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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陳景潤談複旦悲劇

(2021-06-18 17:22:27) 下一個

作者:周農建

來源:https://www.wenxuecity.com/blog/202106/76802/22354.html?haiwai_token=

 

最近,複旦大學發生一個悲劇。書生一怒,血濺五步。複旦大學數學學院海歸教師薑文華,因解聘在即,殺害了該學院黨委書記王永珍,事件引起舉國震動。

有人在惋惜之餘,將薑文華與陳景潤比較,認為兩人都是書呆子型人才,不諳世事,有偏執人格,有較為嚴重的心理問題和抑鬱症。這種人智商高,情商低,對社會交往和世故人情無感,但如給予適合的環境,或可一鳴驚人,在科技領域作出巨大貢獻。

薑文華有無可能成為陳景潤那樣的人?這個問題很難有確切的答案。

70年代文革結束後,鄧小平上台,恢複高考,當時陳景潤成為全國婦孺皆知的人物。那時收音機裏每日廣播作家徐遲的關於陳景潤的報告文學,稱他摘取了數學領域裏皇冠上的明珠。陳景潤被描繪為一個書呆子。

關於陳景潤,說一個我知道的故事。90年代中,我在普林斯頓時,曾認識過一位廖老先生,他當時已有70多歲,自稱曾與錢學森是同學。廖老先生對我說起了陳景潤的故事。他說當年陳景潤來美國訪問,住在普林斯頓大學,他作為當地美中友好協會的負責人,又與陳景潤是福建同鄉,曾見過陳景潤。陳當時帶了一個助手,名為助手,實際上負責照顧生活和監視。一次,廖先生與陳景潤在室內談話,談起某些事情時,陳景潤環顧左右,然後壓低聲音對廖說,“小聲點!他會去報告的!”說完,用手指了指牆壁,意為隔牆有耳,要小心“他”會去報告組織。

從這件事來看,陳景潤並非完全是書呆子,其情商似乎比薑文華還是略高一點,多少有些生存智慧和世故認知。至少他明白,那個由組織上派來隨他一起出國,名義上是照顧他生活的助手,與他的關係,並非真的就是說得好聽的老板與助手的關係,而是一個兼有監視之職的人,得小心對付。

另一點不同的是,陳景潤所處的畢竟是一個鐵飯碗時代。生活雖然清貧,但無今日謀生、求職的壓力和職場的殘酷競爭。他可以啃著饅頭,心無旁騖,十年磨一劍。

在談到薑文華事件時,有人還提到了同樣是數學家的張益唐。他也是留美博士,曾經很長一段時間不得誌,靠打工為生,最後大器晚成,成為世界知名的數學大家。看有關張益唐的介紹,他雖然早年有些自負,但情商並不低。他似乎朋友不少,後來也是靠校友幫助而獲得了新罕布什爾大學講師職位,有了此條件,才有了後來的成就。

而從網上所報道的,了解薑文華的人談到的情況來看,薑的情商似乎不及張益唐,無“貴人”相助。而其時運又不如陳景潤,如今,對於年輕一代的教育科技人員,已經沒有鐵飯碗了。如果十年才能磨一劍,誰會給你十年呢?六年不見成果,非升即走,想繼續啃饅頭,都沒機會。

這裏還有一個概率問題、天賦問題。天才不常有。不是每一個書呆子氣的人,都是天才,不是隻要有條件,都會做出驚人成就。薑文華固然有些研究能力,但是否屬於塔尖上的那個檔次,卻未必。就算將薑文華置於陳景潤的崗位和時代,將他置於張益唐的情商和network之中,縱然他同樣努力,是否會有同樣的結果,從概率上來說,未必會很高。

當然,就算十個人裏麵,九個人白養了,隻要有一個人出了大成就,對國家而言,也算值得。那麽,是不是因此就應當回到鐵飯碗時代,放棄那種不人道的殘酷競爭製度,都“養起來”呢?這就涉及到一個效率和國情問題。

中國體製改革的一個方向,就是打破大鍋飯、鐵飯碗,以提高效率,不養懶人、閑人。一旦退回到那個時代,過去的那種弊端又會再現。而且以中國的國情,講裙帶關係,像薑文華那樣的人,情商低,關係不廣,門路不多,可能連端鐵飯碗的入門機會都沒有。因為沒有競爭,職位編製早就被有關係者、會鑽營者瓜分了。

以中國的人情觀念,凡是有好的東西,如職位、職稱、學位、待遇、項目、科研經費,等等,分配時,生人和熟人,有關係和無關係,大不一樣。先問親疏,再問優劣。雖然國外也不是完全沒有人情因素,但程度要低很多,西方人的人情觀念也比中國人淡很多。西方國家,在科研、高教界,大致上還是公平的。

所以在中國,這些年來,教育科研界逐漸形成那種近乎不人道的硬性考核指標和規定,如六年內非升即走,考核發表文章的數量和檔次等等,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凡是沒有硬性規定的地方,往往就成了關係學的天下。中國人講人情、講情麵,對於掌握資源者,倘若無硬性規定,對於有關係者和熟人的請托,往往無法拒絕,隻能犧牲公平,照顧熟人。而有了硬性規定,就有了拒絕的理由,“不是我不幫忙,實在是有硬性規定,有心無力”。

即便如此,在今天,在國內的科研和教育部門中,也還仍有關係學的生存空間。複旦血案發生後,有所謂“內部人”向海歸們提“忠告”,建議如要歸國,最好在你國內的導師或老師手底下幹,再不濟也在師兄師姐、學術界合作過的哥們手下也行,絕不能去舉目無親的生地方。這意思就是說,以中國的國情,講人情,欺生,有自己人罩著,才好混。

幾年前,我曾經認識一位留學生,其父是中國某知名大學的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刑事案專家。這位留學生資質不高,屬於那種在國內可能都考不上大學的人,因家庭有財力,自費留學,混了一個三流學校的本科文憑。畢業後一直找不到一個像樣的工作,打著最低工資的工。其父看其在國外混了多年,一事無成,前途無望,將其弄回國,靠自己的人脈關係,安排考研,準備讀法學研究生。試想,像這樣的魚目混珠者,一旦進入那個圈子,有父親的人脈關係罩著,將來必然要擠掉某一有真才實學者的位置。

國內讀研讀博者,雖然有真才實學的不少,但像這種憑關係混進去的也不少。招誰不招誰,導師的決定權很大。關係學、潛規則都在其中起作用。畢業論文評審,人情關係都有重要影響。發表論文,也有許多門道,無真才實學的、濫竽充數的“合作”掛名者不少。

所以,如何兼顧效率、公平和人性化,避免複旦悲劇重演,對中國的教育科研界來說,仍然任重道遠。國情問題、文化問題、體製問題,都牽扯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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