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評價薄熙來（上）

客觀評價薄熙來（一萬七千字，慎讀）

方舟與中國

薄熙來和中國農民領袖

中國自古是一個官民對立的社會，這個社會的法則是官為豺狼，民為羔羊；官員總是像狼一樣目露凶光，四麵打量；所以群羊也就俯首帖耳，過得謹小慎微。大家都認為這是封建祖製，順理成章，而社會也就此維持著一種平衡。

但久而久之，羊群也會心有不甘，生出一些具有抗逆心和號召力的人物；這種人通常是農民領袖，比如李自成和毛澤東。而狼群中也偶爾會出現異數，對羊產生共情，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但凡民意代表，大抵都屬於這兩類人。不過中國近代卻出現了一個一反常態的官員——薄熙來，他似乎介於這兩者之間。從作風上看，他是一個親民的領袖，處處代表人民；但同時，他的權力意識又很濃厚，顯得狼性十足。

人們很難斷定薄熙來究竟是一個改革者還是個野心家；不過毋庸置疑的是，他能力傑出，魅力非凡，對廣大民眾頗具吸引力。他不是最高領袖，甚至不是政治局常委，卻開創了自毛澤東以來的先例，獲得了群眾的自發擁戴。而且他作為典型的紅二代，在墨守成規的中國政壇浸淫幾十年，卻並不顯得陳腐。當官僚們都不苟言笑，以刁鑽刻板來展示權威時，薄熙來卻笑容滿麵，神采奕奕，大膽地自我表現；他似乎是一個對政治樂在其中的人，而不是像大部分官員那樣將其視作煎熬和苦旅。

這正是薄熙來的特別之處，他一反領導人矜持的常態，也沒有達官貴人那種不可一世的態度。他總是身體力行，積極作為，也願意和民眾交流。這讓群眾對他由衷喜愛，仿佛再次看到了大救星的形象，認為他會帶領民族走向輝煌。薄熙來也是體製內罕見的沒有成為最高領袖，卻能施展出超凡影響力的政治家。而且在國際上，他一度是最受歡迎的共產黨官員；外界認為他會毫無阻礙地進入常委，還有人認為他會成為總理，甚至是國家主席。

然而在 2013 年，薄熙來的政治事業被一係列突發事件所摧毀；這年 8 月，他的心腹下屬王立軍投敵並將其舉報，薄熙來被免去職務，同時押解於濟南中級人民法院接受審訊。最後以受賄，貪汙，濫用職權等罪名將其判處無期徒刑。

此結果讓民議沸騰，法院外屢屢有人群聚集，為他拉橫幅鳴冤；民間出現了聲援薄熙來的集會，試圖影響政府的決議。很多人表態說，薄熙來貪汙多少他們就願意補償多少，因為他至少在當政期間做了實事。此外許多意見人士，甚至體製內喉舌，也在不同場合呐喊鼓動，要求中央釋放薄熙來，讓他重回工作崗位。這些支持者懷著十足的熱情，相信薄熙來一定能逢凶化吉，並最終回歸政壇。
 

 

這是個十分特異的現象，因為中國政治風向反複無常，人們早已養成了耳聰目明的特點。當一個人倒台後都是牆倒眾人推，人人都會劃清界限。而官員的案子被人民法院定讞，基本已判定其政治生涯終結。但這種情況下仍有如此多的人不顧以身犯險，對一個失勢者表示擁護。

薄熙來的魅力可見一斑，沒有切身體會過他執政的人可能感到匪夷所思；——官民不對立已是罕有之事，更不用說主動為他站台。而且從他淡出政壇到現在，朝野內外都持續有人為他鳴不平。大連和重慶是薄熙來駐足最久的城市，這兩個地方的人民在薄熙來離開後很傷感；無論他作為一個官員還是階下囚，這些人都一如既往地想念他。香港記者曾在大連采訪，發現市民們對薄熙來的認可比曆任市長都多；在重慶也是如此，人們說政府領導換了一個又一個，但唯有薄熙來留在了他們心中。

薄熙來的基業（大連，重慶）

薄熙來的現象讓很多人感到疑惑，不明白他到底有何種魔力，或者說有什麽作為，能引發人們如此深情。有人認為，民眾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官僚體製本身過度惡劣。中國百姓長久生存於苛政之下，正好似終年酷暑，以至於下場酸雨也被認為是甘霖，而這種民情恰恰是薄熙來的基礎。

但酸雨下久了也會讓人灼痛，而薄熙來卻經曆了時間的檢驗。的確他很善於經營政治形象，不過政治形象無法如此長久地籠絡人心；縱觀其政治履曆，他的成就更應歸功於卓著的個人才幹；否則他不可能獲得如此牢固的擁護，甚至這種擁護已經超越了他共產黨官員的身份。

薄熙來的主要作為涉及三個地方，大連，重慶和商務部。他其實起步較晚，最初發跡的地方是東北；這個區域曾受累於曆史包袱，在經濟上嚴重依賴國企重工業；這種定位拖累了它的發展，即便在改革開放中，東北也是凋敝而沉重。國務院一直提出振興東北，但無人提出行之有效的策略。

薄熙初到遼寧時同樣麵臨一批積弊，——產業結構單一，經濟欠缺活力，同時官僚化嚴重；和其他官員一樣，他在這個地方也走得舉步維艱。直至他來到海濱城市大連，才看到一種別樣的潛力。他從基礎設施建設開始，逐步改善城市交通和綠化覆蓋，並同時調整產業格局。他計劃將這裏改造為一個花園城市，並以旅遊業來推動經濟。

就在薄熙來建設大連的同時，國企集中的東北在九十年代下崗潮中遭受重創，僅大連的國企就裁員 30 多萬。然而城市轉型讓大連迅速恢複，同時為了盤活就業，地方政府鼓勵企業私營化。這些措施讓大連成為了東北最早完成經濟轉型的城市，並讓外企的眼光也投向這裏；當時西門子公司的總裁來到北方考察，曾一度盛讚薄熙來打造的城市形象。

而大連的一係列舉措，其實在於遵循了鄧小平改革開放這個政治風氣；薄熙來站在一個時代的製高點，以整個國家進程作為後盾。最突出的是，薄熙來在建設城市的同時帶著一種審美情趣，他創辦了城市展覽中心，並定期舉辦文化活動，此外還修建了很多廣場，這些都是花園城市的重要指標，他最終希望的是站在這座自己建設的花園內閑庭信步。

當年聯合國旅遊組織將大連評為中國最佳旅遊城市；而且由於經濟生態的改變，資本也奔赴此地；大連是外資銀行較早進入的城市，外資金融機構數量在全國位列第五。通常金融機構進駐一個城市，便意味著商業地位的認可，會給地方產業帶來活水。

城市從工業化向資本化過渡是一個巨大的跨越，會讓其定位完全轉變。而這種產業重心的轉移，很大程度依賴於薄熙來所創造的環境。他在此執政十年，讓大連從東三省這座老工業基地脫穎而出，並在名聲上蓋過了著名的海濱城市青島。大連像上海一樣成為一座標誌性城市，被譽為北方明珠；同時也類似於北方的深圳，產生了經濟特區的效應。

2007 年，薄熙來調任重慶，再次擔任一座城市的領導人。但這座城市與大連顯著不同，重慶位於內陸，風氣傳統，且經濟定位不明確。在改革開放已近 30 年之際，這裏的發展卻仍舊遲緩。

這座城市被江河所貫穿，地勢參差不平；同時工業汙染然嚴重，公共條件惡劣；此外三峽大壩對環境的影響也在逐漸顯現。曾經有一部電影《三峽好人》，其中的奉節縣就是重慶周邊的縮影；破舊，拆遷，渾濁，這就是當時重慶的色彩。

盡管是直轄市，重慶並未得到政府實質性的重視；相較大連而言，這裏更像一個邊緣化的內部孤島，缺少天然的便利。薄熙來並沒有計劃再一次的經濟轉型，而是出台了“五個重慶”的規劃案，著力於優化這座城市的基礎。

但當時的重慶，或者不如說所有落後地區，都滋生著江澤民執政期的一個遺留問題，就是官員，商人和黑社會組成了壟斷性的三角聯盟。這種聯盟掌控著城市的經濟霸權，同時也在不斷地製造官民衝突。在薄熙來就任的 2007 年，中國很多沿海城市都已具備了現代化氣息，但重慶還是一個充斥著地痞的叢林式社會。

在這種情況下他發動了著名的“唱紅打黑”，這是一個很複雜且帶有多重意圖的決策。薄熙來整肅公檢法，掃蕩當地的黑社會及官僚派係。這並非一個嚴格的執法行為，而是夾帶著政治目的的清洗；且像所有的政治運動一樣，波及了很多無辜者。但民眾隻要結果，而不在意程序。百姓苦於黑惡的荼毒，因此對政府的舉動一致叫好，薄熙來一時間成為了代表著官方的綠林好漢。為了鞏固打黑的成果，政府製定了一係列跟進措施，建立了交巡警安保製度，並嚴格規定警務部門的出警效率。

而與此同時，薄熙來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爭取財政支援，以便對重慶進行基礎建設改造。政府修橋造路，極大程度緩解了長江支流造成的不便；同時各個行政區重建學校，新增公共綠地及各種便民設施。此外，政府還加強了對民生的轉移支付；薄熙來一改政府在民生上吝嗇的常態，顯得十分大方。 他推出了針對中小學生的“蛋奶工程”，表示這可以惠及山區的一百多萬留守兒童，且支出全部來自於財政。與此同時，他也進行著慣例性的招商引資，讓境外資本和商團屢屢來重慶洽談。

薄熙來的政績觀及重慶打黑典故

有人堅持認為，薄熙來在大連和重慶的作為是一係列政績麵子工程；在中國，做表麵功夫往往最得人心。

不過這未免把薄熙來過於臉譜化，就像是為滿足戲劇效果而刻意簡化人性；如果把薄熙來視作一個顧表不顧裏，為政績馬首是瞻的官員，實在是忽略了這個政治人物的抱負，也輕視了薄一波這個政治家族的底蘊。薄熙來可以說是紅色後代中性格最複雜的一個人，紅色繼承人的身份並不足以界定他；他的所作所為都表明他有十足的進取心，希望在政治上做出某些建設和變革，以讓他顯赫的家族事業繼續踵事增華。

和大部分紅色後代一樣，薄熙來從小接受傳統教育，並在體製的熏陶下長大；但他天資出眾，個性獨立，可謂是黨內最能跳出長輩光環的一個後代；和大部分世家子弟不同，薄熙來思想開放，並受到了西方觀念濃重的影響；這種影響深入到了他的整個政治理念中，使他無論在政治作風還是個人作風上，都更類似一個西方政客而不是中國官僚。

在薄熙來看來，或許中國的體製與西方不同，但發達國家的模式可資借鑒。因為這種模式存在真正的政治創設，以及一種事業性的精細籌謀；這是在一黨製政體中不可能存在的優勢。——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和它的商業製度一樣，就是講求績效和競爭；這和薄熙來的自我精神十分契合，他執政的顯著特點就是不屑於走馬觀花，同時比較反感官僚係統中無所作為，力求平穩的風氣。在遼寧期間，他規定官員不能輕易關閉電話通訊，要保持隨時待命；在商務部其間，他設立了嚴苛的行政準則，以加強工作效率。

這是集權製度下難能可貴的覺悟，因為它背離了體製的風氣。薄熙來的觀念十分西化，甚至比海外留學的人更前衛，而這讓他比較注重政績的深層意義。中國的政績標準向來是高樓大廈火車道，但薄熙來在大連時就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他當時曾表達過一個想法，認為提升城市水準的同時能提高市民素質，而這正是資本主義所經曆過的城市化和公民化過程。他取得了其中的精髓，注重對城市的軟實力進行塑造，這甚至重於那些可見的外部建設。正如在他任職前後，都沒人能把大連打造為北方濱海第一城，也沒人能把重慶打造為現代化的內陸城市。

薄熙來最矚目的政績是在大連，但他的執政作為卻更多體現在重慶；因為他主政重慶時的背景更複雜，而且正是中國政治風氣的一個轉捩點；而這個轉捩點的第一個公開信號，就是打黑運動。打黑一直被視為薄熙來最突出的政治博弈，對他的意義就和習近平的反腐一樣，都是以個人風格來推行的社會變革；這場活動指示性的意義，就是體現了薄熙來強硬的政治做派和中國時代氣候的衝突。

一件比較能反映這種衝突的例子是 2008 年重慶出租車司機罷工，幾千名司機因運輸成本上升和黑車導致的競爭惡化而上街抗議。官方媒體立刻指責工人騷亂造反，不過薄熙來采取了另一種策略；他拿出體恤民情的姿態，舉行了一次公開對話，最後與司機們協商組建工會。

這次上街運動被雲淡風輕地處理，但卻讓薄熙來看到了整個事件後麵盤根錯節的勢力，尤其是運輸業大亨黎強與他在政府內部的保護傘；而黎強傲慢的態度，更讓他動了殺機。他在打黑的旗號下掃蕩了這些勢力，並執意處死了作為黑社會後台的司法局長。



這是一出標準的政治戡亂，但也是一場行政改革；因為打黑在本質上基於一個宏觀背景，就是江澤民時期粗放和官僚化管理所造成的叢林式社會；這種社會導致利益關係毫無節製的延伸，導致官員和商人對市場資源進行壟斷，而在這層壟斷下，黑社會則起到了威脅競爭者及鎮壓民眾的作用；當時中國的強拆強占，幾乎都是由黑社會操辦。

江澤民放任官僚野蠻生長，讓官商黑去侵蝕民生空間，這一點在內陸城市尤其突出。甚至很多官員還認為黑社會很好用，他們不用像警察那樣承擔暴力執法的責任，還能在某種意義上強化政府的權威。因為人們會在黑社會背後隱隱感受到一股官方力量，而這將讓他們更加恐懼。

但薄熙來留意到了這種模式的隱患，他看到官員，商人和黑社會勾結，已經無異於共產主義所批判的萬惡的舊社會。甚至一些家庭同時涉足三個領域，在地方上各自為政。作為一個權力意誌很強的官員，薄熙來看出這種勾結會分化中央權威，並且在損害政治基礎（這一點習近平和他看法一致）；畢竟社會不能在割據力量的壓迫下發展，否則民間早晚會醞釀出下一次的“八九六四”。

同時薄熙來有一個基礎觀點，就是叢林式的國家和現代化路線相衝突，要發展國力，就要構造一個讓大眾得以生息的環境；如果官員不走這一步，就無法創造真正的市場化。

顯然江澤民時期的遺風要革除，中國要脫離草莽式的政治生態；雖然薄熙來和江一樣都是作風豪邁的管理者，並且由於家族淵源而成為了同路人，但薄的執政思路更現代化一些，他用打黑帶來了重慶的穩定，並在全國產生了示範效應。可以說江澤民時期的很多流弊，都是在這個時期得到了終結。

薄熙來的經濟學

從打黑可以看出，薄熙來行事雷霆萬鈞。但無論采用何種政治手段，他的最終目的都是服務於經濟。從大連時期就能夠看出，他極力希望打造一個現代化的，偏向西方模式的經濟體。

就這一點來說，可能薄熙來跟西方政治家溝通比跟黨內官員溝通更協調；因為他比較務實，沒有官場中慣例的模糊，空泛，和反反複複；他顯然清楚中國的吏治和西方的政治孰優孰劣。而在商務和貿易問題上，外界也都更願意找他這樣的官員；曾經美國商務部長訪華，向薄熙來告知中國經商手續繁瑣，薄熙來便當場為他解決。除此之外，他在外交上也比較進退有度，他曾向美國提出貿易不對等的問題，也製定過國有產業的保護政策；但國際上沒有指責他貿易保護，或者是個民粹主義者。

總的來說，薄熙來在文化上比較青睞西方。一個比較顯著的現象就是，由他主政的城市，無論在行政方式，福利政策，或是市政建設上，都帶有西方經濟體的特征；甚至就連社會風氣都會和其他中國城市不同。而這也讓他的作風自成一派。他在商務部 2007 年的演講中說，“很多工作需要創新的思維，而創新是有風險的”。

顯然傳統的官場風氣決定了官員們謹小慎微，在執政上亦步亦趨；但薄熙來從來不搞統一建設，例如他對大連和重慶的規劃就完全不同。中國的城市定位通常很固化，很難轉型成功；但他不僅在大連扭轉了工業經濟的路線，還在重慶主導了一場消費型經濟的改革。

這些成果得益於薄熙來先天的判斷力，以及他在西方經濟學中所受的教益。縱觀中國這三十年，他的規劃幾乎都走在了中央的前麵。他在大連時曾力推對外開放和產業轉型；但在重慶時，則提出要改善分配。在 2012 年兩會中他說：“窮人無法消費，而富人消費又是有一定限度，這不利於經濟總體的增長。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中國的投資出口已經相當高，剩下就是要提高消費水平。”——顯然在整個過程中，薄熙來觀察到中國已經從貿易開放步入到需求結構調整的階段。他告訴記者：“中國的基尼係數相當高，隻有提高民眾的富裕程度才能增加人的積極性，且政府維穩的成本都會大大降低。”

這反映出薄熙來具有很強的政治經濟學直覺，而這每每讓他跳出了集權體製的政策慣性。——集權體製是一個不善創新的製度，常常依賴於既有的產業政策，讓經濟滯留於一種循環；而這往往造成產業的過度集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房地產作為國家經濟支柱長達幾十年；這個支柱曾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下遭到重創，但政府投入四萬億貨幣，很快又將國家拉回到不動產投資的熱潮。

通常來說，官僚化的政府會像吸毒一樣迷戀一個產業，因為變革會為它帶來諸多不適。所以中央一直宣稱要刺激消費，改變經濟結構，但無人先行。薄熙來可能是唯一對此實踐的官員，當整個國家都打算在房地產上走更遠的時候，他卻打算背離這一模式。在重慶打黑後，他就開始對社會福利做根基式的改革，除了對民生的財政支付外，他還大舉推廣公租房。而與此配套的是他實行了寬鬆的戶籍政策，讓外來務工者和農民也可以入籍城市。

這是具有顛覆性的一項舉措，對推動社會福利具有深層意義。中國很多地方都建有公租房，但因為政府是商品房的莊家，所以對公租房的申請卡扣很嚴。但薄熙來的政策在本質上不同，它具有公正的執行標準。此外，戶籍一直是政府重要的政治工具，它固化著人們的階層，同時決定他們的居民權利；而這也是商品房最大的附加價值，是政府逼迫人們在城市購房的主要手段。但薄熙來具有先行者的勇氣，他是黨內第一個以開放性政策去推行城市化的官員。

無論以公租房平抑房價，還是向大眾開放戶籍，都是典型的民主製度下的公民政策；而與此同時，薄熙來也在重慶完善著一個商業社會所應有的規則機製，他對中國經濟的一些痼疾，如勞資糾紛和商業欺詐進行了強力整治；這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蔚然成風的工程爛尾和轉包，也出現了罕有的工頭不拖欠薪資現象。此外，薄熙來的維穩意識不同於傳統，他不許官員以勢逼人，對民間的管製也比較寬鬆，城市裏甚至容許商販小推車和地攤。至少在涉民事務上，重慶顯得很有法製；而與此相對的是，全國此時都在整頓市容，追趕攤販，更換統一的招牌。

薄熙來可以說是鄧小平之後經濟見解最成熟的政治家，他比較追求市場的自由，而這是發達經濟體所必備的要素。他認為中國的未來需要內需支撐，因此在政策上要普惠底層。

不過一直有人就重慶的政策指責薄熙來，認為他執政期間大肆舉債，實則是慷他人之慨；他的城市建設和社會福利帶來了龐大的財政透支，會留下讓未來不勝負荷的債務。但其實在這一點上攻擊重慶，更像是在攻擊整個中國。因為每座城市都在拚命舉債和透支，都在向未來借貸。中國一直奉行“粗放的凱恩斯主義”，大多數省份早已無法填補它們的債務。就算走到美國和日本，政府所作的也是大肆發鈔和舉債。

而且就在薄熙來倒台的幾年間，中國的貨幣發行猛然超越了前幾十年的總和，債務累積也達到了 GDP 增速的兩倍，今日這種擴張規模估計十個薄熙來都望塵莫及。反而相比之下，他的資本投放更有規劃，也就是說他並沒有用債務去推高資產泡沫。他確實改變了大連的產業結構，也改變了重慶的民生和環境。

儒家文化和紳士文化下的魅力領袖

在薄熙來執政的二三十年間，民間從來就不乏對他的追捧。曾有一些女人表示過，她們希望嫁給薄熙來這樣的人；因為他儀表堂堂，又富有涵養，幾乎是理想的男人標準。

這可以說是中共官員得到的最高讚譽，薄熙來最顯眼之處就是打破了老套的官僚印象；比較那些挺著肚腹，背負雙手的官員，他顯得身姿挺拔，神采奕奕，所過之處讓人如沐春風；同時薄熙來還展現了他中西合璧的特長，將東方儒家翩翩君子的氣質，和西方文化下的紳士風度結合於一身。

他通曉中國傳統社會的人情練達，也知道人們一直在幻想集權製度下的明君明主；他和毛澤東一樣，將自己塑造為一個民意領袖。而另一方麵，他又在西方政治中萃取魅力型領袖的精髓，對民眾展露出活躍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正如一個出色的西方政客那樣，薄熙來能言善道且善於周旋；他的一大特色是能脫稿演講，當那些書記幹部在講台上逐字逐句地念八股文時，他卻揮灑自如，滔滔不絕；其從容流暢的姿態讓整個體製都望塵莫及；他的聲線像一個電台播音員，字正腔圓，抑揚頓挫，充滿情緒渲染力。

在一次大學生的交流講座中，薄熙來以訓育的口吻說：“現在年輕人喜歡的都是靡靡之音，都是輕歌曼舞。這樣沒出息，人活著就應該豪邁。”——這番話很有代表性，因為他本是個豪邁之人，從不畏首畏尾。在這場談話中他像一個指點江山的領袖，他講到農村和基層，再從而轉到國情，隨後又從國情提及就業和商業社會的本質，最後以馬克思的理論作為總結，形成一篇飽含主旋律的講義。這時的薄熙來儼然是一位大學講師，對學子們進行著諄諄教誨。事後大學生對他的評價是：“高屋建瓴”。



薄熙來有一項得天獨厚的能力，就是能在公共場合創造一種政治立場和個人魅力的融合；他可以在交流中維持談話主題，但又不會顯得僵化和陳腐。他思維敏捷且言辭幽默，無論在大連接見外國商團還是在重慶接見台海基金會，都能與眾人談笑風生。外界很喜歡這個舉止得體，沒有官僚做派的領導人。同時他知識麵豐富，對各種文化領域都有所涉獵；他身上充滿了話題性，一度是國內外媒體的寵兒，被譽為中國的政治明星。不但有中國人喜歡他，西方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種熟悉的政客形象。台灣把他稱為大陸馬英九，西方把他稱為中國的肯尼迪。在商務部時期，薄熙來獲得了“魅力部長”的稱號；《南方人物周刊》2005 年的中國魅力五十人排行中，薄位列榜首。

不過魅力這個詞，和中國拘謹刻板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因為官員們個人特質尚且不健全，更難以奢談魅力。但封建文化又一直存在對個人魅力的推崇，因為這是領袖讓自己獲得擁護的重要特質，它通常出現在一個變革者或開拓家身上；實際自中國建政以來，嚴格意義上的魅力型領袖就隻有毛澤東一人。

但在新時代崛起的薄熙來符合人們對魅力領袖的幻想，他以出眾的個人天賦及自我學習，構建了屬於自己的魅力特質，並成功把這些特質內化於自身。同時，薄熙來成熟和務實的執政方式，也佐助了他的形象，他的每一個宣傳背後都有政績作為支撐；在中國官僚係統長期的形式主義下，這一點尤其讓他深孚民望。

其實薄熙來的這種特質，更像西方政治的舶來品，但他顯然是黨內運用得最成功的一個。西方政治家有一個基本特點，就是會刻意展現真實的人性色彩，讓人感受他作為普通人而不是高官的身份。而薄熙來也是如此，他不避諱自己生活化的一麵，而將其視為一種宣傳；——在 2007 年商務部的告別會上，他和家人並列向全體成員致辭；期間他向人們介紹自己的妻子和嶽母，表示自己的父母已經離世，而嶽母就是家中唯一的高堂。在告別會最後，他和所有人一起歌唱“團結就是力量”，此後攜妻子鞠躬致謝；在臨行上車前，他再度擁抱了家人。——這場告別會並不太官方化，而更像一個真實人生的環節；無論這出畫麵是表演還是真情流露，都讓人感受至切。

所以當薄熙來在濟南受審時，民眾更多對他表示寬容；人們認為他被指控貪汙兩千萬，甚至還不如一個村長，而這更顯得他是一個清官。——雖然中國官場人人都貪，但政府在道義上還是要指責；然而在貪腐後還能被包容的，卻唯有薄熙來一人。他證明了個人魅力的影響，甚至比政治權力的影響更大，以至於在他倒台近十年後這種影響還在持續。

唱紅的時代背景和薄熙來的政治兩麵性

其實薄熙來所展現的魅力和他的群眾路線，是一種逆潮流現象；通常來說，政治的建基立業者才會具備這樣的特點，而一旦國家政權開始鞏固，階層便會分化，官民之間會轉變為豺狼和羊群的統治關係。

然而薄熙來所塑造的形象一反常態，他以自己對西方文化的兼容，成為了一個政治時代的先行者。在涉民事務上，他創造了民主和人權的樣板，盡管不如西方政治那般明朗，但也足以讓中國人大喜過望。他以資本主義的方式去經營政治形象，以擴建自己的權威和影響力。

這讓薄熙來在無數共產黨官員中脫穎而出，因為大部分官員無法像他那般領悟西方文化，也沒有那種素質去走同樣的路線。而且他不僅諳熟民情，對駕馭輿論亦爐火純青；他從不浪費自己的每一筆政績，總是在做出成績後讓媒體去造勢和捧場。

但從本質上來說，薄熙來並非一個心係蒼生的人，他在主政思路和江澤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是一個徹底的官本位者。但這恰恰體現了他的過人之處，薄的權謀就是實用主義為先，可以在民主性和官本位中任意切換，以讓自己在變幻的環境中乘勢而上。

這種政治兩麵性體現在他唱紅打黑的全部過程中，打黑運動的主旨是為了整肅社會風氣，但也帶有粗放和野蠻的色彩；薄熙來發揮了一個警察國家的特色，任用以王立軍為首的酷吏，大肆使用刑訊逼供和非法拘押；而這往往導致司法機關以涉黑名義去勾連一些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犯罪者，並讓政府以行政手段去兼並被官方定義的灰色資本（這一點在後來被習近平所大力發揚）。

而與打黑相並舉的唱紅，曾一改薄熙來進步和開明的印象，給他帶來很多詬病。人們看到他宣揚毛語錄，組織唱紅歌，甚至鼓勵學生按上山下鄉的方式去農村體察；因此認為他思想中有很強的紅色流毒，是個左傾政治家，會讓中國向文革複辟。

不過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複辟，因為很多政治家都喜歡在毛澤東身上借屍還魂，從而提升政治話語權；但唱紅並不代表薄熙來左傾，正如不能因為他在大連搞開放就認為是右傾。左右不過是政治工具，實際上薄熙來唱紅，包括後來習近平的紅色作風，都建立於一個無形的政治背景，而這個政治背景早在胡錦濤時代就成形了。

——大概十幾年前，共產黨高層麵臨一個問題，就是伴隨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文化交流，正在對中國的意識形態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到了 2010 年前後，這種影響變得越發顯著，以致部分中國人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一些人提出重新審視政府的角色，並呼籲政治改良，甚至在媒體中都出現了自由化的風氣。

而恰恰在此時，遙遠的西方出現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政治事件；——位於非洲的阿拉伯國家突尼斯，有一位公民在遭遇社會性困境之後，又遭受到政府的苛刻對待，他走投無路，最終選擇了自焚殞命的方式抗議；這個事件引發了大眾的同情，也點燃了他們的怒火；人民憤起遊行，最後而推翻了政府，並趕走了獨裁者。這次事件由突尼斯的國花被命名為“茉莉花革命”，但這場革命並沒有止息於突尼斯，而是在北非和中東蔓延，並最終成為了傳導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運動。

阿拉伯之春掀起了人民反對專製政權的浪潮，就在一兩年間有幾十個國家出現群眾運動，很多國家的獨裁統治被推翻，政府被改組；而這個運動還在從阿拉伯向外擴散，在 2011 年初，安靜的中國出現了一絲敏感的征兆，——有人在網絡中號召民眾效法阿拉伯民主的模式，在鬧市中集會並呼籲憲政改革。

這個風聲讓政府異常緊張，立刻出動警察和國安在全國進行搜捕。但網絡的倡議並沒有發動起來，而更像一場捕風捉影的事件。不過民主化永遠是中共政權上方盤繞的陰影，一旦有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讓政府如臨大敵。且阿拉伯之春本質上是 90 年代顏色革命的延續，有東歐政變的血脈；它和 89 年的學潮具有同樣的基礎，——人民不滿政治腐敗，貧富差距，以及言論自由被剝奪。中國政府經曆過顏色革命的威脅，因此十分敏感。在胡錦濤執政後期，政府開始加強社會管控，尤其是對互聯網和媒體的控製。



阿拉伯的運動使中國政黨內部產生了警惕，並形成了遏製民主自由化的意見；繼胡錦濤之後，無論是薄熙來還是習近平，都要將其作為政策重心，因為他們都是這條政治脈絡上的節點。

薄熙來並不是一個左傾政治家，而是一個敏銳的投機者，會根據時代氣候而切換執政作風；他在大連是開放的 90 年代，而到了重慶已時過境遷。隻是大眾一廂情願地把政治家設想得很迂腐，認為他們非左即右；同時出於這種單純的解構，把薄熙來孤立於他所屬的政黨；實際上政治家絕不會把權謀當作信仰，薄熙來一直在左右之間擺弄著權術。隻是重慶這座邊緣化的直轄市，給了他更大的行政支配力；重慶的勞工階層較多，不會像商業中心城市那樣對政治運動產生抵觸。同時從個性上來說，薄熙來不喜歡屈居人下，他喜歡講政治排場，唱紅和他所有的活動一樣，都帶有高調和鋪張的特色。

但在這場運動之下，薄熙來的腦子卻沒有像大眾那樣發熱，他清楚政治博弈和經濟製度要並行不悖；他一方麵強調紅色文化，宣稱馬克思主義能創造生產力，一方麵仍然奉行著市場化機製。這種調和的作風也受到了體製內文人的推崇，他們把薄視為政黨利益的維護者，認為他既能改善經濟環境，又能堅守一黨製的底線。他已經實現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跨越，讓黨的基業萬古長青，西方再沒有理由質疑共產主義是虛幻的烏托邦。

所以對那些唱紅打黑的批評之聲，薄的支持者至今都在反駁，他們聲稱很多黨員都違背了自己的初衷，唯有薄熙來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