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曉子
去年五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製造了三死九傷“王府井慘案”的艾緒強，被一審判處了死刑。
32歲，來自河南信陽農村的艾緒強，五年前離鄉到北京打工，以撿廢品、開鏟車，維持溫飽。2004年，他工資被拖欠，生計無著。四處奔走，多方反映未果，逐漸產生了報複社會的念頭。
“作為一個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視，特別是在北京打工這幾年，感受很深。我們河南人已經忍無可忍了。我有意製造了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給河南人出口氣。”（艾自辯語）
2004年9月11日，艾選定了這個與恐怖相連的日子，殺害了一名的士司機後，開著劫殺得來的車子，駛進了北京最著名的商業區王府井，在步行街上一路衝撞過去┅┅
由這慘案引發出來的“仇富”大討論，還在各媒體沸沸揚揚地進行著。無獨有偶，一場“流民收容”之爭，又將公眾對艾緒強這樣的“城市邊緣人”的關注，推進到一個更耐人尋味的深度∶
同樣是在去年五月，著名科學家鍾南山，因在廣州街頭被搶手提電腦，拍案而起，呼籲全社會重視城市日益嚴峻的治安問題。針對城市頻繁發生的暴力、搶劫事件，他將矛頭指向“城市無業遊民”，力主警方恢複已於2003年廢止的強製收容製度。
“在設計法律製度方麵，我們應以什麽人為本？就是應以好人為本。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酷。”（鍾語）
鍾院士嚴打遊民的呼聲一出籠，國內輿論嘩然。在紐約街頭流浪過的藝術家方未未，在個人博客上，以“鍾南山的價值幾個億的電腦和不可修複的人腦”為題，言詞火爆地抨擊鍾院士無知無恥、喪失人性。
一夜之間，這篇文章被網民擊點、轉載萬次，正反方評論如潮，在新浪網等各網站，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遊民”之爭。
“城市邊緣人”是一個怎樣的族群？是社會的渣滓、潛在的罪犯？還是如方未未所說，是“被遺棄的，被傷害的，無望的，冤屈的”？人們對此盡可以爭論不休，但有一點，是正反兩方都不會否認的∶那就是在當今中國，城市“權力群體”和“弱勢群體”（城市邊緣族）之間的矛盾衝突，已經演變成暴力犯罪等令人頭痛的社會問題。
去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口號∶“建設和諧社會”，從很大程度上印證了中國人對社會動蕩因素的普遍憂慮∶如何對待仇富、劫富甚至殺富的城市邊緣人？如何在貧富、權勢的急劇分化中，支撐一個和諧太平的社會？這已是、也必將以更激烈的形式，成為21世紀中國的熱門話題。
（一）傳統模式∶管製
其實，如何處理好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減少社會的動蕩因素，是每個國家都要思考的問題。任何社會，在充滿矛盾和競爭的發展過程中，都會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己特有的邊緣群體。而任何社會中的邊緣群體，都因物質、精神需要的相對缺乏，以及身為“人下人”難免受到的歧視和冷漠，而最有可能以暴力犯罪的方式尋求出路。
對待身處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監控、管製。社會的立法、刑罰，本都掌握在權力階層手中。對弱勢群體嚴管嚴罰，那是非常方便的，效果往往立竿見影。過去，中國對待弱勢群體，基本上沿用管製的模式，如前麵提到的無業遊民收容製度。
但是，管製的模式雖速效，卻有相當大的副作用。若使用不當，極易激化弱勢群體對權力群體的敵對情緒。80年代初，中國民工潮初湧的時候，城市外來工對政府一會兒一個樣的管理規定，從來都是逆來順受的；到了90年代，外來民工、小販，與警察或城管人員衝突，常有報導。弱勢群體的不滿、不服，已見端倪；到了今天，更有民工艾緒強在製造血案之後，還在法庭上朗聲宣布“我無法在社會生存，我要報複！”
縱觀全國，我們不難看到，邊緣群體和權力部門之間的衝突，已經從大氣不敢出，逐漸升級到公開抗爭，甚至暴力動武，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如果在網上的“愛問搜索”中，輸入“暴力抗法”一詞，僅2005年至2006年，就有16,270條相關新聞。頻率之高，範圍之廣，令人咋舌。
中國，要長治久安，必須拋開傳統的管製思路，尋找新的方式。
（二）猶太社會∶聖律
其實，在人類社會顯現雛形以先，上帝早已通過猶太民族的宗教法典，針對人類即將麵臨的種種社會問題，及其解決辦法，作出了極為詳盡的闡述。神授意的這些聖律，被忠實記載、保存下來，成為如今基督教聖經的重要部分。
打開聖經的舊約，不難看到，神對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尤為關注。如何對待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維護和保障他們的福利和權益，占了猶太律法書相當大的比重。“富戶窮人，在世相遇，都為耶和華所造”，“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箴言》）。富人窮人，在上帝的眼裏，價值是一樣的。
猶太律法中有明確周詳的規定，從各方麵保證下層人的生存需要。比如，向窮人借貸不可取利，地產不可永賣，田主收割田產時須任憑窮人撿拾遺落田間的農作物等。
但最獨特的，是古猶太社會中“十一”（《申命記》14∶28-29）、“安息年” （《利未記》25∶1-7）和“禧年” （《利未記》25∶8-55）的經濟運作。
每逢七年末一年，是“安息年”，土地上的自然出產，歸“仆人，婢女，雇工並寄居的外人當食物”。安息年還是豁免年（《申命記》15∶1-18），“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居的債豁免了，不可向鄰舍和弟兄追討”，就連賣身的奴仆也要任他自由出去，且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猶太律典中的“十一”、“安息”和“禧年”原則，是其他民族文化中從所未有的經濟運作方式。與人類社會普遍沿用的巧取豪奪、積財傳宗的社會模式，迥然不同。正是猶太社會中對弱勢群體的定期援助，和周期性以豁免等形式對財富的重新分配，從最大程度上化解了貧富的極端分化，和由此而來的其它社會問題。
按上帝的經濟定律運作，社會可以在“各盡所能”和“各取所需”之間，在公正和憐憫之間，找到一個黃金分割點。
（三）西方模式∶濟貧
以基督教為立國之本的西方各國，在一定程度上，局部實踐了猶太律法中的經濟調整規則，對邊緣人群的處理，基本上沿用了聖經舊約律法中，以富濟貧的慈善原則。比如，細致嚴謹、層層升級的稅收製度，從一定程度上將富裕階層的財產，重新調整分配，用於使邊緣群體得益的福利補助、公益建設上。
不僅如此，西方社會的基督教傳統，也使慈善募捐、援助公益，成為人平常、普遍的行為方式。在西方生活過的中國人，對此都能領略一二。支持和參與社區的各項慈善活動，給自己喜歡的慈善機構拉讚助、搞義賣、無償服務，這些對西方人來說，都是相當普遍的娛樂和消遣方式。老人將遺產全部或大部分捐贈慈善機構，年輕一代則崇尚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也成了西方文化的一個習俗。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富豪的財產觀。“死後留下大筆財富的人是可恥的”，卡耐基的一句名言，成為美國一百多年富人經營慈善的驅動力之一。美國慈善富豪伯貝爾也說∶“哪一種做法更好呢？是使你自己變得富有呢？還是對上帝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以造福他人？當你命歸黃泉的時候再做決定就晚了。”
在這些想法的影響下，歐美富豪對慈善事業的捐贈，基本上與其財富成正比，甚至出現了富豪向專業慈善家轉型的新趨勢。比如，今年六月，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宣布，將淡出微軟事務，專心於衛生教育慈善。消息傳出後，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即向蓋茨基金會捐贈約三百億美元以表支持，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筆贈款。
西方較完善的稅收福利製度和活躍的慈善運動，無疑有助於西方社會的財富分配，呈現出社會學家所推崇的“橄欖球型”結構，即中層階級居多的社會結構。橄欖球型的財富分配，比起富有少數、貧窮大片的“金字塔型”社會框架，自然更有平穩和諧、長治久安的優勢。
（四）中國特色∶小家
反觀中國，不難看出，中國人傳統的家族觀念和積財心理，使中國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參與感，極其淡漠。中國的慈善氣氛相當薄弱。這無疑加劇了很多原本可以緩解的社會矛盾。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中國人以家為核心的創富積財傳統，自然不利於社會財富按公平、憐憫原則重新調整分配。相反，以家為本的致富心態，使腐敗、貪汙，因親情裙帶的糾纏更加錯綜複雜，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硬傷。
走後門，拉關係，以交情為紐帶的“經濟援助”，更加孤立了社會中那些無親情、無權勢可依的個體，把他們推向絕望的邊緣。而任由貧富兩極的極端分化，最終隻能導致邊緣群體以暴力，而不是和平的方式，要求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
中國人在非洲就是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吃苦耐勞、精明儉守的中國人在南非發財了，當地仇富的人也眼紅了。綁架，槍殺，打劫，中國人賠上老命，也難留血汗錢。可悲的是，災難當前，中國人能想到的，還是怎麽花更多的錢去買更貴的防彈車，去更豪華、戒備更森嚴的餐廳吃飯，卻不曾想到要用自己的財富，回報厚賜自己的非洲人民。
（五）如何借鑒∶愛人
中國社會，要擺脫仇富的陷阱，到底可以借鑒什麽？
沒有一個人或群體，可以在社會中孤立存在。在全球性經濟文化大交融的21世紀，漠視自己的社會責任、自私狹隘的人生追求，隻能加速社會的反彈，最終也使自己受害。
曾有人問耶穌，最重要的律法是什麽？耶穌簡單明了地說∶第一，要愛神；第二，要愛人如己。耶穌要人明白，人生最有意義的，不是去追求自己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而是去學習、實踐和提高自己愛的能力。
願更多的中國人關注弱勢群體，擔負起自己對邊緣群體的社會責任。
去年五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製造了三死九傷“王府井慘案”的艾緒強，被一審判處了死刑。
32歲，來自河南信陽農村的艾緒強，五年前離鄉到北京打工，以撿廢品、開鏟車，維持溫飽。2004年，他工資被拖欠，生計無著。四處奔走，多方反映未果，逐漸產生了報複社會的念頭。
“作為一個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視，特別是在北京打工這幾年，感受很深。我們河南人已經忍無可忍了。我有意製造了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給河南人出口氣。”（艾自辯語）
2004年9月11日，艾選定了這個與恐怖相連的日子，殺害了一名的士司機後，開著劫殺得來的車子，駛進了北京最著名的商業區王府井，在步行街上一路衝撞過去┅┅
由這慘案引發出來的“仇富”大討論，還在各媒體沸沸揚揚地進行著。無獨有偶，一場“流民收容”之爭，又將公眾對艾緒強這樣的“城市邊緣人”的關注，推進到一個更耐人尋味的深度∶
同樣是在去年五月，著名科學家鍾南山，因在廣州街頭被搶手提電腦，拍案而起，呼籲全社會重視城市日益嚴峻的治安問題。針對城市頻繁發生的暴力、搶劫事件，他將矛頭指向“城市無業遊民”，力主警方恢複已於2003年廢止的強製收容製度。
“在設計法律製度方麵，我們應以什麽人為本？就是應以好人為本。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酷。”（鍾語）
鍾院士嚴打遊民的呼聲一出籠，國內輿論嘩然。在紐約街頭流浪過的藝術家方未未，在個人博客上，以“鍾南山的價值幾個億的電腦和不可修複的人腦”為題，言詞火爆地抨擊鍾院士無知無恥、喪失人性。
一夜之間，這篇文章被網民擊點、轉載萬次，正反方評論如潮，在新浪網等各網站，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遊民”之爭。
“城市邊緣人”是一個怎樣的族群？是社會的渣滓、潛在的罪犯？還是如方未未所說，是“被遺棄的，被傷害的，無望的，冤屈的”？人們對此盡可以爭論不休，但有一點，是正反兩方都不會否認的∶那就是在當今中國，城市“權力群體”和“弱勢群體”（城市邊緣族）之間的矛盾衝突，已經演變成暴力犯罪等令人頭痛的社會問題。
去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口號∶“建設和諧社會”，從很大程度上印證了中國人對社會動蕩因素的普遍憂慮∶如何對待仇富、劫富甚至殺富的城市邊緣人？如何在貧富、權勢的急劇分化中，支撐一個和諧太平的社會？這已是、也必將以更激烈的形式，成為21世紀中國的熱門話題。
（一）傳統模式∶管製
其實，如何處理好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減少社會的動蕩因素，是每個國家都要思考的問題。任何社會，在充滿矛盾和競爭的發展過程中，都會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己特有的邊緣群體。而任何社會中的邊緣群體，都因物質、精神需要的相對缺乏，以及身為“人下人”難免受到的歧視和冷漠，而最有可能以暴力犯罪的方式尋求出路。
對待身處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監控、管製。社會的立法、刑罰，本都掌握在權力階層手中。對弱勢群體嚴管嚴罰，那是非常方便的，效果往往立竿見影。過去，中國對待弱勢群體，基本上沿用管製的模式，如前麵提到的無業遊民收容製度。
但是，管製的模式雖速效，卻有相當大的副作用。若使用不當，極易激化弱勢群體對權力群體的敵對情緒。80年代初，中國民工潮初湧的時候，城市外來工對政府一會兒一個樣的管理規定，從來都是逆來順受的；到了90年代，外來民工、小販，與警察或城管人員衝突，常有報導。弱勢群體的不滿、不服，已見端倪；到了今天，更有民工艾緒強在製造血案之後，還在法庭上朗聲宣布“我無法在社會生存，我要報複！”
縱觀全國，我們不難看到，邊緣群體和權力部門之間的衝突，已經從大氣不敢出，逐漸升級到公開抗爭，甚至暴力動武，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如果在網上的“愛問搜索”中，輸入“暴力抗法”一詞，僅2005年至2006年，就有16,270條相關新聞。頻率之高，範圍之廣，令人咋舌。
中國，要長治久安，必須拋開傳統的管製思路，尋找新的方式。
（二）猶太社會∶聖律
其實，在人類社會顯現雛形以先，上帝早已通過猶太民族的宗教法典，針對人類即將麵臨的種種社會問題，及其解決辦法，作出了極為詳盡的闡述。神授意的這些聖律，被忠實記載、保存下來，成為如今基督教聖經的重要部分。
打開聖經的舊約，不難看到，神對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尤為關注。如何對待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維護和保障他們的福利和權益，占了猶太律法書相當大的比重。“富戶窮人，在世相遇，都為耶和華所造”，“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箴言》）。富人窮人，在上帝的眼裏，價值是一樣的。
猶太律法中有明確周詳的規定，從各方麵保證下層人的生存需要。比如，向窮人借貸不可取利，地產不可永賣，田主收割田產時須任憑窮人撿拾遺落田間的農作物等。
但最獨特的，是古猶太社會中“十一”（《申命記》14∶28-29）、“安息年” （《利未記》25∶1-7）和“禧年” （《利未記》25∶8-55）的經濟運作。
每逢七年末一年，是“安息年”，土地上的自然出產，歸“仆人，婢女，雇工並寄居的外人當食物”。安息年還是豁免年（《申命記》15∶1-18），“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居的債豁免了，不可向鄰舍和弟兄追討”，就連賣身的奴仆也要任他自由出去，且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猶太律典中的“十一”、“安息”和“禧年”原則，是其他民族文化中從所未有的經濟運作方式。與人類社會普遍沿用的巧取豪奪、積財傳宗的社會模式，迥然不同。正是猶太社會中對弱勢群體的定期援助，和周期性以豁免等形式對財富的重新分配，從最大程度上化解了貧富的極端分化，和由此而來的其它社會問題。
按上帝的經濟定律運作，社會可以在“各盡所能”和“各取所需”之間，在公正和憐憫之間，找到一個黃金分割點。
（三）西方模式∶濟貧
以基督教為立國之本的西方各國，在一定程度上，局部實踐了猶太律法中的經濟調整規則，對邊緣人群的處理，基本上沿用了聖經舊約律法中，以富濟貧的慈善原則。比如，細致嚴謹、層層升級的稅收製度，從一定程度上將富裕階層的財產，重新調整分配，用於使邊緣群體得益的福利補助、公益建設上。
不僅如此，西方社會的基督教傳統，也使慈善募捐、援助公益，成為人平常、普遍的行為方式。在西方生活過的中國人，對此都能領略一二。支持和參與社區的各項慈善活動，給自己喜歡的慈善機構拉讚助、搞義賣、無償服務，這些對西方人來說，都是相當普遍的娛樂和消遣方式。老人將遺產全部或大部分捐贈慈善機構，年輕一代則崇尚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也成了西方文化的一個習俗。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富豪的財產觀。“死後留下大筆財富的人是可恥的”，卡耐基的一句名言，成為美國一百多年富人經營慈善的驅動力之一。美國慈善富豪伯貝爾也說∶“哪一種做法更好呢？是使你自己變得富有呢？還是對上帝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以造福他人？當你命歸黃泉的時候再做決定就晚了。”
在這些想法的影響下，歐美富豪對慈善事業的捐贈，基本上與其財富成正比，甚至出現了富豪向專業慈善家轉型的新趨勢。比如，今年六月，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宣布，將淡出微軟事務，專心於衛生教育慈善。消息傳出後，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即向蓋茨基金會捐贈約三百億美元以表支持，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筆贈款。
西方較完善的稅收福利製度和活躍的慈善運動，無疑有助於西方社會的財富分配，呈現出社會學家所推崇的“橄欖球型”結構，即中層階級居多的社會結構。橄欖球型的財富分配，比起富有少數、貧窮大片的“金字塔型”社會框架，自然更有平穩和諧、長治久安的優勢。
（四）中國特色∶小家
反觀中國，不難看出，中國人傳統的家族觀念和積財心理，使中國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參與感，極其淡漠。中國的慈善氣氛相當薄弱。這無疑加劇了很多原本可以緩解的社會矛盾。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中國人以家為核心的創富積財傳統，自然不利於社會財富按公平、憐憫原則重新調整分配。相反，以家為本的致富心態，使腐敗、貪汙，因親情裙帶的糾纏更加錯綜複雜，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硬傷。
走後門，拉關係，以交情為紐帶的“經濟援助”，更加孤立了社會中那些無親情、無權勢可依的個體，把他們推向絕望的邊緣。而任由貧富兩極的極端分化，最終隻能導致邊緣群體以暴力，而不是和平的方式，要求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
中國人在非洲就是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吃苦耐勞、精明儉守的中國人在南非發財了，當地仇富的人也眼紅了。綁架，槍殺，打劫，中國人賠上老命，也難留血汗錢。可悲的是，災難當前，中國人能想到的，還是怎麽花更多的錢去買更貴的防彈車，去更豪華、戒備更森嚴的餐廳吃飯，卻不曾想到要用自己的財富，回報厚賜自己的非洲人民。
（五）如何借鑒∶愛人
中國社會，要擺脫仇富的陷阱，到底可以借鑒什麽？
沒有一個人或群體，可以在社會中孤立存在。在全球性經濟文化大交融的21世紀，漠視自己的社會責任、自私狹隘的人生追求，隻能加速社會的反彈，最終也使自己受害。
曾有人問耶穌，最重要的律法是什麽？耶穌簡單明了地說∶第一，要愛神；第二，要愛人如己。耶穌要人明白，人生最有意義的，不是去追求自己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而是去學習、實踐和提高自己愛的能力。
願更多的中國人關注弱勢群體，擔負起自己對邊緣群體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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