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檔
MISH - MASH
1980年，一對時尚青年男女在一艘小船上，聽著音樂，享受二人世界。攝影·湯德勝
這是一個過渡和轉型的年代，隨著10年政治浩劫和經濟封閉的結束，人們開始追逐開放和自由。物質上有了電視機、錄音機、錄像機，文化上有了港台劇、海外劇，我們的精神偶像從此也不再僅是高高在上的模範和樣板神像，而是“郭靖”、“黃蓉”，是費翔、傑克遜，在現實與夢想之間，人們享受著久違的放縱和自由。
1986年，深圳外來打工妹宿舍外。 攝影·朱憲民
深圳，我將青春付給了你
即使再冷，也隻能用涼水洗澡，男工們的一大樂趣就是聽女工每天在衝涼房裏發出的尖叫聲，這是最初的打工生活。1979年，有了經濟特區，也有了第一批背井離鄉南下的打工者。
在蛇口工業區的摩天大樓的包圍中，方成指著一棟4層樓的老樓房說，27年前這裏是他打工的廠房，在舊樓的背後轉兩個彎，就是他的宿舍，近20平方米的房間裏，擺著8張上下鋪的單人鐵床，粗糙的水泥牆壁上，貼著鄧麗君、成龍的畫像海報。
1982年5月的一個夜晚，方成給爸爸留下一張紙條：“父親，我不在韶關工作了，我要去深圳。”3個月前，他在城裏看到深圳招工的海報，80元的工資，比起當時韶關平均20多元的城鎮職工工資高出不少，這讓23歲的方成心動不已。
1979年，中央決定在毗鄰港澳台的地方設立特區，吸引外資，並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探路子。因此，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幸運地成為首批經濟特區，而深圳又因僅與香港一河之隔，自然成了四個特區中的老大哥，這個昔日的小漁村和眾多人的命運也從此改寫。
等到父親看到留下的紙條時，方成已經踏上南下的火車，先到廣州然後再轉汽車，足足開了5個多小時才趕到深圳，望著周圍荒涼且裸露著黃土的山，方成的心涼了半截：這就是我要來的深圳？盡管早有心理準備，但深圳當時的荒涼還是超過想象。當天晚上，女工宿舍還傳來陣陣哭聲，第二天同方成一道來的20多人，有一半人選擇了回家，但方成卻決定留下—在這個塵土飛揚的大工地裏，到處都能感受到幹勁和激情，每個工廠和工地都燈火通明，到處都是火熱的景象。
但留下來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廠裏的條件極其簡陋，每天他都要提著水桶，到水房提水衝涼，每天都有上百人的“長龍”在排隊。晚上睡覺時，方成都要把木拖鞋放到枕頭邊，隻要老鼠爬到蚊帳上，他就拿起拖鞋把它打下地。
剛來的一年，打工妹們都沒有熱水洗澡，每到冬天，即使再冷，大家也隻能用涼水洗澡，男工人們的一大樂趣就是聽“音樂會”—女工每天在衝涼房裏都會發出尖叫聲。在當時，有一種洗發水叫“茶麩”，是用茶籽渣熬製的，結成餅狀。有的打工妹來到深圳，舍不得買幾毛錢一袋的洗頭膏，就用從家鄉帶來的“茶麩”洗頭，用的時候，掰下來一塊，放在水裏煮開就行了。
工作也不輕鬆，廠裏的主管都是香港人，他們對管理非常認真，哪個工人上廁所的次數多了或時間長了，都要被罵，更不用說偷懶了。不過，累歸累，錢卻沒少掙，這個電子廠實行的是多勞多得的製度，隻要超額完成任務，加班工資就是平常的1.5倍，後來又漲到2倍、3倍，這種與內地迥異的方式，效果出奇地好，方成與工友們每天都在爭先恐後地加班。
在工廠訂單大量增加後，方成經常加班到很晚，忙到夜裏十一二點或者天亮都是常事。當時加班加點地幹活，在深圳也是再平常不過的事。讓方成吃驚的是，他們下班回宿舍，經常連路都找不到，原先的耕地雜草一下子沒了，另一條新路就會出現。新路邊，幾天之內就可以平地起高樓。這便是讓內地驚訝不已的“深圳速度”。
第一個月，方成工資80元，遠遠超過家裏工作20多年的父母，一兩年後，他每月竟能賺到700元，特區的條件也在一天天改善，因為臨近香港，當時特區內開設了一些小賣部，裏麵有賣一些香港的免稅商品。他們可以限量購買公仔麵、果汁、午餐肉、進口香煙等內地見不到的“港貨”。他們每月能保留30%的外匯，在工廠打工滿一年後，就可以購買一樣免稅的大件商品。
第一年回家，方成買了一台22英寸的NEC彩電，這讓他很風光，要知道在當時誰家能有一台黑白電視機，都會讓鄰居羨慕不已。接著是鳳凰牌自行車、鬆下冰箱、三角牌電飯煲，基本上一年給家裏帶一件電器。
方成不滿足於在流水線上當一輩子工人，有時間就會去學一些機器方麵的知識，很快他就被調去機器組，由於工作努力，他很快就被提拔為技術骨幹。在當時，工廠都沒有什麽娛樂設施，於是讀書和學技術成了第一代打工仔和打工妹的最普遍的愛好。方成也經常到蛇口工業區的培訓中心去學習當時剛興起的電腦和機器自動化方麵的知識。
1991年方成離開工廠。利用在工廠裏積累下來的知識，第二年他在深圳自己做起了老板。這也是第一代深圳打工者最普遍的選擇。隨著深圳“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政策的頒布，以及1992年鄧小平再次南巡的激勵，更多的工廠正在特區出現，“到深圳打工，窗外就是香港”也成了中國內地無數農村最時髦的口號。
金門國民黨軍隊正準備用彩色汽球向大陸空飄宣傳品。
“空飄”炮彈內裝的宣傳單。
台灣飄過來的明星片。
天上確實會掉餡餅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海峽兩岸互相空飄“糖衣炮彈”，台灣飄來的是毛巾、肥皂、背心、尼龍絲襪、收音機和糯米飯。大陸飄去的則是貴州茅台、山西老陳醋、金華火腿、西湖龍井茶……
1983年夏天，林京還是一名小學生。
那時候正是暑假，林京和一群小夥伴一起在村裏玩耍。突然，不知是誰喊一聲“天上有降落傘”，林京和小夥伴們循聲望去，隻見一個很大的降落傘正從他們頭上很矮的地方飛過，就快就撞到了自己家門前的大山。全村孩子拔腿就跑，那時候，林京連鞋子都沒有穿就追降落傘去了。
跑了起碼有30分鍾，林京和夥伴們上山又下山，終於在山窩下的一棵大樹找到了那個很大的氣球，地上到處都是從氣球中散落出來的收音機，餅幹、糖果、藥品，當然還有一大堆的宣傳單。由於力氣小，收音機他沒有搶到，林京就抱了一大捆漂亮的宣傳單回家。路上也有孩子在吃撿來的餅幹，但大人們說餅幹不能吃，有毒，所以他們就把餅幹丟到路邊去了。回家路上就遇到公安局和部隊的人正往山裏趕，遇到他們還說晚上要把撿回來的東西上繳。林京隻有幾百張彩色的宣傳單，都是蔣經國的圖像、一些不認識的女人頭像，幾年後他長大了，才知道那些打扮時髦的漂亮女孩宣傳單中，有一個是鄧麗君。
從公安局的叔叔那裏，林京知道了那個從天而降的東西是空飄氣球，不是降落傘。當時，主要是通過火藥來控製氣球爆炸的時間，然後氣球裏麵的東西會隨風飄灑到周圍的地方，所以在氣球降落的周圍也還有不少火藥碎片。
“空飄”隻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台灣用氣球向大陸宣傳攻心戰的一種方式，一般在春季，東風起時。當時大陸和台灣雙方每天都在“開炮”，不過這炮彈不是真的，一般是打些宣傳品過去。大約雙方的傳單都說對方同胞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要等著解放之類的宣傳攻心詞。台灣來的“糖衣炮彈”，主要是日用品，如毛巾、肥皂、背心、尼龍絲襪，甚至還有收音機和糯米飯。大陸的“糖衣炮彈”，往往是土特產品，如貴州茅台、山西老陳醋、金華火腿、西湖龍井茶等。
當時，如果發現了“空飄”，必須立即向公安部門報告，不得破壞現場，更不能私下傳飄來的宣傳品。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林京並不知道這些，看到身穿製服的公安來家裏收繳物品時，他嚇得渾身發抖。
不過最讓林京難忘的，是村裏隔壁的那個小男孩。有一次，這名男孩發現了“空飄”，並沒有及時上報，而是急不可待地攀上掛著“空飄”的一株大鬆樹，他抓住“空飄”往下拉，這時，一陣風刮過來，那“空飄”居然盈盈地往上升。如果此時男孩能放開雙手就沒事了，但他根本不願意這樣做，好不容易來了個獨吞的機會，他想到這氣球帶著不少能讓他全家歡喜的東西，因此將整個身子掛了上去，企圖憑身體的重量拉下它。
可惜氣球漸漸離開地麵，山風越來越大，氣球帶著男孩越飛越高，林京和地麵上的鄉親隻能眼巴巴地看著，沒有辦法解救。第二天，人們在另一個公社的山頭上發現了他，已穿過了幾個公社幾百公裏的地盤。男孩早已僵硬，他身旁不遠處是一隻巨大的張開著的軟軟伏地的氣球。
林京長大後，已經很少看到台灣飄來的氣球，倒是時不時能聽到台灣傳過來的鄧麗君的歌聲。再後來，兩岸達成台胞赴大陸探親的協議，“空飄”也就消失了。
1988年，廣東，一位母親騎自行車帶著自己的三個孩子。攝影·王文瀾
為什麽流浪，流浪遠方
計劃生育，對現在的80後、90後的人來說，可能就是一些讓人模糊的計生標語，但是對我來說，卻是一樁樁驚心的記憶以及滲入骨髓的那種恐懼感。
我的家鄉在豫東比較偏遠的農村，就像全國各地一樣，計劃生育政策並沒有因為偏遠而漏掉這個鄉村。1984年，我還在讀小學三年級，那時候，走到哪裏都是紅彤彤的計生標語：“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該紮不紮，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喝藥不奪瓶，上吊就給繩”……
少不更事的我，自然不懂什麽是結紮、上環、流產，但卻多次見識計生幹部到村民家牽牛、揭瓦、拆房、打人。父母親經常會在家裏說老家的劉村李老幺房子被拆、牲口被牽、人被強製結紮了，西村張家的媳婦受不了計生幹部的侮辱喝農藥帶著肚子裏4個多月的孩子一起共赴黃泉了，王村的王哥媳婦懷孕7個月的小孩被引產了……哥哥也會經常用計生幹部來嚇我：再不聽話，讓計生幹部來抓你！這樣的恐嚇果然是令行禁止。多次做噩夢，計生幹部都是夢中的主角。
不過，就是在這麽嚴厲的政策下，陳叔居然也成功地生養下四個子女：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陳叔比我父親小十多歲，他們的關係不錯，幾十年的交情，一直維持到現在。他本來跟我父親一起工作，在那個年代可算是吃皇糧的，被人羨慕。然而，計劃生育卻讓他栽了跟頭。
陳叔是農村出來的，對生一個兒子的渴望，隨著一個個女兒的降生變得越來越強烈。“黃哥黃嫂，看你家人多齊！要兒有兒，要女有女，老了有人養。過多少年你家墳頭都有人給你們燒紙上供。”陳叔經常對比他大十多歲的父親發出由衷的羨慕。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卻讓陳叔的生活每況愈下：二女兒降生，城鎮戶口沒了；三女兒降生，家裏被罰沒得一貧如洗。
我們老家屬於半沙漠地帶，附近地區的村子，曆來有流浪乞討的風俗，快入冬就外出乞討，來年春天返鄉。聽說陳嬸懷上他們家老三的時候，一家人就是在流浪乞討的隊伍中躲躲藏藏的，但後來還是被抓住送回家鄉要強製墮胎，隻是由於陳嬸即將臨產，沒有墮胎，兩口子卻被計生幹部好一頓毒打。三女兒出生後，陳嬸被前來罰款未遂的幹部拖出來淋雨：“想生幾個就生幾個，你們是豬不是人！”北方春天的雨水，冰冷冰冷，陳嬸的身體從此就垮了。
等到陳嬸偷偷懷上幺子的時候，他們的房子早已經被拆，牲口、豬羊也被牽走了，一家人住在院子裏搭的窩棚中。不知道他們夫妻用什麽辦法，躲過了計生幹部一輪又一輪的檢查，迎來了第四個孩子的降生。這第四個孩子是個男孩，給夫妻倆帶來了天大的狂喜。
不過，伴隨幺子的降生，最不幸的事情也來了：陳嬸患上了嚴重的產後風，陳叔一家已經赤貧赤貧、債台高築，進不起醫院，眼睜睜看著多年共患難的妻子奄奄一息，沒幾天就撒手人寰……陳叔隻能既當爹又當娘地養活三個年幼的女兒和剛降生人世的兒子。
剛認識陳叔的時候，他給我的印象是身材魁梧、濃眉大眼、樣貌堂堂，在他們那個年代裏，可是屬於超級正點的英俊青年。但是，當陳叔第一次抱著幼子到我們家做客時，剛剛40出頭的他，又黑又瘦，頭發花白，皺紋也爬上了臉，活生生一個老頭。陳叔總是長噓短歎，父母連安慰的話都說不出來。
周圍的人們生活基本都在改善，唯獨他們家，一直都在掙紮維持。每年清明和過年，陳叔帶著孩子去給陳嬸上墳，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陳叔教子有方，四個兒女還算聽話，人品也都還不錯。如今陳叔的兒女都已經成家有了小孩，老去的陳叔跟著幺子，過著平靜的依然清貧的老年農民的日子。
現在陳叔的四個子女，沒一個人願意生兩胎。
香港錄像片湧入的年代，在成都西安路一間茶鋪，花5角錢就能看錄像喝茶。
錄像廳裏的江湖
舶來品武俠、言情小說的流行，讓國人從此有了不同於以往四大名著、革命小說的閱讀快感，我們的精神偶像從此也不再僅是高高在上的模範和樣板神像，而多了郭靖、黃蓉；而錄像廳裏的港台三級片，則是一代人性啟蒙的開始。
金庸這個名字真正在大陸家喻戶曉，是從1983年開始的。由香港TVB製作、翁美玲、黃日華主演的劇集《射雕英雄傳》被引入大陸電視台，頓時引起轟動，武俠世界的俠義奇情、港劇流暢、快捷的敘事手段，都讓人神往。《射雕英雄傳》裏的郭靖和黃蓉，也讓黃日華和翁美玲成為當時中國大陸最紅的電視明星，成為無數青年男女的“夢中情人”。
小時候，能跟文化生活扯上關係的，大概隻有3件事：放電影、看大戲和聽老人們講古。放電影和看大戲的事情太稀罕，一年也輪不上幾回。所以，日常的文化生活，主要還是聽老人們講古。雖然當中不乏關公戰秦瓊之類的謬誤，我們還是聽得津津有味。
不過，這種局麵很快就被打破了。第一衝擊波來自於物質條件的改變。1980年代是一個物質條件顛覆文化生活的年代，從錄音機到電視機再到錄像機，各種新鮮的電子產品接二連三地湧現，不僅讓肚子裏塞滿古老傳奇的老人們下了崗，就連我們此前最鍾愛的用自行車鏈條製成的火藥槍等玩具也逐漸變得無足輕重起來。
讀小學的時候，隔壁鄰居家買了一台黑白電視機。當時正熱播《霍元甲》，盡管需要有人不時地爬到屋頂上去轉動魚骨天線，盡管眼睛需要與雪花堅持不懈地戰鬥才能分辨得清圖像，我們一幫小夥伴還是每天晚上雷打不動去觀看，直到半年後家裏陸續都有了電視機。
從此，早讀課便有了新內容：模仿重現頭天晚上的電視劇情，從《霍元甲》、《射雕英雄傳》到《再向虎山行》，一路模仿下來，當然，主要是武打場麵。你是霍元甲、我是俄國大力士、他是陳真，大家亂鬥一氣。或者，隻要有人哼一句“萬裏長城永不倒”，大家就會將早讀課變成電視主題曲的專場音樂會。在《射雕》中，早熟的男生有了第一個夢中情人——聰明調皮的黃蓉，女生則把憨厚的郭靖當成伴侶標準。
不過，相比男生們專看打打殺殺的電視劇，女生們則更偏愛錄音機。當然，喜歡的也大都是當時被稱為靡靡之音的港台流行歌曲，比如《萬水千山總是情》、《小城故事多》、《酒幹倘賣無》、《外婆的澎湖灣》、《橄欖樹》之類。
在錄音機、電視機之後，我們又很快接觸到了另一件神奇的東西：錄像機。相比電視節目的定時定點和電影影片可憐的選擇空間，錄像廳裏豐富的節目內容、循環播放模式和相對低廉的價格簡直讓人著迷。我讀初中的時候，學校附近開出了第一家錄像廳。記得錄像廳開業初期，幾乎天天都爆滿，原本熱鬧的電影院門前立刻變得門可羅雀。
錄像廳的麵積不大，30多平米，正中是一台14或17寸的電視，裏麵擺著五六張條形凳，隻能坐上二三十人，卻經常擠進來100多人。無數人在抽煙，空氣混濁，但所有人都聚精會神，無暇旁顧，一到影片高潮時，總是響起一片喝彩聲。當時的票價是5角，後來錄像廳多了，票價也漲到了一元。
每天，錄像廳外的小白板，都會寫著今天放映的影片名稱，影片大都是香港的武俠片，比如《大醉俠》、《蛇形刁手》之類，雖然劇情簡單，但每個人都看得津津有味。多年後，由於競爭激烈，有門路的錄像廳開始另辟蹊徑，夜裏12點之後，開始播放香港的三級片，我們這代人的性啟蒙基本都是從錄像廳開始的。
在那個禁錮初開的年代，“解放思想”的意識形態剛剛建立，人們甚至能忍受因為錄像長期播放而帶來的雪花臉，遇到卡帶，每個人都會耐心等待放映人將機器擺弄好，然後繼續觀看，印象中從未看到有人在錄影廳裏打架，即使有糾紛，也會自覺散場後到外麵解決。因為圖像出現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會被吸引。
伴隨著新的文化傳遞介質的出現，各種新的思想觀念再一次衝擊著人們的心扉。電視劇《加裏森敢死隊》，第一次改變了過去“好人”和“壞人”涇渭分明的刻板印象，那些由流氓和罪犯組成的特工隊，在打擊德國鬼子的過程中，顯示了一種西方生活方式的魅力。周潤發在《上海灘》裏塑造的“流氓”許文強，則更是一個重情重義的真漢子，一個在愛恨漩渦裏浮沉且難以自拔的性情中人。
原來，“流氓”也可以這樣的可敬可愛！於是，年輕人中間很快掀起了一股“流氓英雄”熱，墨鏡的流行便是一個標誌，與之相配套的還有喇叭褲和迪斯科。年輕人從裝扮到身體上對傳統的背叛，甚至成為了社會判別“流氓”的外在記號。
隻可惜我那時候還小，“流氓潮”沒趕上，卻與隨後的“流浪潮”不期而遇。“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麽流浪，流浪遠方，流浪……”三毛作詞的《橄欖樹》，由齊豫唱紅了大江南北，“三毛熱”更是高燒不退。《橄欖樹》和費翔演唱的《故鄉的雲》，讓我平生第一次生出了淡淡的鄉愁，心裏卻早向往著如三毛一般“萬水千山走遍”。
不過，作為男生，心中裝得更多的還是江湖，即便是“流浪情結”，也主要是與闖蕩江湖、快意恩仇聯係在一起。當時的“江湖”，金庸、古龍、梁羽生如日月和北鬥，臥龍生、陳青雲、柳殘陽、溫瑞安等眾多星辰拱衛在旁。當時的“江湖”，血正熱，劍正亮，幾乎所有的男生，在孜孜不倦地攻讀武俠小說之餘，心中都裝著一個“多情劍客無情劍”的夢想。
記得最早看的一部武俠小說是《七劍下天山》，而刊載這部小說的《武林》雜誌更是我們最為日思夜盼之物，那時看《武林》是最時尚的，隻因這本雜誌上有著國人從未看過的小說，它們要比之前我們隻能接觸到的四大名著和“保爾”這類的革命小說誘人多了。因為首開連載港台武俠小說的先河，《武林》還一度成為國內發行量最大的期刊之一，無意間竟推動了武俠小說風靡全國，此後各種武俠書層出不窮，從金庸、古龍和梁羽生到許多不知名的作家，甚至還有許多“山寨版”金庸或古龍的書，當然這時也有了此前從未見過的黃色小說。
男生們在武俠小說中尋找自己的江湖夢，女生們則在瓊瑤、三毛、亦舒等阿姨們的纏綿悱惻的言情小說裏進行自己的愛情啟蒙課。那時候，小賣店裏最好賣的東西當數電池了，大部分女生不像男生那樣在上課時間也敢偷偷地看小說，隻能晚上躲在被窩裏打著手電邊看邊感動得流淚。到後來，老師都發現了一個規律，隻要第二天上課時看到哪個女生的眼睛發紅甚至是發腫，就準能從她的書包裏抄出瓊瑤的小說來。
當然，學校對這些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總是持反對態度，總會進行各種檢查，我們也發明了很多對策，比如為了躲避檢查，有的同學會把課本封麵撕掉，包在這些武俠書外麵，假裝學習瞞天過海。
不過，我們學生當時大都沒什麽零花錢去買這些書，大家更多的是去租，每本1角錢，看完再和同學借來的書交換。當時，如果誰買了一本武俠書或言情小說，一定會傳過幾個班級，甚至可以跨年級、跨校區。
記憶中，那時候的女生除了迷戀瓊瑤，還有一大愛好，就是幾乎每個人都備有兩個精美的筆記本：一個用來抄流行歌曲的歌詞，另一個用來抄席慕容等人的詩。於是，在《戀曲1990》的旋律中，我們低聲吟誦著席慕容的《一棵開花的樹》：“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作別了80年代。
1981年，穿喇叭褲、自帶雙卡收錄機的西安青年在公共場所跳迪斯科，引來人們圍觀。
那時人物·張明敏
燕舞，燕舞，一起歌來，一片情……
喇叭褲、太陽鏡、卷發裝扮了年輕人的外表，迪斯科和燕舞則是那個年代時尚男女內在的瘋狂。
文·二牛
1984年春晚，首開港台明星登陸內地舞台的先河。當時身著中山裝的張明敏登上舞台，用國語演唱的《我的中國心》唱到了觀眾的心坎裏，歌曲因包含特有的親情、鄉情、祖國深情而廣為傳唱，這個香港二線歌星的聲譽在內地因此歌達到頂峰。其時，中英香港問題談判進行到緊張的第二階段第8輪，“河山隻在我夢縈，祖國已多年未親近......”的歌詞，撥動了很多國人的情愫。張明敏之後，費翔等先後登陸內地，追星熱由此興起。
在中年李剛的記憶裏，1985年的夏天對他來說格外重要。這一年，他頂替退休的母親，進了一家國有企業，從一名中學生變成了勞動者。
工餘的生活自然要比課餘豐富。那時候，廠子的外頭有座水泥小橋，傍著條河，景致不錯。傍晚，總有男青工裝模作樣靠在橋欄上，抱著把“紅棉”吉他。能不能彈響，響得好不好聽無所謂，關鍵是姿勢要美，要憂鬱，要能吸引住路過的女青年。
李剛也按捺不住，掏錢買了一把，“紅棉”牌。翻了幾頁吉他速成教材，他就扛著吉他，迫不及待地衝到橋頭。但是“自卑”也馬上跟來。李剛發現，自己與其他男青年還是有差距的，並不是彈奏的問題，而是行頭。
當時，男青年大多留著齊脖的頭發，還是那種帶卷的、燙過的。身上穿的要麽是花格的確良襯衫，要麽是緊身T恤。再往下是包著屁股、繃著大腿，自膝蓋以下逐漸張大的喇叭褲。最下邊，是一般隻有兩種顏色可選的皮鞋（咖啡色或黑色），出奇的地方是鞋跟，高！大概能有4到6厘米，因此這些人個個亭亭玉立，也不用害怕被人笑話，反正大家都這樣。
男式皮鞋，買來後一般還要加工——鞋跟的底部釘鐵掌，釘上後再走路，鞋跟踏著水泥路麵，會哢噠哢噠地響，然後喇叭褲的大褲腳便發揮了作用，整個腳麵鞋麵都給遮住了，顯得如同在飄著似的。所謂淩波微步或是腳下生風，用來形容那時男青年的步態，是再合適不過了。
琢磨了一圈，李剛弄明白了，這才是立足此橋的標簽。買！T恤和鞋是現成的，難搞的是大喇叭褲，雖然也能買到，不過懂時尚的人都不買或不會全靠買，因為嫌褲腳還不夠大，形狀還不夠喇叭。他們都是找個裁縫店定做，或者讓裁縫幫改褲腳。沒有放不大的褲腳，隻有不敢穿的喇叭褲。
接下來是卷頭發。那個年代，燙頭發也都是DIY。專門有種像電烙鐵一樣的電梳子，插上電梳齒就會發熱發燙，然後自己對著鏡子，就可以慢慢地做卷發了。於是，在略帶焦臭的味道中，一個個波浪便出現了。比較講究的還會找本《大眾電影》，照著上麵明星的樣子，構思一個發型。最講究的人，會到理發店，找師傅給燙頭了。李剛備好這套行頭後，一來二去跟橋頭的時髦青工們打得火熱，成了這個圈子中的一員，算是入了“時尚界”。快樂的單身生活就此展開。
一年後，廠裏的舞廳建好了，150平米的舞池，裝上了彩色射燈。一到周末，李剛這一幫愣頭青們，就會出現在這個舞池裏。各類交誼舞是必跳的保留節目，中間一些時段，就會放上些節奏比較強勁的迪斯科舞曲，“我們相聚時候，沒有煩惱憂愁，我們在月光下，跳一曲迪斯科……”李剛記得，伴隨著激昂的音樂，常常是這首歌在舞池裏流轉。
迪斯科扭屁股晃腰的，很多人看不慣，年輕人心裏都是想跳的，可是大多還是有點怕。女的就更怕了，一不小心就被人說成放蕩。廠裏舞池周圍有那些大人和老人們常盯著，並自由。趕時髦的年輕人們，又開始尋找其它途徑。
1987年，一則廣告讓人眼前一亮：一名衣著光鮮的小夥子，戴著耳機，手舞足蹈跳著強勁的節拍，嘴裏唱著“燕舞，燕舞，一起歌來，一片情……”當時，百姓晚飯後的生活開始被港台劇占領。這些港台劇裏，穿著套頭蝙蝠衫，箍著個彩色頭帶的青年們，一般都扛著大大的四喇叭收錄機，找個空曠的地方，播放強勁的迪斯科音樂，開始舞蹈。這股風潮也迅速席卷了內地。燕舞廣告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瞄準這個市場契機，推出的。收錄機也成了繼電視機之後，最必備的家電。
時隔多年，已近40歲的李剛說起燕舞的這則電視廣告來，依然記憶猶新，“就覺得那個燕舞小夥子舞姿特別棒，那個音樂也特別帶勁。”當時不少年輕人就這麽開始了自由的舞蹈，他們扛著“燕舞”或是別的什麽牌子的收錄機，先是走往某個角落，最後大膽地走上街頭、廣場，他們就這樣開始大膽地舞動自己的青春歲月。這或許就是如今“街舞”的雛形。
一箱用不完的肥皂
在1980年代的通脹中，排隊搶購日用品是常見的情景。
自從我讀中學以來，你可知我奶奶家有什麽東西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嘿，這可不是腦筋急轉彎。請注意，我奶奶不是貪官，隻是個退休的中學老師罷了。算了，還是告訴你答案吧—肥皂。
它們從哪裏來的？—百貨商店買來的。
為什麽會用不完？—太多了，整整一大箱。
1980年代末，有那麽一段時間，大人們嘴裏總是掛著這也漲，那也漲。我奶奶一激動，就病急亂投醫，抱了這麽一大箱子肥皂回來了—既然物價飛漲，生活用品能囤就多囤點好了，放著慢慢用。
不過，那時洗衣服已經用洗衣粉了，肥皂隻能洗手，半個月也不見少一塊，耐用。久而久之再也沒人惦記著這事，不就是一箱肥皂嗎？
於是，我讀中學時，我奶奶家的肥皂盒裏是芙蓉牌肥皂；我大學畢業後，她還在用芙蓉牌肥皂；我工作N年後，回去一看，啊，這箱肥皂還沒用完啊。
多年以後，在洗手時我女朋友終究還是發現了奶奶的秘密。這是什麽？她捏起這個因為變色而顯得深邃的光滑玩意，好奇地問，化石？
哈，隻是一坨用了十五年的肥皂而已。
那時人物·遲誌強
親個嘴=耍流氓
1983年7月，80高齡的鄧小平在北戴河避暑，時任公安部部長的劉複之前去匯報全國各地日益增多的惡性犯罪事件。鄧小平聽完後十分嚴肅地說：“對於當前嚴重的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從重從快。”於是，從8月開始，一場聲勢浩大的“嚴打”開始了。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時髦的年輕人被單位保安、糾察剪掉頭發和褲腿，而那些太早嚐試前衛生活方式的人，卻在“嚴打”風暴中付出沉重的代價。
1982年，當紅歌星遲誌強認識了一些高幹子弟，與他們跳貼麵舞，看“內部小電影”，還與2個女孩子發生了性關係。1983年“嚴打”開始後，遲誌強被南京市公安局以“流氓罪”拘捕,一時全國嘩然。入獄後的遲誌強先後出版《鐵窗淚》、《十不該》、《鈔票》等悔恨歌曲，以這種形象再次走紅中國。
案例1
1983年嚴打，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個被槍斃的犯人，19歲，罪名是嚴打期間“強奸未遂”。某村有個青年，在大街上作勢攔了一下一個姑娘（開玩笑的那種），結果被槍斃。某青年因為喝多了在馬路邊尿了一泡就被定為“現行流氓罪”而被送往新疆。
案例2
第一次嚴打高潮期間，一沒有著警服的警察見到一個人在自行車棚轉悠，喊其“站住”並對其搜身，發現該人帶有螺絲刀一把，所以認定其為偷自行車賊，準備將其帶回派出所，該人不從，在反抗中警察揪住他衣服時，螺絲刀劃破警察的胳膊，結果歸案後被判處死刑。對其定的罪名前麵加上了“反革命”三個字。
案例3
嚴厲打擊偷、搶機動車運動中，一入室盜竊的小偷兩次以順手牽羊的方式偷走失主的摩托車車證、摩托車鑰匙然後按圖索驥將摩托車開走（一部本田125CC男莊、一部本田125CC踏板式）。案發後，兩部摩托車均沒有銷贓而被追回發還失主。公共安全專家機關委托評估部門將贓物價值提高至30000元以上，結果該小偷因盜竊罪數額特別巨大判處死刑。
案例4
一女青年和在逃犯罪分子有性行為，結果判刑了，原因是“客觀上起到了助長犯罪分子囂張氣焰的作用”。
案例5
1983年一個夏天的傍晚，一個女孩在自家院子裏洗澡，同村一個年齡相仿的男孩從門前路過，因院牆較低隨便伸頭看了一眼，被女孩發現，大叫“流氓”，男孩被抓，隨即定為流氓罪被槍斃。
案例6
1983年“嚴打”期間，朱德最小的孫子因觸犯法律，在天津被處以極刑。一時間，社會上傳得沸沸揚揚。朱德的孫子是按照《刑法》第160條流氓罪被判處死刑的，就是亂搞男女關係，當時還有幾個老紅軍的孩子一塊兒被開除軍籍並被槍斃。
1959年照相館裏的三姐妹，發式旗袍都有清麗之色。
1962年國慶，天安門前的遊行隊伍。攝影·張祖道
2009年，90後出生的模特和網店店主小潔。（本人提供）
60年·外在美難掩春色
文·一貳
我從大學開始留頭發，是想梳兩條像我媽年輕時一樣溜光水滑的辮子。實際上這樣的時候很少，反倒她拖著辮子歡笑的樣子，是我以為的人生最快樂時光。後來我藏起了她一張照片，像是要替她收藏起青春。
媽有台鳳凰牌縫紉機，那是她的寶，全家所有的衣服都由她倆一起出品。全國人民沉浸在深藍軍綠的時候，我還小，我都記得我媽用它軋出來的衣服，各種顏色，碎花，青果領等等。
人說服裝作為時代側寫，是社會進程無言的見證，而媽是我記憶裏最早的模特，她不著聲色地縫製著每個年代的流行，並偷偷進行著個人創新。有了我之後，我顛顛地傍著，一起參與進這個可以感受身心自由的經曆裏。
她老了，我生了個女兒，是90後。她可絲毫不留戀過去，長發隨時剪短、燙花、拉直，衣服更不用說了，那個整齊劃一的年代一去不返了，多元和獨特是她的基調，在她眼裏壓根沒有“過時的衣服”一說，隻要你會搭配，時尚簡直唾手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