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的戶口和印度的種姓（zt）

近年來，中國和印度各自的高速經濟發展為全球矚目，兩國發展速度的快慢和發展環境的優劣，以及最後誰占上風，也是論客們津津樂道的課題。



　　其實在文化、曆史、政治的各種差異之外，中印兩國的發展有許多平行特色，特別是體製性的社會不平等。近日兩國內部幾乎同時發生的兩樁新聞，再次彰顯了這一平行現象。



兩國社會的嚴重弊端



　　新華社北京3月29日電：“中國公安部29日召開了全國治安管理工作會議，會議議題之一是討論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製度，這意味著近年來廣受關注的取消農業、非農業的二元戶口製度問題有望得到解決。”



　　電文引述有關負責人評價“逐步取消農業、非農業二元戶口性質的一個重要意義是實現公民身份的平等。”換言之，這是中國力圖消除製度性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步驟。



　　同一天，《紐約時報》從新德裏報道：一項旨在增加和保障下層種姓在印度大學中名額的重要平權法案，被印度最高法院擱置。這可以說是印度獨立以來曆屆政府努力消除種姓製度這一社會不平等弊端的一大挫折。



　　一年半前，筆者已經把中國的戶口製度比擬為印度的種姓製度，指出兩者都是父子相承的世襲社會不平等體製。這樣的社會不平等不僅是兩國發展的重大障礙，更是直接阻撓建立“和諧社會”的禍首。



　　在中國，近年來的社會動蕩危機和大小事件許多關聯到“三農”問題尤其是農村土地征用，有目共睹。至於印度（以及印度教主導的尼泊爾），如筆者多次指出，則是目前世上唯一毛派武裝運動如魚得水的地區。基於種姓製度的世襲性不平等，是這種動亂的社會土壤。



　　其他不說，據英國BBC報道，近在3月中旬，印度中部毛派武裝一舉殲殺50名印度軍警，成為幾十年來造反運動最大的軍事行動之一，再次彰顯毛派造反力量，而不是伊斯蘭極端主義，才是印度麵臨的“內部最大安全挑戰”（印度總理曼莫漢星語）。

種姓製度代表印度教的基本教義，原來是雅利安人征服南亞次大陸後維持統治地位的需要。但是幾千年下來，成為根深蒂固的社會陋習，使得幾乎一半印度人口無法逃脫世襲的不平等命運。印度教原教旨主義的上升，更製造了革除這一陋習的新障礙。



　　中國現行戶口製度造成的世襲性不平等，卻是“新生事物”，代表毛澤東的最大弊政。中國傳統文化盡管遭到柏楊等現代人士的鞭撻，但是卻具有舉世罕見的一項良好傳統：缺乏世襲社會階層。從秦末陳勝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到隋唐科舉製度成熟之後“一舉成名天下聞”，無不體現了這一優良傳統。



　　可是毛澤東卻一手創造了兩項現代種姓製度：根據家庭出身劃分的“政治種姓”，以及城鄉戶口代表的中國史無前例的“經濟種姓”。



　　這兩項現代種姓製度，首先打擊了中國社會最有創造力的階層：城市知識分子和農村有產階級。前一受害者通過反右和文革暴露無遺，後者卻至今缺乏學者關注。



　　原來中國傳統的分家製度，導致所謂“富不過三代”現象。因此在農村，有產階級通常是人口中智能最出眾的代表，卻在毛澤東時代遭到最無情的壓製和打擊。文革之前，中國中小學成績最優秀的常常是升學無望的“地富反壞右”子女，是這一人才浪費的明證。



　　鄧小平的一項重大曆史功績，便是徹底革除了毛澤東基於家庭成分的“政治種姓”，由此造成的人才解放，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原因。但是城鄉戶口代表的“經濟種姓”，卻一直遷延至今，不僅繼續阻礙創造“和諧社會”和經濟發展，更導致“同命不同價”的荒唐社會不平等現象。



　　中國高速經濟發展導致的許多負麵社會現象，使得不少人產生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年青一代中更有人將鄧小平改革以來中國的崛起歸功給毛澤東，而忽視毛澤東長期弊政對中國崛起的災難性延滯，特別是經濟學上“機會損失”的巨大代價。



　　正如新加坡李光耀資政2005年夏天接受德國《明鏡》雜誌訪談時敏銳指出：如果沒有毛澤東弊政的彎路，中國，而不是日本或其他亞洲國家，早就應該成為亞洲首強，而不至於到今天才因“中國崛起”而引起國際震蕩。這真是一代政治家的金玉良言。



　　以往不諫，來者可追。對於印度和中國而言，誰能更快更徹底地消滅體製性的社會不平等，不僅是創造和諧社會的必要前提，更會是決定兩國誰最後贏得發展競賽的一個關鍵因素。尤其是人均自然資源低下的中國，城鄉戶口差別是廣泛開發人才資源的巨大障礙。期望北京新近的全國治安管理工作會議，能夠加快中國現代種姓製度的早日消亡。

於時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