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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的西塞羅 2022-08-31
一個常識
1
最近這兩天，一篇名為《中國曆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新探》的文章，突然在網上火了，由於掛名的這個“中國曆史研究院”是社科院下轄的、號稱“世界上最權威、最具影響力的中國曆史研究機構”，而該文主旨又疑似在給早已蓋棺定論的“閉關鎖國”翻案，論證“閉關鎖國”是應對西方侵略的正確對外政策，所以一時間人心惶惶——難道這種鐵案也要被翻了。
首先要說，我自己是曆史學科班出身的，曆史學界內的很多行規大家也許不懂。但拋開該文的論點不談，光從這篇曆史論文的學術價值去評價，我得說，這篇文章的學術價值就很低，是篇當下中國史學界最常見的水貨。至少我的師兄弟們，以前論文寫不出，還非要糊弄一篇文章騙發稿量、騙畢業證書、騙經費時，就喜歡寫這種《xxxx新探》《再論xxxx》的論文。
這種論文的好處是你寫起來不需要費腦子找新材料，甚至不需要提什麽新觀點，就是按照被庸俗化了的“辯證法”的方式，把前人對該問題觀點的研究、論述“集納、綜述”一下，給個三七開、四六開的評價，說這個問題有利也有弊，主要是好的、次要是壞的，或主要是壞的、但次要也有好，方方麵麵都把話說圓乎，就可以交差了。
這種論文如果不用心到一定程度，甚至論文內部彼此都會出現邏輯矛盾，上一段和下一段彼此之間打的跟熱窯一樣，讓讀者懷疑作者是不是精神分裂了，要不然怎麽會寫出這樣內部自相矛盾的文章。
而《閉關鎖國新探》一文，其實就有點這個意思。
比如文章中前麵剛說了“閉關鎖國是與時代相適應的對外政策。”是中國麵對西方的經濟、軍事、文化侵略，不得不采取的“守成”之策——言外之意，洋鬼子那麽凶，我大清也不容易啊，你們這些後世刁民，怎麽就不能體諒體諒朝廷？
可後文中馬上又說明清搞的壓根不是“閉關鎖國”，隻是“自主限關”，閉關鎖國隻是“西方中心主義”扣給中國的帽子，“最新研究表明，“自主限關”沒有阻斷明清時期中外經濟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互鑒。”還舉出康熙、乾隆其實都很醉心西方科學文化，學外語、算幾何的例子，替皇上們辯解，說他們都對西方科技突飛猛進其實了如指掌，根本就不腐敗顢頇、閉目塞聽。
但這就自相矛盾了吧？你前麵剛洋洋灑灑的對一個概念進行了“去罪化”，後麵馬上又說這個概念其實壓根就不存在。等於一個殺人犯在法庭上自我辯解，前麵剛說我殺他怎麽怎麽有理，是替天行道，後麵馬上又說我壓根就沒殺這個人——說了半天，前言不搭後語，邏輯碎的跟車禍現場一樣，等於說了個寂寞。
所以我要糾正某些網友對該文的評論觀點——作為一個曾受過學術論文折磨的人，我可以負責任的說的。這壓根不是什麽觀點雖可爭議，但學術價值極高的“萬字雄文”，就是一篇東拚西湊、寫的極水、很可能是為了交差、臨時拚出來的水文。
裏麵拚湊的各種觀點，甚至沒有完成彼此調和，作者應該是自己都還沒想明白自己到底想主要表達什麽，就把文章發了。
2
該文爆火的唯一原因，隻是寫作者非常“聰明”的在一篇曆史論文中夾雜了許多時髦概念。什麽“抵製文化侵略”啊，“減緩西方的血腥擴張”之類的。
我承認，這些概念一提，不僅論文的逼格一下子就上來了，從交差都很勉強的水文，搖身一變成了拿到《曆史研究》這種頂級期刊上去發表的“雄文”。
連帶著論文中提及的封建帝王們也跟著高大上了起來，仿佛他們不是化國為家、公器私用的古代君主，而各個都是目光深邃、高瞻遠矚的老一輩革命家。早已洞悉了西方侵略者們以器物、通商滲透我中華的狼子野心。連續數百年、兩個王朝、十幾代人的為中華民族定下了“閉關鎖國”（啊，不對，按該文所說，那叫“自主限關”）這個長遠國策……
真的是感天動地、用心良苦啊！《三體》裏那個綿延數百年的“麵壁者計劃”，相比之下都要自慚形穢了。
但這種敘事，就又犯了史學研究中一個最不該犯的低級錯誤，既以今代古、倒果為因，以今天的“後見之明”在一個曆史事件造成的諸多惡劣結果中硬選出一個正麵的，強行將其說成是當初事件發動者的動機，然後再翻案論證說，你看他最初動機是好的，所以要給予“公正看待”。
若依照這個邏輯來討論問題，我們幾乎可以為這個世界上的一切惡事翻案：
比如，某個強奸犯強奸了一個姑娘，姑娘因奸受孕生下了個孩子，孩子長大奮發圖強成了大科學家、大企業家、大文學家，給國家甚至全人類做了貢獻。那能不能說那個強奸犯無罪有功？下半身高瞻遠矚，忍辱負重的“行非常之事”？
再比如，漢武帝因為司馬遷頂了他一句嘴，就把太史公給閹了，太史公此後將滿腔憂憤灌注筆端，寫出了《史記》。那後世曆史學家感念這部作品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給漢武帝記一功，感謝他幫司馬遷“一刀了斷是非根”，能從此心無旁騖專心寫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再再比如，二戰時希特勒把猶太人送進了集中營、毒氣室，導致猶太人從歐洲大規模逃亡、流散，回到巴勒斯坦地區，二戰後建立了以色列國，那照這麽說，希特勒該算以色列的國父嘍？今天的以色列人是不是要感謝希特勒當年的行為？
不能以今代古，不能倒果為因，不能以一個曆史事件的蝴蝶效應造成了某個影響，就說該事件的決定者“早就看到了這一天”，是在“下一盤大棋”，這是曆史學研究者本應具有的最基本的常識，就像1+1=2之於數學家一樣。
而我很吃驚，一個國字號研究院下設的研究組，研究了半天，居然連這點常識都沒研究明白。
是的，在對“閉關鎖國”這個事件中，想推翻該文的立論基礎，我們隻需問一句，該政策的最早製定者，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他當年在搞這一套的時候，想的真是“抵禦西方優勢文化侵略”，“減緩西方血腥擴張”嗎？
但凡有點基本曆史常識，你就知道，這根本不可能。
因為朱洪武登基坐殿、並立刻下令“片板不許下海”那會兒，還是在1368年啊。
那會兒“西方”還處於中世紀呢！而中華文明當時無論技術上、還是文化上都還對西方保持著相對優勢。他兒子朱棣在位的時候大明還搞過“鄭和下西洋”呢。直到明末鄭芝龍鄭成功那會兒、東亞雄霸一方的海賊王、海商王還都是咱中國人呢。一直到清初歐洲啟蒙時代那會兒伏爾泰、孟德斯鳩那幫人還猛誇中國製度比他們好呢……
“抵禦文化侵略”？“遏製血腥擴張”？誰TM的該抵禦誰啊？如果不是明清兩代越來越嚴厲的海禁政策逐漸窒息了中華文明在文化、技術上的發展、讓我們在百舸爭流的近代世界上一步步喪失了優勢，本來該操心這種爛事兒的，難道不是他們西方人嗎？
文化和技術的全麵落後，是“閉關鎖國”政策所造成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
文化和技術的全麵落後，是“閉關鎖國”政策所造成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
文化和技術的全麵落後，是“閉關鎖國”政策所造成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
重要的話說三遍，因光憑這一條，就可以徹底擊碎《“閉關鎖國”新探》一文的立論基礎，於是整篇文章，就都淪為了胡扯。
而一個問題也就隨之產生，既然洪武、康熙、乾隆這些帝王，沒有該文所為其解釋的那麽高瞻遠矚、用心良苦，那麽他們不約而同的選擇閉關鎖國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麽呢？
至此，我們總算可以進行一點真正有價值的討論了。
3
有一點，《新探》一文說的確實沒錯，“閉關鎖國”這個名詞，不是咱們中國自己的，而是近代留日學生們帶過來的“舶來品”。因為日本在近世德川幕府秉政以後，曾屢次發布了所謂的“鎖國令”，“閉關鎖國”或“鎖國主義”最早是明治維新時代，日本維新學者為了批判本國舊幕府的政策而使用的簡稱。
而最早在中國提出“鎖國”這個概念的人，你可能都想不到，是後來當了大漢奸的那個汪精衛。
1906年，汪精衛在《民報》刊發文章《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中曾經說：“蓋我國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無過，而厲行鎖國主義，鼓舞排外思想，見靡外侮，馴致於危亡，猶複調唆列國之衝突及其嫉妒心，使勢力平均主義亦將不能維持者，實惟滿洲政府獨任其咎……”
可以看出，汪精衛這裏其實是把清朝政府當成了日本的舊幕府來批判了，日本因為是國小民窮的島國，德川幕府建立時又已經到了17世紀，其頒行“鎖國令”開始，的確是出於一種“劣勢心態”“自卑心態”的——我知道我文化、技術都不如你，所以我要“鎖國”，不讓你進來，以抵禦你文化和軍事上的入侵。
這也是為什麽佩裏“黑船來航”事件以後，日本馬上就能轉向“維新”的根本原因——當時的日本上下本就是認同外來的西方文化對他們具有優勢的。“閉關鎖國”對他們來說，真的隻是一種抵禦入侵的權宜之計，等洋人真上門了，不用開炮，他們也知道這“烏龜功”練不下去了，於是痛痛快快的開始維新。
但這種“初心”絕不可以套用在中國明清兩朝的看似類似政策上。如前所述，中國在“閉關鎖國”的初期，不僅文化、技術、民眾生活水平等方麵與同時代西方不相上下，甚至占據優勢。帝王們更是把這種“優勢心理”一直延續到了我們事實上已經不占優勢的政策執行末期。你看看乾隆皇帝給了前來請求通商的馬格爾尼什麽回複就知道了——“天朝扶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
說白了，直到鴉片戰爭洋鬼子的堅船利炮打上門之前（甚至可能是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明清兩朝的決策者從來沒有意識到過西方的文化、技術對“天朝”具有什麽“優勢”，更別說是“威脅”了。所以“鎖國以抵禦（文化或軍事）侵略”這個想法，從來就沒有在皇上們腦袋中冒出過。朱元璋禁海的同時設立“不征之國”，乾隆送禮過來的英國國王“尚屬恭順”，他們心態都是一樣的，他們壓根就沒覺得洋鬼子會打過來，滅亡中國文化甚至人種——天朝不打你們就不錯了，番邦小夷，能奈我何？
那麽既然曆代大一統帝王都並不擔心洋人的“侵略”，他們不約而同的選擇“鎖國”又是為了什麽呢？
其實，“鎖國”這個日本曆史詞匯套用這裏是不恰當了，有一個明清曆史上更原汁原味的詞，更能說明洪武皇帝們作出這類決策的初衷——海禁。
是的，與“鎖國”一詞所隱含的外向性不同，“海禁”這個詞匯帶有更為強烈的內向感——既朝廷頒布這個政策，不是主要用來防“外人”“洋人”的，而主要是針對自己的老百姓——禁止你們下海、禁止你們去與洋人通商。
是的，曆史的真相是，即便在明清最嚴格的“海禁”時期，明清朝廷對外來商人的“鎖”依然是有限的——你們依然可以來做貿易，隻不過必須打著“朝貢”的名義，或者通過廣州十三行來進行。對洋商來說，這種貿易雖然手續繁雜了、成本高了一些，但也並非完全不能進行。
但與之相對，明清兩朝對內的“禁”，卻是越來越嚴厲、甚至到了無厘頭的程度。從明太祖朱元璋時下令沿海百姓“寸板不許下海”，到清康熙年間幹脆下達《遷海令》，要求沿海居民“內遷五十裏”（後又再加了五十裏，導致清初中國一些沿海地方事實上“百裏無人居”），再到乾隆下詔，規定外商“嗣後（通商）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並嚴令沿海各省督撫嚴查百姓“下南洋”移居的行為，則一經查獲全家連坐。
是的，在明清兩代“海禁”執行的過程當中，中國老百姓依次被官府剝奪了通商權、捕魚權、沿海居住權甚至海外遷徙權。與同時代的德川幕府“鎖國”真的主要是在跟“紅毛南蠻”鬥心眼不一樣，明清兩代王朝頒布禁海令，其憂慮的眼光主要是對內的：
你看，洪武皇帝一開始就把話說的很明白：“朕以海道可通外邦，使人心思亂，滋生禍端，故嚐禁其往來。”——你們下海經商把心都給跑野了，都回來，不許出門做生意！
到了清朝，由於台灣鄭氏以及海外明朝遺民的普遍存在，海禁又多了一層防範“反清複明”的政治正確性，因而變得無法動搖。
所以，無論是“閉關”還是“限關”，明清兩朝的海禁令主要都是折騰自己人的、對內的，禁海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刁民”憑此“滋事”，給老百姓打造一個以海為邊界的大監獄。而“抵禦入侵”這個外向效果即便有，那也隻是個不經意的副產品。
而遍考明清兩朝對於外商的態度，不僅沒有一般“排外主義者”那種仇視、抵製，甚至可以說優厚到近乎諂媚的。因為無論明朝的“隆慶開關”還是清代“一口通商”，被準許下官辦通商，都能給朝廷帶來大量的收入，成為其財政支柱。
所以明清兩朝“閉關鎖國”下的海外商貿，其實高度類似傳統王朝的“鹽鐵專賣”。是一種被皇權所壟斷的“官辦商貿”。
所以說的確切一點，“海禁”政策的本質，並不是“鎖國”而是“鎖民”，不是剝奪外商與本國的通商權，而是剝奪了本國普通民眾的對外通商權——通過屢次辦法的“海禁令”、“遷海令”，這個權利被朝廷所收繳、壟斷了，其渠道和所產生的巨大利益也由朝廷所獨享。
我們在這裏，不得不說，最初創設這套製度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一個非常敏銳的人，他帶有典型傳統農民式精明。他的治國夢想，就像農民看自己的莊稼地一樣，想讓老百姓最好像莊稼一樣栽在地裏，不要挪動，出個縣都要開路引，職業最好也不要換，什麽兵戶、匠戶，祖上幹嘛，N代以後你就繼續幹嘛。
但對於他的這個夢想而言，當時因為造船、航海技術成熟而愈發活躍海外商貿活動，成為了一個無法清除的“計算冗餘”。
元末明初泉州等多地爆發的海商叛亂，讓朱元璋意識到，海商這個階層天生所具有的強大的自組織性、海商貿易帶來的巨額利潤、以及海商天生的高自由度、“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都天然對他所夢想的皇權社會帶有巨大的威脅。如果放任這個“冗餘”合法存在，讓百姓有的選，他所致力於經營的那個“牢籠天下”的高度靜態體係就會破產。所以他必須以禁海的方式，清除掉這個冗餘。
這才是明清兩代的帝王們為何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閉關鎖國”（海禁）的原因——不是為了抵禦外來優勢文化或力量的威脅，而是當人類的技術發展即將點開大航海時代這個“科技樹”時，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的內在邏輯，已經無法與這個時代必然形成新商貿邏輯相兼容了。
於是我們的文明麵臨一個兩難的選擇：
要麽，大一統王朝改變自身的邏輯規則，皇權放棄對民眾的高度管束，接納並適應大航海時代的商貿邏輯。
要麽，我們拒絕接納這種邏輯，用閉關、或者限關的方式，當這項技術革命壓根就沒發生過，繼續讓百姓像植物一樣在農田裏生長。
很遺憾，在這兩個選擇麵前，朱元璋、玄燁、弘曆們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選擇了後者。而這種選擇的表現，就是海禁和閉關自守。
這才是“閉關鎖國”問題的真相。
4
辨析了“閉關鎖國”的真正成因，我們再來討論最後一個問題：它最終造成了什麽。
如前所述，閉關鎖國政策首先是掐滅了中華文明向海洋發展、參與“大航海時代”競爭的一種可能性。
在明初的時候，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中國航海技術力還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隨著海禁政策的執行，中國的相關技術就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被歐洲所甩開了。
理由也很簡單，由於海禁政策下的外貿利益完全是由朝廷所壟斷的，私人不允許參與，市舶司等官辦機構自然也就趨向於因循守舊、不願意改進技術、並開拓新的航路。沒有新航路、新技術，當然就不可能產生新思想。於是我們錯失了整整一個時代。
而更為致命的是，由於海禁政策是一種內向的、防民的“負和改革”，它直接導致了明清兩朝中國社會的內卷化、貧困化和畸形化。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在反思明朝海禁製度惡果時，就曾毫不客氣的指出:“（海禁一出）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國初......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
是的，沿海商貿活動，原本是大量濱海居民賴以謀生的生存手段，禁海令一出，大量人口一下子因此斷了生路，他們要麽選擇遷入內地，改商為農，這就加劇了明以後中國本就十分緊張的土地關係。要麽則“入海從盜”，於是導致了之後長久存在的海患問題。
而這僅僅隻是危機的第一步，航海商貿權對平民百姓的關閉，同時還意味著一種最好的財富向資本轉化的可能性的消失。宋元兩代，富戶們在農業上完成原始積累後迅速轉投商業，駕船出海，通過區域間的互通有無謀取利益，這本來是一條很好的資本去處，所以曾經困擾曆代中原王朝的土地兼並問題，一度減緩甚至消失了。
可是明清海禁政策愈嚴以後，由於民間資本不被允許參與國際經商，富人有錢之後購買更多田產、並且為了保護這些田產攀附權貴，成為了資本唯一的合法出路，於是土地兼並問題重新成為了危及民眾生存和王朝興衰的大患。
“海禁政策”將海外商貿像鹽鐵一樣進行官控壟斷，這本來極大的減少了中國民間存留的財富總和，在此基礎上，資本走投無路時必然進行的土地兼並，更是將底層民眾逼上了絕路。從這個角度上講，滅亡明朝的明末農民大起義，本質上就是海禁政策導致的國家外向封閉導致過度內卷招致的必然自爆。
這裏推薦我所喜歡的作家，張宏傑先生寫的一本書——《饑餓的盛世》，大家可以在這本書中窺見，當一個王朝愚蠢的選擇對外封閉時，即便達成“康乾盛世”這樣治理頂峰，其治下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精神狀態又能是怎樣的。
書中引了英國使臣馬格爾尼訪華時記錄的一個段子，讓我印象極深——使團來到中國之後，由於清廷送來的禮品過多，很多豬和家禽在路上就因過度擁擠、碰撞而死了，於是英國人不得不將這些已經發臭的動物屍體從船上扔了下去。而此時，他們看到岸上的中國人都像瘋了一樣跳下河，爭搶著馬上把這些死動物撈起來，洗幹淨用鹽醃好，當做美味來珍藏。
馬格爾尼由此斷定，乾隆皇帝向其盡力展示的“天朝上國，無所不有，原不需與外夷互通有無”不過是種一戳既破的畫皮。在浮華的表象下，這個王朝，早已因為過度的自我封閉、而陷入了慘烈的內卷、人民的普遍貧困和駭人聽聞的貧富差距當中。其實根本不用什麽外力的“入侵”，內部的一點點波折，就會讓它轟然崩潰。
所以，清朝在“康乾盛世”之後，馬上就進入了空前的“嘉道中衰”當中，白蓮教起義、天理教起義、甚至後來的太平天國運動、乾隆剛剛吹過牛皮，說“無所不有”的清朝眼看這就要重蹈明朝的覆轍了。
諷刺的是，這個時候，恰恰是對閉關鎖國政策的被迫放棄，反而給清廷續了一口命。清史上有一個初看起來非常奇怪的詞匯，叫“同光中興”——按說這簡直匪夷所思，按說此時西方侵略者已經打上了門，被閉關鎖國“延緩”的侵略終於到來，這時候哪還有什麽好日子過呢？“中興”個鬼啊！
可是你站在清朝當時的角度看，會發現“同光中興”並非虛言——由於被迫放棄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隨著對外商貿的展開，清朝在同治、光緒年間的財稅收入反而出現了暴增，達到了年入8000萬兩，是所謂“康乾盛世”頂峰時刻的兩倍。
經濟的繁榮、技術的革新、財政的寬裕，讓原本已經隻差一個火星就能被引爆的社會矛盾火藥桶一下子轉危為安了，對於一個封建王朝來說，這不是奇跡般的“中興”又是什麽呢？
當然，貌似繁榮的同光中興，最終被甲午戰爭的炮火所打破，甲午戰敗之後，中國遭受的侵略真正進入了最凶險的階段。
但我們需要認識的是，“同光中興”和“洋務運動”的失敗，不是因為清朝沒能繼續維持“閉關鎖國”造成的，而是開放的太晚、且不徹底所導致的。從“鎖國”“海禁”到甲午戰爭，曆史同樣給了中日幾十年的發展時間，可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搞成了、中國的“洋務運動”卻失敗了。原因何在？——但凡上過中學的人，你總該知道為什麽吧。
是的，寫作這篇文字的時候，我真的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閉關鎖國”，是一種錯誤，甚至是一種罪惡。這是多麽常識性的知識啊！
可是這樣的常識，居然有人想要混淆視聽，為其翻案。
可是這樣的常識，居然要我花費一天的時間，寫一篇8000字的文章，將其中的道理辨明——且我還要擔心這篇文字會不會404。
這到底是怎麽了？
一百多年前，中華民族為什麽會淪入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無數的革命先賢們，為什麽要拋頭顱灑熱血、拯民眾於水火之中？
難道不是為了凝聚共識嗎？
難道不是為了力挽乾坤，讓我們這個掉隊太久的民族重新融入世界之潮，最終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嗎？！
願我們這些後人，不要辜負他們流的鮮血，不要數典忘祖，挑戰民族百年來凝聚的來之不易的共識。
“閉關鎖國”，是一種錯誤，甚至是一種封建帝王為了一己之私、刻意施加在民眾身上的罪惡。這是常識，更是我們的民族共識。請不要挑戰它！
但我更相信，長江、黃河不會倒流。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都會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我們開放的大門，不能也不會被關上。——因為我們這個吃過這種苦頭的民族，最為深知，閉關自守，將會帶來什麽樣的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