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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寄信給朋友。從郵票本上揭下來一張三毛七分錢的郵票、郵費漲了之後的兩分錢補救郵票、我的地址條,準備全部粘上信封。這時候才意識到,先不能貼,信有可能超重。於是把揭下來的三張東西暫時粘在手背上,小跑著去貨運部稱信的重量。稱出來的結果是六毛三分錢。回到辦公室,在郵票堆裏翻出一張七毛錢的郵票,揭下來,也貼手背上。我的手不大,這麽一來,這些背麵粘度很高的東西攪到了一起,越分越亂。氣急敗壞之下,我幹脆把它們揉成一團,扔進了垃圾桶。
每次寄信,都要這麽把郵票拚湊著用,因為美國一天到晚老漲郵資。
二十多年前,中國大陸,往外埠寄一封信八分錢,往本地寄一封信四分錢。有一天,全國郵費全麵漲價,一下兒飆升到外埠兩毛。那時候還不像現在,常漲也就把人給漲疲了。猛然間寄封信要多貼一倍還多的郵票,哪有不想辦法的道理?立時全國上下招數層出不窮,而且當我多年以後跟來自祖國四麵八方的朋友交流,竟然發現,各族各地區人民的方法都差不多,這在沒有互聯網的當年簡直是個奇跡。
其中最被廣泛使用的方法,是在貼好的郵票上麵塗上膠水或者蠟。這樣一來,郵戳就不會在郵票上麵留下永久的痕跡。對方收到郵件之後,把粘有郵票那一小角給剪下來,放在水裏泡軟,把郵票從信封上揭下來,就可以反複使用了。當然了,還有些更聰明的,幹脆用牙膏而不是膠水來貼郵票,這樣就更方便了。
久而久之,郵局的工作人員也都提高了警惕,在每張郵票上蓋四個以上的黑戳,下狠力氣,跟鋼印打的差不多。
要說這件事兒,老百姓有點兒理虧,因為人民不應當損害國家的利益。不過從另外一方麵看,要是換了今天,或者換了有錢的人,誰會那麽幹?還不夠麻煩的呢!
窮嘛。
所以這永遠都不是一個單層麵的問題。
周末,跟一位朋友聊起來大陸父母送孩子回國讓祖父母帶的事情,我對此是個堅決的反對派,說:“因為送回去太容易了,太方便了,我們的父母又總是很樂意幫助我們。A matter of convenience就是我的結論。”
朋友說:“還因為大陸的父母拿簽證太艱難了。要是他們也能常來常往,一簽就簽個十年多次往返,隨便呆這兒幫忙帶孩子,還犯得著生離死別的嗎?”
我本來想接一句,討論一下為什麽美國給大陸的簽證就那麽緊,可是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朋友說得有道理,而且更關鍵的,是他提醒了我,學習看一種無奈後麵的多層關係。有的時候,我們會為了類似的問題就道德就情感爭得麵紅耳赤,可是被討論現象的當事人恐怕完全沒有工夫考慮這諸多的理論。想再多,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以前常去七零壇的時候,正趕上三十沒立老兄送他的一個孩子回國。我先是勸了勸,讓他忍住了別送。等他真送了,我隻能很虛無地抱了抱他,因為負他那個軛的不是我,在他那些我並不了解的理由和隱忍麵前,我又能說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