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趙士林庚子上書 1

 

學者趙士林近照

 

籲習直麵五大體製原因 落實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訴求

作者：趙士林 

中共中央並習近平總書記尊鑒：  

庚子疫情，凶猛險惡，國難當頭，世界震動。就目前各方渠道披露的可靠信息，已經可以做出如下判斷：由於跨年之際特別是一月上中旬疫情防治最重要的黃金窗口期被人為錯過，導致疫情凶猛擴散。這個失誤代價巨大，教訓無比沉痛，損失無可估量。

習總書記說：“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不能不遺憾地指出，這次大考第一張試卷，隻能打零分。大錯鑄成，找出人為錯過黃金窗口期的原因，汲取疫情擴散的教訓，以為防控疫情的前車之鑒，是當務之急，對於中國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愚以為，之所以人為錯過防控黃金窗口期，鑄成疫情凶猛蔓延的大錯，原因有五。

1 體製極端維穩的慣性。

長期以來，穩定壓倒一切的慣性思維扭曲了很多社會問題的處理。在這種極端維穩思維的審視中，凡是負麵事件包括天災人禍均威脅穩定，均不利於穩定的形象，以致形成了一種慣性，對各類負麵事件能低調處理一定低調處理。而所謂維穩，著眼點是政權的安全，而非民眾的福祉。迄今為止，內外權威渠道都已經和正在不斷地證實，今次疫情，決策者一開始就知情，唯有百姓不知情，但遭殃的隻有百姓。

不能不遺憾地指出，疫情初起，決策者刻意向公眾隱瞞疫情的深層心理是：政權的安全和百姓的安全，把政權的安全放在首位；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的穩定，把政權的穩定放在首位；政權的尊榮和公民的權益，把政權的尊榮放在首位。因此各級官吏共同刻意隱瞞疫情，不惜置民眾身家性命於不顧，不惜隱瞞真相導致疫情擴散激起社會的不安和動蕩。這就是所謂的“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疫情初期決策者心存僥幸，未能迅速動員全社會及早采取切實有力的防控措施，一再錯過防控黃金窗口期，從而導致疫情凶猛擴散，和這種以政權為本位或者“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的極端的扭曲的維穩思維有直接聯係。

2 體製報喜不報憂的習性。

由於體製的鼓勵，報喜不報憂，成了由來已久的習性。下麵向上麵報喜不報憂討領導歡喜撈取政治資本，上麵向公眾報喜不報憂塑造一貫正確的政治形象。特別是麵臨春節這一中華民族的第一大節，維護歲月靜好、盛世祥和、萬民同樂的景象成為壓倒性的政治任務。因此盡管1月6日國家疾控中心發布了二級應急響應，已引起公眾警覺，但在防控疫情最關鍵的決策時刻，1月7日的頂層會議上，決策者雖要求注意防範，仍指示不能影響節日氣氛。這不能不麻痹公眾對疫情危害的警覺。

1月23日武漢疫情凶猛已經封城，同一天總書記的春節團拜講話竟然對疫情隻字不提。總書記這樣做可能是希望公眾過年輕鬆些，有個好心情，鬧心的事就不提了，但這種報喜不報憂的做法客觀上顯然不利於公眾對疫情的警惕和防控。

3 體製唯上唯權的僵硬機械性。

惟上惟權是體製的痼疾，近些年更有變本加厲之勢。惟上惟權必然造成社會治理體係的僵硬機械無能，各級官吏眼睛隻盯著上麵，一切圍繞著權力意誌運作，麵對洶洶疫情，缺乏主動性靈活性針對性擔當性，必然貽誤寶貴時機、造成無窮後患。湖北武漢兩級黨政負責人在已經清楚了解疫情凶險的情況下，仍在欺瞞公眾，誤導輿論，打壓專業人士對真相的披露，一味等待和依靠上級指示，絲毫不講變通，未能主動緊急采取必要防控措施，從而導致疫情凶猛擴散，釀成國難。

4 公民社會功能的喪失。

由於體製結構的製約，我們的社會是一個隻有垂直掌控，沒有橫向聯結的社會，是一個有經無緯的社會。有經無緯的社會，意味著公民社會自治互助功能的喪失。麵臨洶洶疫情，隻能依靠垂直的黨政官僚係統。低效粗放，事倍功半。今次疫情，處於垂直係統最底端的社區往往是十幾個人管理上萬人，不堪重負、疲於奔命，不但沒有處理好疫情產生的方方麵麵的問題，反而形成和民眾的緊張關係。因此有社區幹部悲歎：“前段時間北京發生了殺醫，我們這兒恐怕要發生殺害社區黨委書記”。

垂直係統大權獨攬、資源獨占，是官本位腐敗的溫床。今次疫情，作為垂直權力係統之一翼的中國紅十字會是社會捐助救援物質的唯一合法分配單位，在如此凶險疫情中，居然仍在救災物質分配上失職瀆職，是可忍孰不可忍？紅十字會之所以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就在於它是垂直權力之一環，擁有不可代替的獨占性和壟斷性，其他效率更高、信譽更好的民間慈善組織則受到百般刁難。

由於公民社會未能形成，一方麵，種種民間自治互助機構無合法地位，不能順暢發揮作用，民間自治自救的空間被擠壓殆盡，社會失去彈性互動的功能。另方麵，政府高層官僚作風依舊，基層隻能疲於奔命、捉襟見肘、左支右絀、窮於應付，臨時組織的“紅袖箍”則無法無天，動則大打出手，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如此焉能不導致疫情蔓延，人間慘劇外加人道災難？

5 信息不透明不通暢輿論功能缺位。

我們處於信息時代，信息的暢通和透明是維係社會正常運作的基本條件。公共衛生安全危機的及時解決，尤其需要信息的暢通和透明。正如有關專家指出，在公共衛生問題上，快速反應至關重要。有關疫情的信息應該在第一時間向公眾公布，每一天，每個小時都是遏製病毒的寶貴時間。利用空前發達的網絡渠道第一時間披露真相、迅速及時全方位地溝通信息，實現信息的有效共享，及時把握疫情，從而切實有效地防控疫情，是信息時代的巨大優勢。

但是由於體製性的原因，由於意識形態的剛性要求，我們往往不能發揮信息時代的優勢，反而中招信息社會的弊端。因為體製更重視信息作為政治掌控的技術手段，而百般防範信息作為交往溝通的資訊工具。前者遠遠強於後者，後者必須服從前者。正如有識之士指出：中國現行的治理機製是自上而下的決策執行機製，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匯集和傳遞機製。

由於對信息嚴厲的不合情理的管控，一些專業人士第一時間披露的有關疫情的寶貴信息居然遭到封鎖，披露者被以“造謠傳謠信謠者”遭到公安訓誡，並在央視這樣的媒體上公開曝光。以李文亮為代表的八位醫生的遭遇是突出的案例。信息不透明不通暢，披露真相的輿論功能遭到打壓，深層原因是對言論自由的忌諱。

不能不遺憾地指出，長期以來，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形存實亡，體製對公眾言論處處設防，輕輒封網銷號，重則專政手段，導致信息溝通和輿論監督功能的窒息。信息封鎖輿論鉗製言論自由的剝奪一方麵是對基本人權的踐踏，另方麵則麻痹和誤導了公眾對疫情的及時客觀認知，對公眾交流信息防控疫情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這種做法遇到今次重大疫情，必然貽誤寶貴時機，導致疫情凶猛擴散。

不能不遺憾地指出，由於上述五個體製性原因，我們人為地錯過了防控疫情的黃金窗口期，從而導致疫情凶猛擴散。

不能不冒昧地指出，發生這樣一種全局性的體製性的危機，湖北省武漢市領導都有責任，但主要責任在中央，首要責任在習近平總書記。人為決策失誤和體製根本弊端導致本來可以遏製於萌芽中的疫情凶猛擴散，釀成國難，禍及世界。

可以說，疫情蔓延的危害有多大，決策失誤的錯誤就有多大，體製弊端的危害就有多大。人為因素加體製弊端導致疫情凶猛擴散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可說是一分天災，九分人禍，我們不能再文過飾非，不能再輕言勝利，不能再喪事當成喜事辦，不能再把災難變臉為政績。多少生離死別？多少人間慘劇？屍首叢中抒豪情，白骨堆上唱讚歌，於心何忍？唯一應該做的就是千方百計地止損再止損。

習總書記總結防控疫情的教訓時指出要“補短板，堵漏洞”，那麽什麽是我們的短板？什麽是我們的漏洞？上述導致疫情凶猛擴散的五個體製性原因在在表明，最短的短板就是製度的短板，最大的漏洞就是體製的漏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如果能夠“曲突徙薪”，就不會有“焦頭爛額”。在舉國上下亡羊補牢，為防控疫情蔓延“焦頭爛額”時，不應忘記那些建議“曲突徙薪”者，就是那些體製內外呼籲政治體製改革的人士，特別是那些敢於指出體製弊端的批評人士。

如果執政者真正做到“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很多災難就不會發生，發生了也能及時消除，不致釀成大禍；很多天災就不會釀成人禍，釀成了也能及早遏止。針對今次大規模的公共衛生安全危機，習總書記提出了十四個體係建設（我看了之後未免驚呼。按理說，這十四個體係至少在2003年非典後就應該開始建設啊！怎麽直到今天又一次國難當頭才來建設呢）。 十四個體係建設需要一個前提性的政治體係建設，那就是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訴求，建設權利受到有效監督和製約的責任政府，建設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會、保障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等公民各項政治權利。這應該是今次疫情給我們的最大警策。

因此不才緊急呼籲，以今次防控疫情為契機，深化政治體製改革，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訴求，建設受到有效監督和製約的責任政府，建設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會，保障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等公民各項政治權利。  

 以上妥否？望示！ 

此致 敬禮

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前中央委員、文化藝術專委會副主任）  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授  趙士林  

2020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