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憲政中國的偉大異象：“生氣”不能翻譯成“angry”----民主中國

最近有一件讓人很挺生氣的事。一個70歲的愛爾蘭流浪漢哈洛斯，半輩子都以揀破爛為生。20年前，他在倫敦北部一個高級住宅區附近的樹林裏，蓋了一間簡陋的小屋，大約長12英尺、寬8英尺。有一家開發商，一直想把這個老家夥趕走。但按照英國的物權法，一個人無爭議地占有一塊無主土地，超過12年的最低年限，那塊地就是他的。所以政府向哈洛斯頒發了一份地契所有權狀，正式宣告這個流浪漢是在高尚社區擁有90平方英尺的小地主。據BBC報道，這塊土地的市值大約是200萬英鎊。一夜之間，流浪漢就變成了“風能進、雨能進、開發商不能進”的百萬富翁。
如果這是第一千零二夜的童話，中國的拆遷戶們就不應該生氣。就像七個小矮人身邊的白雪公主，不該讓我們轉頭看見自己的妻子，就憤憤不平。可這樣的事發生在離我們乘飛機隻要十個鍾頭的地方，你就難免要問，人家有物權法，我們也有物權法，人家有鼻子有眼，我們也有鼻子有眼，我們為什麽不生氣呢？

若一個人說，他在家裏從來不生氣。這個家也許已經岌岌可危了。心理學家說，維係家庭情感的一個好方法，就是直截了當的告訴對方，“我有點生氣”，“你這樣做讓我很生氣”。《南方人物周刊》的這個“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的專題，似乎有慫恿老百姓生氣的嫌疑，其實在我看來，就是鼓勵一個老百姓成為公民，鼓勵我們把這個社會當作自家的客廳。

因為你不會對一個搶劫者說，“我真的生氣了”。你對你的敵人憤怒，對自己的朋友生氣。甚至在中文裏，“生氣”是一個很溫和的詞。你不能翻譯成“angry”，否則怒氣就不好對應了。它隻是表明我不高興，非常地不高興。從政治學的思維說，臣民在官府麵前是不會生氣的，他們能忍就忍，忍不了就揭竿而起。一個社會常常有生氣的人，恰恰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標誌，也是立憲政體的一個允諾。它的意思是一份政治上的信仰告白，我們從此告別革命。我們維護權利，可以和你糾纏不止，但刀槍已經入庫。我們可以拍案而起，但是不掀桌子。我們可以上街，但是不砸玻璃。可以反對一屆政府，但不需要改朝換代。可以一直吵架，但是永不離婚。

幾乎每個中國人的生活，都充滿了那些“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的細節。但這個專題不是像易卜生那樣說，“這個世界翻了船了，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救出來”。也不是像哈姆雷特一樣說，“這個世界脫了軌了，偏我有責任要把它修好”。而是像胡適那樣認為，“為個人爭人格吧，就是在為國家爭國格”，而是像弗裏德曼那樣說，“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麽，也不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麽，而是要問，我們可以通過國家做什麽”。

我想這本書的一個回答是，我們可以通過國家去生氣，從而使這個國家充滿了生氣。

德國的社會學家桑巴特，曾提過一個著名的設問，和龍應台女士的“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的設問一樣著名。就是“為什麽美國沒有社會主義”？換句話說，為什麽美國的工人階級和底層市民，從來沒有爆發過通過徹底的社會變革去維護自身權益的激進主義運動？桑巴特提出了六個回答，其中有三條在社會學上一直被奉為經典性的闡釋。一是美國的立憲政體提供了最大的“公民整合度”，和一個民主化的公共生活方式。這使人們的利益要求可以被容納，所以工人階級喜歡這個體製，也喜歡在這個體製下發脾氣。二是美國的兩大黨都不是意識形態政黨，而是以個人權益為導向的政黨，所以每當社會上有人生氣了，他們在吸納主流的改革意見方麵毫無困難。這就使任何第三黨都很難冒出頭，任何激進主義的運動，都因為機會成本太高，無法從那些生氣的人中間，結出憤怒的果實。於是就連種族問題，在最沉重的時代也隻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問題，而從來沒有上升為一個激進政治的溫床。第三點是美國式的市場經濟，為社會底層提供了也許是人類史上最大可能的一種流動性。桑巴特說，一個美國工人比他的歐洲同行有更多的機會，成為一個小業主。所以革命不如上街，上街不如上法庭；打架不如罵人，罵人不如談判。

換個方式回答桑巴特的設問。美國人為什麽不革命呢，因為他們常常生氣，因為國家鼓勵他們生氣。他們沒有激進的社會主義運動，所以他們有民權運動，有平等權運動，也有消費者權益運動。如果再問，中國人為什麽不生氣？因為人們生氣從來不是出於絕望，而是出於盼望。人們生氣是因為人們知道生氣可以幫助他們，得到更公平的機會，更廉價的商品，更廉潔的政府，更穩妥的生活。就像在家庭中，有盼頭的人才嘮叨個不停，絕望的人連腔都不開。如果我們生氣，不是因為周圍有值得我們生氣的事，而是因為我們眼前有一幅未來的圖畫。

《聖經》中說，“沒有異象，民就放肆”。這個異象（vision），指的是在上帝的啟示中，人所看見的一幅關於世界的圖畫，一個宇宙的場景，以及上帝在曆史中一個永恒的旨意。其實任何積極的社會運動，都是由異象去推動的。甚至任何有成就的個人，他的成就也一定來自於對他生命中一個異象的委身。但對於不相信上帝或上帝啟示的人們來說，這個詞可能不代表一個決定於時間之外的圖畫，而隻是代表一幅曆史主義和個人奮鬥的圖畫。因此更多的人將這個詞翻譯為“願景”。願景並不等於我們常說的理想。因為“vision”的意思，是你所看見的，而不隻是你所想到的。是一幅圖畫，而不是一套理論。你看見了你所思想的，就叫做“願景”。我把它解釋為一種有確據的夢想。

譬如“英特納雄耐爾”，曾經是共產黨人的異象。“英特爾納特（Internet）”是全體互聯網公司的異象，而一個環保主義者，一個女權主義者，一個民間維權人士，一定也都有他所看見的願景。我生氣可以沒有理由，你不生氣也可以沒有理由，但當這個專題的呼喚，麵向一個龐大人群的時候。“中國人為什麽要生氣”，一定要有一個共同的理由，才能帶出一種編輯所盼望的共同的回應。這個理由就是關於公民社會的一幅生氣勃勃的的圖畫。一個我們對未來二三十年間中國憲政轉型的異象。我們說，應該如此。我們還說，可以如此。老實說，如果缺乏這樣一個願景，你遇見拆遷，遇見學校收一大筆讚助費，醫生開一大疊檢查單，遇見你的選舉權或言論自由被剝奪，你不但生不出氣來，甚至連噴嚏都打不出一個來。

有人說，中國人缺乏權利意識，他們不生氣，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我不能同意這話。一定是有未來的願景，才會有眼下的願意。作為一個法律研究者，我不能不承認，在今天這個社會，許多時候一個人放棄維護自己的權利，才是他最理性、最符合利益原則的選擇。我有一位很生氣的農民朋友劉正有，為維護自己村民的土地權益，打了十幾年的官司還在打，還在輸。為什麽要生氣呢，他說，我非要把那些侵害老百姓的人，“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我就問，這隻是一個比喻呢，還是你生命中一個真實的異象呢？曆史的恥辱柱在哪裏，六合之外呢還是末日審判呢。我尊重這位朋友，他對自己的一生有偉大的願景。但顯然這樣的願景並不能說服更多的人們，去調整他們在卑微生活中投入與產出的衡量。

我也見過一些維權農民和上訪戶，當他們和政府打交道時，你甚至會發現一個很荒誕的局麵，就是這些權益受損的窮人，反而是天底下最不講道理的人。第一，幹部都會講大道理，從國家、集體講到和諧穩定，農民們都搭不上話，更沒有膽量反對這些大道理。第二，幹部都會講法律，從公民的義務一直講到紅頭文件第幾條第幾款。這時農民們倒有反對的膽量，卻缺乏反對的能力。他們有氣也生不出來，有道理也像茶壺裏的湯圓。最後隻有不講道理了，說我啥子都不管，我就要拿回我的東西。

舒茲是美國一家民權組織的執行理事，他在評論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時候說，“在追求正義的民權活動中，願景從來都極為罕見”。而20世紀的非暴力不服從運動，卻擁有一個曆史上最令人動心的願景。它尊重法治的遊戲規則，它一方麵把自己的不滿尖銳地表達出來，另一個方麵，它又對政府和公眾表示出極大的順服。金博士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描出了一幅整全的圖畫。這幅圖畫將一個心裏生氣的公民走路上班、不願乘坐公車的個人行為，與千萬人的夢想聯係了起來。在這幅圖畫裏，一個人的維權選擇，和一個國家的美好未來之間，有了一種我們說不出來的、“萬事相互效力”的關係。因為有這幅圖畫，一個人才不會沮喪地說，我生氣有什麽用？我一個人去投訴物管公司，對我有什麽好處。

最近幾年，中國社會的確出現了公民維權的趨勢。人們不但作為一個消費者，而且開始作為一個公民，以一種溫和的方式表達不滿。人們開始關心環境，關心大壩的修建，關心艾滋病患者和公共衛生，關心乙肝病原攜帶者是否受到歧視，或者女性職工提前退休是否不公平。人們問機場憑什麽收取建設費，醫生寫的字為什麽我們看不懂？宣傳部的電話為什麽那麽拽？在過去這一百年裏，其實人們更多時候問的是，“中國人你為什麽不憤怒”？相比之下，“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其實是一個如此堅決而溫柔的提問方式。傳遞著這個時代最令人心動的變化，不是GDP和摩天大廈----而是從市民到公民，從憤怒到生氣，一個漸進改良的時代，正在替代暴風驟雨的時代。一個訴訟與司法抗爭的時代，開始替代高歌猛進的立法時代。一個民權為本的時代，開始替代一個已失去方向的改革時代。

然而，目前民間的維權最缺乏的，並不是權利意識，甚至也不是舊製度的約束。我們最缺乏的，依然是一個活潑生動的願景，一個可以被看見的偉大的異象。可以取代“改革”、也可以取代“民運”的，一個對未來中國的新的異象。未來應該是一個什麽樣的未來，憲政可以是一個什麽樣的憲政。其實這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不是因為那些讓我們生氣的事很偉大。而是我們活在其中的這個一點也不偉大的社會，卻從來沒有距離一個偉大的時代這麽近過。就像那個流浪漢哈洛斯，雖然房子很破爛，卻住在一個黃金地段的附近。

老實說，如果我們看不見一個憲政中國的偉大願景，我們就算生氣，也是有氣無力。今天的問題是，“改革”已不再是這個社會共享的一個異象，它已經蛻變為一種不公平的利益調整和權益損害的同義詞。但“民運”也不再是大多數受損害的中國公民心頭的異象。人們看見一個為富人說話的經濟學家，馬上把他劃到“改革”這一既得利益體製中去，其實這個經濟學家是少數敢在“六四”公開信上簽名的知識分子。人們看見一個抨擊中共的異議知識分子，又馬上把它劃到“民主鬥士”的集體合影中去。其實這個社會缺乏新的“大道理”，缺乏一幅爭取更好的群體生活方式的圖畫。當生氣的人們交頭接耳時，他們不但缺乏公民的自由結盟，他們甚至也缺乏真正的“同一首歌”。因此今天沒有一個專家，可以從技術上說服一個農民工，告訴他法律是他拿回自己薪水的最佳武器。也沒有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有足夠地底氣呼籲，中國人你快生氣吧，你不生氣，這個社會就沒有希望。因為在今天和明天之間，這個國家的未來場景變得越來越模糊。在個人和國家之間，我們對一個公民社會的想象力也如此貧乏。於是一個人站出來生氣，一百個人就開始歎氣。盡管一部分媒體和知識分子，一直在努力幫助這個社會形成一副圖畫，就是把一個人的利益和一個人的行為，與一個公共的政治理想聯係起來，好像把每一台電腦接入互聯網世界。

但以拆遷運動為例，人們看見它傷害了無數個人的財產權，卻很難看到拆遷運動也在摧毀每一個城市的社區生活，正在割裂每一個拆遷戶與他鄰人的關係。一種超出人們交往速度的拆遷速度，就是公民社會的敵人，它破壞人們心中的願景，正成為一種反社區和反結盟的力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連公民的訴訟運動也在被迫成為一種反社區的回應方式。法庭成了最後一個怒火中燒的地方。人們不再相信社區，不願把希望放在任何非國家的權威之上，不再對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那個地帶抱有幻想。於是個人被孤立了，被孤立成一個拆遷戶，一個患者，一個消費者，一個乘客，和一個維權人士。然後就連反抗方式，也被迫強化著我們對這個國家的依靠。

聯想公司的廣告說，“失去聯想，人類將會怎樣”。我的回答是，人們一旦失去聯想，就失去了生氣的能力。人們一旦失去對一個公民社會的願景，就算我們生氣，我們也氣不出一個憲政中國來。英國的哈洛斯在不屬於他的土地上住了20年，搖身變成了一個大富翁。而我們的老百姓祖祖輩輩在一塊土地上休養生息，卻在時代的變遷中，反而淪為了最不講道理的人，和一個漫天要價的刁民。麵對個人生活中的不利不便和不公不義，我們憑什麽要生氣？其實從來都隻有一個回答，因為“我有一個夢想”。盡管每個人的願景可能各不相同，但在一幅關於憲政中國的整全的圖畫中，我的選擇一定和我的孩子有關。我的孩子也一定和別人的孩子有關。明天的社會一定是我們自作自受的社會。不錯，你不生氣沒有人替你生氣。你不生氣，這個社會就真的沒有生氣。但今天的民間社會，和中國的自由派，在“自由民主”的這一籠統訴求之下，顯然已經同床異夢，對於未來二十年或三十年後的中國，已失去了一個共同的和偉大的異象。

以此觀察最近茅於軾先生被“圍剿”（笑蜀語）的事件，諸如此類的事件，近年來，三五個月一定會來一次，正是民間社會異象破碎的征兆。因為“沒有異象，民就放肆”。今天中國最大的危機在哪裏，我們都清楚。但未來中國最大的危機，其實就在這裏。

一個憲政中國的偉大異象，你看見了嗎？

2007-9-1修訂於成都大學，原為《南方人物周刊》“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專題而作。首發《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