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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 - MASH
作者：華生
——最大教訓與最大共識：真實信息如何上傳下達（上）
對這個疫情經驗教訓的總結，人們的角度不同，背景各異。每人得到的信息也相差很大，因而觀點千差萬別，甚至針鋒相對，完全相反，這本身並不奇怪。隻要允許不同觀點存在，相互之間就既會有尖銳交鋒，也會有相互吸納，使事情越辯越明。但在各種差異不同中，我看至少在有一點上，從底層到高層，各個社會群體，有一點總結是共同的，就是我們的真實信息怎麽才能順利傳遞和反饋。
真實信息是任何正確決策的前提和基礎
真實信息的傳遞出了問題，可以說是我們這次防疫抗疫工作中的最大教訓。因此，人們心目中的英雄，都是講真話的代表。如鍾南山院士就說，“以人為本，起碼要從講真話開始”。習總書記2月23日在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指出的“湖北和武漢在前期防控工作中的嚴重問題”，我的認識也集中反應在這個漏洞和短板上。因此，如何做到實事求是，讓真實信息上傳下達，可說是各方麵最大共識，也是抓住了我們總結疫情，改革、完善體製機製的要害和核心。
對傳染性和重症患者殺傷力都很強的新型冠狀病毒，與其交手就是病毒擴散程度與我們自己信息傳遞與反饋行動的一場競賽。落後者就被動挨打。因此，真實準確的信息是正確反饋與決策行動的基礎和前提。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果我們前線與病毒交戰的真實信息無法上傳下達，前方送出來的信息總是不準，甚至經常差距極大，那麽，我們的科技再進步，國力再強盛，領導再英明，也會被動受挫和付出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代價。
在近17年前的SARS慘痛教訓之後，這些年來，我國的防疫抗疫新規新製不可謂不多，我們科學技術水平的進步不可謂不快，我們在這方麵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與之前相比也不可謂不大，但是，我們還是兩次掉進了同一條河流。甚至犯的錯誤也是沿著同一個軌跡：先是信息傳遞失誤失靈，疫情應對不利不力而擴散，付出很大代價後調整換將，最終局麵才得以改觀。隻是這次對手更隱蔽更狡猾，我們的損失和代價也更大更昂貴。
不錯，已經有不少人開始總結並又提出一係列新對策、新建議，希望對公共防疫工作更加重視，給予更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製定新法規和修訂現有的法規等等，這些當然都對。但是，如果過去的曆史已經證明，離開了真實信息的有效傳遞，所有這些努力和進步都可能是馬奇諾防線，好看不中用，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遇到新的病毒稍微換件衣裳，稍有變異變化，我們還是會重蹈覆轍。因此，這一次如果我們再不未痛定就思痛，真正下決心去麵對和解決這個真正的關鍵和核心問題，那麽不管其他方麵再做多少努力，恐怕也無濟於事。
確實我們明白，大家也都知道，真實信息的上傳下達之關鍵之重要，但要麵對和解決起來，實在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太難了。因為這涉及和觸碰到太多敏感和太多體製的深層問題。然而，事不過三，再來一次，可能就是我們付不起的代價。因此，縱然知道再複雜再難，也需要我們攻關，縱然明知山中有老虎，也得偏向虎山行。
也有人說，這個問題很簡單，讓人敞開說話，暢所欲言，想說什麽就說什麽，疫情信息的傳遞就暢通無阻了。但這恐怕並不是目前解決問題的現實出路。言論自由及其尺度是一個政治改革和政治製度目標設計的大議題，防治疾病特別是傳染病當然也與其相關，但那確實是一個區區防疫抗疫工作擔不起的重擔。一定把防疫與其掛鉤，會由於那樣巨大和宏大的問題分歧太多而淪為空談，由於缺乏可行性建設性，結果進步歸零，一事無成。我們需要的是在現有約束條件下，有可能形成共識的道路，以及在防疫抗疫領域可行和建設性的思路方案。這樣，一個領域的進步，也會從一個側麵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在這方麵，同樣是與大眾利益密切相關的股票證券市場，從極其狹小與嚴重扭曲到今天逐步規範化、公開化、透明化，越來越與國際規範接軌，越來越得到國內外的一致認可，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這樣的道路有嗎？不努力不嚐試怎知會有？改革就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路來的，並且已經從40多年前的不可能不可思議中，走出了令世人矚目的新天地。況且，由於惡性傳染病的高度專業性和信息外部性，即便在法製比較健全，被認為是完全自由開放的發達國家，這種疾病的信息發布也是有必要管理乃至有時甚至也是有導向和管製的。在政府機關單位工作的內部人，也不能隨意披露或發布有關機構的內部信息，也會麵臨紀律製裁、職業飯碗乃至法律的約束或製約。在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特別像我們這樣世界第一的人口巨國，就更是如此。在這個疫情防控領域的信息封鎖與信息爆炸，都容易造成極端反應，從而給社會帶來不必要的代價。
其實，普通公眾並不知道，許多時候當然也不必知道，各種傳染病信息和苗頭幾乎是每個月都有，絕大部分很快隻不過因為是疑似而虛驚一場，從而在很小的專業範圍內就被排除了，也有極少數被證實並在早期被采取針對性措施而撲滅。作為進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發展中大國，如果公眾天天被這些信息所擾動，社會就會付出不必要的多方代價。就如在我們這次疫情的信息相對充分披露以後也可以看到的那樣，一方麵是一些人的繼續大大咧咧，滿不在乎，繼續無視病毒對自己以及自己的放任行為給他人與社會的危害；另一方麵是一些人，一些群體，一些地方的過度反應，不必要地影響了社會本可較小受破壞的正常運行，以及過度限製或侵害了公民本來享有的基本權利。所有這些，都會造成社會包括經濟等多方麵成本的代價積累放大。除了在很多年才會發生一次嚴重疫情的短暫時期內，社會和大眾還有其他各種需要追求的福利和目標，不能也不應為防疫抗疫持續地付出過高的代價。
另外，再以此次引爆輿論的論文事件來說，中國學術界科研界確實存在片麵追求論文的傾向和各種醜聞，但是這次作為事件觸發點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在1月29日發表的文章，由於是一個大型集體工作的成果，本來與個人爭奪科研成果毫無關係。同時，可以想見，這樣一本英文醫學權威雜誌，別說是社會大眾，就是連非醫學專業的其他學術界人士，從來不會也不可能去瀏覽。
但是這篇回溯性總結的研究文章剛一發表，其內容就被行內個別人惡意利用和解讀，用中文的通俗語言把它歪曲為中國疾控中心的主任為搶發論文而壟斷因權力得到的數據，以至盡管早知人傳人的實情，卻不顧國內人民的死活，耽誤了疫情的防控。這個不能不刺激人神經的帖子盡管被作者自己不加解釋的很快刪除，但在這個人們天天經受疫情煎熬的時刻，就如將一勺冷油倒進燒得通紅的鐵鍋，不能不引起幾乎所有人的極大義憤，迅速引爆網絡一麵倒的聲討。但實際上它不過是由國家主管部門組織的、一篇介紹和總結回顧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發展和可供國際社會與國際同行了解情況、以吸引更多力量加入攻關，共同麵對新冠病毒挑戰的文章。該文發表後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和認可，就如中國將新冠病毒的科研成果與早期樣本、基因測序等成果提交給世界衛生組織一樣，都成為中國疫情透明度和科研信息開放交流的重要標誌成果。
論文事件不僅一時成為被攻擊的當事人的標誌性汙點，而且把本來被聚焦拷問的湖北和武漢方麵的壓力，在相當程度上轉移到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國家網絡直報係統以及人們反複詰問的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等問題上，影響了人們對湖北和武漢方麵在疫情防控問題上的關注和挖掘，對集中暴露和及時糾正湖北武漢方麵存在的嚴重問題形成了幹擾。所以，解決如流行性傳染病方麵的真實信息的傳遞，打破若幹政府部門對真實信息的隱暪和不當管理，並不意味著就可以任憑各種虛假和誤導信息大行其道。否則，網絡市場的輿論，就往往會被蓄意各種策劃，包括有商業動機的操作所左右（如製造虛假信息傳播來賣藥），同樣最後會讓社會和公眾付出代價。
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爆發之後，最近在國外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的疫情有所擴散與發展說明，把新冠病毒疫情的全部問題歸結於體製機製，也是不客觀的。專家也好，官員也好，都是人不是神。從事後去分析回顧人人都可以是事後諸葛亮。但是在事前，麵對著信息不完全和發展不確定性，加之人們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認識，有一個逐步發展和深化的過程，這些都阻礙了我們在當時的環境和條件下，都能像今天回過來總結複盤一樣，選擇最優的對策路徑。
但是，同樣必須指出的是，正如我們高度集中集權、方便辦大事但又不能不分級治理的體製，在信息充分、高度動員以後，確實可以顯示出其控製疫情的特殊有效性和高效率一樣，在敵情複雜、信息不充分，特別是信息由於體製機製的因素被嚴重扭曲失真的情況下，我們同樣會付出自己的特殊代價。而且問題在於，防止疫情的早期成本與後來又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正如最近受到很多人喜愛和信賴的上海醫療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醫生所說，“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國實際上錯過了早期預警的窗口，從而導致當我們想要啟動全國疫情防控時，需要花費數以千倍的代價和資源。”在這裏，我倒想補充的是，如果把預警線從今年1月初再進一步提前20天到去年12月上中旬，相比當時我們現在花費的代價和資源的倍數更是不可計數。
因此，客觀公正地去總結我們在疫情防控過程中的成敗得失，找出製度短板和治理體係漏洞，找出一些人在當時當地特定的官場生態環境下，為什麽會誤入歧途的個人原因和環境因素；找出得不到充分展開的公眾輿論的合理訴求與偏激和誤解，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總結從這場代價昂貴的疫情防控鬥爭中所得來的珍貴而慘痛的經驗教訓，找出針對性的治根與治標的辦法，以確保此類事件不再發生。
本著這樣一種科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現在我們就可以回過來，以邏輯為向導，以法規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複盤這場極其艱苦悲壯而又頑強卓絕的現代中國疫情防控戰爭的全過程。回走在這其中，確實有太多的可氣可憤，可悲可痛，也有普通人的可歌可泣。
疫情預警的第一條防線如何失守
被繞過的國家網絡直報係統
下麵我們就來看，這次疫情防控的第一條防線如何失守，又為何形同虛設？
我之前的文章提出起預警作用的國家網絡直報係統失靈，主要原因應當是武漢和湖北方麵根本就沒有向係統申報之後，人們從開始的震驚和難以置信，慢慢開始接受或相信了這是個事實。不少媒體也開始關注和跟進了這個問題。不過，一些媒體報道出來的情況有點撲朔迷離，讓人不得要領。
當然這也是因為被采訪的各方專業人士本身也說法不一。有人說，這個係統並未真正有效運行，有人說據采訪武漢一線醫生並不知道這個係統，隻會填傳染病報告卡給醫院，有人說這個係統隻填報法定傳染病，新的未知疾病無法反映等等。其實，稍微動腦筋想一想，我們上次因SARS出了那麽大問題，國家針對性出台的網絡直報係統會那麽蠢嗎？
這一點，我們隻要稍微深入一點查一下法規就完全明白了。2007年，原衛生部修訂印發了《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其中明確規定，“各級各類醫療機構人員發現不明原因肺炎定義的病例後，應立即報告醫療機構。醫療機構在12小時內組織專家會診和排查，仍不能明確診斷的，應立即填寫傳染病報告，注明‘不明原因肺炎’並進行網絡直報”。顯然，按照規定，任何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均包括其中，申報主體與責任人是醫療機構。有人在網上貼出的2014年廣西巴馬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表明，2013年當地醫院發現了3例疑似麻風病例後，立即向當地衛生部門報告並進行了網絡係統直報。後來因病例越來越多，地方有關方麵考慮到對當地的不良影響，令醫院不再上報並修改病例為普通肺炎等。最終因後來疫情擴展、紙裏包不住火後，有關人員被查處和移交司法。
我之前的文章說過，國家網絡直報係統建立以來，運行總體正常，並在2009年H1N1和2013年H7N9禽流感防控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多次立功。這個係統有專門機構的一大批人在運行維護管理，每天每周都要寫動態匯報，呈送中國疾控中心和國家衛健委。這個係統的相關工作人員一直表示他們不能未經授權透露具體的申報情況，但斷然表示他們絕不可能瞞報漏報任何係統數據。因為那是大罪過，他們也否認這套係統運行並不正常，不是像有些人說的不能監控各地新發生的不明原因肺炎，表示每年都會接到各地報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基本上經複核後一般是虛驚一場，又及時排除警報。所以，不存在所謂怕下麵報多了，他們負責不過來的問題。
實際上，據我從各個渠道了解，就在去年12月份，全國不止有一個省份報告了多例不明原因肺炎，均被很快排除。但就如上麵提到的廣西的情況一樣，唯獨真正發生疫情的湖北省和武漢市，在去年12月份，均無一例申報。
那麽，是否湖北和武漢有關方麵，是疏於管理，沒有要求醫療機構填報以及向他們報告情況呢？有證據顯示也不是。實際上，他們對這項工作的要求和處理非常嚴格。在武漢市衛健委的官方網站上，去年3月15日還發布了一個行政處罰書，對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武昌分院在對乙類傳染病病人診斷，實行網絡直報的責任報告單位，未在24小時內進行網絡報告，進行立案查處並公告。相信在這麽強大有力的監控下，武漢市接診了不明原因肺炎的各家醫院不敢在短短幾個月後，就全都敢抗命，既不做網絡直報，也不向他們報告。
根據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多名醫生寫作，今年1月24日發表於《柳葉刀》上的英文文章披露，根據他們統計的武漢不明肺炎發病就診記錄，首例病人為12月1日，12月10日再次出現3例病人。按規定這時就應該逐一向當地疾控中心和政府主管部門報告，同時也應立即向國家網絡直報係統報告。而根據中國疾控中心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今年第2期發表的回顧追溯性文章，去年12月份是新冠病毒疫情發展起步的最早期最關鍵的階段。他們據現在7萬多名病例回溯推斷，武漢和湖北在去年12月底之前就可能已經出現了104名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顯然，如果湖北和武漢方麵，早在12月10日發現診斷病例已經又增加了3名，即不到10天翻了4倍的情況，火速向國家網絡直報係統報告，那麽，我們就在現在大家關注的1月1日以後的20天之外，又提早了更為無比寶貴的20天。
那麽，這個要命的20天瞞報，是否僅僅是下麵基層疾控或衛健委人員自己的胡作非為呢？看來也不是。因為到了12月29日，省市區調查組已聯合調查，12月30日出了調查報告，而武漢市衛生健康主管部門還發了內部的緊急通知，但若非當晚國家衛健委獲悉消息，次日一早派人奔襲武漢，湖北與武漢方麵似乎還沒有任何要報告的意思。
被繞過的國家衛健委係統的實驗室
實際上，還有更強有力的證據表明，12月15日以後，湖北和武漢方麵已經知道了問題的發生，麵對日益增多的案例並應當在12月20日前後就緊急研究對策。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不清楚是在哪個層級上，但顯然不是少數個人或較低層級上，做出了一個讓人們絕對不可思議的荒唐決定。即為維持地方的穩定發展大局這個頭等大事，此事不讓北京方麵知悉。但吸取SARS教訓，對此不明原因肺炎，也絕不可掉以輕心。因此，要利用自己的可靠關係，找國內除國家衛健委係統以外的實驗室和科研單位，想盡一切辦法盡快搞清病原，以便自己解決擺平問題。這樣，他們就冒天下之大不韙，踐踏了諸多法律法規，更遠地走上了違法違規的道路。
這就是之前有部分消息披露，最近《財新》周刊詳細報道的，在去年12月20日之後，有不少於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樣本，被從武漢各醫院采集，送給廣州微遠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廣州另一家民營科技公司。這後一家公司看到這個重大病原體後，決定繼續深入分析，延遲發放報告，同時分享數據給熟悉的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所，並在12月27日拿出檢測結果並親赴武漢跟醫院和疾控中心領導當麵交流。
同日武漢方麵又將另一樣本送往了北京博奧醫學檢驗所有限公司，不過這家公司誤將其檢測為SARS，並在30日通報給了武漢方麵。另一份樣本則在很早就送至與武漢方麵有著長期合作協議的複旦大學附屬的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該中心張永振教授團隊收到樣本後，於1月5日檢測出一種新型類SARS冠狀病，並率先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序列。與此同時還有幾家基因測序公司，包括華大基因取得樣本，並進行了測試。華大基因於12月30日口頭通知武漢方麵，稱這是一種新的冠狀病毒。
或許因為這些陸續到達的信息都很不妙而且都並不正規和權威，武漢方麵終於在12月30日將樣本送至近在咫尺、擁有國內最先進的P4實驗室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所並向對所有被委托方一樣，要求對方嚴格保密。直到這時，中國疾控中心及其下屬的病毒研究所還毫不知情，國家衛健委也完全被蒙在鼓裏。
12月31日，靠下屬單位的個別領導從網上發現信息，國家衛健委的工作組和專家組同日陸續抵達武漢後，1月1日，一方麵由湖北省和武漢市衛建委的官員分別緊急通知測試樣本的幾家單位，特別是其中沒有資質的民營科技企業，通知要求對方立即停止工作和銷毀樣本。另一方麵，於當日首次將樣本送交中國疾控中心。中國疾控中心在國家衛健委的領導下，立即牽頭協調更早拿到樣本、已開始工作的中國科學院、中國醫學科學院三家單位共同攻關。但這比起武漢方麵最初送出樣本，已經晚了近10天，延誤了國家整體協調並安全可靠的對對樣本的檢測、剖析工作。
由國務院頒發的《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以及原衛生部關於《可感染人類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種或樣本運輸管理規定》均嚴格規定，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必須由擁有國家認可的P3或P4實驗室進行檢驗。跨省運輸要求省級衛生管理部門初審，並報國家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在三個工作日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為吸取曆史教訓，防止高致病原微生物的泄露形成實驗室汙染或運輸汙染致病，對保存、運輸、和檢測的手段、條件、護送等均有極其嚴格規定。至於對新的未知的高致病原樣本，即便是國家認可的P3、P4實驗室，也不能擅自檢測，而要經國家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專門批準。違反這些規定造成後果的，要分別追究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武漢和湖北方麵竟然將新的未知的高致病原樣本，隨便尋找各類從事該項工作檢測單位、運輸承運人，既耽誤了檢測和剖析時間進度，同時也極易造成潛在的病毒泄漏擴散風險。
這些參加過樣本早期檢測的單位，雖然在當時嚴守了與湖北與武漢方麵的保密承諾，但隨著後來疫情的發展，許多也忍不住通過各種渠道透露，表明自己也曾經做出過貢獻（有的單位有人還未經授權搶先發布發表相關結果，造成不良後果，這是後話）。國家衛健委在1月初初步獲悉情況後，衛健委辦公廳緊急發布了《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並采取一定相應措施消除隱患。所有這些，後來都被有的媒體獲悉後披露發表出來。應當說，相關媒體在挖掘、報道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做出了很多努力，發表了不少好文章，但由於這篇相關報道的作者了解情況不夠全麵，使讀者容易得出國家衛生健康主管部門排斥各方力量，自己封鎖資源和信息的印象，而嚴重違法違規的武漢和湖北方麵及相關機構人員，則成了無辜的努力貢獻者。這當然與實際情況不符，容易產生誤導。
綜上可見，湖北和武漢方麵的相關責任人和主事人，並非偶然和無意犯錯，而是蓄意為之。他們大權在握，過度自信，無視黨紀國法，無視人民生命健康，以為擺平就是水平，搞定就一切篤定。隻要能夠維持他們光鮮的外表形象和權力地位，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欺下瞞上，不擇手段，毫無法律和道德底線。這其中反映出的在高度集權和強調紀律而又缺乏社會廣泛監督的生態環境中，官員中存在的典型的兩麵人行為，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但是，萬分遺憾的是，在去年12月底的時點上，各方麵對武漢和湖北方麵的膽大妄為與匪夷所思的行為，還毫不知情。大家都還完全相信他們是城市和地方治理的模範生，相信他們隨即做出的天下太平的辟謠，相信他們完全能夠妥善解決這個剛剛發生的小疫情。但不幸的是，湖北與武漢方麵的相關責任人與主事人，不僅不思悔改，還完全辜負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繼續沿著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給武漢和湖北人民帶來大難，給全國人民帶來大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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