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陽“六.一三”事件的要害是侵犯人權，野蠻執法

張超群：

              嶽陽“六.一三”事件的要害是侵犯人權，野蠻執法

前幾天，我與老殷通電話，談及嶽陽“六.一三”事件。他說，嶽陽“六.一三”發生的事，要害是兩點，一是公安幹警在執行公務時拒絕出示身份證，強製綁架公民。二是由害怕野蠻執法曝光而搶奪公民相機，傷害無辜。至於他們在什麽地方找你談都無所謂。

我當然不同意老殷的觀點。但那兩三天，“六.一三”事件對他造成的心理傷害的陰影還強烈地籠罩在他的心頭，我沒有反駁。

今天，離6月13日已經6天了，我的心情恢複了平靜，老殷的心靈創傷也許應該有所緩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探討嶽陽“六.一三”事件的要害，可能更為冷靜和理智。

我認為，嶽陽“六.一三”事件的要害是侵犯人權，野蠻執法。侵犯人權，具體地說，是侵犯人身自由權和人格尊嚴權。

《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解釋，“人身”——指個人的生命、健康、行動、名譽等；“人身權”——與公民人身不能分離的而又不與經濟利益相聯係的民事權利，分為人格權和身份權。

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八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據此，我與老鄧（鄧亞龍）、小劉（劉東輝）參加陳碧波先生的婚禮，是個人行動，如同走親訪友、外出購物、出門旅遊、吃飯、睡覺、屙屎、放屁一樣，屬於個人的人身自由，受憲法第三十七條保護。

我們三人剛剛參加完陳先生婚禮，小劉一出門就被嶽陽公安秘密帶走，張和鄧在準備去陳家告別的路上被公安強行帶走。顯然，這是對我們參加婚禮行動自由的幹預。

6月13日深夜，審問我的公安小張說，你沒有犯法，隻是有些事情想找你調查一下。配合 公安調查是公民的義務。既然我們沒有犯法，當然就沒有立案。沒有立案，嶽陽公安對我們的“調查”卻采取《刑事訴訟法》第二章偵察一項中的第91條—— 100條對犯罪嫌疑人或證人的訊問方式，即在我們參加婚禮尚未完全結束的過程中，不出示身份證、強行帶人、到審問案犯的訊問室審問、強行搶走攝像機並致人 倒地而不顧。這一連串的事情，如同鐵板上釘釘，將嶽陽公安釘在了侵犯人權、野蠻執法的恥辱柱上。

執法的正當性，體現在一是依法辦事，二是程序合規。

而嶽陽公安在“六.一三”事件中，肆意踐踏憲法，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和人格尊嚴權，執法時簡單、粗暴、野蠻，因而完全不具備執法正當性。

也就是說，嶽陽公安在錯誤的時機，用錯誤的方式，在錯誤的地方，進行了一場錯誤的“調查”。

可見，嶽陽公安強行帶我們走時沒有出示他們的身份證，這是一個問題。而我認為，即使公安事先認認真真出示了身份證而強行帶走我們“調查”，也錯了。

嶽陽公安公開打出的旗號是“調查”，既然是調查，為什麽不主動出示身份證？經老殷要求 後，出示身份證為什麽敷衍塞責？你們到底是一夥什麽人？既然是調查，被調查者可以跟你走，也可以不跟你走——就地調查，為什麽要野蠻地把人強行帶走？強行 帶走人，違反了人的意願，既侵犯了人身自由又侵犯了人格尊嚴。將我們帶到審問案犯的地方調查，更是對調查者人格的侮辱。在公安辦案的訊問室調查，體現公安 的威嚴，有公安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證人之嫌；在路邊或住所或茶館調查，環境輕鬆，體現調查者對被調查者尊重和兩者之間的平等。在什麽地方調查，是關係人格尊 嚴問題，老殷怎麽說無所謂呢？公民拍攝你們亂執法的鏡頭，履行公民對公權力的監督，你們為什麽像強盜一樣將攝像機搶走？

可見，嶽陽“六.一三”事件的要害是侵犯人權，野蠻執法，沒有執法的正當性，不僅僅是 沒有出示身份證的問題。主動出示身份證，隻說明執法者身份的合法性，而不能說明執法的正當性。沒有出示身份證的問題，是個程序問題或違規問題；而侵犯人身 自由權和人格尊嚴權，是個違法的問題，兩者有天壤之別。

對嶽陽“六.一三”事件的要害，老殷可是抓了芝麻，丟了西瓜。但老殷在向嶽陽的領導或 公安理論這個問題時，將沒有出示身份證一事作要害打出去，他們無言以答，似乎打了“七寸”，這在策略上我是同意的。但如果今後嶽陽公安又搞什麽“調查” 時，吸取這次教訓，先乖乖地遞上身份證，然後像“六.一三”事件一樣對待被調查對象，難道老殷可以說他們的執法就有了正當性？我想，老殷不會糊塗到這種地 步。

順便提醒那晚訊問我的嶽陽公安小張，你說配合公安調查是公民的義務，當時確實一下把我 “鎮”住了，我隻好乖乖地配合“調查”。回來我翻遍憲法，公民義務隻有勞動、受教育、遵紀守法、納稅等七項，配合公安調查可沒有作為公民義務寫進憲法呀。 請你下次“調查”時，莫拿“義務”一說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