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背後的精彩故事

西行漫記作者寫書為發財卻沒收到錢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是近代報道中國最著名的西方記者之一。他的代表作《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半個多世紀以來影響巨大、長盛不衰，被認為是西方認識中國的基本讀物。紅軍由此書為世界所知，斯諾由此書而成就功名。點擊看更多軍事曆史內容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是近代報道中國的最著名的西方記者之一。他的代表作《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半個多世紀以來影響巨大、長盛不衰，被認為是西方認識中國的基本讀物。紅軍由此書為世界所知，斯諾由此書而成就功名。

 

 

當時，在中國的西方記者至少有二三十人，比如《京津泰晤士報》的愛潑斯坦，合眾國際社的厄爾·利夫、美國《亞洲》雜誌的歐文·拉鐵摩爾以及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德國記者罕斯·希伯等，其中不乏想去紅區探奇者，但為什麽隻有斯諾如願以償？

 

 

傳統的解釋多傾向於斯諾對中國革命的殷切同情，但當時具有親共傾向的西方記者大有甚於斯諾之人，比如史沫特萊。

 

 

史氏乃美國左翼激進記者，在上海與中共地下黨有直接聯係，亟盼采訪中共領導人，但她赴延安采訪的時間卻屈居斯諾之後（1937年1月才應中共邀請到達延安）。顯然，成就斯諾進入紅區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僅靠斯諾單槍匹馬一腔熱情還不夠。

 

 

對於斯諾的采訪動機，主流觀點認為是出於新聞記者探奇的本能，以及其對中國革命的同情。1990年代美國的研究者根據斯諾的日記和書信發掘了促使斯諾去紅區探索的其他原因，其中之一乃出於經濟上的壓力。

 

 

1933年，斯諾夫婦輾轉來到北平，情況似乎還是不錯的，斯諾夫婦住四合院，僅主人房就有6間之多，還有仆人、廚師、花匠、人力車夫，每年大約花1000多美元，但奇怪的是，斯諾仍然感到生活拮據。

 

 

斯諾當時給許多美國媒體供稿，並以稿費為主要生活來源。在1930-1940年代的10年間，斯諾僅從《星期六晚郵報》得到的稿費就達25萬美元。

 

 

也許是因為斯諾對金錢有較高的要求使然，他曾想在30歲前發財致富。而當時中國正是世人矚目的焦點，尤其是神秘的中國工農紅軍。所以此時寫一本紅色主題的書，是再好不過的選擇。

 

 

1936年，張學良與共產黨合作，西安到延安的道路解禁，斯諾聽到這個消息，立刻通過關係求助於宋慶齡，宋慶齡很快做了安排。

 

 

而當時，中國共產黨剛剛完成長征，並開始宣傳統一戰線戰略。毛澤東和周恩來也正急於找一位外國記者和醫生到蘇區考察，以便爭取國際上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張。

 

 

那時，中國記者得不到治外法權的保障，英、法、德三國的治外特權已經給記者帶來極壞的名聲。俄國記者又容易引起各國的懷疑，隻有找美國記者。但史沫特萊與中國左翼過密切，所以斯諾是最理想的選擇。

 

 

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發表後，其影響達到甚至超過了中共的預期，在中國和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紅軍和毛澤東的偉大形象樹立起來了，一批批年輕人從各地開赴延安。毛澤東後來說：“斯諾著作的功勞可與大禹治水相比”。

 

 

當時《紅星照耀中國》是禁書，為了在國內公開出版，但在中共地下組織的的幫助下，經過修改，將書名改為《西行漫記》。

 

 

關於斯諾的陝北之行還有更多的猜測，比如一些人認為，共產國際曾直接插手。顯然，促成斯諾1936年的陝北之行的原因是綜合的、多方麵的，研究者不能強調一個方麵而忽視了另一個方麵。

 

 

1941年，斯諾主動離開中國回到美國。在麥卡錫主義和冷戰時期，他開始受到美國的猛烈抨擊，多數美國媒體不願發表他的作品。他隻好舉家搬到歐洲。

 

 

1949年後斯諾好幾次想要訪華，給中國領導人寫過幾封信，但都沒收到回信。當時中國已把那些還不承認新政權的國家來的記者都趕回去了。另一方麵，1952年，美國政府限製公民前往共產主義國家旅行。

 

 

1960年，美國終於批準斯諾訪華。斯諾希望用《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的版稅負擔自己的中國之旅，但後來發現根本就沒有版稅。除了圖書館有極少量的書外，當時其他地方幾乎找不到。

 

 

1970年，毛澤東邀請斯諾參觀國慶閱兵，轟動一時，向中國人民暗示對美國改變姿態，同時也向美國傳遞出願意恢複對話的微妙跡象。但華盛頓沒能領會這個外交信號。亨利·基辛格後來說：“信號太隱晦，我們這些粗枝大葉的西方腦袋完全不得要領。”

 

 

當時斯諾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諾也在閱兵現場，但她也沒領會到中方的暗示。一條標語——“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令她困惑。

 

 

這是斯諾最後一次中國之行，他有過一些抱怨：自己提出的重要的經濟和軍事問題都得不到回答，人民不能開誠布公，包括朋友。

 

 

在中國，人們認為斯諾是獨立、聰明的記者，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不持任何偏見，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這層關係恰恰是他在美國備受爭議的核心。

 

 

在西方媒體從業者當中，斯諾的名聲其實與他在中國的形象正好相反。他們認為斯諾直接參與中國的革命運動（如“一二·九”學生運動），有悖新聞倫理；他與中國革命領袖有著過於親密的關係，令其報道失去了客觀性。

 

 

 

1972年，就在尼克鬆開始前往北京的同一個星期，斯諾死於癌症。在遺囑裏，斯諾寫道：“美國栽培養育了我。”遺囑還有一句：“我愛過中國。” 其妻遵照他的遺願，將他一半骨灰帶到中國，安葬在北京大學校園的末名湖畔，另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國哈德遜河畔。

 

來源：網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