心》當作影響犯罪率的因素”。

1979年，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全黨研究青少年犯罪問題。青少年教育問題工作者廖嶺珠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的《社聯通訊》1980年增刊第七期《少女犯罪與性愛心理初探》一文中寫道：“據某中學一個班級的不完全調查，43名學生中，承認看過《少女之心》等黃色手抄本的就有13名，有些學生甚至在上課或自修課裏抄閱這類書刊”。但是這些孩子並未犯罪。實際上，大多數傳抄《少女之心》的案件都是因為追查其它案件時被連帶出來的。

姚文元的“掃黃令”

一般情況下，如果未發生刑事犯罪，《少女之心》的“讀者們”大都能安全地“潛伏”著。

豈料剛進入1975年，主抓意識形態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就頒布了一個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歸來》(後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緊跟其後的就是《少女之心》，還包括《一雙繡花鞋》等。

《第二次握手》是被當作“黃色小說”來追查的。這一年1月7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圍山插隊的知青張揚被抓捕後還一臉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輩子的肢體接觸僅限於握手，而且在近半個世紀的光陰中隻握了兩次，怎麽就成了黃色小說了呢？

姚文元是在1974年10月的一份“內參”上看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消息的。他找來這本書看了一遍後，感到問題很嚴重：“這是一本很壞的書，不是一般的壞。”

在他看來，《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動，裏麵不僅宣揚資產階級，宣揚有海外背景的科學家是愛國的，它還歌頌了周恩來！這本書是一定要徹底追查並銷毀的。但是又不能打著政治反動的旗號來追查，那就等於挑明要反對周恩來。

於是，書中男女主人公的愛情就成為追查理由，將其定為黃色書籍，在全國以掃黃的名義追查，這樣就明正言順了。

張揚入獄以後，並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廣泛手抄傳閱，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說。那時候，中國主流文壇上隻有“一個作家”：浩然，塑造出沒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第二次握手》當然是一本具有鮮明意識形態的手抄本，而《少女之心》可說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攤開來寫的“書”。

在階級鬥爭掛帥的禁欲中國，《少女之心》算是“文革”時期僅有的一部沒涉及意識形態的讀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為公然對抗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大毒草”。

1975年的法庭對張揚《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你這個《歸來》，本質上與《少女的心》是一樣的，”“《少女的心》是砒霜，《歸來》是鴉片”。這個“鴉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黨；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學救國；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準寫愛情了，為什麽硬要寫？

壓抑和反彈

張揚在不準寫愛情的年代，“硬要”寫了愛情，所以他的書“淪落”到色情讀物《少女之心》的層次。而後者，是一本並無故事情節、更無愛情描寫、從頭到尾赤裸裸性愛的色情手抄本。

即便是在今天看來，《少女之心》也不能算是一部文學作品，甚至連一部故事都算不上，然而，哪裏有壓抑，哪裏就有反彈，越是談性變色，越是偷窺得性味盎然。

那時候有個詞叫“作風問題”，特指“男女關係”。皮世軍在分析性壓抑對中國人的影響時說：“當時的性壓抑是對所有人的，各級幹部在性壓抑之下產生的異常的工作作風，對自己的部下任何‘作風問題’保持高度敏感和過度反應。誰和誰稍微多接觸一點，他就可以派人去捉奸，把自己變態的壓抑投射到下屬身上，自己的工作作風也因為這種壓抑而變成變態和粗暴。”

也正是在這種貧瘠而壓抑的環境中，一些外國電影中短短的數秒擁抱、接吻鏡頭都會讓不少人如癡如醉。在那個年代，《化身博士》、《華麗家庭》、《望鄉》、《女星》……這些影片被很多青年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皮藝軍接觸到的一名少年犯講述，日本電影《望鄉》他看了七遍，後六次每次買完票以後就在電影院門口等著，等到將要出現早年妓院的鏡頭時，他分秒不差地踩著鍾點進去。買那麽多張票，就是為了多看幾次那幾秒鍾。

《望鄉》中幾秒鍾的鏡頭，《被侮辱與被迫害的人》中數行文字的描寫都能對人構成極大的刺激。皮藝軍認為，由於當時“性”在中國一直被當成最淫穢的東西，諱莫如深，所以處在性壓抑之中的中國人，都還沒有“脫敏”。

因為對“性”過敏，所以不能談性，又因為對“性”過敏，所以《少女之心》中的性描寫就成了一針興奮劑。一些青少年為此而犯罪，法律和社會輿論隻注意到他們對別人造成的性侵犯，卻沒有看到社會對這些年輕人犯下的罪——他們本該享有正常途徑的性教育。於是，一本黃色讀物就變成了洪水猛獸。

1978年《望鄉》中文版海報

一個縣城的追查

1977年，李萬盛任四川鄰水縣公安局治安股股長。鄰水縣位於華鎣山東麓，如同那個年代所有偏僻的小縣城一樣，閉塞而保守。在這年年底的一次公安局例會上，領導安排工作時提到現在有青少年傳看黃色手抄本的動向——當時公安局都還沒有看到這種手抄本。這項工作是公安局領導參加上級公安機關召開的一次普通的工作會議上帶回來的。

治安股長李萬盛將這一工作安排給各街道、居委、辦事處，希望這些基層群眾組織能夠協助工作。

一個多月後，二街道辦事處的杜華珍主任向公安局反映，她的轄區裏有幾個男女初中生平時說話和表現有些異常。通過進一步了解，發現他們幾個人在秘密傳抄《少女之心》。

這5個少年自認為自己做得很嚴密——他們都隻在半夜捂在被子裏看那本手抄的《少女之心》。有的孩子家裏兄弟姐妹們就睡在一間屋裏，幾個兄弟就睡在一張床上，都沒有發現其中一人在深夜偷看手抄本，父母就更不知道了。

然而，他們平時走在街上的眼風和舉止，卻令居委和街道的老年人產生了懷疑。

因為尚未形成治安事件，所以李萬盛沒有安排公安出動，而是讓杜華珍找了幾位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分別和這5位學生談話。

事情已經調查清楚了，是否通知學校和家長，李萬盛認為這是關係到學生前途的一個大問題。考慮到學生對學校教育的逆反以及麵臨的壓力，李萬盛選擇了低調處理。

並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如此幸運。

在反映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小鎮青年成長曆程的電影《孔雀》中，主人公們的遭遇可謂是典型。

弟弟高衛強在複習功課時偷看一張手繪的女性裸體圖，被保守而嚴厲的父親發現後，把他拉到大街上暴打一頓。父親一邊打兒子一邊絕望悲憤地哭喊鄰居們出來，“看咱家出了個流氓啦”。半傻的大哥高衛國到學校找弟弟，竟跟著一個女生往女廁所走，被發現後遭到全校師生的追打。弟弟衝進人群，用雨傘把哥哥哥哥往死裏紮。電影中，高家兄妹都是在這種迷蒙抑鬱的環境中，戰戰兢兢地走過了青春期。

1977年冬至1978年初春，大約三個月的時間裏，鄰水縣結束了一次掃黃工作。縣城裏隻發現這一宗傳看《少女之心》事件，而農村區域一宗也沒有發現。

33年後，李萬盛回憶這次追查工作時，很是欣慰：“通過後來多年的跟蹤了解，這5位學生成長都很正常”。

他說鄰水縣城不大，所以問題也不多。小縣城鄰水，令人欣慰地、平穩地度過了它在非常年代的“青春期”。

幸運的孩子們

進入1980年代，查抄《少女之心》仍在繼續，但烈度小了很多。查抄的主力已經從公安局變成了學校。

當年在湖北某中學上初二的陳衛東，還記得1983年的一次全班大搜查。那是下午最後一節課，他焦急地盼望放學鈴響。家裏枕頭底下還藏著一個手抄本，馬上就該傳給下一位排隊的同學了，他得趕在家長下班前再看一遍。

這一整天，陳衛東都惦記著書裏曼娜和表哥的事，後悔沒敢把那個小冊子帶到課堂上偷看。他手裏那份是同班同學用方格子作業本抄的，差不多抄了一本。當時他還覺得這部“小說”語言不好、不通順，心想不如自己重新寫一遍。多年後，他從互聯網上看到真正的《少女之心》，才發現原作者的文字功夫還不錯，那個作業本上的，可能是同學們自己添加的結果。

當盼望已久的放學鈴聲響起時，班主任走了進來。

班主任叫大家把書包裏的東西統統倒到課桌上，他要挨個仔細檢查。陳衛東此時不由得大呼幸運，多虧沒把書帶到學校來！天黑的時候老師才檢查完，放學生們離開。過了兩天，他才知道那天是全校大檢查，查的就是《少女之心》。後來又聽說，他們學校也有“曼娜和他表哥那種事兒”，不知道是不是看了手抄本的原因。

在綿延十幾年的時間裏，《少女之心》幾乎傳遍了全國。1980年代，除了手抄本，它還以錄音磁帶的形式滲入校園。遼寧省某重點中學學生劉宏鋒，在初中時聽到過一盤不知哪兒傳來的沒有名字的卡帶。卡帶在同學間悄悄地傳遞，裏麵有一個叫“曼娜”的女生和她的表哥以及男友，他們之間發生的事情全都由一個女聲朗讀出來，令初中生們心驚肉跳，麵紅耳赤。直到1988年，已經上了高中的劉宏鋒，第一次看到《少女之心》手抄本時，看到開頭的那句“我叫曼娜”時，才知道原來聽過的磁帶正是這本禁書。

但那時，他們班上隻有一本手抄本，人多輪起來看太慢，怎麽辦？他們決定一個宿舍一個宿舍的“傳閱”。劉宏鋒的宿舍是搞分角色朗讀，3個人讀，8個人可以同時獲悉內容。就在開始朗讀的第一天，班主任午休時間來宿舍樓檢查，發現了他們宿舍的秘密，收走了這本不到一萬字的黃色“書籍”。

無數看過《少女之心》的“陳衛東”和“劉宏鋒”，像他們的同齡人一樣，考大學、工作、結婚、生子，生活忙碌而安詳。再次提到《少女之心》，他們說，算是一本性啟蒙讀物吧，隻是過於極端，沒有理論隻有感性。

改頭換麵

學校查過書包之後，陳衛東再也不敢看手抄本了。他們又喜歡上了明星畫片和電影裏的女特務。很多同學都把電影畫報上的國民黨女特務小劇照撕下來放在塑料日記本封二的透明處。女特務長頭發、船形帽，使他們覺得很刺激，能直接引起生理反應。

這時同學中間又流行起著名婦科專家編寫的“新婚性知識”。於是，全校都開始傳看登有“新婚新知識”的雜誌和書籍——這下不用手抄了，因為是公開出版的。陳衛東還記得書店能買到的這類書一毛七一本，但書名已經忘了。事實上，自北京協和醫院郎景和醫生《新婚性衛生》這篇文章刊載於1980年《科學畫報》第1期之後，中國的性禁區已慢慢打開。1985年胡延溢醫生的《性知識漫談》由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此後，書店裏開始公開出售與性有關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