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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 - MASH
60年前，我並不是這樣認識。那時我擁護“正義的戰爭”，我還認為我的生命是屬於國家的，而不是屬於我自己的。那時我和我的戰友們真誠地相信，我們是在為保衛新生的祖國而戰，我們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場正義戰爭中獻身是應該甚至是光榮的。我們根本不知道美國並不打算侵略中國，也不知道我們實際上是在幫助吞並韓國、幫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鮮那個橋頭堡而流血犧牲。整個朝鮮戰爭奪去了數十萬中華兒女的生命。
現在回顧起來，人的生命在戰爭中真是連隻螞蟻都不如。我因之認為：懂得珍惜和尊重人的生命、盡力去避免戰爭，應該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首要標誌！
誌願軍授旗(圖源：VCG)
上個世紀50年代初，中國經曆了極為慘烈的朝鮮戰爭。我作為誌願軍的一員投入了那場戰爭。盡管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朝鮮戰爭的一些場景依然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記憶深處。
首先是戰爭的死亡慘相。我在山間小道夜行軍中，見過月光下溪溝裏朝鮮老人的屍體，腹部已經破裂，腸子漂浮在水上；我在一個空無一人的村子裏看見過被幾隻野貓圍著腦袋啃肉的女屍，她的眼睛鼻子都隻剩下了空洞，太可怕了!
更多的死亡是發生在我的身邊。有三位戰友的犧牲令我永遠無法忘卻。一位是被美軍的凝固汽油彈活活燒死的。那個事件發生在我們入朝後第三天。
那天夜晚下著小雨，我們在一條公路上急行軍，先是美軍偵察機沿公路投放照明彈，然後是他們的F84戰鬥機俯衝掃射。我急忙隱藏進公路邊的樹叢裏，附近有一個機炮連的戰友緊緊拽著一頭馱炮筒的騾子完全暴露在照明彈慘白的光照中。我看見從飛來的美軍戰鬥機機腹下射出一個橘紅色的火球，隨即變成一條蜿蜒而下熊熊燃燒著的火蛇撲向馱炮的騾子。
那位戰友拉住騾子想往前方躲避，但已經全身著火的騾子狂叫著掙脫韁繩衝下公路倒斃在河灘上。我們那位被騾子絆倒在地的戰友，陷入了凝固汽油的大火裏。大家不顧一切圍上去卻被滿地炙熱的火焰所阻擋，我們隻能蹲在地上呼叫哭喊，最後眼睜睜地看著一個鮮活的人變成一具焦黑的猴子般佝僂著的骨架!
另一位戰友是在北漢江淹死的。1951年的5月24日淩晨，我們180師奉命搶渡北漢江，力爭在敵人的包圍圈合攏之前衝出重圍。我們趕到江邊，隻見江水波濤洶湧，部隊分三路攀著三條鐵絲在齊胸深的湍急水流裏渡河，到處是炮彈炸起的水柱，炮聲和人喊馬嘶聲亂成一團。過河時我的前麵是一副抬著傷員的擔架，右側是一個戰士拉著一匹騾子，騾子尾巴上還拽著一位小個子女戰士。就在隻有十來米遠即可抵達對岸時，一發炮彈在我附近爆炸了。渾濁血汙的江水向我兜頭噴淋而下，等我使勁搖頭吐出髒水睜開眼睛，發現走在我前麵的擔架沒了，我身邊的騾子倒在河裏掙紮著，牽它的戰士也不見了，隻有那個女戰士還在我身後隨波浪浮動著。我急忙轉身去抓她，可我抓住的隻是她那頂浮在水麵上的棉軍帽。她人已經被無情的江水衝走了，永遠地衝走了!
第三位戰友是被自己人踩死的。就在搶渡北漢江後第二天，我們不顧一切蜂擁著衝向北麵一個名叫鷹峰的山地，那是我們生之希望的所在地。我們強忍著極度的疲勞和饑餓，沿著一條山脊梁急走，美軍的遠程榴彈炮不時轟過來造成傷亡，但隻要炮彈的尖聲嘶鳴沒有正對著我們，就決不停止前進。我們正在昏昏沉沉地跟著隊伍奔走著，突然聽到炮彈的嘶鳴正對著我們來了，我反應極快地俯臥下去又順勢翻滾進旁邊的彈坑裏，我發現彈坑裏已經有人，而自己正壓在他的身上，我聽到了他的微弱呻吟，立即挺身站立起來。這時一些戰友都在往彈坑裏跳。我大喊：“別下來，底下有傷員!”可我的喊聲完全被強烈的爆炸聲所掩蓋，沒能止住大家繼續擠進彈坑裏來。等炮轟停止，大家發現腳底下不對勁時，已經來不及了!我們痛哭著往彈坑裏扔了不少樹枝，把那位氣絕身亡的不知名戰友掩蓋起來，又抹著眼淚去追趕隊伍!
在那場戰爭中，我也見到過敵軍的屍體。在我們千裏行軍快抵達“三八線”時，我們進入宿營地後，發現不遠處有一座美軍帳篷，便相約去看看有無美軍留下的罐頭食品之類的軍用物資。去後看到帳篷裏空無一物，但見帳篷後麵的樹林裏有一堆用毛毯蓋著的東西。一個小宣傳隊員高興地跑過去揭開毛毯，卻立即扔下毯子一麵往回跑，一麵大喊：“死人!死人!”我帶著大家走過去，揭開毛毯，底下排列著8具美軍屍體，白人、黑人，甚至還有一個黃種人。那些僵屍在陰暗的樹影之下顯得十分恐怖。
現在回顧起來，人的生命在戰爭中真是連隻螞蟻都不如。我因之認為：懂得珍惜和尊重人的生命、盡力去避免戰爭，應該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首要標誌!
但是60年前，我並不是這樣認識。那時我擁護“正義的戰爭”，我還認為我的生命是屬於國家的，而不是屬於我自己的。那時我和我的戰友們真誠地相信，我們是在為保衛新生的祖國而戰，我們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場正義戰爭中獻身是應該甚至是光榮的。我們根本不知道美國並不打算侵略中國，也不知道我們實際上是在幫助吞並韓國、幫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鮮那個橋頭堡而流血犧牲。整個朝鮮戰爭奪去了數十萬中華兒女的生命。
然而朝鮮戰爭給參戰者造成的災難中，還有比死亡更加悲慘的。一類是那場戰爭造成的成千上萬的肉體上的重傷殘者。他們不僅不能享有正常人的幸福生活，還要終生忍受傷殘之痛，確實是生不如死。還有一類是精神上的重傷殘者，他們參加戰爭的可怕後果是被剝奪了人身自由與做人的尊嚴，不僅在生活上遭受種種虐待尤其在心靈上遭受長期折磨，也是生不如死!我和我的2.2萬多名誌願軍被俘難友就屬於後者。
我是1951年5月27日被美軍俘虜的。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但是，我想回顧的不是我個人被俘的經曆。我要回顧的是：朝鮮戰爭中為何有兩萬多名誌願軍指戰員被俘，而我們這些曾經在戰場上同生共死的戰友被俘後又為什麽發生了一場慘烈的內鬥與分裂，以至於7000人回了大陸、1.4萬人去了台灣，最後大家又怎麽都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慘命運。
中美兩國對抗的朝鮮戰爭是一場實力非常懸殊的戰爭。當時，中國是一個久經戰亂、滿目瘡痍、亟待重建的國家，而美國是世界頭號強國。我們在入朝之前曾被告知美國是隻紙老虎，戰無不勝的解放軍一定能戰勝美國少爺兵!
誌願軍在前三次戰役確實打過勝仗，我誌願軍秘密跨過鴨綠江後，彭德懷指揮五倍於美軍的部隊，通過山間小道，插入敵後，分割包圍，突然襲擊，打敗了麥克阿瑟，連漢城都占領了!
但在第四次戰役期間，麥克阿瑟被撤職，李奇微擔任聯合國軍統帥。美國增強了兵力，特別加強了空軍，完全掌握了從鴨綠江到最前線的製空權。而我們中國部隊因為戰線太長，補給困難，打得非常艱苦，放棄了漢城，向“三八線”節節敗退。此時，美國提出了停戰談判建議，這次輪到了毛澤東被勝利衝昏頭腦，聽不進彭德懷的休戰請求，聽從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慫恿，拒絕美方建議。堅持要再打一個大勝仗，才坐下來和談。
於是，包括我們60軍在內的第三兵團共十餘萬人被從國內緊急調往“三八線”投入第五次戰役。我們60軍盡管是晝伏夜出，15天趕了1500裏，仍然在美軍空襲中遭受了嚴重損失。全軍運輸彈藥糧食的上百輛汽車，數百匹騾馬所剩無幾，非戰鬥減員達到五分之一!
1951年4月下旬，我們三兵團作為生力軍在中線發動了進攻，我們帶上夠一個星期用的糧食、彈藥，仍然采用“插入切斷、分割包圍”的戰術，迅速深入敵後，吃掉一股敵人，再迅速撤回原來陣地。我180師取得了一些小勝利，其中包括我們538團殲滅了美軍一個坦克連。
5月16日，我軍在中線再次發動攻擊，180師作為先頭部隊直插敵後，帶頭踩進了李奇微預設的陷阱。原來李奇微使用了“磁性戰術”，讓聯合國軍且戰且退，並扔出幾個“釣餌”誘我深入。等待我們的糧食彈藥消耗大半之後，立即在東西兩麵同時發起強大攻勢，並以美軍的機械化主力部隊迅速從中線兩側推進，實施對我軍中線部隊的合圍。其行動之堅決，火力之猛烈，迫使誌願軍全線潰退。
我180師奉命留在北漢江南岸負責斷後，還要掩護全兵團上千名傷員的轉移。到了5月24日，即發起進攻後第八天、我們已經糧盡彈缺之後，才搶渡北漢江後撤，25日美軍完成了對180師的合圍。
我們在25日、26日兩天進行的突圍戰鬥極為慘烈，師長隻得下令各自為戰、分散突圍。從5月27日開始，除少數僥幸逃出包圍圈外，大多數陸續落入敵手，當了俘虜。此役，180師1.2萬人，傷亡4000餘人，被俘4000餘人，僅有3000多人存留(其中還包括原本留守後方的醫院、兵站及傷員千餘人)。
但是，在第五次戰役中遭受損失的遠不止180師。李奇微除了重兵合圍180師之外，也對東西兩線倉皇後撤的各個中國部隊實施“插入切斷，分割包圍”，其結果是將誌願軍戰俘的總數，從第五次戰役之前的4000人猛增至戰役之後的2萬人。
第五次戰役結束後，遭受重大損失的中國軍隊表示同意舉行停戰談判。1951年7月10日，參戰雙方在開城來鳳莊開始了停戰談判，1953年7月27日雙方在板門店簽署了停戰協議。在這兩年中，雙方邊談邊打，打打談談。誌願軍戰俘又增加了2000人，使得朝鮮戰爭誌願軍戰俘總數達到2.2萬人。
朝鮮戰爭中，北朝鮮軍戰俘多達12萬人，遠遠超過了誌願軍戰俘，但北朝鮮軍戰俘的命運卻比誌願軍戰俘好得多。首先是在朝鮮戰俘營裏沒有中國戰俘營那種大規模內鬥與分裂；更重要的是他們歸國後受到的待遇比我們強得多。
中國戰俘營裏的大規模內鬥，表麵上看是要去台灣的戰俘跟要回大陸的戰俘的對立。而實質上是反共戰俘和親共戰俘的對立，最後演變成了一場戰俘營裏的國共內戰。可是誌願軍都是共產黨的部隊，怎麽會出現國共之爭？
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共部隊隻有幾十萬人，而當國共內戰結束時，國軍隻剩下幾十萬人撤往台灣，解放軍卻增加為數百萬人。消失的國軍哪裏去了？多數被解放軍吸收了!我們180師入朝時，從班排幹部到戰士，大部分是太原戰役的“解放戰士”和成都戰役中95軍與黃埔軍校的反水投共官兵。新參軍的隻有少數知識青年。入朝參戰其他部隊的組成情況跟我們相差無幾。
然而，在2萬多誌願軍戰俘中，從戰場主動投敵進來的，為數並不多，絕大多數還是由於傷、殘、病、餓喪失戰鬥力被俘的。如果從政治上對中國戰俘進行深入考察，在眾多原本是國軍的戰俘中，確實有不少人在被俘之前思想感情上就不認同共產主義，有些人因為在“打土豪分田地”時期或國共內戰時期家裏曾經有人受難，而在心裏隱藏著對共產黨的仇恨。這些人到了戰俘營脫離中共的統治後，自然用不著再隱瞞自己的政治傾向。他們自然也是中國戰俘營裏拒絕遣返回大陸的最堅決的戰俘。
問題出現在停戰談判開始後，美國發現有中國戰俘堅決不願回大陸，乃提出了“根據戰俘自願進行遣返”的原則，究竟何去何從？這是大家在戰敗被俘之後麵臨的又一次關鍵的命運抉擇!這次是關係到能否保留住我們自己做人的尊嚴和回家跟親人團聚這些基本人權的抉擇!但是要回家就得選擇共產黨，要去台灣就必然選擇國民黨!曆史的安排就是如此。於是，去台灣還是回大陸之爭，變成了國共之爭，既然事關每個戰俘的終生抉擇，全體中國戰俘就都卷入了那場激烈的戰俘營裏的國共內戰。
1952年4月6日，美軍管理當局宣布：全體中國戰俘將於4月8日起接受“遣返誌願甄別”。那場國共內戰便麵臨最後決戰。結果是1.4萬人去了台灣，隻有7000人回歸大陸。
60年後回顧這個曆史事件，對於我們這些朝鮮戰爭的受害者竟然還得去吞下國共兩黨幾十年積累的曆史恩怨的苦果，我真是感到極其無奈和沉痛!
朝鮮戰爭結束後，那場戰爭對我們命運的捉弄並未結束。我們這些拚命要回國的7000人，回來後卻被看成怕死鬼、變節者、甚至是從敵方投誠回來的敵偽人員。連我這個曾經被美軍判為“刑事犯”與“戰犯”、曾經被囚禁在巨濟島最高監獄和戰犯營場的堅持回國誌願軍戰俘總代表，歸來後竟然也會被共產黨定性為“變節者”，受到開除黨籍、軍籍的嚴厲處分。
給我定的兩條主要罪名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和“為敵服務”。我在突圍時緊握手榴彈帶著七個小宣傳隊員往溝口跑，遭到交叉火力阻擊，一個隊員中彈身亡，我們跳進山邊水溝裏隱蔽。天亮時，美軍坦克進溝，後麵跟著步兵。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將手榴彈奮力扔向敵人時，手臂被身邊的小隊員抱住了。他哭喊著：“您千萬別扔呀，扔了我們都得死呀!”這些小宣傳隊員都是我從成都帶出來的，看著他們那充滿驚恐無助的神色，我心軟了，便帶著他們往山上跑，而我們最終都沒能逃脫被俘的厄運!這就犯下了“有武器不抵抗”之罪。
我的另一樁“為敵服務”罪行，指的是我當翻譯之事。在被押往前方戰俘收容站途中，一位難友捂著肚子往山根樹叢裏跑，押送我們的美軍對他大叫：“Stop，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想找死呐!)然後朝天開槍了。我急忙對那位大個子士兵喊：“Don’t shoot，he is getting dysentery!”(別開槍，他正在拉痢疾!)
我就是這樣被他們發現會講英語的。當美軍布魯克斯上尉動員我去他們第八軍司令部當翻譯官被我婉拒之後，他請求我協助他們管理中國戰俘們的生活。我答應了，最後擔任了堅持回國戰俘營的“對敵總翻譯”。這就犯了“為敵服務”之罪。
就這樣，我們歸國的7000難友，不僅絕大多數黨團員被開除黨團籍，大多數人的軍籍被開除，並且一律受到“終身控製使用”的歧視與懲罰。這就使得我們和我們的親屬在幾十年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飽受衝擊與迫害。“文革”結束後，我們爭取到中央政府宣布給予我們的政治平反，但經濟上我們沒有獲得任何改善，致使多數人仍然陷於貧病交加的困境之中。其中不少難友已經懷著深深的遺恨過早地離開了我們。
我的那些去了台灣的1.4萬個難友，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們強，他們絕大多數被編入國軍，雖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綠島坐過牢房，但沒有像我們那樣全都受到懷疑、歧視和終身控製。而且隨著台灣的民主進步他們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權利。他們不少人通過奮鬥成長為受人尊敬的教師、作家、醫生、律師、企業家等等。我在台灣南投縣探視了一位白手起家創辦花園式度假村的難友，完全沒料到他已成了擁有億萬資產的企業家。
然而，朝鮮戰爭給他們留下的傷痛也是深重的。1949年撤退到台灣的國軍老兵長期承受著離鄉背井、骨肉分離之痛，他們不少人回大陸探親也是有家難歸。一位家住遼寧錦州的難友，第一次回鄉探親，他的從未見過麵的遺腹子和孫子舉著“熱烈歡迎某某人”的牌子，在火車站接他。他高興地給家裏添置了電視機、電冰箱、電熱水器。臨別那天，他的孫子一大早站在床前求他給買輛摩托車。他抱歉地說身上的錢確實不夠買車了，明年回來一定給買。在火車站，車啟動後，孫子追著他喊：“你當了俘虜、去了台灣，我們為你受了多少罪？你連一輛摩托車都舍不得送我，你算他媽的哪門子爺爺，你別回來了!”這位難友在向我回憶這個經曆時淚流滿麵。
我比我的大多數難友幸運些，我在難友、親友們的支持下活著熬過了被俘及歸國後最艱辛的前30年。在我頭上的“變節者”和“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我的政治名譽與人身自由得到恢複以後，我在眾多親朋好友的關切下，又用了30年時間去追尋、記錄我們這個特殊的誌願軍戰俘群體的苦難曆史。最後完成了兩部“報告文學”作品：《我的朝鮮戰爭——一個誌願軍戰俘的六十年回憶》《孤島——抗美援朝誌願軍戰俘在台灣》。前者著重敘述我自己與我的歸國難友的經曆，後者著重敘述我的去台灣難友們的命運。
過了60年我們再來看那場戰俘營鬥爭，有了不少醒悟。前些日子我在台北跟一些幸存的難友聚會，我們擁抱、我們流淚、我們幹杯!大家都感覺到：當年在戰俘營裏，我們這些同胞兄弟竟然會因為跟我們生命毫不相幹的什麽主義鬥得死去活來，實在是太愚蠢了!擦幹淚水大家又說：“現在醒悟了，也不算晚，也不算晚!”其實，現在來看60多年前那場內戰又何嚐不是一場根本不該發生的骨肉相殘的爭鬥？
同樣，朝鮮戰爭也是一場完全不應該發生的戰爭。尤其是我不應該上戰場去與美國人為敵。我求學的初中、高中都是美國來華興辦的學校；我讀的清華大學也是由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興辦的。我應該感恩於我的母校，感恩於美國。何況近百年來，在所有西方國家裏，美國對我們中國最好。抗日戰爭也是美國對我們援助最多。今天中美兩國之間似乎矛盾很大，摩擦很多。而究其根源，並非中美兩個偉大的民族之間有什麽不可調和的衝突，而主要是由於多年來雙方在政治製度上的對立造成的。我深信，一旦大陸也像台灣那樣走上民主憲政的發展道路，中美關係必將發生根本性轉變。中美兩國將不隻能夠和睦共處，還會攜手去維護世界和平。
我的一生除了參加過朝鮮戰爭，還經曆過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這些極為慘烈的戰爭，親身見證了戰爭對人類造成的可怕災難。如今在我們這顆星球上還有不少地方燃燒著熊熊戰火，每一天都有無辜的人們在爆炸中死去。但我完全相信人類有智慧、有能力去製服戰爭這頭惡魔，去創造世界的永久和平!
我們高興地看到，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建立起聯合國之後，地球上原來分裂存在的一百多個國家開始形成一個人類大家庭。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正在把世界變成一個“地球村”，國家的界限正在日益淡化，歐盟的創建與擴大是人類在歐洲實現民族融合的重大進展；而人類所經曆的無數次戰爭的慘痛教訓，已經促使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正義、博愛等等理念成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普世價值，“和平與發展”正在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與追求，它也是聯合國帶領人類大家庭共同奮鬥的目標。
我的不少戰友、親友對我的這些觀點持有不同看法，主要是認為我對於中國的曆史與現狀批判認識得不夠深入，因而對中國和人類的未來過於樂觀，對世界大同以及永久和平抱有幻想。其實，我們對於中華民族與人類未來的走向都懷著同樣強烈的期待，不同的僅在於著眼點。我的信心來自於我們整個中華民族而不是某個政黨，來自我們民族的三千年曆史而不隻是近百年曆史，甚至是來自地球村和整個人類的大曆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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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戰俘歸國 高層："問問他，為什麽活著回來？"
作者： 二大爺
吳成德為了帶著傷員一起走，行動受阻，沒有能夠順利突圍，隻能帶著剩下的少數人躲在敵後打遊擊。14個月後僅剩下3人，最終彈盡糧絕於1952年7月10日被美軍俘獲。在戰俘營中，台灣方麵極力爭取他，但他堅持回國。歸國後吳成德被審查長達2年，最終被開除黨籍、軍籍，安置在遼寧省盤錦農墾局大窪農場。吳成德後多次申訴，要求老領導接見，陳述冤情，皆未能實現。高層曾有言："問問他，為什麽活著回來？"為此吳成德患上輕微精神分裂，言談舉止一度失常。
2萬多共軍誌願軍戰俘，隻有7000願意回國，其餘大半選擇去台灣
1953年，根據誌願軍和聯合國軍達成的協議，雙方戰俘按照自願的原則選擇去向。被俘的21825名誌願軍中，14715名選擇去了台灣。選擇回國的戰俘共三批7110人。這些戰俘歸國後，僅有極少數得到轉業安排工作，其他人一律複員。大部分人被遣返回鄉並在檔案中注明"控製使用"，有一些因為"特務"罪名被判刑。
1.
吳成德是誌願軍第180師原政治部主任，是戰俘中官階最高的。1951年2月，180師入朝參戰。僅僅三個月後，在朝鮮北漢江一帶被聯合國軍三個師包圍，近5000官兵被俘。
吳成德為了帶著傷員一起走，行動受阻，沒有能夠順利突圍，隻能帶著剩下的少數人躲在敵後打遊擊。14個月後僅剩下3人，最終彈盡糧絕於1952年7月10日被美軍俘獲。在戰俘營中，台灣方麵極力爭取他，但他堅持回國。
歸國後吳成德被審查長達2年，最終被開除黨籍、軍籍，安置在遼寧省盤錦農墾局大窪農場。吳成德後多次申訴，要求老領導接見，陳述冤情，皆未能實現。高層曾有言："問問他，為什麽活著回來？"為此吳成德患上輕微精神分裂，言談舉止一度失常。
在農場幹了22年後。吳成德才得以攜家人於1975年回到老家山西的運城市安家。1982年組織宣布對他平反。他說："我對黨組織、對祖國問心無愧，恢複我的級別和待遇是應該的，我的意見，黨籍就不必了。"
2.
楊玉華是歸國戰俘中唯一的女兵，時年僅有16歲。她從小失去母親，是被外婆養大的。她瞞著外婆悄悄入伍後，在180師當護士。入朝參戰不久因為被包圍，負傷的楊玉華被搜山的韓軍第6師俘獲。
楊玉華被俘後，美軍將她送到位於釜山的專門關押朝鮮女戰俘的收容所，直到1953年8月歸國。
回國後楊玉華被審查了將近一年，才得以返回四川內江當了一名老師。文革中，她的丈夫——同樣是歸國戰俘的劉英虎因為"亂搞男女關係"被重判20年，她被逼離婚。因為朝鮮的經曆，楊玉華自己也沒有躲過衝擊，文革中曾被整天掛牌子跪著曬太陽。從此不敢輕言自己的參戰經曆。
於楊玉華同期的女戰俘中，另有63名女戰俘選擇去了台灣，這批人受到了宋美齡的接見。宋美齡對她們說：你們基本都是農家女兒，要趁年輕抓緊上學，學些知識和本領。後來，這些女戰俘大多學習護理和剪裁，在台灣嫁人。
3.
180師539團的戰士丁先文，自己是從國民黨軍隊投誠過來的。他的父親，在抗戰中曾是國軍中校。無限忠誠的他在戰俘營成立了"共青團敵後鬥爭小組"，號召戰友不要去台灣。曾經有一個來勸降的台灣軍官對他說，你回想一下，按黨章和軍法，哪一條規定可以當俘虜……你和父親還是國軍出身，還會要你嗎？
他痛哭過後，依然拒絕。
因為這層背景，他的經曆更為困苦。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丁先文向組織坦誠了自己被俘的經過，結果被當即定為"隱藏下來的投敵叛國分子"，當做典型批鬥。丁先文大哭："我經曆九死一生鬥爭才回到祖國……怎麽又揪鬥呢?"
丁先文隨後被當做"美國特務"，以"叛國投敵"之罪名開除公職，關進監獄。此後漫長的歲月中，他為此先後4次坐牢，獄中度過14年，出獄後又被管製6年……
4.
張澤石是極少數參加了朝鮮戰爭的知識分子。他1946年考取清華大學物理係。1947年即加入地下黨，後來還參加過國共內戰。
1951年5月，時任180師宣教幹事的張澤石在第五次戰役中撤退不及被俘。因為張澤石會英文，他在戰俘營中擔任戰俘總代表與翻譯，負責與美軍談判和溝通。當時戰俘營中原出身於國、共兩軍的人對立嚴重，爆發多次衝突。張澤石曾經帶頭拚死阻止對方升青天白日旗。為此被美軍囚禁在巨濟島最高監獄。
1954年，張澤石與其他俘虜被遣送回中國大陸，審查後被定性為"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和"為敵服務"，開除黨籍、軍籍。反右鬥爭與文革中也沒有逃脫磨難，直到1981年平反。
張澤石此後寫了30萬字的回憶，反思自己這段經曆。同時還采訪了很多當年去台灣的戰俘，兩方的命運對比，讓他感慨萬千。他在2011年出版的《我的朝鮮戰爭》中寫道："那場戰爭有那麽多疑問一直困惑著我：誰是發動戰爭的真正罪魁禍首？"他晚年甚至認為"那是一場不該發生的戰爭"。
5.
鮮為人知的是，美軍戰俘中，也有留在中國的。
朝鮮戰爭結束，先後有21名被俘美軍和１名英軍戰俘拒絕遣返回國，選擇在中國居住，但喧囂過後，最終隻有一名叫做溫納瑞斯(James Geogre Veneris)的戰俘一直留在了中國。
溫納瑞斯來自賓西法尼亞州匹茲堡，在戰俘營中被特別優待，在誌願軍普通士兵供給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作為戰俘的他每天都能吃上鮮麵包、雞蛋和肉。來到中國後，溫納瑞斯被授予"國際和平戰士"稱號，後入讀中國人民大學，此後定居山東濟南，在山東大學教授英語。在文革中他一度遭到衝擊，但在高層的保護下得以幸免。他先後三次結婚，育有４子２女。
晚年溫納瑞斯積極要求入黨，但未能如願，直到2004年去世。
6.
1980年，74號文件《關於誌願軍被俘歸來人員問題的複查處理意見》終於發出，為大部分歸國戰俘恢複黨籍，給予平反，落實政策。
成都籍的老兵李正文、李正華兩兄弟當年一同參戰，一同被俘，又一同回國。回國不久，無法忍受批鬥的兄弟倆一度躲進岷江原始森林，過著野人一般的生活。1982年落實平反政策的時候，當地武裝部的兩位幹部想請李正文寫份自傳，作為宣傳材料。要求李正文去武裝部一趟。
李正文當時並不在家。回家得知消息，以為新一輪運動已經開始，當夜懸梁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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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四千餘誌願軍戰俘 被俘、投降、還是起義？
作者： 穆正新
中共當局所宣傳的朝鮮戰爭曆史中有很多說法經不起曆史考驗。比如：
--美帝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中蘇官方文件已經證明是中朝蘇長期密謀共同策劃並發起了朝鮮戰爭。
--美帝要侵略中國。當時被中國媒體炒得很凶，但毛澤東的一些電文證明中共高層自己都不相信美國會侵略中國。
--美帝在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已有1999年俄羅斯方麵透露出的資料證實此為謊言。
--布萊德利關於“在錯誤時間錯誤地點同錯誤敵人打錯誤戰爭”的言論是對誌願軍認輸。隻要讀讀布萊德利當時在國會的發言原文就知道是怎麽回事了。可笑的是朝鮮也用這段話去證明人民軍的神勇。
關於誌願軍戰俘事件的宣傳，也充斥大量的不實之詞。完全可以和以上幾個謊言相提並論，構成中共關於朝鮮戰爭的N大謊言之一。
朝鮮戰爭中，聯合國軍俘獲中國人民誌願軍兩萬一千餘人。其中有一萬四千二百三十四人以“毋寧死”的堅決態度拒絕返回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曆經周折磨難最後去了台灣。他們占全體誌願軍戰俘的三分之二。
反共誌願軍戰俘們抗拒遣返的行動，尤其是他們在戰俘們中所占的大比例，不但令中朝共產黨在全世界麵前臉麵盡失。對世界共產陣營來說也是一次嚴重的挫敗。中共當局對這些反共戰俘們的惱怒仇恨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中共的宣傳部門編造一些謊言去醜化反共戰俘們，就不足為奇了。關於朝鮮戰爭中誌願軍戰俘的資料，中共當局、美國、和台灣方麵都有不少。中共當局在這個問題的說法和美國台灣方麵的資料差距有如天壤。我們隻有把各方麵資料對照起來看時，才能得到比較全麵的印象。
一、誌願軍戰俘的被俘過程。
中共方麵出版的資料大多稱誌願軍官兵是在“彈盡糧絕”、“失去聯係”、或者“身負重傷”等等的情況下被俘的。幾乎一字不提那些主動投降的情況。
事實上，這種情況下被俘（Captured）的隻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誌願軍戰俘是自願投降(Surrendered)的，其中還有相當多的人是蓄意投降，是一種長久企盼的逃亡活動。1951年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運籌學研究室（OPERATIONS REARCHE OFFICE）受美軍遠東司令部委托進行題為“北韓與中共士兵對韓戰態度”的研究。他們在1951年八到九月之間在釜山、巨濟島的中朝戰俘營中對1100餘誌願軍戰俘進行訪談或問卷調查。其中關於被俘/投降的問卷得到988份有效答卷，被訪者認為自己屬於“被俘”的有264份，占26.7%。而認為自己屬於“投降”的有724份，占73.3%。在更多的場合下，反共的戰俘們認為自己不是“投降”，而是“起義”。台灣的媒體一律稱他們為“反共義士”。當時聯合國軍心理戰主管，美軍上校肯尼斯 漢森在他的書中也用反共義士（anti-communist heroes）稱呼他們。書的名字就是“鐵絲網後的義士”（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
蓄意投降的情形在誌願軍戰俘中絕不是罕見的。很多個案裏，當事人聲稱自己在入朝之時就“覺得是個機會”。然後就一直尋找逃跑的時機。聯軍飛機撒下的傳單裏有些叫“路條”，比如“李奇微路條”（Ridgway Pass，印有李奇微簽名）或者“安全路條”（Safe Conduct Pass，印有範弗裏特簽名）。這些路條常被一些誌願軍官兵撿拾珍藏起來，在見到聯軍部隊時便就舉著它們投降。
芝加哥大學社會組織研究中心出版的“戰鬥與被囚中的群體行為”一書中記錄一個李姓軍官的回憶說：“被派到朝鮮後我就決定要投降。1951年10月我們擊落一架美國飛機。我帶著3個戰士去搜索，我們找到飛行員後就和他一起跑回了聯合國軍的陣地”。20軍某部排長蘆明友借換防之機率領7名士兵故意掉隊躲藏起來，天亮後向聯合國軍投降。他們的投降過程被聯合國軍印成第8569號中文招降傳單，向前來接防的27軍勸降。
實際上逃亡過程非常危險，不但身後可能有追殺的子彈，腳下有可能觸發地雷，更有可能遭到對麵聯合國軍的射殺。那個在俘虜營中領導著5千餘反共戰俘，被中共當局稱為“蔣幫大特務”的王順清（在“戰鬥與被囚中的群體行為”一書中似叫王順明，WANG TSUN-MING），是誌願軍12軍31師91團士兵。他在投降時盡管舉著“李奇微路條”，仍然被一個高度緊張的GI一槍打在腿上，住了好幾天的醫院。在戰俘營裏，戰俘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就是自己怎樣僥幸逃脫的故事。有如大一學生談論如何對付高考試題一樣津津有味。能夠活著走進聯軍的戰俘營，被認為是一大幸事。下圖是第二萬名誌願軍戰俘帶著喜慶的笑容來到戰俘營：謝天謝地，我總算成功了。
自願投降和蓄意投降的誌願軍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於聯合國軍對誌願軍戰俘相當信任。在多數情況下幾乎不用派人看管他們。因為即使在戰場極度混亂的情況下，也鮮有人想逃跑。聯合國軍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車的誌願軍戰俘在沒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況下從前線一路後送到大邱的記錄。途中無一人逃跑。美軍的戰俘監管人員回憶說，在那段時間裏，共產黨戰俘們最頻繁提出的要求是：發給我們武器，讓我們打回老家去。
早有資料說這些反共誌願軍戰俘以受降或者接受改編的前國民黨軍官兵為主。這個說法基本是正確的。在“戰鬥與被囚中的群體行為”一書中有一份統計：在14,325名反共戰俘中，9,549人曾在國民黨軍政部門中工作過，恰好占三分之二。但我們同時應當指出，反共戰俘裏的另外那三分之一屬於“根紅苗正”的人數量也不少，達4,776人。而在選擇歸國的那7,000餘誌願軍戰俘中，屬於“根紅苗正”的戰俘大約是5,000人。這說明，即便是那些屬於“根紅苗正”誌願軍官兵，最終選擇反共不歸路的也接近一半。
這當然讓黨感到難堪。為了掩飾這樣的尷尬，中共就把這一切歸咎於“美蔣特務”的作怪。在中共的宣傳中，巨濟島就像個地獄：“美蔣特務”們如同惡魔般地整天折磨虐殺誌願軍戰俘。不給他們飯吃，不給衣穿，罰做苦工，強迫在他們身上刺字，毒打殘害想要回國的人，不少被活活打死，甚至還有打死人後挖取人心肝來吃等令人毛骨聳然的恐怖故事。
不可否認，巨濟島的戰俘營裏的確發生過多起暴力殺人事件。其中也確有反共戰俘殺害親共戰俘的案例。但是總體來說，朝中共產黨所組織的“保衛部”、“糾察隊”、“人民法庭”等等所幹下的屠殺占了這些事件的多數。中共隻字不提自己組織所幹的大量屠殺罪行，而借這些事件把戰俘營描繪成“美蔣特務”的肆意作惡的天下，是完全歪曲了事實真相。
我將在以後的部分裏涉及戰俘營裏的情況。這部分裏主要談談為什麽誌願軍中的前國軍官兵會那樣處心積慮地要逃亡。
顯然這個問題涉及到了解放軍的俘虜政策。解放軍的俘虜政策，從字麵上看是好的。其優待俘虜的規定甚至比日內瓦戰俘公約的相關條款還早。從誌願軍戰俘中前國軍官兵的敘述看，其中一些條款的執行也是不錯的。比如不打罵俘虜，不搜俘虜腰包，給治病治傷等等基本都能做到。但“想回家的，發給路費”一條，則很少兌現。強迫國軍俘虜參軍或者隨軍當勞夫的做法非常普遍。
然而，真正引起前國軍官兵們深惡痛絕以至於想方設法逃亡的，是解放軍對俘虜的“思想改造政策”。這種改造政策完全摧毀前國軍官兵的尊嚴，令他們十分難以接受。他們多指出，固然在國軍裏上級打罵下級，軍官打罵士兵的現象相當普遍，也知道這是虐待。但這種虐待對於有著濃厚封建等級觀念的中國人尚可以接受。而周圍的社會也差不多：家長普遍打罵子女，私塾先生對小學生動戒尺，作坊師傅揍徒弟，莊稼把式抽嫩伢子等等。且它通常不涉及政治人格上的歧視，哥們情分，兄弟義氣等並不因為打罵而消失。年輕人尤其重視這些情分。封建禮德的影響令中國人實際上很重視尊嚴（或叫麵子）。士可而殺不可辱。但共產黨部隊裏那種思想改造運動恰恰是一個漫長而無止境的受辱過程。首先要求國軍官兵有個“認罪”的“好態度”。共軍雖然不打罵你，但沒完沒了地開會要你承認你“有罪”，比打你抽你還難受。你在戰鬥中殺過共軍？你有罪是無疑的，要記下來；沒有殺過？你的部隊殺過吧？你在這個部隊裏沒錯吧？那你也有罪；你拆過老鄉的門板吧？那你對人民犯了罪；你上過妓院？這等於強奸過婦女；搶過老鄉的雞嗎？幾隻？在什麽地方搶的？所有這些都要一一要記錄下來，以後隨時可翻出來敲打你。有的還要放進檔案，跟隨你一輩子。你隻要有了好“態度”，變得恭順了，就算你入夥了。那很多事情就可以不計較了，一筆勾銷也不是不可能。你還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去修理別人。
這種思想改造，就是要壓迫當事人首先放棄自己的尊嚴，孫子一樣地“重新做人”。要你整個地改變世界觀。把原來那套為人處世的準則拋棄，換成一套虛假暗算的“革命情懷”。毫不臉紅的講假話，二十多歲的人佯裝沒有性欲：“工作很忙沒時間考慮個人問題”。你要學會政治構陷，打小報告，把尋常的糾紛拉到政治立場上來搞鬥爭。你要告別傳統的良心，信義，孝道等等“封建舊觀念”，因為這些感情“一不小心就會被反動派利用”。
當事人要是抗拒這種改造，就要被周圍人始終當成異類看待。沒人信任你幫助你，重活粗活都讓你幹，食宿給方麵你最糟糕待遇，一開會就把你當靶子。你想要反抗也不是沒有法子製你，組織措施多得很。大不了把你上升成典型，開大會鬥爭批判你的反革命罪行，然後當場宣判死刑立即執行。革命隊伍裏經常殺個把反革命特務什麽的是很正常的。
前麵提到的王順明，原本是胡宗南屬下90軍61師181團的一個步兵連長。他在成都戰役中被解放軍俘獲。中共對他們進行了長達13個月的思想教育和勞動改造。從開始的“理論學習”到逐漸升溫的提高認識，自我查罪，互相揭發，批判鬥爭等等連綿不斷，終於搞到人人自危，一個接一個灰溜溜地承認自己種種“罪行”。其間還當著他們的麵公審槍決了兩個前國軍營團級軍官。公判大會整整開了四天，動員一切知情人前往揭發批判他們。到第四天宣布判決時，台上主持會議的黨委幹部們提議槍決，然後要求到會的人舉手表態。所有黨委幹部掃視著台下，慢慢地，與會者們一個接一個地抬起了手，然後越舉越高。黨委領導宣布說：你們經過教育後思想後覺悟有了提高。今天是你們共同舉手要求處決這兩個壞蛋的。槍決隨即進行，每個黨員向這兩個人開一槍。打完後屍體就留在營地裏，隨便用一點點土蓋上。後來下起了雨，血水一直漫流到近旁王順明等人的宿舍。有些人無法忍受這樣的日子而自殺了。更多人的意誌徹底崩潰了。王順明等則暗暗咬牙立誓，忍辱偷生臥薪嚐膽，無論如何要逃出去。1951年1月，他被編入12軍31師91團當迫擊炮兵。三月份入朝。他仍然被視為不可靠的對象，不給他槍，隻背兩顆手榴彈和兩顆迫擊炮彈。後來手榴彈也被取走，讓他背四顆迫擊炮彈行軍。快速行軍過程中，出現了掉隊開小差現象，而部隊竟斃了兩個掉隊者，還專在他們屍體旁掛盞馬燈，貼上“掉隊的後果”的告示來警示其他士兵。王順明得了痢疾非常虛弱，但他咬緊牙關跟上部隊。他知道越往前走就越有希望。到了前線，他立刻開始觀察地形窺測方向，搜集閱讀聯軍散發的傳單。1951年5月20日晚上，機會來了。他奉命和其他2人向前方陣地運炮彈和炒麵。他在途中逃脫，向著聯軍陣地的探照燈方向摸索前進了一段路後就潛伏下來，於次日清晨向聯軍投降。
應當承認，那一萬四千反共誌願軍戰俘們的行動，並不是一個偶然或者突發的事件。也不是官兵在戰場上偷生變節的事件。這是一次長達數年的大規模的逃亡活動。這些活動並非始於戰俘營，而開始於誌願軍入朝甚至更早一些。是一個較大群體不堪壓迫而千方百計掙脫暴政的行動。這種行動和中國人民向港澳偷渡，東歐國家人民向西歐逃亡，古巴人民投奔美國，以及目前北韓人民逃向南韓等等行動的性質是完全一樣的。
聯合國軍方麵一開始並不重視反共戰俘們的要求。當時聯軍決策機構更關心落在對方手裏戰俘，希望能夠早日把他們換回來。而幾萬中朝反共戰俘們“魚死網破”誓死抗爭的精神震撼了世界，也喚醒了自由世界的良知。“自由”這個在多數自由世界人民看來平淡無奇的東西是珍貴到值得千萬人為之灑血獻身的事業。聯合國方麵的態度日漸明確堅定。直到表示出寧可繼續打下去也不準備在這個問題上讓步的態度。為保衛約5萬反共戰俘的基本權利，聯合國軍隊戰鬥數年，付出十幾萬傷亡的代價。終於迫使中朝共產當局承認了反共戰俘們爭取自由的權利。對於這場“十幾萬傷亡的代價換取5萬戰俘權利”的作戰，有些軍事評論家認為“非常不合算”。但我們很少見到當年參戰的聯合國官兵們有過嚴重的後悔。自由、人權、尊嚴等等在共產國家裏最不值錢的東西，始終是非奴性社會成員們準備認真捍衛的目標。
誌願軍飛行員迫降或跳傘救援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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