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鬼話2012年5月25日

星期五 陰
     晚飯後，張超群來電話。他說：楊亞輝走了幾天了，我一個人在不墨居。
     我：老伴走了。你可以專心寫文章了。
     張：《環球時報》上的奇談怪論很多，寫不過來。……前兩天，我在老漢的辦公室上網，同他聊天，講了一個看法：在中國追求自由民主是一個曆史過程，要走的路很長，如同修築萬裏長城。這長城要有很多磚。我們隻是做一塊普通的磚。這塊磚上沒有刻名字。誰也不會知道。但必須要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磚。劉曉波，陳光誠，他們的貢獻、影響大，會留下英名，有如長城上的烽火台。為著中國的民主事業，我們倆個攜手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是應該的。不圖個人的什麽名利。心甘情願地做塊沒有名字的磚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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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群
敦促胡錦濤下決心，是政改由上發動的關鍵

3月14日，溫總理在“兩會”中外記者會突出談政改的話題，格外令關注中國民主的人士砰然心動。《炎黃春秋》編輯部於4月5日召開座談會，邀請李銳、
江平、錢理群、楊繼繩等知名人士參加。
《炎黃春秋》第5期摘要刊登了會上這些憂國憂民的老一輩革命家和學者暢談政
改，出謀劃策的發言。居然可以公開開會談論政改的敏感話題，公開出版刊物居然可以刊登談政改的發言，可見中國政治市場的管控在進一步放鬆。
學者徐慶全說“溫總理的幾次講話，呼籲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改革，給我們感覺是一種來自‘廟堂之高’的呼籲；而在‘江湖之遠’的民間，這種呼聲更加強烈。
既然上下都有共識，為何政治體製改革還在停滯？”
這可以概括為“徐慶全之問”。
“徐慶全之問”如何解答？徐先生的說法是上下“缺乏一個互動的環節”。
我的看法與徐先生不同。我認為將溫總理主張政改的言論，概括為廟堂之高的呼籲不太準確，隻能說是高高廟堂之中的一位“重臣”進言。真正可以稱之為廟堂之高的呼籲隻能是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聲音。
在中央高層，既有溫總理數次政改暢言，也有吳邦國委員長擲地有聲的“五不搞”，還有薄熙來主政重慶時唱紅打黑的文革搞法。而作為黨政軍一把手的胡錦濤主席除了在正規場合例行公事地宣稱要推進政改外，其他時候一律三緘其口，對吳溫的講話也不置可否。至今在政改的問題上，胡主席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外人摸不清底細。
政改如果走頂層設計、由中央發動的路子，剛有溫總理的呼籲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一把手胡主席點頭，才能一錘定音。這才是“徐慶全之問”的正確答案。
個人服從集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製，民主是虛的，集中是實的，而集中的結果往往是一把手一言九鼎、一個人說了算，這是已倒台或紅旗仍然飄飄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通則。中央領導班子開不開會，什麽時候開，會議議題是哪些，所有這些問題都是一把手拍板定奪。中國共產黨的黨代會1921——1928年開了6次，多是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開會，第6次黨代會形勢太險惡，隻好移師遠赴莫斯科。後來毛澤東主政，有了根據地，環境改善了，但黨的七大直到1945年才開，隔了整整17年；建國後開八大隔了11年，開九大又隔了13年。不輕易開黨代會，是毛澤東掌控大權的殺手鐧。
由此可見，政改議題議不議，政改動不動，作為一把手的胡主席不表態，其他人說得再多，也是白搭。這叫生崽的不急，抱腰的再急也沒有用。
台灣的民主化今天風生水起、像模像樣，就是由當時的總統蔣經國決定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開始的。蔣經國是台灣當之無愧的民主之父。
所以，敦促胡錦濤主席下決心撳動政改的按紐，是政改走頂層設計、由中央發動路子的唯一選擇。
當然，如果走阿拉伯之春的路子，那是另一番景象。
不過，我真誠地希望中國的政改走台灣的路子，如果走阿拉伯之春的路子成本太大，後遺症太多，於國於民弊多利少。      （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