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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 - MASH
8年前的北京時間2011年5月2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國海豹突擊隊員擊斃。
本·拉登被擊斃的過程已經被許多媒體報道分析過了，但行動前的部署、籌備工作卻並不為多少人所知。
那麽，這位極端組織的“領袖”為何難以被找到，究竟有何躲藏方法？美國是如何通過一名“信使”，順藤摸瓜的找到本·拉登的？為什麽論證了半年多都無法確定嫌疑對象真的是本·拉登？擊斃本·拉登後，美國總統為何遲遲不公布消息？分析本·拉登留下來的信件資料後，CIA又有何意外的收獲？
今天，庫叔分享前美國中情局副局長邁克爾·莫雷爾的文章，他曾參與製定和指揮抓捕本·拉登的行動。由此我們也可以感受到，
作者 | 邁克爾·莫雷爾 前美國中情局副局長，曾任小布什總統的安全顧問
比爾·哈洛 美國公共關係專家，曾任中情局最高發言人
譯者 | 朱邦芊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不完美風暴：美國中央情報局反恐30年》，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4月出版，原標題為《漫長的行動》，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本·拉登消失了
自本·拉登在阿富汗的多拉波拉從我們的眼皮底下逃脫之後，他便真正消失了。謠言滿天飛，也有人說“親眼見過”，但關於他在哪裏、準備做什麽，我們事實上沒有得到任何情報，因為他的安保工作做得很好。有些觀察家猜測說他可能已經死了。我們根據極少的證據認為他還活著，很可能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的某個地方。他仍然是“基地”組織的精神領袖，但已經不是行動頭目了。我們估計“基地”組織的日常管理工作已經移交給了他的副手艾曼·紮瓦希裏。
我們CIA（美國中央情報局）一直努力抓捕他，並且從未放棄，但對抓捕有用的情報少得可憐，不免讓人大為沮喪。同樣令人沮喪的還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們要經常麵對國會、白宮和媒體的同一個問題：“你們怎麽還沒有抓到本·拉登？”
（圖為邁克爾·莫雷爾 圖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我們的一位資深行動官員用一句略帶諷刺的俏皮話回答了那個問題，但那是真話，他說：“因為他藏起來了！”
我們試圖定位本·拉登藏身之處的做法非常係統。我們傾注了大量心血了解並尋找他的藏身之處，但收效甚微。另一條線索是關注他在公開場合的發聲。本·拉登時不時會發布一條音頻聲明，偶爾還會發布一條視頻，CIA分析員抓住每一個機會研究技術細節、圖像、背景等信息，試圖找到蛛絲馬跡，表明哪怕是本·拉登藏身的大致範圍。我們試圖逆向分析那些信息是如何從本·拉登處傳到媒體的——看看我們能否回溯到源頭。我們投入了大量資源，尤其是分析員們花費了大量時間，但這一方法也未能給我們帶來回報。
我們的另一個做法是研究他是如何與最近的下屬聯絡的，試圖利用那條聯絡路徑找到他。我們猜想本·拉登足夠狡猾，不會利用現代化的通信手段，而是依賴信使與他的恐怖主義組織保持聯係。從2002年開始，我們從被羈押者那裏得知，有一個人在“9·11”事件之前曾為本·拉登效力，在“9·11”事件之後則為KSM跑腿兒。KSM這個假名的全稱是阿布·艾哈邁德·科威提（Abu Ahmed al-Kuwaiti），他可能就是與本·拉登生活在一起的那一類人。
我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了解到阿布·艾哈邁德的真名，又花了好幾年才確定他的大致方位——在巴基斯坦境內。為做到這一點，我們動用了CIA的力量招募人員，並動用了國家安全局的力量搜集通信情報。其後，我們麵臨的挑戰就是如何精確地定位阿布·艾哈邁德的所在地，盯上他、跟蹤他，並讓他帶我們找到下一個頭目。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他究竟是與本·拉登直接聯係的那個信使，還是僅僅是層層信使中的一個。但我們希望如果找到了他的住地，他會以某種方式讓我們找到他的上司。
2
找到“信使”了
我們每周要開三次反恐會議，在2010年8月舉行的那次會議上，反恐中心的高級官員們對帕內塔局長和我說，他們需要在會議結束後與我們單獨談談，有事要向我們報告。那算不得異常之舉，因為反恐中心常常會有敏感信息告訴我，我們稱之為“開小會”。但那天的小會是我參加過的意義最重大的一次。
“我們找到了那個人，確信他就是阿布·艾哈邁德。”反恐中心的高級官員告訴我們。他們說“他住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離巴基斯坦最主要的軍校（其地位等同於西點軍校）不遠。反恐中心的高級官員告訴我們阿布·艾哈邁德的經曆和他追隨本·拉登的曆史，但不確信他是不是本·拉登的信使。
（圖為本·拉登 圖源：新華網）
他們還表示，阿布·艾哈邁德和他的兄弟阿布拉爾住在一起，這兄弟倆采取了大量的行動安全措施，例如他們倆隻在出了阿伯塔巴德城幾英裏之後才會打開並使用手機，這讓反恐中心的官員覺得其中必有隱情。
反恐中心的簡報員將兩兄弟居住地的衛星照片分發給我們。那是一處院落，圍牆高有3.5-5.5米，上麵密布著帶刺的鐵絲網。住地內似乎還有內牆將整個院子分成幾部分，奇怪的是，最大的那間屋子竟沒有窗戶。更奇怪的是，這幢建築的第三層有一個室外露台，被隱蔽牆圍了起來。“誰會給露台建圍牆？”帕內塔問道，“露台不就是為了看風景的嗎？”“沒錯。”一位分析員說。
有趣的是，在那天的會上，大家明顯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卻沒有一個人說出來——本·拉登有可能就住在隱蔽牆後麵。我後頸上的汗毛都豎起來了，但盡力讓自己不要過於樂觀。帕內塔說出了CIA反恐中心已經知道的事情——我們要詳細了解AC1及其住戶的情況，AC1是CIA為阿布·艾哈邁德位於阿伯塔巴德的院落設定的代號。
3
至高的保密級別
接下來的幾周，反恐中心一直未間斷向局長和我通報關於該院落的更多情報。反恐中心了解到，兩兄弟花了一大筆錢買下了那處地產，但他們沒有明顯的收入來源；這個大院比該地區的其他住家都大，也更值錢，卻沒有安裝電話和互聯網；兩兄弟以化名住在阿伯塔巴德，而關於他們的這一住處，他們的妻子都在對自己家裏的其他人說謊。關於這個謎題的另一個情報是，院落中的住戶是自行焚燒垃圾，不像附近的其他人那樣等人來收垃圾。此外我們還發現，有很多孩子住在這個院子裏，但沒有一個去上學，這在巴基斯坦的高檔社區裏實屬罕見。所有這些都很可疑，但無法證實什麽。
我們把這些情報送往白宮。最先知道情報的是我的朋友和一同共事的CIA官員約翰·布倫南。布倫南立即看出了這條情報的重要意義，讓我們將同樣的簡報告訴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吉姆·瓊斯將軍和他的副手湯姆·多尼倫。這兩位又請我們通知奧巴馬總統。所有這些簡報會都是在位於白宮西翼一間裝有護牆板的地下戰情室裏進行的。
9月21日，我們向最高統帥回顧了我們對信使發生濃厚興趣的這段曆史，從幾年前通過“基地”組織的在押犯獲得的信息，到最近從那個院落觀察和了解到的情報。我們告訴總統，除了兩兄弟外，似乎還有一兩個人住在院子裏，並突出強調了阿布·艾哈邁德和他的兄弟有可能窩藏了本·拉登。總統下達了兩個命令：第一，他希望獲得更多關於那處院子的信息；第二，關於我們當前所知的一切，他命令我們不要向任何人通報。與總統共事的那些年，他從未對其他任何事務有過如此嚴格的保密命令。
（圖為CIA的標誌）
在CIA，你得習慣於處理敏感信息，但在我33年的CIA工作生涯中，沒有比關於本·拉登的情報控製得更加嚴格的信息了。直到突襲前幾周，國務卿才從白宮知曉該情報，因為關於我們是否該立即采取行動的討論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國家反恐中心主任也是在突襲前幾周才被告知，因為我們需要考慮“基地”組織可能會采取什麽報複行動。美國司法部長、FBI局長和美國國土安全部長都是在突襲前一兩天才知道消息的。
在首次對總統通報情報之後的數周和數月，白宮召開了很多後續會議，且安保級別都很高。布倫南安排會議，確保會議主題不致外泄。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方日程表上，那些會議被列為“無關緊要的會議”。每次我們開會，戰情室內的安保攝像頭都會被關閉。每當工作人員進來給總統送飲品，大家都會停止談話。
4
兩份新情報
鑒於總統命令我們掌握更多關於那個大院的情報，我們集思廣益，探討如何才能獲得更多信息，了解清楚藏在AC1那幾麵牆後麵的人和事。幾周以後，帕內塔因為沒有人想出好主意而有點兒不耐煩了，開始用他自己的想法轟炸CIA反恐中心的人。他的主意可多著呢，他問：“我們能否擰開那個院落排放汙水的管道，對流出來的水做DNA測試？”大院外麵有幾棵樹，他問能否讓我們的人爬上樹安裝監控攝像頭。（顯然帕內塔不是唯一一個想到這個辦法的人，因為沒過多久，就有人看到阿布·艾哈邁德和他的兄弟在院外砍伐那些長得好好的樹。）
11月5日，帕內塔在他的辦公室舉行了會議，他要求在幾天內把一份列有10個建議的清單分別提交給他和我。他的幕僚長傑瑞米·巴什更過分，命令反恐中心把他們能想到的一切（不管行動上可行與否）都寫在一張紙上給領導過目。反恐中心確實這麽做了，提交了38個五花八門的點子。這份所謂的“38表”洋洋灑灑幾頁篇幅，它還真管用，局長很滿意。
(圖為本·拉登藏身的院落 圖源：新華社)
有些情報搜集工作還是頗有成效的。2010年秋，我們又掌握了兩份情報，強化了關於本·拉登可能就在阿伯塔巴德那個大院裏的論斷。
第一，我們了解到，還有第三個家庭住在那個院子裏，其規模與我們認定的本·拉登在此時應該有的家庭規模大致相當，而且這第三個家庭中的成員從未離開過大院，鄰居們也對他們的存在一無所知。反恐中心的分析員們認為，值得注意的是，雖說這個大院的所有人是阿布·艾哈邁德和他的兄弟，但住在主屋中樓上兩層的卻是這三個家庭，那是屋裏最好的位置。這是我們的分析員予以重視的許多有趣的數據點中的一個。
第二，我們發現阿布·艾哈邁德仍然在圈子內——他仍然在為“基地”組織工作。這一情報是解開整個謎題的重要一環，它排除了我們擔心的一種可能性，即阿布·艾哈邁德隻是個前恐怖主義者，已經不再為“基地”組織工作了。
我們在2010年12月10日將這份新情報通報給總統，這次，總統請我們考慮，一旦他決定采取行動，美國應該如何追捕本·拉登，即“終結方案”或“行動構想”。起初，他命令我們不要讓軍方參與該計劃，但帕內塔和我卻已向國防部的高層通報了情況，包括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馬倫、副主席胡斯·卡特賴特和國防部次長邁克·維克斯。我們開始在反恐中心和特別行動處（SAD，CIA的準軍事部門）為各類不同的行動製訂計劃。
2011年1月24日，總統請我們將軍事事項納入討論。在帕內塔和我的建議下，他決定讓我們去找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JSOC）統帥、海軍中將比爾·麥克雷文（Bill Mcraven）。軍方的特種行動人員曾幾乎每晚都在阿富汗實施我們正在考慮的那種突襲。
幾天後，麥克雷文在邁克·維克斯的陪同下來到CIA，他在我的辦公室加入了這次行動。他聽取了情報，沒有表達任何個人感情，隻是說“幹得漂亮”，還說他會派兩名最出色的行動計劃人員來幫我們。兩天後他們就來了。不久，麥克雷文來找我，要求在行動中加入一些空襲計劃人員，因為直升機完成的地麵突襲需要空軍的支持。我說沒問題。我還答應了國防部的要求，讓空襲計劃人員看了突襲方案。這是十分必要的，但知情者的增加難免讓我有些擔心。
5
多種計劃
CIA官員和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軍事計劃人員整合出一套行動方案，並呈交總統過目。這套方案包括一次秘密襲擊、一次通過直升機空降部隊展開的地麵襲擊和一次以秘密方式將軍隊送達的地麵襲擊，等等。我們也曾考慮讓巴基斯坦自己實施襲擊，為迫使巴基斯坦采取行動，我們要告訴他們：“我們今晚要突襲這個大院，希望你我能並肩戰鬥。”但是，巴基斯坦也好，我們的其他同盟也罷，都不知道我們一直關注著阿伯塔巴德的這個院子。
每個計劃都有其不足之處。
以空襲為例，它會導致院內婦女和兒童死亡、會令馬路對麵院子裏的那一家人死亡，還會（幾乎一定會）給附近的居民造成附帶傷害，毫無疑問，因為有些武器瞄不準目標。我們有必要使用大量武器，包括掩體爆破炸彈，以防院內有地下室或隧道。此外，可能沒有機會通過文件、材料或在場人員搜集信息，沒有機會百分之百地證明我們的確抓到了本·拉登。
秘密運送部隊的地麵行動也有缺點，那就是需要行動隊秘密潛入巴基斯坦，並且很可能必須殺出一條路來。這樣一來，很可能造成美國士兵傷亡或被俘。通過直升機運送部隊的地麵行動的風險則是會造成美國士兵傷亡，並且巴基斯坦軍方很可能會在直升機進入阿伯塔巴德之前就發現我們的行動。
任何涉及巴基斯坦的行動方案都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大院的住戶可能會接到密報並逃走。我們並不擔心巴基斯坦官方會把消息透露給本·拉登，但巴基斯坦一方涉及的人員太多，無法保證沒人走漏消息，也無法保證政府或軍隊內部某個“基地”組織的同情者不會采取行動保護本·拉登。
我們開始計劃向總統進行一次重要匯報。多尼倫那時已經被提拔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想首先聽取匯報這一點毫不奇怪，因而將匯報日期定在了3月4日。帕內塔和我希望在見多尼倫之前做一次模擬練習，所以在2月25日，我們和美國軍方高層一起在帕內塔局長的會議室預先將匯報演練了一遍——該匯報將涵蓋所有相關情報和我們已製定的所有備選行動方案。但這次我們還有新消息要透露。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GA）按比例製作了一個大院的模型，模型大小約1.2米見方，帕內塔和我走進會議室時，它就被放在會議室的桌子上。模型的精確度極高，甚至連樹木和灌木叢的位置以及圈養動物的籠子大小和位置都極為精確。
預備會議進行得很順利，為多尼倫做的簡報也一樣順利。會議一開始他就問，就各種備選方案而言，我們能夠以多快的速度實施行動，因為總統擔心我們的行動速度不夠快。多尼倫還對最終的總統簡報會做出了指示，他說：“你們要重點說明為什麽判斷本·拉登就藏身於此。”
在我們關於各種終極備選方案的討論中，CIA官員偏愛一個能讓他們參與行動的方案，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CIA追捕本·拉登10多年，他們希望能在最後一擊中有所作為。這可以理解，但帕內塔和我都非常清楚，地麵行動必須由JSOC來實施。針對此事，他在辦公室裏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議結束後，帕內塔對我說：“還是讓專業人員來做此事吧。”
6
總統的抉擇
3月14日的會議是總統召我參加的最重要的一場會議，我們深入探討了兩個問題——情報和備選行動方案。在情報問題上，我們向總統言明要點，即我們認為“阿布·艾哈邁德很可能將本·拉登窩藏在阿伯塔巴德的這個大院裏”。我們強調當前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本·拉登就在那裏，隻有強有力的間接證據。
我們詳細討論了每個終極備選方案。因為有向襲擊目標泄密的風險，總統立即否定了涉及巴基斯坦人的方案。總統還否定了將部隊秘密運送至巴基斯坦的地麵襲擊方案，那太複雜了，在行動結束後，我們很難將部隊撤離巴基斯坦。會議結束時，我們隻有兩個備選方案了，即空襲以及通過直升機運送部隊的地麵襲擊。總統明確表示他希望行動時間越早越好，雖然他並未明說，但那天會議結束時，許多人都覺得他傾向於選擇空襲。
3月29日，我們再次與總統見麵。因為擔心附帶傷害，他一開始就否決了秘密空襲的方案。總統認為通過直升機運送部隊的地麵襲擊是最佳方案，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就知道本·拉登到底在不在那裏，能夠現場獲取重要情報，最小化非戰鬥人員的傷亡。他問比爾·麥克雷文是否認為此舉可行，麥克雷文說：“總統先生，我隻有演練之後才能明確無誤地告訴您可行與否。我會在兩周後給您答複。”
由於CIA預先想到會有這一天，我們建造了一個與阿伯塔巴德的院子大小完全一樣的實體模型。在那裏，麥克雷文將他在行動中要派遣的海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召集在一起，第一次向他們通報了潛在目標的情況。來開會之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以為是要讓他們去抓捕卡紮菲。直到麵對我們建造的阿伯塔巴德大院實體模型，他們才知道襲擊目標的真實身份。那天，我們的首席行動官員對海豹突擊隊隊員說：“這次我們不去利比亞。我們已經找到奧薩馬·本·拉登，你們的任務是去抓捕他。”雖然他們力求掩飾激動的神情，但隊員們顯然心潮澎湃了。在我們的基地訓練並在美國國防部的一個基地進行實戰演練之後，海豹突擊隊準備出發了。
（圖為2011年5月6日，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見參與行動的海豹突擊隊士兵 圖源：新華社/美聯社）
海豹突擊隊雖然隸屬美國軍隊，但總統明確表示，CIA將是這次行動的指揮方。因為總統希望行動秘密進行，如果很遺憾本·拉登不在那裏，襲擊行動也沒有被巴基斯坦人發現，美國將盡可能對行動不事張揚，表現得若無其事。這就意味著行動的指令是從美國總統傳達到CIA局長，再傳達給JSOC統帥。連美國國防部長都被排除在這次行動的指令範圍之外了。JSOC的人將被臨時派遣到CIA來執行這次行動。
我們與總統的會麵日益頻繁。4月就有過3次會議。月中，麥克雷文向總統通報了團隊演練的結果，他的結論是：“我們可以實施行動。”麥克雷文建議，如果要發起襲擊，最好安排在4月30日深夜。夜間四周漆黑一片，戴夜視鏡的人將占有巨大優勢。
不過，有人提出一個新的備選方案待審核——聯合計劃團隊從未認真研究過這個方案。該方案是由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海軍將領卡特賴特提出的，與大院中那位被CIA稱為“踱步者”的人有關。我們能夠確定，有一名男子經常孤身一人在大院正屋旁邊的小樹林裏散步。每個人都認為那是本·拉登，但我們無法走近確定他的身份，哪怕是身高都無法確定。帕內塔請專家們目測踱步者的身高——本·拉登的身高遠超1.8米，很遺憾，得到的答案是“1.5-2.1米”。這一分析並未能將形勢向前推進一步。
在一次會議上，卡特賴特言明立場，說那位在院中踱步的神秘男子很可能就是奧薩馬·本·拉登，我們可以用一架無人飛行器直接從院中把他抓走。CIA曾經從某個消息來源獲知卡特賴特可能會提出這一建議，我們不同意這麽做，於是我堅決反對。我說，如果本·拉登在院中，那麽幾乎可以肯定卡特賴特對那位踱步者的身份判斷是正確的。我還指出，雖然美國近年來使用無人機作戰的經驗豐富，但並非所有戰鬥都能取得成功，成功與否完全取決於爆炸的物理過程。我爭辯道，如果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我們隻有一次機會可以抓住他。但是我們根本抓不到他，或者本·拉登從突襲中逃走的可能性都不可小覷。
另一個問題是，巴基斯坦對我們入侵其領土會做何反應。如果巴基斯坦提前發現了這次直升機機降部隊突擊，或者其反應速度超出所有人的預料，麥克雷文計劃讓他的手下在大院中繳械投降，再由高層官員通過談判達成協議。有一天在會議結束時，總統給麥克雷文下達了一個新的指令。他不想讓麥克雷文的部下在巴基斯坦的監獄裏待上幾個月，應該重新商討一個外交解決方案。總統否決了這個方案，他說：“萬一遭遇那樣的情形，你們必須背水一戰。”我覺得這才是正確的決定，看到麥克雷文的臉色，我知道他也認為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7
本·拉登到底在不在院子裏？
在4月召開的那些會議中，我們長時間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本·拉登住在那個大院裏的概率到底有多大。連續幾周我們一直在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首席分析員說她有95%的把握確定本·拉登就在那裏。高級分析員（也就是為總統做簡報的人）說他有80%的把握。
反恐中心的分析員當然很清楚CIA曾在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問題上有過失誤，那時，CIA之所以犯下重大錯誤，就是因為全盤接受了間接證據。但分析員反複核查這份情報，自問：“還能做出什麽別的解釋嗎？”他們從伊拉克失誤中汲取教訓，在其簡報中列出了其他所有可能的解釋，但都不如本·拉登就在那裏的這種解釋有說服力。反恐中心的主任還多做了一步，他召集了一個“緊急小組”，組員都是他信任的CIA分析員，他們很聰明，但都沒有參與過這次行動或分析。他請緊急小組的組員們徹底核查情報，並向他報告有沒有疏漏之處。組員們核查之後，也支持本·拉登就在那裏的結論，盡管沒有反恐中心的分析員們那麽確信。緊急小組有50%-80%的把握，而我自己有60%的把握。
（本·拉登藏身院落示意圖 圖源：財新網）
各種估計不一而足，難怪總統有些困惑，他問帕內塔為什麽大家給出的概率數字相差如此之大。帕內塔馬上轉過身對我說：“邁克爾，要不你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用了幾秒鍾時間整理思路，繼而向總統解釋說，大家對概率的判斷差距之所以大，並不是因為人們獲得的情報不同；我向他保證，每個人分析的都是同一套數據。我對他說，事實上，判斷差距反映的是個人經驗的不同。反恐中心的人傾向於認為概率較高，他們因過去幾年的成功而對自己的判斷更有信心，畢竟他們粉碎了一個又一個恐怖主義計劃，消滅了一個又一個“基地”組織高級領導人。而包括我在內的判定概率較低的人，則因為經曆過情報失誤而對分析判斷沒有那麽大的信心，尤其是我們拿到的都是間接證據。我的情況是，CIA在戰前對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判斷失誤始終是我的心頭重負。事實上，我告訴他：“總統先生，我認為2002年關於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間接證據，要比現在我們用於證明本·拉登住在阿伯塔巴德的大院中的證據還要有力。”我補充說：“即使我們在院中已經安排了一個線人，該線人告訴我們本·拉登就在那裏，我的成功把握也不會高達95%，因為線人總會說謊，會搞不清楚狀況。”
邁克·維克斯後來對我說，當我說到我們當時關於伊拉克的證據更有力時，房間裏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在他看來，總統全神貫注地聽我說話，也完全理解了我說的內容。總統繼而問道：“邁克爾，如果你隻有60%的把握，會不會不選擇突襲行動呢？”“不，總統先生，”我說，“即使隻有60%的把握，我也會選擇實施突襲行動。鑒於這一次涉及的人物如此重要，我們的證據已經足夠有力了。”總統後來對人們說，他自己對於本·拉登住在大院中的把握隻有50%。
幾位知情的高級官員熱烈地討論了是否實施突襲行動的問題。有人認為風險太大。副總統則對情報信不過，擔心任務失敗可能會影響美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還有國防部長鮑勃·蓋茨，作為一名職業CIA官員和CIA前局長，他居然也說情報不夠充分，認為讓美國軍隊參與行動太過冒險。他還提到這類軍事行動幾乎總是出錯。他屢次提起“沙漠一號”的悲劇，那是在卡特執政時期，美國為解救伊朗人質危機事件中被扣押的人質而采取的一次軍事行動，最終以失敗告終。他對我們說，30年前，在那場悲劇發生時，他就坐在同一間戰情室的會議桌前。國防部長認為，如果我們采取行動，就應該選擇無人機。卡特賴特也反對突襲，也認為無人機方案是更好的選擇。
然而，除了上述3位外，國家安全團隊的其他成員都讚成實施突襲行動。但即便人們已經就此達成共識，仍有一派認為我們應該等到有更確切的情報之後再行動。帕內塔和我做出了3點回應：（1）沒人能保證等待的時間更長就會獲得更多的情報；（2）得知情報報告和分析的人越來越多，這些情報隨時可能泄露，會有人給本·拉登通風報信；（3）即使沒有收到警報，也不能保證本·拉登不會另覓他處安家，因為我們不知道這裏是這位“基地”組織領導人的長期住處還是臨時住處。沒有全天候監控（根本就不可能全天監控），後兩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都會讓我們不得不回到起點重新開始。
帕內塔提出的論點或許是最有力的，每個人對此都心知肚明，但沒有人願意說出來。他暫時放下政策意見提供者的身份，僅僅作為情報提供者在一次會議上說：“我一直秉持著一個簡單的原則——美國人民會如何看待？”他補充道：“我認為，毫無疑問，如果他們知道了我們所知道的信息，即使他們跟我們一樣信心水平差異極大，他們也一定希望我們實施行動，抓捕那個必須對‘9·11’事件所有死難者負責的人。”這是個很有說服力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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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決斷
在戰情室召開的最後一次“無關緊要”的會議上，總統讓高層領導者們表決他們是否讚成實施行動。副總統和鮑勃·蓋茨表示不讚成，其他人都讚成。但第二天早晨蓋茨身邊的3位級別最高的官員，包括邁克·馬倫海軍中將、邁克·維克斯和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米歇爾·弗盧努瓦（michèle flournoy），都來找蓋茨，力圖說服他讚成實施行動。在近一個小時的會議之後，蓋茨打電話給湯姆·多尼倫，說他改變主意了，現在他讚成實施行動。出於多種原因，我一直很崇拜鮑勃·蓋茨，他樂於接受他人的意見、願意傾聽下屬的意見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圖為本·拉登被擊斃的地點示意圖 圖源：新華社）
在整個過程中，隻有兩件事情始終如一——我們一直在盡力獲取更多情報，也一直在質疑分析員到底有多大把握證明本·拉登就在那裏。盡管我們竭盡全力，仍無法獲得更多有用的情報，幫助總統決定到底要不要對阿伯塔巴德的大院展開行動。
分析部門在最後的“行動”決定之前，又新成立了一個緊急小組。2011年4月，布倫南希望評估一下如果我們抓住本·拉登，“基地”組織會如何實施報複，這是他的分內之事。要考察這個問題，他就需要得到國家反恐中心（NCTC）的幫助。除了關注手頭的中心任務——“基地”組織可能采取哪些報複行動，該組織的領導人邁克·萊特爾還向布倫南建議，由NCTC組成一個正式的緊急小組，評估CIA分析員得出的本·拉登就在阿伯塔巴德的結論。
布倫南和萊特爾兩人都來問我的想法。我很清楚CIA反恐中心本身做出的另外一種分析，也知道反恐中心主任親自下令成立了緊急小組。我雖然覺得這麽做有些多餘，但仍然表態說：“為什麽不呢？”要做出一個如此重要的決定，怎麽小心謹慎都不為過。因此萊特爾召集兩名NCTC的分析員和兩名CIA的分析員組成了一個緊急小組，並將他們派往他的辦公處所，再次審核該情報。這4位分析員未能達成共識，他們的意見很不統一。其中一人說本·拉登住在那裏的概率是60%，另外兩個人對此事的把握大概有50%，還有一人認為概率隻有40%，我覺得他這麽說的意思就是他認為本·拉登根本就不在那裏。每一位分析員都覺得，關於我們在大院看到的一切，本·拉登就在那裏的結論就是最好的解釋。即使如此，萊特爾仍然將團隊的結論通報給了總統，重複了我先前就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所說的那些話，這是在冷靜地提醒總統，得出本·拉登就在阿伯塔巴德這一結論的證據嚴重不足。
4月29日，就在我們與總統會麵的前一天，帕內塔局長辦公室的保密電話響了起來，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湯姆·多尼倫打來的。他通知我們，總統已經下令實施行動。帕內塔感覺到那將是曆史性的一刻，就手寫了一份備忘錄作為記錄。他寫道：
接到湯姆·多尼倫的電話，說總統已經決定對AC1實施行動，決定發動突襲。行動的時間安排、行動決策和指揮都由麥克雷文海軍上將負責。行動指令是向大院發起進攻，抓住本·拉登，如果他不在那裏就撤退。上午10點45分，麥克雷文海軍上將傳達了這些指令。
9
抓住的到底是不是本·拉登？
這個星球上隻有幾個人知道如此重大的事件即將發生，而我是其中之一，每個人都對結果一片茫然，我完全無法描述當時心中的萬般感慨。
4月30日巴基斯坦的天氣很糟糕，麥克雷文決定將行動推遲一天。5月1日華盛頓時間上午10點左右，大家確信巴基斯坦的天氣很適合，行動就要開始了。
在突襲行動中，有一架參與突襲行動的直升機在大院上方低空飛行時墜毀了，那可讓我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腦子裏首先想到的是在場的海豹突擊隊員的安全。隨後第二個念頭很快便冒了出來：“看來鮑勃·蓋茨警告得沒錯，隻要實施這種行動，就會有糟糕的事兒發生。”我還想：“看來行動是沒法秘密進行了。”那肯定會把阿伯塔巴德城裏的所有人都驚醒的。CIA官員注意到附近的居民紛紛出來看發生了什麽事，謝天謝地，當地沒有立即啟動安全響應，突襲總算沒有被扼殺。
直升機墜毀時，我注意到麥克雷文海軍上將非常冷靜，一點兒都沒有驚慌。他的大將風度讓我冷靜下來。直升機墜毀發生短短幾分鍾之後，麥克雷文便宣布沒有人受傷，行動繼續進行，並安排一架備用直升機替代那架墜毀的直升機。之所以還有備用直升機，是因為總統之前堅持準備一架備用機，以備作戰團隊撤離時使用。
（圖為墜毀的飛機 圖源：環球網）
然而，在突襲結束之後，我們仍然無法確信抓住了本·拉登。
在參與行動的直升機離開巴基斯坦領空之後，我和帕內塔去白宮見總統和他的高級國家安全團隊，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如果總統這時宣布本·拉登已死，而過幾天他卻又活蹦亂跳地出現了，這可是誰都不想看到的情形。在場的海豹突擊隊員們說，他們認為死在三樓的人看著像本·拉登，還說他們審問了屋裏的幾名婦女和兒童，其中一個說死去的那個人是“奧薩馬族長”。
即便如此，仍沒有足夠有力的證據證明那個人就是本·拉登。屍體被運達阿富汗後，麥克雷文曾將它平放在飛機棚的地板上，並請他手下一位個子較高的隊員躺在它旁邊，估計一下那個死者的身高，看看是否與傳說中身高足有1.92米的本·拉登相符；看樣子身高差不多。CIA的科技專家動用臉部識別技術，說他們有90%-95%的把握認定我們抓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我把這一分析結果通報給總統。但他認為，隻要有一絲一毫的不確定性，他就不應該將這個消息通知給公眾。
有人說我們可能要等到第二天，拿到初步的DNA分析報告後再通知公眾，或者再等一天，直到最終的DNA分析報告出爐。直到聯席會議主席邁克·馬倫海軍上將打電話給他的巴基斯坦同行阿什法克·卡亞尼（Ashfaq Kayani）將軍時，一切才有了起色。馬倫還未開口說話，卡亞尼就告訴他，本·拉登已被抓獲。得知了這個消息，並且確信消息已經開始走漏，總統才覺得可以向全世界宣布此事了。
【注：5月2日早上，我們收到位於阿富汗的美國軍事實驗室發來的初步DNA測試報告，結果是陽性的。當天晚些時候，我們又收到了美國的一個實驗室發來的最終DNA測試報告。該實驗室稱，屍體不是本·拉登的可能性隻有萬億分之一。】
晚上11點35分，總統向全國人民發表講話。我坐在戰情室的一把椅子上觀看他的講話，就是在這間戰情室，我們製訂了那麽多規劃，行動才最終得以實施。然而，事實證明我那天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媒體對襲擊事件的興趣之濃厚，簡直無法用語言形容。因此白宮新聞辦公室召開了一次“媒體吹風會”。
我要負責向媒體解釋，是什麽情報促使我們得出本·拉登很可能就在那處院落中的結論。我解釋得很小心，沒有泄露任何機密情報。在我之後是國防部次長邁克·維克斯，他就突襲行動本身通報了媒體。
當帕內塔局長和我走出西翼大樓，走上西行政大道時，已經是淩晨1點了，我們的警衛正等在那裏接我們回家。我們聽到附近的拉法葉廣場上有狂歡者在高喊“美國、美國、美國，CIA、CIA、CIA”，那種感覺很不真實，我自言自語道：“我再也聽不到有人這麽喊了。”帕內塔和我擁抱在一起。那是我們那天的第二次擁抱，第一次是在突襲行動過程中，也就是在海豹突擊隊隊員進入地麵作戰19分鍾後。
接下來的那段日子裏，我們感到無比自豪、滿足和欣慰，我從未如此百感交集。
10
額外的發現
2011年8月，我首次擔任代理局長期間，在家閱讀一些材料。大約一半的材料是我們的反恐分析員們撰寫的，列出了他們在突襲本·拉登期間挖掘出的寶貴文件中都獲取了哪些情報。我一直在等待這份文件，所以靜下心來，開始認真地逐字閱讀。
大多數讀到的材料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對本·拉登位於阿伯塔巴德辦公室的文件進行挖掘的眾多成果之一是，“基地”組織仍隨時準備對西方發起攻擊。那些文件表明，在被擊斃前的幾個月裏，本·拉登還在忙著與他手下的主要行動人員討論在美國發動足以造成大規模傷亡的襲擊，以及如何打擊全球石油工業的運營基礎設施——石油管道、終端和油輪。石油工業一直是“基地”組織的打擊目標，2006年2月，“基地”組織對沙特阿拉伯的艾卜蓋格石油加工廠發起襲擊，那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加工廠，沙特阿拉伯出口的一半石油都要在那裏加工。此外，不出所料，本·拉登強調了“基地”組織始終有意向襲擊商務航班。
（圖為2012年2月26日，巴基斯坦開始拆除本·拉登藏身的院落 圖源：新華社）
我繼續往下讀，並沉浸在那份文件中。被繳獲的文件也明確表示，到那時為止，美國仍然是“基地”組織的首要目標。本·拉登將我們看作頭號大敵，稱我們為“異教徒之首”。盡管美國及其盟友極大地打擊了“基地”組織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區以外行動的核心領導層，但“基地”組織以及受它啟迪而成立的類似組織仍然熱衷於攻擊我們，且仍有能力造成巨大傷害。讀完全部材料，我坐在那裏。那份文件再度印證了我對該組織的所有直覺。
出乎我意料的是，分析員明確表示我們在突襲前對本·拉登在該組織中所發揮作用的理解是錯誤的。在突襲前，我們以為是本·拉登的副手艾曼·紮瓦希裏管理“基地”組織的日常運營，事實上相當於“基地”組織的CEO，而本·拉登隻是該組織的精神領袖，相當於“董事長”。
但對文件進行挖掘後得出的結論截然不同，結果顯示本·拉登不僅在阿伯塔巴德遠程運營著“基地”組織，他也是該組織的微觀運營者。他親自批準人事任命和運營費用，並親自參與襲擊的策劃工作。他仍然親自參與恐怖主義日常運營，且親自管理著“基地”組織在全球與日俱增的分支機構，尤其是也門的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這當然使得從戰場上除掉本·拉登的意義大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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