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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的國際政治研究專家相藍欣在接受筆者專訪時說：“沒有大國之間的基本信任，任何和平機製都難以維持。中美之間衝突的幾率必定上升。”相藍欣是清代漢軍鑲藍旗後裔，早年畢業於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而後留學美國。他曾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亨利·基辛格講座教授，目前擔任日內瓦高等國際關係和發展研究生院終身教授。在采訪中，相藍欣回應了基辛格博士“這次疫情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的預言，分析了中國目前流行的“戰狼文化”對中國國際形象的影響，提醒國人警惕“棒殺”，更要警惕“捧殺”。
“我去國37年，至今既無洋名，也無外國國籍。除了做學術、搞教學，就是為促進中美關係、中歐關係盡力”，相藍欣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故事有目共睹，無須渲染。但是中國對世界事務的理念模糊不清，必然引起外界的疑慮。”相藍欣說：“中國和平融入現存世界體係的第一要務，在於正麵解釋自己的基本思路。從長遠來說，中國對外關係的主旋律應該是文化和解與文明溝通。”
相藍欣，曾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亨利·基辛格講座教授，目前擔任日內瓦高等國際關係和發展研究生院終身教授。
“大可不必以‘戰狼’姿態迎戰” 馬國川：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引起了人們的許多思考。基辛格博士在4月初的文章裏預言，這次疫情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作為一名長期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您是否同意他的觀點？
相藍欣：我在美國曾做過美國國會圖書館亨利·基辛格講座教授，多次與基辛格探討過中美關係各個層次的問題。基辛格是大戰略思想家，對世界體係的變遷和發展趨勢有獨到的見解。他這次提出的觀點，我基本是同意的。簡言之，他最擔心的不是機製化的現存國際秩序，而是大國之間，尤其是中美之間缺乏信任的趨勢難以逆轉。
我認為他的這個思路是一以貫之的。他最早的學術著作《重建的世界秩序》，寫的是1815年的維也納公會建立的新的和平機製。雖然主導新國際秩序的不是世界第一強國，而是奧匈帝國，但是這個秩序維持了長達百年。關鍵因素是該體製設計巧妙，建立在大國均勢的基礎上，因此大國之間可以相對信任，都有維護這個體係的願望。從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出主導基辛格一輩子的大思路。
基辛格為中美和解和合作奔走了半個多世紀。從朝鮮戰爭以後，大國之間也基本無戰事。此次抗疫戰爭中出現了人性的嚴重扭曲，非理性的大國外交成為新常態。大國之間的“甩鍋戰”在疫情尚未結束就已經開始。凡爾賽式的“戰爭責任”話題削弱了抗疫主題，甚至連“賠款”的謬言都上了外交層麵。作為大史學家和曆史見證人，基辛格不能不痛心疾首。沒有大國之間的基本信任，任何和平機製都難以維持。中美之間衝突的幾率必定上升。
馬國川：確實，現在國際上、特別是美國有一些對中國進行“追責”、甚至要求“賠償”的聲音。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相藍欣：從國際法角度看，追責一個主權國家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在國際法上，主權國家有豁免權。中國體製的不透明造成對早期吹哨者的壓製，的確耽誤了抗疫進程。但是，中國在封城之後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犧牲全世界有目共睹。中國抗疫戰鬥總體來說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外國領導人尋找替罪羊也是政客的慣用伎倆。我們應當相信國際大多數民眾的判斷力，不必卷入這個問題的辯論。
中國應當趁全球抗疫仍然處於高峰時，抓緊總結經驗。如果能率先出一份比較實事求是的、證據豐富的白皮書，既可以向別國直接提供抗疫經驗，也對爭取疫情之後的國際話語權極為有利。
馬國川：和“追責”相聯係的，是關於病毒起源的各種“陰謀論”。在這個問題上聚訟紛紜，甚至一度成為外交界的焦點話題。
相藍欣：關於病毒源頭問題，中國不必過於敏感，因為隻有科學界說了算，任何其它的說法都沒有公信力。無論陰謀論有多少，都沒有國際公信力。在病毒哪裏來尚無定論的情況下，中國應當格外謹慎，大可不必以“戰狼”姿態迎戰。至於外交官，應該懂得在國際舞台如何與普通民眾溝通，應該明白國際話語權不是靠“以謗止謗”能夠爭取到的，如果在推特上大打口水戰，就有失職業水準了。
馬國川：其實，外交官動輒使用強硬語言，近年來似乎已經成為常態，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說明自己“愛國”。您如何看這種“戰狼”式外交？
相藍欣：中國的外交官多出身外語，所以有“北外是外交官的搖籃”這樣的異象。翻譯辦洋務肯定要出問題的。即使在滿清政府搖搖欲墜的階段，也沒有讓”通事”主導總理衙門的決策。翻譯的素質高低在於語言知識和即時反應，做大國外交必須要有長遠的戰略思想和走一步看三步的策略頭腦。外交界的戰狼文化糾正起來相對比較容易。真正難糾正的是對外宣傳領域的“戰狼文化”。
“戰狼文化”的源頭 馬國川：自從1989年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以來，中國的外交一直比較平和。據您觀察，為什麽會出現“戰狼文化”，它起源自什麽時候？
相藍欣：主導戰狼文化的基礎是“中國模式優越論”。這個理論不是中國原創的，而是從國外的“洋戰狼”那裏抄襲而來，也就是那個臭名昭著的英國新左派記者馬丁•雅克(MartinJacques)
。此人在十年前出了一本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是國人頭腦自我膨脹的主要源頭。那個時候中國尚處於“韜光養晦”階段，但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快於西方，國人的自信心開始膨脹。
馬國川：雅克是自稱學者的媒體人，國內許多人認為他懂中國，《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中文版也暢銷一時。
相藍欣：這本書還受到高層重視，但它的立論基本是錯誤的。他提出的“中國統治論”，其實也是抄襲他人的，是英美長期流行的“大國興衰論”和“霸權更替說”的翻版。
從表麵上看，雅克的一些論調與最早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相似。比如，利瑪竇讚賞明朝的治理方式及文明程度，稱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但是，利瑪竇強調中西方文化的和解共存，他本人從登陸中國的那天起，就發奮學習漢語及中國傳統。而雅克對中國的語言、曆史和傳統談不上了解，他立足善惡二元論，把中國作為與西方對立的樣本突出出來。
馬國川：雅克對中國、對中國模式的吹捧，都是建立在對西方體製的攻擊之上的。
相藍欣：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打造了一個以善惡、黑白二元對立為基礎的新理論。這種具有濃烈神學色彩的理論排斥任何與之不同的政治體製，並將一個體製的合法性建立在摧毀另一個體製的合法性基礎之上。雅克的論述並未走出這個邏輯框架。
中國傳統不排斥其他文化傳統和體製，而是強調因地製宜，“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並不是鼓吹文化分高下，更不是要“抑西揚中”。因此在中國曆史上，儒釋道長期和平共存，宗教戰爭幾乎聞所未聞。對於今天仍然處於上升階段的中國來說，最需要樹立的是有容乃大的國際形象。但是，國內的一些政治嗅覺靈敏的投機分子從雅克的“中國統治論”中卻看到了立身揚名的新途徑。在他們看來，既然中國終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以戰狼姿態抗擊西方，以中國體製優越論“抑西揚中”，才能更好的捍衛國家利益。殊不知其思維方式既全然偏離現實軌道，也背離了中國傳統。
馬國川：雅克提出了一個“文明型國家說”，把當代主權國家分為所謂“文明型”和“民族國家型”兩種。他說，文明型的國家麵臨的問題與民族國家型的根本不同。
相藍欣：“文明型國家說”是憑空臆造，在學理上完全站不住腳。雅克說，中國是惟一現存的文明型國家，所以在國際社會中就應當享受文化上的特殊待遇。實際上，在當今世界，想要截然區分“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是不可能的。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當代中國都是兩者的結合。而且該論調曲解了中國傳統的基本精神。中國傳統固然不存在所謂“普世價值”，也不讚同任何文化高下論。
近十年來，有關部門一直積極鼓勵對外強硬的戰狼文化，培養了一批專業的“戰狼宣傳家”。他們鼓吹的中國模式優越論的基礎正是“文明型國家”的謬論。既然公開鼓吹中國是唯一的文明型的國家，西方隻能算民族國家。人類文明的繁榮，得益於文化間的交流與對話。如果整個西方世界都無“文明”，那麽從邏輯上講，外邦就成了蠻夷，文明對話豈非畫蛇添足？
警惕“棒殺”，更要警惕“捧殺” 馬國川：雅克還鼓吹“中國模式”，並試圖給這一模式下定義。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模式”風行一時。
相藍欣：這在方法論上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符合傳統、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比如“摸著石頭過河”或“貓論”——是背道而馳的，而且將中國人引入西式本體論思維。
中國傳統沒有本體論，笛卡爾“這是什麽”的本體論探究不是中國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中國人的典型問題是“道在何方”，亦即下一步怎麽做。而雅克以“中國是文明型國家”為誘餌，實際上是將有關中國的討論引向西式本體論的死胡同。一旦中國人進入本體論思維，討論“中國模式是什麽”這樣的命題，也就踏上了歧途。因為一旦“模式”被定義，就不可能不自我維護，並催生自我推銷的衝動。
馬國川：不容忽視的是，雅克的“理論”在中國受到了追捧，也被多家機構和大學奉為上賓。
相藍欣：對國人來講，雅克的“新意”在於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西方發出“中國統治”的聲音，令國人快意一時，但這仍然是把東西方製度敵對起來的分析方法。雅克從極左派的角度出發，固化了“中國挑戰世界秩序”的命題，後患無窮。
西方對中國的棒殺是有傳統的。即使在中國強大的今天，棒殺依然流行。美國新保守派一直沒有放棄“中國威脅論”。相對而言，對中國的捧殺更難對付。棒殺並不可怕，因為它是放在台麵上的，事實勝於雄辯。但捧殺不同，被捧的人容易忘乎所以，甚至產生幻覺。時下，中國有一些人熱衷於“重新解讀”中華文化，或者炮製所謂“中國模式”。這些都是玩弄看不見摸不著的概念遊戲，在中國竟然頗有市場，足見捧殺的威力。
馬國川：看來，不但有外國的“洋戰狼”，也有本土的戰狼。
相藍欣：中外戰狼們有個共同點，就是“有術無學”。所謂“有術”就是投機專營，會看風向，兩眼隻唯上，對外攻擊他國文化，對內用極端民族主義忽悠草根民眾。但他們翻來覆去就是那幾板斧，毫無新意，在國際界混不下去，國內學術界主流也對他們嗤之以鼻。因為這些人無學術根底，無學術道德，更無學術背景。
例如，中國官方誤認為雅克的國際影響很大，實際上他隻是一個寫了一本暢銷書的邊緣化人物，在政界學界並無立錐之地。國內報刊公然稱雅克為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恐怕他自己都不好意思。還有一位長期做日內瓦聯合國同傳譯員的人士，最早抄襲雅克文明型理論，把中國的優勢吹捧到無以複加的地步，然後用無人可以證明的列國遊記加以佐證。這樣一個在國外僅有高教體製不承認的學校（俗稱野雞學校）裏兼職履曆的人，居然也能成為國內名校的著名教授！
馬國川：那麽，如何評價這種“捧殺”現象呢？
相藍欣：無論從方法論還是國際輿論的角度看，“捧殺”都是“高級黑”，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國人必須對此保持高度警惕。須知在中國的傳統中，政治合法性是個動態的概念，它始終處於進行時，是個連續動作的過程，絕不是西方的任何本體論可以定義的。放在今天看，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是由其政績界定的，而與任何特定的模式無關。試圖構建所謂“中國模式”，在國民中鼓吹中國文化特殊論、體製優越論，既違背了傳統，也不符合事實。
就以這次抗疫為例，中國可歌可泣的全民抗疫壯舉、抗疫成績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但中國的外交和宣傳界的言論和行為，卻引起國際輿論的不滿：一是某些戰狼居然借此機會在全球兜售所謂“中國模式”，公開鼓吹中國體製優越論，宣傳西方國家的治理模式如何病入膏肓，將被趕下神壇，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已被“打回原形”。這種狂妄囂張的言論既無事實支撐，也無人道關懷，嚴重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二是利用社交媒體和記者招待會大打口水仗，對外界的毀謗和批評不加區分地重磅轟擊，甚至用網絡傳聞公開兜售陰謀論；三是自我吹噓的言行，對他國的抗疫方法不以為然。外交官在種種場合下直接或間接地要求世界對中國感恩，造成不良影響。
“和平崛起論”難以自立 馬國川：除了官方，現在許多民眾也關注外交問題，並熱衷於發表觀點。但是也有人士認為，外交問題應該交給專業人士處理。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相藍欣：曾幾何時，“輿論一律”風行，因為“外事無小事”，百姓對國際事件絕不可妄評，外交和軍國大計就更不用說了。社會到底是進步了，近年來中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急速攀升，國際政治的透明度大有不同。一時間，國際問題評論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在過去的20年裏，中國的“國際評論”居然成了大眾參與的一個熱門運動。大眾關心國際問題當然是件好事，但如何將“國際評論”的水平提高到“股評”之上卻似乎並不那麽容易。
大眾“國際評論”的導向來源，主要是一份花邊新聞為主的《環球時報》。我曾不幸為這份報紙撐過台麵，不過當時還有辯論和學術探討，現在完全成為一個民粹主義的刊物。這種報紙對大眾進行長期的民族主義引導，對其後果不能掉以輕心。
馬國川：在“國際評論”升溫的同時，國際關係學近年也時來運轉，突然成了顯學。
相藍欣：我們得承認，作為學科的“國際關係學”，在我國同政治學和經濟學一樣，原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既無基礎理論，更無自身特色。一向是在新聞學和文史哲的夾縫中苟且偷生的國際關係學成為“顯學”，不過是靠了“國際”兩個字罷了。實際上，國際關係學的處境很是尷尬，專家們的信息來源遠不如在第一線的外交人員，在象牙塔中又缺乏其他學科認可的學術規範，學理上很難站住腳，國際上也缺少影響力，隻是在炒西方的學術冷飯而已。
在中國地位上升的曆史時刻，國際關係學極其重要。但是它卻停留在隻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貨棧的水平上，在概念係統和話語係統上全盤照搬西方，其前景著實令人擔憂。
馬國川：在實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國際關係學界有人主張中國外交應該強硬起來，也有不少人主張應該繼續奉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在社會上，兩種不同意見爭論也非常激烈。您怎麽看這種爭論？
相藍欣：其實當下最要緊的不是強硬與否，是講好中國的理念。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故事有目共睹，無須渲染。但是中國對世界事務的理念模糊不清，必然引起外界的疑慮。
例如，有關機構極力推崇“中國震撼”說，舉世驚詫。震撼什麽？無非是針對現行世界體係的遊戲規則。如果說“震”是自然發生的，“撼”就是主動的顛覆行為了。中國再度崛起，靠的是全民的艱苦努力，還有數十年的外部和平環境，大可不必對當今世界體係震且撼之。即使從國家策略上講，此類言論也十分危險，國勢方興，公開拋棄韜光養晦；軍力未濟，儼然以超強自居，讓外界不恐慌也難。
馬國川：與所謂的“中國震撼說”比起來，可能“和平崛起論”更合理些。
相藍欣：在討論大國競爭的問題，我們的著眼點不應當在別人的理論框架中交流和辯論。我們關注不應當是“修昔底斯陷阱”，而是“概念陷阱”，“和平崛起論”就是其中之一。當年“和平崛起論”風靡一時的時候，我應《華盛頓郵報》之邀，寫過長篇評論，提出“和平崛起論”存在致命的弱點。
從學理上講，“和平”為修飾“崛起”這個動作的副詞，而“崛起”一詞在中文中本來就有與和平相悖的受委屈後“衝破現存體製”的涵義，譬如雨後春筍之出土，地震後山石之崛起。必須承認，和平與崛起是相矛盾的。這個理論出自小國寡民心態，誤以為大國對外戰略的主動權盡操在自己手中，而對國際地緣政治的互動邏輯缺乏根本理解。
馬國川：從策略上來說，“和平崛起論”或許有一定的道理吧。
相藍欣：從策略上講，任何大國在其國際地位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都必須戒言“崛起”的方式。曆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大國在上升階段突然大談其崛起的手段和方法。首先，既然侈談“崛起”的手段，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衰落”時期的應對措施。其次，單方麵宣稱絕對不使用軍事手段解決任何國際爭端非但不能讓外人信服，而且給自己造成毫無回旋餘地的困境。
之所以說“和平崛起論”反映了一種小國寡民的心態，是因為它自以為對任何國際衝突都有外交解決辦法。這實際是以“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世界體係為最高理想，並把現實國家利益寄托於某種不現實的期望值當中，於國於民都有害無益。不論在現在還是將來，“和平崛起論”都難以自立，中國不能用涉及國際戰略手段和方法的“和平”論調來回避現實或說服世界。
馬國川：您怎麽看目前中美關於文明衝突的爭論？這種衝突是必然的嗎？
相藍欣：在幾年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在美國主流外交界中是站不住腳的。最近美國有人重拾“文明衝突論”，實際上是對中式“文明高下論”的一個強烈回應。
爭論不是壞事。因為這不僅僅是學術之爭，更涉及全球治理的理念。應當說清楚的是，中外在國內和國際治理上的理念確實不同，但不一定要發生衝突。要講清楚中國全球治理觀，核心問題是中外對所謂世界“秩序”的理解。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目前以美國為主導）關於世界秩序的討論，總是歸結到“大國興衰論”，這是19世紀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的衰亡》開創的邏輯思維。它強調的是實力分布基礎上的權力分配，確定世界秩序是否穩定的標準是機械的，不可改變的。這對美國外交政策有巨大的影響。二次大戰後，美國人最熱衷的是“霸權穩定論”，鼓吹“美國治下的和平”。“修昔底德陷阱說”是最新的版本。
馬國川：中國的傳統治理觀是什麽？
相藍欣：如果說，西方是以實力分布為基礎的全球治理觀，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下的所謂“秩序”（order）是與“無序”（disorder）對立，非此即彼，那麽中國傳統的治理觀則是基於“治”“亂”相互轉換的邏輯。治從水，本身是治水的概念。治水無非二法，一是不斷加高堤壩，目的是遏製水勢，美國冷戰的核心理念便基於此；二是疏通引導。築壩終有局限，不可能無限加高，疏通引導才是長遠之計。
所以，中國傳統治理觀念與“大國興衰論”和“霸權穩定論”格格不入。中國一定要係統地拿出自己的全球治理觀。中國和平融入現存世界體係的第一要務，在於正麵解釋自己的基本思路。從長遠來說，中國對外關係的主旋律應該是文化和解與文明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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