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檔
MISH - MASH
來源:AKB48於 2014-08-09 07:08:57
*錢程案
錢程，有京城“演出大鱷”之稱。1993年，他擔任總經理的北京賽洛藝術品有限公司與中央樂團簽署合同，承包北京音樂廳，期限為10年。錢程出任北京音樂廳總經理，策劃了“唐宋名篇音樂朗誦會”“聆聽經典”等一係列頗有影響的新年音樂會，激活了高雅藝術演出市場，使北京音樂廳從虧損變為火爆，媒體將之稱為“音樂廳現象”。
2002年8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虛假出資、抽逃出資、職務侵占罪(此案涉及到“紅帽子”企業)，批準逮捕錢程。8月底，他被轉到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即炮局看守所)。2003年2月，轉至西城看守所。
2004年8月，轟動北京演藝界的“錢程案”做出終審判決。錢程因職務侵占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2007年9月減刑出獄。
出獄後，錢程在老家天津重新開始高雅藝術傳播之路。2011年他被天津市政府選中，全市場化運營天津大劇院。一年半後，天津大劇院成為僅次於國家大劇院的高雅藝術演出重地。
*炮局看守所
位於北京市東城區炮局胡同內，原為清朝鑄炮廠，清末時成為監獄，民國後沿用為陸軍監獄。1934年11月，時任抗日同盟軍第二軍軍長、北路前敵總指揮、 中共地下黨員吉鴻昌將軍以「違反國策」罪被關押、槍斃於此。在就義前，他寫了一首五言絕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中共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後也是先關押在此地。日偽時期，這裏成為關押中國“要犯”的日本陸軍監獄。解放後，此地曾為勞改局，改革開放後成為北京第三看守所。2008年奧運前，搬遷往大興新址，成為最後一個從北京五環內遷出的監所。
2002年8月底，結束了在北京和敬府賓館5個月的單獨關押後，我被轉到炮局看守所。
進大門時，被武警嗬斥“衝牆蹲下”，脫光衣服檢查，並且像電影裏一樣舉著一塊寫著名字的牌子前後左右拍了一通照片。除此之外，並無傳說中的暴打。
這是一間十三四平方米的囚室。先是一道比正常屋門稍矮的密封鋼門，門的上方有一個用黑布擋住的觀察孔，用來監視室內押犯的活動。第二道是鐵柵門，有點像工藝粗糙的早期防盜門，門的下方有個送飯孔。鋪板一直鋪到牆根，所有的起居活動都在地鋪上麵。
門的左邊是一個便坑和一個水池。右邊是碼被褥和放隨身物品的地方，每個人都用裝餅幹或方便麵的箱子把自己的牙刷、褲衩等物品放在裏麵。
西邊的牆壁上，兩米高的地方開了一扇小窗，窗外自然是鋼筋柵欄。屋頂正中，兩根硬電線吊著一隻15瓦的燈泡。四壁上刻滿了字，有計算天數的一組組“正”字，有電話號碼，有黃色笑話，有自編的打油詩和囚歌。
身後，大鎖咣當一聲落下。
卷小炮和拍螞蚱
鐵窗透進的黃乎乎的光線下，馬上有熱心人上來打招呼：新來的吧?甭怕，咱這號裏不欺負人。號長說：文化人，就不搜身了。來，來，介紹一下，這位是老爺子，這位是行長，這邊李總、會計、教練??
當時正是8月酷暑天，屋裏十五六個人全都隻穿背心褲衩，光著腳。我衝每個人點頭，努力記住他們的稱呼和模樣。隻是在那樣的環境裏，每個人看上去都麵目猙獰，胡子拉茬。沒過多久，我去管教辦公室打掃衛生時，猛一照鏡子，也看到了一張恐怖的臉。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裏，我再也沒有照過鏡子。
第一頓晚飯是跟會計和行長蹲在一起吃的。會計也是個近視眼，沒戴眼鏡，看人總有點睥睨，顯得皮笑肉不笑，實際上人很和氣。他悄悄遞給我一小袋榨菜，說你運氣不錯，來了就趕上吃饅頭。旁邊的行長眼窩老深，三角型的壽眉總有半寸長，還配一個大大的酒糟鼻子，悶聲不響，吃得很快。
教練是個年輕精瘦的東北人。飯後他湊上來對我說，新來的押犯頭幾天往往會連夜提訊，待會兒希望你能利用這機會給哥幾個帶幾根煙回來。找你的預審要，不給你，你就不說話。
我問，進門搜身那麽嚴，怎麽會不被查出來?他說，有辦法。他拿來一雙新的塑料底布鞋，到角落裏搗鼓了一會兒，再給我看。鞋子裏麵，從鞋口處被挑開了一道縫，形成一個夾層。他說，這裏麵可以放4根煙。他用食指和中指勾住鞋口的裏麵，用拇指捏住鞋口外麵，蹲下身，用鞋後跟衝地磕了幾下。“回來時筒道隊長讓你脫鞋檢查時，你就這樣。你看，萬無一失。”
當天晚上臨睡時，果然點我的名字提訊，我衝三個辦案的人要煙。他們挺意外：五個月時間天天形影不離看押你，怎麽從不知道你抽煙?我心裏有種惡作劇的激動：少管了!
在囚室裏，煙比金子還珍貴。要是讓押犯在吃飯和吸煙中選一樣，他們百分之百會說，寧可幾天不吃飯，也要美美地吸上一口。
每次有人帶回來的煙都交給號長藏著，早晨和晚上悄悄拿出來，一根煙的煙絲可以用報紙邊兒卷成三到四支細細的小炮。在號裏，麵子大的人能抽三口，小蟊賊可以蹭上一到兩口，條件是在號裏聽話、幹雜活。話是這麽說，實際上每個人都能得到公平對待，因為要防止因不均而被檢舉。
煙的來源是大問題。如果沒有人被提訊，或是去了也要不到煙，大家就要利用一切能出號門的機會去“拍螞蚱”。“拍螞蚱”就是在地上揀煙屁。沒有機會要創造機會，比如利用求提、求醫或到小賣部購物之時。如果能撿回一兩個煙屁，全室的煙民會興奮得跟中國足球隊贏了韓國一樣。
幹這事也必須有本事。首先是要有強烈的心理欲望，其次是眼神好、動作敏捷，然後還得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裝作提鞋或是被絆一下，在管教眼皮子底下把“螞蚱”拿到手甚至塞到鞋裏。
不過，管教的心裏跟明鏡似的，哪裏容易騙過。有一次塔西·買買提剛一貓腰去拍螞蚱，貨沒到手，屁股上卻重重地挨了一腳，還被戴了五天背銬，以做懲戒。當然也有人麵子大，偶爾拍個螞蚱，管教也會賣個破綻，放他一馬。老爺子就屬於這種有麵子的人。
老爺子
一說老爺子，你們一定會想到那些蹲了一輩子大牢的慣犯，或是黑社會老大之類的人，其實不然。我們囚室裏這位老爺子，以前是管著100多個億的某部委直屬信托投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總經理，出來進去坐奧迪A8的。再以前，當過一個地級市的市長和一個計劃單列市的財政局長。
老爺子雖然滿頭銀發，可身板筆直，一有機會就來幾下高爾夫揮杆動作，絕對貴族風度。可憐他煙癮特別大，好在天性樂觀，能放得下架子，不然就要受罪嘍。
有一次他出去提訊，屋裏的人為老爺子能不能帶回煙爭論不休。大家一致判斷，老爺子準能帶回煙，但絕不會撿煙屁，他那麽大人物，無論如何不會去幹那種事。正說著，老爺子回室了。
等到鐵門落鎖後，大家都圍了上去：帶什麽好煙回來了?老爺子一邊脫襪子一邊說，今天運氣不好，碰上兩個不抽煙的預審，他們沒有煙可以給我。一邊說，一邊從他的兩隻襪子裏抖出了20多個螞蚱。大家很好奇，問他怎麽能一次拍到那麽多螞蚱，老爺子說，抽不上煙，我急紅眼了，趁預審一個打電話，一個上廁所，我把提訊室煙缸裏的螞蚱全都抓回來了。大家奇道：預審沒有發現嗎?老爺子說：“哪能沒發現!他倆發現後一邊笑，一邊無奈地搖頭說：‘老薑，你真是墮落了!’咳，走到哪兒說哪兒吧，現在顧不得什麽臉麵了。行了，快卷一炮吧!”
在炮局那個地方，除了吃飯睡覺，其餘時間是必須“坐板兒”的——就是分三排或四排，盤腿麵門席地而坐。所以，裏麵有許多流行語跟“板兒”有關係。比如，喊報告找管教叫“拍板兒”;人多時睡覺，要“立板兒”(側身睡);“扛板兒”，是指有專人負責往外擠，不能讓人擠了睡在緊裏邊的號長??一天還要擦幾遍板兒。一個挨一個，彎下腰，兩腿叉開，兩手撐住板兒巾，隨身體重心左右移動。這姿式不訓練幾天還真掌握不了。
好不容易熬到晚飯後，管教下了班，有人向號長提議，今天大夥表現都不錯，怎麽樣，該來一袋了吧!於是號長卷好小炮，屋裏的人一個接一個有秩序地湊到水池子跟前(那是個觀察孔看不到的死角)去吸上兩口。
吸煙時，有的人很平和，吸上兩口後安靜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有的人興奮得像打了雞血似的，再也管不住嘴巴地叨嘮起來;有的人貪婪，一猛勁能嘬進半截小炮，總會被大家臭罵一頓。像號長和老爺子這級別的，則每次都要吸“飄”了，臉色煞白，扶著牆挪回來。這時，要趕緊張羅他們躺下身去。而他們臉上總帶著滿足的微笑，半閉著眼睛，嘴裏“哎呦哎呦”地哼上好一陣子。這種神仙境界，像我這種不會吸煙的人是永遠也體會不到的。
這十幾平方米的監室，關的人通常超不過20個，但是，要能震住，沒點絕招可不行。這裏什麽人沒有啊，整天大眼兒瞪小眼兒，要想保持平衡，不出事，必須有種製約機製，有種潛規則。我琢磨了很久，發現其砝碼就是稀缺資源——煙。又是誰能決定砝碼的傾斜呢?是號長。原來呀，號長手裏，操弄著看不到的權力!
老郭風波
有一天晚上，從神秘的“七處”(指北京市公安局七處，關押大案要案及重刑犯的地方)轉過來一個叫老郭的安徽人。據說他本來是個很不錯的警察，家有妻女，很幸福。後來經不住一位當了大老板的同鄉勸說，到北京給那位同鄉當司機兼保鏢。老板案發，他也被抓了。他們這起案子涉及好幾億的資金，是跟銀行內部的人合夥詐騙，因為其中一個賬號是老板讓他去開戶的，所以他難逃幹係。
放下鋪蓋後，兩個大個兒按號長的示意上去搜身。老郭順從地把衣服一件件脫下來，脫到最後，兩個大個兒表情遲疑起來。眼前站著的這個人，簡直像是一尊古羅馬雕像。大家全明白，這是經過長時間特殊訓練的。
以往有新人入監，大家看號長的臉色，總要繃上一陣子，給新來的人一點壓力。可這一次，也許是因為長時間沒有新話題而空虛無聊，加上對“七處”的好奇心，大家顧不上理會號長又是咳嗽又是瞪眼的暗示，七嘴八舌地跟老郭聊了起來。老郭來時沒趕上晚飯，就有人拿出餅幹，還衝了一杯豆奶粉，遞了過去。這一晚，號長感到被冷落了，甚至感到了挑戰。
第二天，管教上班後，號長求提。隨後，老郭被叫去做筆錄，回來時臉色沉沉的。我知道，一定是號長到管教那裏告了狀，老郭肯定是挨訓了。坐在我旁邊的老爺子用肩膀碰了我一下，偏過頭來悄聲說，他(號長)就這點不好，心眼忒小!囚室裏的氣氛變得緊張起來。
不出所料，晚點名後，趁鋪被褥的當口，號長和兩個大個兒突然出手攻擊老郭。老郭的光頭上猛然挨了一拳，他愣了片刻，本能地站起身，還沒站穩，胖子就從後麵抱住了他的雙臂。胖子扮演的是勸架的角色，但誰都清楚，他是在拉偏架。老郭腳下一軟，兩個人隨即摔倒在地鋪上，老郭的頭上身上結結實實地挨了一頓拳腳。
打架的聲音驚動了筒道值班隊長，鐵門嘩的一聲被打開，所有的押犯立刻蹲在原地。隊長嚴厲地問，出什麽事了?號長站起來說，報告隊長，沒出事!隊長用眼掃了一遍：都給我老實呆著，別找不自在!哐當一聲，鐵門關了。老郭用手摸了一下腫脹起來的眼角，拍拍號長的頭說：你應該明白，你不行。臨躺下前又轉向胖子說：你這種做法，不上路子。
大家一夜無話。
次日清晨疊被的時候，煙民們又開始輪流去吸一口。號長一條腿蹬上水池子，頭抵到牆角，剛剛拿了打火機，手裏捏著的小炮還沒沾上嘴唇，就聽老郭衝號長板著臉厲聲說：你!你不能吸!別人都可以，我不管，但是你隻要吸，我就拍板報告!話說得斬釘截鐵，毫無商量餘地。號長隻好把打火機和手中的小炮交給下一個人，自己蹲到一邊生氣。
同樣的事情，晚上又重演了一回。
又一個黎明到來時，號長實在忍無可忍了，連褲子都沒穿就竄向水池子，點燃打火機，左右手同時捏著兩支小炮，大口大口地吸起來。
不知什麽時候，老郭已經站到了門邊，掄起拳頭咚咚地砸門：報告隊長!上北七組×××抽煙!那聲喊，怕是整個炮局全都能聽到。
鐵門立即被打開，值班隊長整個身子堵在鐵柵門外。因為煙味沒有來得及處理(平時需要用濕毛巾抹上牙膏向窗外扇一陣)，所以抓了現行，寶貝打火機自然也被沒收了!
在監室裏發現打火機，那可是犯忌諱的大事，管教和筒道長都要被扣獎金，甚至會被處分、停職。可是誰都拿老郭沒辦法，他全占在理兒上。他還揚言，如果給他調號，他就要找“住檢”(檢察院住監所監管處)討說法。有誰願意把事鬧大呢?最後老爺子出麵調解，號長他們幾個說了不少軟話。幾天來的緊張空氣，總算煙消雲散。
搓火
你們一定會想，打火機被沒收，這下子即便有煙也吸不成了吧?才不是呢!押犯們有一種特殊技能，叫“搓火”。從那次風波之後，我們監室就隻能搓火吸煙了。
辦法其實很簡單。先從破棉被上揪下一些棉花，絮成均勻的薄棉片兒，每片有一個煙盒那麽寬，兩個煙盒那麽長。然後從香皂上刮一些碎屑下來，鋪在棉花片上(因為香皂中含磷)，有時謊稱長痔瘡，向醫生求一些高錳酸鉀，效果更好。把棉片像卷爆竹一樣緊緊卷起來，再用從毛巾被上抻出的棉線，將它密密地捆成手指粗細的火撚兒。想吸煙的時候，左手拿火撚，右手拿一隻塑料底布鞋，憋足一口氣，在水泥牆圍上狠命用鞋底搓火撚兒。搓到十幾下的時候，會發出一股臭味，接著便會冒煙。這時，搓火的人要立刻扔掉手中的鞋，以極快的速度把火撚從中間掰成兩截，在空氣中連甩帶吹，不一會，火撚兒就著了。
這活兒需要技巧。會搓的人，動作自然連貫，一鼓作氣，隻一兩分鍾便大功告成;不會搓的人，弄得一身大汗加上滿屋子怪味，把五六個火撚搓爛也點不上煙。
隨著秋意降臨，國慶和新年兩個長假接踵而至。這段時間沒有人提訊，小賣部也放假，煙道斷了。煙民們抓耳撓腮，六神無主，一個個像丟了魂兒一樣。
你們一定又會想，沒了煙，既便能搓火也吸不成了吧?又錯了!屋裏的人開始是把花生米那層紅皮兒撚碎了卷成煙吸，繼而把方便麵調料包裏的脫水菜卷起來吸，最後把夏天每個囚室裏發的兩把蒲扇葉子也撚碎了吸。當所有能吸的都吸光了的時候，長假熬過去了!
新年後，就快到春節了。大年二十九那天，我被換押到西城看守所。後來，聽說那個古老的炮局看守所就拆掉了。★
作者/錢程 2014-06-20 《中國新聞周刊》總第663期
錢程 －－人，生下來不是為了被打敗的
- 2014年06月23日 星期一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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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http://epaper.ynet.com/html/2014-06/23/content_68239.htm?div=-1
既不要畏懼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普希金詩歌《紀念碑》 終結有時，你將如何評定塵勞一世；蓋棺有時，你將如何述說此生得失——德語戲劇《耶德曼》海報
“錢程又出來了！”
5月，伴隨著越來越多北京人“到天津去看戲”和京城媒體對“2014首屆天津曹禺國際戲劇節”的密集報道，一個名字讓越來越多人注意到——天津大劇院總經理錢程。是那個當年讓“北京音樂廳亮起來”的錢程？！
2002年4月15日，錢程身陷囹圄；2004年4月21日，西城區法院一審認定錢程職務侵占77萬元，判處錢程有期徒刑8年……
其實早在去年12月30日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上，錢程就已經被提名“影響中國年度人物”。提名理由：“這是一次大劇院的民營冒險，錢程和他的團隊在高雅藝術基礎並不雄厚的地方，從自籌資金開始，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就成為僅次於國家大劇院的高雅藝術演出重鎮。”
不為人知的重生。5月20日，北京青年報記者赴天津探尋這一神奇的人生轉折。
直到現在，麵對很多困難的事情，我都要衝在前邊
記者：為什麽是天津？
錢程：我在天津生天津長。我父母都是天津的中學老師，教語文。
去年“十一”的時候我們做了馬林斯基劇院的《安娜·卡列尼娜》。“天津演《安娜·卡列尼娜》？”導演捷傑耶夫也不相信我們能接這事兒，他說：“你講個故事，你要能說服我，我就來。”
我說：“你知道中國有‘文革’嗎？”他開始閉著眼睛聽，他說：“知道”。我說那時候我上小學一年級，聽到父親晚上回家跟我母親說，學校要收繳書籍，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無關的都得交，交了以後就燒毀。那會兒學校裏每天都在燒抄出來的這些書。我父母非常舍不得，但他們又膽小怕事。夜裏悄悄打包，然後第二天早晨我父親上班的時候就馱在自行車的後架上運走，一捆一捆的。沒多久，中學老師家裏除了書就沒別的東西，書架很快就空了，就剩了一套毛選四卷和魯迅全集。
有一天我自己在家，父母結婚用的都是集體宿舍騰出來的那種雙層床，我就淘氣踩著那個床上去，在天花板上發現有一個布包，打開一看，是兩本《安娜·卡列尼娜》，上下集。我當年當然無法理解托爾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字兒我也認不全。我就翻裏麵的畫，第一幅就是渥倫斯基穿著灰色的大氅，跟安娜在火車站站台上邂逅。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安娜·卡列尼娜》，是那個不正常年代我讀的第一本小說。
聽到這時候捷傑耶夫睜開眼問：“後來呢？”後來這場演出成為中國去年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今年馬林斯基劇院的芭蕾舞團還要來，12月初，在這兒演《神駝馬》；9月30日我們這兒還會演《戰爭與和平》。我所做的這些選擇，都有少年時期經曆很深的印記。我的精神血緣，一個李白，一個普希金，這東西是浸入骨髓的。到現在普希金那些作品，我還能倒背如流，從小學、初中到大學，到監獄裏，都沒離開過，
記者：它們奠定了您的審美。
錢程：後來母親讓我學畫。初中畢業時候，大家都不願意上山下鄉，留城的最好選擇就是去上技工學校。我母親給我選了紡織局的技工學校，開始那地方有印染設計，畫被麵的。結果我考到那兒發現，那年它不招，我就去了一個鉗工班，上一禮拜課，然後在工廠裏實習一個禮拜。那年我15歲，上兩年後分配到天津的第二紡織機械廠。我在那兒又待了兩年，搞維修。
我的真正世界觀形成，我自己倒覺得在這個紡織機械廠影響是比較大的，在一些城市的產業工人當中，他們這種聰明、為人，還有他們的這種計較，都對我有深深的影響。比如敢擔待、敢擔當。那時候師傅就跟我說：“大家起重物的時候，死也不能撒手。因為一撒手就把別人砸了。”比如說，你不能偷奸耍滑，這會被人看不起。直到現在，麵對很多困難的事情，我都要衝在前邊。
你可以殺死他，你就是打不敗他
記者：那美院呢？
錢程：19歲我考到天津美院，讀了四年。在美院我精神上特別特立獨行，我喜歡一個人呆著，喜歡獨立地思考。
這四年期間我可能最大的感悟，來自一篇老師讓翻譯的美術英語文章。它寫的什麽呢？藝術家的這種精神分析，比如大家喜歡一幅作品，他是透過這個作品喜歡畫布背後藝術家的眼睛，欣賞到這個藝術家的精神生活。這個事情對我影響挺大。
人家都說我是商人，我從來不承認我是商人，我就是一藝術家。別人把一幅畫、一部歌劇、一部交響樂作為一個人生階段的作品，你可以搞演出、搞舞蹈，搞任何東西，我也可以，我把我整個人生當一部作品。當我這個生命結束的時候，我這個作品其實很絢麗多彩的。我是秉承這樣一個人生理念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一切都是自然，蹲監獄也是自然的。
記者：您的一個朋友曾在當日的報道中歎息：“這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果。北京的藝術市場失去了一個開拓式的經營者；另一方麵，錢程的人生前程也許到此終止。”都以為您就此沉落了。
錢程：消沉不屬於我。我在監獄裏也從沒有一天消沉。
判了8年。2002年4月15日抓我，然後到2006年“十一”出來的，坐了將近五年時間。多的時候一屋住20個人，少的時候可能一個人。到“非典”的時候，它隻許出不許進，監獄裏頭沒人了，我可以在那兒一坐，從太陽進來一直念到太陽下去，就念我做的詩歌朗誦會那些東西，我一個人開朗誦會。
不同的時期我有不同的工作。在看守所裏，我有一個工作是看死刑犯，不能讓他自殺，我看過四個。他們都是趟著鐐子，身上都有人命，應該說是很殘暴的，但是我覺得當你零距離接觸的時候，他也還是個人，人之將死而已，所以我也很盡心地照顧他們。對人生來講，我覺得這種經曆太奇怪了。我這樣一個從小背普希金的人，這樣了，但就是這樣。
我在裏邊花了很多工夫，寫了“唐宋名篇”的續集，叫“宋人弦歌”。我出來就找了很多中國最優秀的作曲家包括趙季平他們作曲，然後喬榛、濮存昕他們在全國巡演。
喬榛後來三次癌症、兩次心梗，這次是腦梗，然後半身不遂。隻有我敢把他接到海南去演出，坐著輪椅。然後一次一次，我知道，你必須給他念想。這次他又來，我請他來看《朱莉小姐》，他從上海過來，我們一起說起來，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基因，是什麽呢？就是他倆朗誦的那個《老人與海》的節選叫“孤獨與奮鬥”，那裏頭最後有句話，“人，生來就不是為了被打敗的，你可以殺死他，你就是打不敗他”。
微博上介紹自己——“刑餘之人，辱而不羞”
記者：也有難過的時候吧？
錢程：難過的時候，當然有。我大概在裏頭大哭過兩次。其中一次是進去多少年後，可以打電話了。我兒子從美國打來一個電話。我出事的時候我兒子12歲，我的印象裏他的聲音一直是童音那種，特別天真。我就始終沒有時間陪他，有次他說“爸爸你陪我玩會兒吧”，他說你坐在倆沙發中間給我把大門，我踢球射門。我說“好”。兩個球踢過來，我坐那兒睡著了，我兒子好失望。然後這次電話，他突然變成那種小夥子聲了。我一下受不了了。
記者：出來怎麽重新找自己的位置？
錢程：你如果想的是去討回原來的東西，不可能的。我被聘為國交副團長的時候，《北京晚報》在頭版報眼位置報道“體製外的人到體製內做副局級幹部”，在中國人事製度上哪有這樣的。
那我有沒有遺憾，有沒有舍不得？這種東西老實講是有，比如想“那樣一個機會如果再給我的話……”但你要真想在那兒找的話你就根本連社會都回不了，絕對就走偏了，我的下半生絕對是個負麵的。
我想我自始至終，包括當國交副團長的時候我也沒多想，隻是循著我自己的理想，去追逐自己所謂少年的情結——我熱愛的文學、藝術，在文學和藝術當中我得到的這種熱誠，那我就繼續去做這個事。因為不管怎麽走，你的精神世界就是這個。我媽雖然老年癡呆了，但我在裏麵的時候她給我寫過一句話：“雖然剝奪你身體的自由，但是永遠剝奪不了你思想的自由，放飛吧。”我媽是中學老師啊。這時候就看出母子倆心靈的相通了。
記者：那過程很孤獨吧？
錢程：難度比當初要大多了。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就是人生的現實。
關鍵在於你對自己有沒有歧視。有一段時間我微博上介紹我自己——“刑餘之人，辱而不羞”，因為我沒有什麽可讓我自己覺得見不得人的。我該幹什麽幹什麽，我知道自己對社會有什麽價值，別人承不承認它都在那兒。
說回來還是普希金的影響，比如誰都會背那個《紀念碑》：“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在人們走向那兒的路徑上，青草不再生長 /它抬起那顆不肯屈服的頭顱 /高聳在亞曆山大的紀念石柱之上。”
當時我在國交的時候，我對自己後來這個結果，一刹那間是有感覺的，但是因為我讀普希金的詩，我是真的愛普希金，所以我說“不管了”。
發愁的過程，是我找到自信、證實自己的過程
記者：好多人佩服天津敢用人。
錢程：2006年“十一”出來，我沒消沉也沒氣餒，而且也沒敢耽誤任何時間。按我在裏麵想得很成熟的，把以前好幾個公司合並了，改了叫“驅動文化傳媒”。先做“打開音樂之門”、“唐宋名篇朗誦會”這些項目，租天津大禮堂的劇場做。我2007年就開始做“打開音樂之門”，天津的文化市場和高雅藝術的這個局麵，我相信我是出了把力的。
2008年我又有一個機會得到了天津音樂廳的經營權。音樂廳我做得好市裏邊看到了，所以後來當保利、中演來爭天津大劇院的時候，他們覺得還是眼皮底下這個看得見摸得著，天津音樂廳已經擺在那兒了是一個案例了。
然後我在北京運作“林兆華戲劇邀請展”，做話劇《海澱之北》，現在又做歌劇《永樂》，跟林兆華一起做。我又恢複了《今日藝術》。
記者：你現在公司這個名字是您在監獄裏起的？
錢程：對，在牆上刻的。計劃未來要幹什麽，畫的餅狀圖、畫各種各樣的分析表，我甚至設計logo。最後我就拿牙膏在水泥牆上寫倆字兒，寫倆單詞。
我以前看過一本書，美國人談企業管理的，叫《基業長青》。他就分析這些百年企業為什麽能夠百年，抽取了一百個樣本，比如福特汽車、惠普。他就總結：市場在變，產品在變，顧客也在變，什麽都在變，但這些百年企業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就是它的核心價值理念，比如福特就是“讓人人都能開車”，惠普就是“把最新科技理念帶給社會”。
記者：您給“驅動”設計的核心理念是？
錢程：“驅動文明，傳播感動”，這是我們現在的口號。
濮存昕有一個習慣，他包裏永遠有個小本兒，從初中起隻要看見好的句子，他就會記下來。那天走到我們這個門口，他就掏出本兒記。在一進門的牆上寫的是我們第一個音樂季的口號——“藝術改變城市性格”。我說：“這個不用記，這個是我說的，不是哲人說的。”
記者：但是為做2014首屆天津曹禺國際戲劇節，您還是需要抵押父母的房本。
錢程：我每天都在為這些事發愁，但是發愁的過程，其實也是我找到自信、證實自己的一個過程。
我爸有次跟我說，我們父子間談話很少，我爸本來話就不多，他的經曆也不太順，年輕時反右受牽連。我爸說：“我性格上有一種特點，就是我的韌性。”我覺得我繼承了我爸的韌性。像我們這種家庭，如果沒有韌性早死了。我大伯父當年廈門大學畢業，就是因為把他打成右派，弄到吉林，他受不了，在火車上自殺了，到現在屍首都不知道在哪兒。那我爸這種情況，如果沒有韌性他能活下來嗎？所以我也繼承了這一點。
本版供圖/郭瑞 ◎文/本報記者 吳菲
人物小傳
錢程 天津人，15歲時在天津第二紡織機械廠當鉗工。1981年考入天津美術學院繪畫係。畢業後考了四年的研究生，均因英語成績不及格而落榜。1990年隻身到北京尋求發展。原北京音樂廳總經理、國交副團長。現任北京驅動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天津大劇院總經理。
“演出大鱷”北京音樂廳原總經理錢程入獄始末
來源：http://business.sohu.com/2004/04/26/93/article219949348.shtml
錢程對北京音樂廳的承包曾被指責為“暗箱操作”。
4月21日，有“演出大鱷”之稱的北京音樂廳總經理錢程，被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8年。法院認定，錢程犯下的罪行是職務侵占，數額是70餘萬。
以下是錢程曾經獲得的頭銜：中國交響樂團副團長，北京音樂廳總經理、中山音樂堂總經理、南京藝術中心總經理、北京賽洛藝術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全國青聯和北京青聯委員，等等———對於一名曾經的個體戶來說，這幾乎可以算得上是一個人生“奇跡”了。
不過，現在看來，“奇跡”終結了。
一名個體戶如何成長為“演出大鱷”，又如何從北京音樂廳總經理的位置上“隕落”？本報記者對此展開深入采訪。
從一間畫廊起家
在錢程申辦的外地來京人員暫住證上，其常住戶口是天津市河東區。他15歲時就開始在天津第二紡織機械廠當鉗工，一幹4年。1981年，他考入天津美術學院，畢業後，他連考了4年研究生，但都由於英語成績不及格落榜。
l990年，錢程來到北京謀求發展，他找到時任中央樂團(即現在的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團長助理的親戚孟昭林，在其幫助下承租了北京音樂廳的畫廊，年租金3.5萬元。
在1990年8月29日由北京市工商局發出的北京音樂廳畫廊《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上，該畫廊的性質是全民所有製，注冊資金3萬元，法人代表是當時北京音樂廳的經理趙永誠。此時，錢程的身份是業務經理。
1992年10月31日，北京音樂廳畫廊和台灣首傑企業有限公司合資成立“北京賽洛藝術品有限公司”。
1996年9月25日，北京錢程文化藝術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注冊成立，注冊資金50萬元，錢程所占股份為80%。
幾經運作，1997年5月，北京音樂廳畫廊將其在賽洛公司中的全部股份轉讓給北京錢程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此番運作，被許多人指為“騙局”，理由是他在此間曾以音樂廳的廠房、汽車及部分辦公用品折合75000美元作為畫廊的實物投資，並冒用了音樂廳的注冊文件和台灣首傑企業有限公司的營利事業登記證等。
但是，在指責聲中，錢程仍然成為了賽洛合資公司的實際控製者。而這也為他此後的承包北京音樂廳之舉埋下了伏筆。
承包北京音樂廳
在全國各行業加大改革力度的大背景下，1992年，中央樂團開始物色經營人才，準備將北京音樂廳承包出去。盡管當時的北京音樂廳門可羅雀，一年最多演幾十場，有時候台上樂隊的人數比台下的觀眾還多。但很多人得知這個消息之後，都有意投標。
1993年5月，錢程以“北京賽洛藝術品有限公司”的名義，起草了一份承包北京音樂廳的方案，送交中央樂團的團長助理孟昭林。
當年10月15日，中央樂團與北京賽洛藝術品有限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國際藝苑飯店簽合同。由於樂團方麵具有簽約資格的人沒有到場簽字，因此簽約儀式流產。第二天，副團長謝明和錢程在北京和平街的一家飯店簽了合同。
10月27日，樂團收到錢程交來的7.5萬元，作為首付的合同款。合同規定錢程代表的北京賽洛藝術品有限公司每年向中央樂團上繳承包費，第一年為45萬元人民幣，每年在這個基數上遞增5%……
這一承包過程，也曾被指責為“暗箱操作”。至今，仍有原北京音樂廳的工作人員對此質疑，並不斷上訪。《工人日報》記者曾采訪全國總工會法律部，該部負責人指出，“北京音樂廳搞承包經營，屬於轉換經營機製的重大舉措，沒有職工參與是嚴重缺陷，應對職工合法權益的保障做出明確規定”。
而中國交響樂團同時發布的《北京音樂廳承包問題的真相》一文這樣說：“……經查，自1990年8月27日起，錢程以每年3.5萬元人民幣租賃北京音樂廳二三樓走廊，經營字畫，作為個人經營活動，一直長期借用北京音樂廳畫廊至今，這個畫廊是北京音樂廳主管的三產，全民所有製。為實現承包音樂廳的目的，錢程同樂團內的某些人串通一氣，首先成立非法的中外合資企業，然後又承包音樂廳，騙取了為期10年的音樂廳承包權……”
對於中國交響樂團的這份聲明，錢程認為，當年音樂廳被作為一個“包袱”甩掉，之後突然成了“香餑餑”，因此，“甩包袱的人後悔了”。
無論如何，當時的錢程如願以償地獲得了承包權。從此，他掌握了北京音樂廳的經營權、管理權、人事權和財務權。
擔任國交副團長
盡管錢程一直把持著北京音樂廳的大權，但是後來他和中國交響樂團一度鬧得非常僵。
1996年，音樂藝術博士陳佐湟從海外歸來，受命在中央樂團基礎上組建中國交響樂團，並擔任中國交響樂團首任藝術總監。作為“百廢待興”之時的第一個藝術總監，陳佐湟一上任就想收回北京音樂廳的經營權力，為此他和錢程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矛盾。
經過幾年的反複“較量”，陳佐湟最終也未能在他藝術總監的任期內收回北京音樂廳的經營權，2000年，他辭職離去後，湯沐海入主國交擔任藝術總監，湯邀請錢程參與到國交的建設中。
2000年12月5日，中國交響樂團團長俞鬆林宣布：經文化部黨組研究後決定北京音樂廳、中山公園音樂堂總經理錢程為中國交響樂團副團長。
從國家工作人員編製外的身份到被體製內收編並委以重任，錢程至此可以說完成了自己人生曆程中最漂亮的一筆。
2001年，錢程開始跨出北京，他與南京文化藝術中心合作，接手南京溫暖化藝術中心大劇院及附屬的音樂廳。此時的錢程，被媒界稱為“演出大鱷”。
對於錢程的能力，媒界大都認可，有報道說，錢程的成功之處在於大膽改革舊有體製，運用現代企業管理模式管理音樂廳。錢程以點子多出名，在演出市場上找到了“雅俗的結合點”，他所推出的“唐宋名篇音樂朗誦會”、“聆聽經典”等演出，堪稱是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完美結合的典範。
從“給予”到“侵占”
錢程最為人所知的話中有一句是：“為人之道是‘給予’。”當時的錢程正春風得意，而此語也在熟悉他的人中傳播頗廣。但事隔5年，錢程卻因“職務侵占”被判有罪———在“給予”和“侵占”之間，構成一組刺目的矛盾。
2002年4月15日中午，錢程開車去赴一個不同尋常的約會，約他出來的是中國交響樂團團長俞鬆林。錢自此一去不回，他被公安機關“請”了去。同年8月，錢程被正式逮捕。2003年8月，錢程涉嫌職務侵占被提起公訴。
依照檢察機關的指控，1997年2月至1998年11月間，錢程利用同時兼任北京音樂廳總經理和北京錢程文化藝術發展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的職務便利，分別將部分單位在北京音樂廳舉辦音樂會的包場費共計77萬餘元，以北京錢程文化藝術發展有限責任公司的名義收取，用於支付錢程本人購買的世紀大廈B915號房款，後由北京音樂廳支付相關場次的演出費用。
庭審中，錢程的辯護律師為他做無罪辯護。辯護律師稱，錢程是否構成職務侵占罪，要對北京賽洛藝術品有限公司的性質進行認定，而賽洛公司實質上是錢程個人的公司。
他們稱，1992年賽洛公司成立時，公司名義上的股東隻有北京音樂廳畫廊和台灣首傑企業有限公司兩家。但實際上首傑公司分文未繳，賽洛公司的出資全部來源於錢程個人。1993年，賽洛公司承包北京音樂廳，按照承包協議，隻有錢程有權負責北京音樂廳的經營管理。1994年，賽洛公司修改合資合同及公司章程，明確入資完全屬於錢程個人，北京音樂廳畫廊無任何投入。同年，賽洛公司增資擴股，香港城市策略公司入股，但沒有繳足應交納數額，應當認定其已喪失股東地位，自動退出賽洛公司。1997年，北京音樂廳畫廊將其在賽洛公司中的全部股份轉讓給錢程公司，錢程公司實質是錢程個人的公司，因此，錢程並不構成職務侵占罪。
西城法院認為，北京音樂廳畫廊屬全民所有製企業，錢程以北京音樂廳的廠房、汽車及部分辦公用品折合75000美元為畫廊的實物投資，冒用音樂廳的注冊文件、台灣首傑企業有限公司的營利事業登記證等，騙取了賽洛公司的營業執照，不存在幾家公司均係錢程個人所有的事實。香港城市策略公司入股協議已經主管部門批準並進行了工商登記，香港城市策略公司完成了約定入資。
法院最終認定，錢程身為公司的管理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且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職務侵占罪，因此判處其有期徒刑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