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裏沒房子的朋友抱怨" 長安居，大不易 "，租房全靠運氣，但是有房子的朋友最近也有不少煩惱，因為他們說老家的二手房已經越來越難賣了，不少房屋中介幾個月都沒開張了。
其實不止二三線，連深圳這樣的頂級城市最近二手房市場也熄火了
吃到了上一個十年紅利的人，擔心自己的財富就此成為紙上富貴，錯過了紅利的人隻能寄希望於下一個等待注水的 " 窪地 "。而被 " 房事 " 困擾的中國年輕人也是代代都有。
新媒體大 V 置業記
1919 年是一個覺醒的年份。
作為那個時代的老 80 後，已經在教育部做了七年科長的新媒體大 V 魯迅先生雖然還在給《新青年》當外稿作者，但自己已經快算不上青年了。
買房對他來說，用現在時髦的話講就是" 剛需 "。
為了把包括二弟周作人在內的一大家子安置在北京，魯迅幾乎忙活了一整年。
那會兒北京的房屋中介業務遠沒有現在發達，也沒有西裝革履的中介小哥騎著小電驢帶你看房，想找房就隻能靠熟人介紹，然後自己 "11 路 " 一間間看過去。
魯迅也不例外，除了工作，1919 年的大半年基本都是在不停找房看房中度過的。
經過七個月的精挑細選，魯迅最終選定了八道灣胡同的一套宅子，而且可以稱得上是豪宅。
這座四合院前後三進，帶花園，有將近三十間屋。從位置上看屬於西二環內，挨著新街口，妥妥的優質地段。
今天相同地段一套 40 平的一居室售價要 600 多萬
魯迅先生為這套豪宅也支付了一大筆錢，3500 大洋。
這還不算裝修和安自來水的錢。
不為五鬥米折腰的人大多都有不止五鬥米，這句話放在魯迅身上特別貼切。
不少人看魯迅先生的文章，都覺得他把世界寫得特黑暗，滿紙都是舊社會人吃人的恐怖故事，所以也自然在腦海中把魯迅腦補成一個生活壓抑，精神苦悶，" 窮且益堅 " 的知識分子。
但就像王小波說的，痛苦的確是藝術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你的痛苦隻會成為別人的藝術源泉。
當時的北京，一個大學圖書館管理員的月薪大約是8 塊大洋，一個基層工人的月薪在20 塊左右，中小學教師、銀行職員大約能賺四五十塊。
普通人扣掉各種生活開銷，想買一間房子難比登天，大多隻能租住在大雜院裏。而剛畢業的窮學生以及社會底層民眾就更慘了，隻能住在西四、南城那些月租四五塊錢、大通鋪式的 " 合租公寓 " 裏，晚上翻身起夜都要跟周圍人打個招呼。
類似東北的大車店
相比之下，魯迅在教育部的月薪是300 塊大洋，和當時北大清華的大教授們一個收入水平，標準的 " 有閑階級 "。
而魯迅本人從青年時代起就是個會花錢、會享受生活的人，在日本求學的時候能拿出閑錢學柔道；工作之後，時髦的館子會去吃，新潮的電影也是場場不落，每年光花在買書、買碑帖上的錢都有幾百塊。
金嶽霖 1934 年時的薪水才 50 塊錢，還趕不上當年魯迅每個月的稿費呢
當然，這也就導致魯迅買房的時候手頭有點緊張，為了湊房款，魯迅賣了浙江紹興的老宅，還從銀行借了一筆三個月的高息貸款，月息一分三厘，折合年化利率 15.6%。
第二年，魯迅一直忙著還債，連買書的錢都壓縮了。
但是，這套房子魯迅最終隻住了三年多。因為兄弟失和，魯迅在 1924 年搬離八道灣，在西南邊的阜成門重新花八百塊買了個小院，一直住到 1927 年移居上海。
如今，八道灣的宅子已經拆遷，阜成門的四合院改成了魯迅博物館
80 後投機客與 90 後的公租房
魯迅買房那年，有些人卻沒有把資產押注在房子上。
黃浦江邊，33 歲的蔣介石還沒人叫他委員長。
和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同，蔣介石是武人出身，在辛亥革命的時候當了幾次衝鋒隊長，還替大哥陳其美宰了對手陶成章。
《行動目標：陶成章》
風頭雖然不小，但似乎沒撈到太多實際好處，凱申的革命意誌消沉了。
加上當時革命隊伍裏的實力派是一群廣東人，他這個聽不懂粵語的寧波人實在憋屈。
在上海蹉跎的幾年，凱申每天沉迷於 " 會所嫩模 " 不能自拔，而支撐他紙醉金迷生活的辦法就是炒股票。
在搭上了張靜江、虞洽卿這些江浙財團大佬之後，常凱申化名 " 蔣偉 " 入股了 " 茂新 "" 恒泰 " 等幾家證券公司。
民國上海證券交易所代價券
如果你是個價值投資者，那麽在 20 世紀 20 年代的上海股市中，你注定是個 " 臭老韭 "。當時的股市毫無基本麵與估值可言，完全就是個大賭場，而且是沒有荷官維持牌桌的那種。
凱申發揮了一名投機分子兼賭徒的天賦，組織了民國時期的 " 寧波漲停敢死隊 "。
押注多頭，抓住了早期股市中巨大的泡沫，大發橫財，在股市最高峰時期，賬麵上浮盈至少有十幾萬大洋。
如果凱申不寫日記，而是把他的炒股經驗總結下來，估計到今天依然是暢銷書
然而既便如此，凱申在上海依然是靠租房度日而沒有買房，原因很簡單，上海的房子實在是太貴了。
今天的房地產講究" 因城施策 "，深圳的房價不可能和鶴崗一樣。因為房屋短缺加上投機炒作，當年上海的房價和北方比起來，簡直高了一個數量級。一套普通的石庫門洋房的價格就要幾萬大洋。
這樣一套房子，單單百分之三的中介傭金就夠在北京買一個四合院。
詩人徐誌摩當時雖然自己住的是月租 150 塊的別墅，但是特別喜歡當中介，幫人撮合房產交易。因為隨便一筆傭金都比他 600 塊的月薪高。
不知道 " 中介小哥 " 徐誌摩帶人看房的時候聊不聊詩歌
" 滬漂 " 常凱申就這樣一直過著他的租房生活，直到 1922 年底股災爆發。
寧波漲停敢死隊操作不善，直接搞垮了證券交易所，凱申也欠了一屁股債。要不是他們的股市投機有為國民黨籌措革命經費的目的，外加有浙商領袖虞洽卿和青幫大佬黃金榮的擔保，凱申八成要被債主扔進黃浦江喂王八。
而凱申真正在上海買房則要等到五年以後。彼時，他搖身一變，成為北伐軍總司令，與宋美齡結婚時在徐匯區東平路 9 號買下了一座法式別墅 " 愛廬 "。
隻不過買房錢是他大舅哥宋子文掏的。
其實，當時的滬上青年幾乎都被房子折騰得不輕，白天油頭粉麵、光鮮亮麗的摩登男女們，晚上回家就得擠在狹小陰暗的亭子間中，漏風的地板下麵就是弄堂裏煙熏火燎的廚房，每月扣去房租，口袋裏大多所剩無幾。
青年領袖毛潤之就是其中一員。
魯迅先生買房那一年，偉大領袖也在北京，拿著魯迅百分之三的薪水，住在 " 三眼井 " 的大通鋪裏。
領袖這樣描述他當時的蝸居生活："…… 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裏，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在北京漂不下去的領袖，當了把 " 脫北者 "，回湖南搞新媒體去了。大號《湘江評論》雖然很火，但是辦了沒兩期就被湖南軍閥張敬堯給 " 封號 " 了。
待業的領袖於是決定去上海灘尋找革命的出路，但是到了那地方才發現，資本主義花花世界看起來很美，生活起來卻很苦。
為了糊口，有一段時間他甚至被迫在上海找了個洗衣服的工作：每日坐電車去雇主家裏收衣服、送衣服，夜晚就睡在肮髒擁擠的亭子間裏。
看著身邊千千萬和他境遇相似，甚至更糟的年輕人，身為 90 後的潤之必定感慨萬千。
所幸經過陳獨秀介紹，領袖最終從章士釗那兒籌到了兩萬塊革命經費，回長沙開了個 " 文化書社 "，不僅解決了生活問題，還和易禮容、彭璜一起開始了短暫的革命商人生活。
四年之後的 1924 年，國民黨一大之後，紅藍雙方迎來了短暫的蜜月期，領袖和中央機關一起再次回到大上海，在南昌路 180 號的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擔任執行委員。
這一次，領袖不用再住亭子間了，因為組織上給他在幾百米之外的茂名路甲秀裏 7 號安排了一套 " 公租房 "。帶著老婆和孩子，領袖在革命歲月中度過了一段難得的幸福生活。
以至於 13 年後，領袖在延安的窯洞裏還不忘向斯諾夫人海倫 · 斯諾回憶那段他一生中" 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氣息的日子 "。
房子從來不隻是房子
在遮風避雨之外，房子對於中國人來說有著許多額外的意義，它既關乎尊嚴也關乎財富。
《鹿鼎記》裏的韋小寶說：" 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
而馬斯洛八十年前就把這事兒說得很清楚了：" 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尚未解決的時候遭遇社交層麵的痛擊和壓抑，人很難不出精神問題。"
餘德利說得片麵了，其實是個人都得拿錢托著
買房還是炒股，看似都隻是生意，要上車的，奧運時代應該就上車了，但它實則考驗的是一個人對時代的把握，而這件事兒才是最難的。
最近兩年，有人遇到點社會新聞就喜歡評論一句這是" 百年未有の大變局 "，仿佛自己是局中的棋子抑或棋手，但其實每個中國人每一天都在做著關於自己命運的抉擇。
辛苦的打工人關心下個月的五險一金，聰明的有產者喜歡規劃未來三五年，隱形的富豪們可能在為未來十年謀劃，但是站在 1921 年的時間節點上，沒有人能真正想象到 2021 年的圖景。
20 世紀 20 年代，站在黃浦江邊的毛、周、蔣對於那個時代，心中必定都有自信，也必定都有各自的疑惑，但是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 " 押注 " 了心目中的大潮。
今天這種選擇還在繼續，請問問自己，做好準備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