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海外校園”上讀到一篇餘傑關於911的文章，寫得不錯，感情真摯，對國人的批評雖然不留餘地，卻是一針見血。盡管這個北大畢業的少年才子很有名，這還是我第一次讀到他的文章，感覺不錯。於是又到網上找了些他其它的作品來，讀到我幾乎無地自容。好像這才意識到自己對很多重要的東西都漠不關心，包括人間疾苦、政治時事、曆史批評，等等。也就是說，我發現自己竟然是在如此膚淺地生活著，偶而寫一些無關痛癢的小散文，抒發一番閑暇時的小資情調，而且這些文章還往往邏輯混亂。
小資也是上個周末同XYZ聊天時才知道的她對我的評價，當時頗為令我吃驚，盡管這很有可能也是其他人對我的評價。在我看來，我應當是和小資掛不上邊的。小資們一般都沒有吃過什麽生活的苦，所以他們的愁苦往往是來自於他們格外在乎自己所謂心靈的東西，還有對浪漫的演繹。當然，這完全是我望文生義，自己給這類人的一種總結。事實證明我的總結是錯的，因為我也被歸為此類人，盡管我自認為吃過生活的苦，而且雖然也在意心靈的東西，但鑒於生活的壓力，完全沒有能力和精力去演繹浪漫，關注心靈。晚上帶孩子睡覺之後，我最大的心願就是能跟他們一起早早睡覺。可我還得掙紮著爬起來洗奶瓶，整理玩具，給他們找換季的衣服和鞋子，給朋友打電話談件重要的事情，洗衣烘幹疊好收好。。。
所以換個角度來看，或許可以說我具備成為小資的潛質，但沒有成為小資的條件。
餘傑到底寫了什麽使我無地自容呢？
他寫了很多東西，每一篇都立論清晰，立場鮮明，憂國憂民，思想深刻。其中我讀到這段文字，在“火與冰”的第一章：
“一天晚上，我經過一片建築工地。一座巨型大廈即將完工，旁邊有一排破舊底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雜貨鋪，門口擺著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電視機。電視機前，裏三層外三層圍了四五十個衣衫襤樓、瑟瑟發抖的民工。他們睜著眼睛貪婪地看著，盡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滿雪花，畫麵模糊不清。然而，好惡卻由不得他們，雜貨鋪的主人可不管他們喜不喜歡看，啪地一聲就調到另一個頻道去了。一陣輕輕的惋惜聲之後，他們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氣溫是零下好幾度。
這是一群無聲的人。在這座一千多萬人口的巨型都市裏，他們數量巨大，他們幹著最髒最累的活，卻遭到蔑視和厭惡。他們從來不說話，也說不出話來。沒有人知道他們在想什麽，他們有什麽痛苦與欣悅，煩惱與快樂。於是，他們隻好圍著一台十四寸的黑白電視機，從這個窗口仰望都市。
在這一瞬間，我理解了福柯的偉大。他以自己畢生的精力為監獄的犯人說話，為精神病院裏的病人說話，為現代社會一切失語的人說話，他是20世紀真正的知識分子。在這一瞬間，我想起了波普對“曆史”憤怒的指責：“這種殘酷而幼稚的事件幾乎從來不涉及真正在人類生活領域中發生的事件。那些被遺忘的無數的個人生活，他們的哀樂，他們的苦難與死亡。這些才是曆代人類經驗的真正內容而存在的一切曆史，大人物和當權者的曆史，充其量都不過是一出庸俗的喜劇而已。”
指責寫曆史的人也許過於苛刻。因為知識人同樣存在著表達的困難，他們連自己是誰也搞不清，又怎能指望他們為別人說話呢？就“失語”這一點而言，知識人與民工毫無區別。”
這段文字是他還在讀大學的時候寫的。想想一個小小的少年，都有這樣的見識，沒有愚沌地生活在象牙塔裏。過了而立之年的我，卻還是傻吃傻玩傻樂，疲於奔命之餘稍稍用輕飄飄的文字感懷一下，實在是活得不大有價值。
阿來在“塵埃落定”中有過一段精彩的文字。這部書是以一個傻子的口氣寫的，其中講到有一天，“我”被懷著仇恨的哥哥打了一個耳光。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懷著仇恨打過我。”於是“我”這才發現，“人家帶著仇恨竟然打不痛我”。
“他們走了。我看著月亮在薄雲裏移動，心裏空落落的很不好受。這不怪月亮，而要怪哥哥。對一個少爺來說，我就沒有什麽好害怕的，不怕挨餓，不怕受凍，更不怕總而言之，就是沒有平常人的種種害怕。如果說我還有一種害怕，那就是痛楚。從小到大，從來沒人對我動過手。即使我幹了很不好的事，他們也說，可伶的傻子，他知道什麽。但害怕總是與生俱來就在那裏的。今天，這種害怕一下就沒有了，無影無蹤了。我對自己生出迷茫的感覺。”
對了，就是這種感覺。實在不是因為沒有可害怕的東西，而是因為沒有痛楚。
我以為我一直認為，人生來就應當是有痛楚的，而且如果可以體會到別人的痛楚，為這些別人的痛楚做一些事情，那才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對社會有價值的人。可是我突然發現，那隻是我以為而已。
實際上的我，幾乎是在漠然地生活著，對很多深深的痛苦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我想要跟大俠好好談談，告訴他我這個發現。也想著要有些改變，不能再執迷於一些平淡慵懶的東西。人世間有許多承受巨大痛楚的人，需要人去了解，去體貼，去疾呼。
可我到現在都還什麽也沒談成，因為我忙得抽不出時間。唯一悠閑的時候，是前天晚飯後，全家去對麵的學校散步。走進校門，正迎著寬大的停車場，遠處是桔紅的夕陽，有點淡淡地點染在天邊，其它就是無雲的天空，和微涼清爽的黃昏。孩子們在停車場裏麵高興地跑來跑去，追著飄飛的蒲公英玩。我和大俠挽著手慢慢地跟在後麵走，兩個人心裏都在說，這樣真好。
那個時候，我壓根就沒有想起要談及關於沉重的生活的話題。
我想我是無可救藥了，難怪被XYZ說成是小資。
於是我再次深刻地反省我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也太貪圖享受。反省到晚上竟然失眠，回想我的種種生活經曆，看我是怎樣長成一個這樣的人的。
可是越回憶，我越覺得不應該。從還是個嬰兒的時候，我和姐姐就跟著父母輾轉全國各地。爸爸媽媽在很多農村和城市工作過，我們也就跟著住過很多地方。在那樣的年代，遷移完全不意味著任何形式的旅遊和獵奇，隻有無窮無盡的對新環境的難以適應和努力適應。記得每次跟爸爸媽媽回北京，總是被姥爺和奶奶格外疼愛，因為他們覺得我們常在外地奔波，十分可憐。在我們還帶著尿布的時候，爸爸媽媽曾經帶我們回了趟北京，從雲南和緬甸交界處一個叫“寶山”的地方，先坐三天三夜長途汽車，再坐三天三夜火車。在火車上，我們的尿布搭滿了整節火車廂。我小時候暈車很厲害，一直吐了一路。現在都能想像出在那樣悶罐子車廂裏，我給爸爸媽媽帶來的麻煩和狼狽。
姥爺心疼我們，回去雲南時，買很多東西讓我們帶回去，其中包括動物餅幹這些在邊遠地區沒有的東西。
那麽我小時候的生活環境應當是挺苦的，可我好像並沒有因此而特別可憐自己，或者可憐其他苦命的人。也有可能小時候有過，但現在沒了。
現在我長大了，發現這些苦往往跟命沒有必然的聯係。使我們痛苦和快樂的根源不一定是我們的際遇，而大多是我們的思想。
記得我上小學的時候，我們搬到了河北一個小村子裏。我當時剛在北京的小學讀了一年，講北京話。跟新認識的同學聊天，說我早上吃了一塊點心。他們好像不用“點心”這個詞，就開始嘲笑我。現在還記得當時一個比較張揚的女生，用手指點著我的胸口，誇張地說“點－心，點－心”，還一邊嘻嘻地笑著。其他的同學就也跟著在旁邊笑。我覺得不被人認同和接納的委屈，就從所在的操場上跑開了，一直跑到從來沒有去過的一條小溪。我就站在小溪旁，看溪水在陽光下清清亮亮地流，帶得岸邊稀疏的蘆葦傾斜著。我在那裏待了很久，當時溪水的樣子也就印在了我的記憶裏。
可是我現在回憶起來，並沒有什麽難過。反倒一直奇怪我怎麽可能不上課，在外麵留那麽久，而且不記得被老師或者家長處罰？不過當時，我童年的心一定是挺難過的，因為不被人接納而自卑和孤獨，所以才會去了那條小溪。現在對我來說，都成為了如此矯情的一些回憶。小的時候，任何的真正苦難都是父母承受了去，所以我記憶中的都是很純粹的童年的東西。可我相信，我那時候是經曆過苦難的，隻是痛就沒有，因為我沒有思想去呼應我的際遇。
長大了仍然是奔波。大學畢業剛到南方的時候，是在東莞。隻有從學校直接托運來的兩紙箱子舊衣物。因為東莞不通火車，隻能貨運到廣州。廉價的紙箱子到廣州時已經破爛不堪，而且裏外都有些潮濕發黴。找到一個廣州的朋友，拚了命從火車站弄到他那裏寄存，才去東莞報道，之後再去廣州取來，一路跟箱子一起，乘長路車被“賣豬仔”千辛萬苦到東莞那家香港人開的老板廠。
十幾年前的東莞可不是現在的摩登樣子。完全是荒地上的一些日夜不停運作的廠房，裏麵的女工沒日沒夜地工作，一個月下來，將積攢的錢寄回給窮苦的家裏。她們最大的變化，恐怕就是換到同一條街上的下一間工廠去做工，同樣是辛苦，同樣是無奈。
盡管我借著我學曆的光，沒有那麽辛勞，而且可以在有冷氣的辦公室裏坐著，可我一樣是無助而寂寞的。我一樣要對老板“趙生”唯命是從，要在出入廠門時接受搜包搜身檢查，要盼著周末廠裏有貨車去城裏送貨可以捎上我，要用假的特區邊防證才得以去到五光十色的現代都市－深圳。當我離開這個廠子的時候，我那些女工朋友對我豔羨不已，因為我可以不在乎這份對她們來說和命一樣重要的工作。她們一定也覺得我完全不能體會她們的疾苦，她們羨慕我就像我羨慕我那些事業有成的同學一樣。可我那些飛黃騰達的同學又在羨慕誰呢？我們不同種的艱苦經曆又有什麽本質上的不同嗎？
姥爺和奶奶看我是個可憐的小孩，從小要隨父母四處漂泊，而且要住在他們聽都沒聽說過的各個小村莊。而我呢，記得的卻是爸爸媽媽的醫院每逢清點藥房的藥片的時候，我就在藥房的床上一邊玩一邊看他們。明亮的日光燈在夜晚帶給我幼小的心裏無限的溫暖和安全；或者跟村裏的孩子一起去爬收割後的草垛子，在上麵跳鬧。雖然這些都不是非常清晰的幸福時刻，但至少我沒有自怨自艾，過得不開心。
這樣想來，就不對自己的思維和所寫的東西那麽自卑了。至少我是在努力把我看到的想到的美麗的動人的都描繪出來。至於我看不到的，就描繪不出來。之所以看不到，實在不算是我的錯誤。而且我這樣的描述也不是為了追求一種情調，或者表現我的高雅，而是想說服包括我自己的人，生活其實常常比我們以為的要美好。
我看到的時候，當然也無法麵對深圳火車站被拐騙之後又嶄斷了手腳送到街頭要錢的小孩，還有加州繁華街頭那些破爛的棉絮中蜷縮的老人。他們都是明明白白苦難的象征，真實地存在於我們麵前。我怕描繪這些，因為會為無能為力而流淚，這是我不能書寫的苦楚。
在剛下高速快到家的路口，總有一個瘦瘦小小的墨西哥男孩，站在烈日下賣草莓。這個路口是走車的，不大有人，更不要提商販了。所以他站在那裏的樣子總是顯得很突兀。太陽曬著，他也不打傘，也不吆喝，就巴望地盯著每一部開過路口的車子，希望有人能停下車來買箱草莓。我每次開車經過這樣神情的他，終於有一天不忍心假裝沒看見，停下來買了他的草莓。和店裏的沒有多大差別，隻有水分更少一些，因為陽光下曬過。而且包裝也一樣，都是小個的鋪在地下，大個的擺在表層。不是他特別作手腳，而是從農場進貨就是這樣。從那以後，我再看到他，就不僅看到的是辛勞，更有無可奈何。他大概沒有別的技能，連不同的進貨渠道或者經營方式都沒有，隻是被動地候在那裏，生怕錯過任何車上有可能買東西的眼神。我為這個我不忍看到的人所做的，隻有買過一箱草莓。
曾經也見過有警察在路邊問他話，心想這警察也實在沒有同情心，為什麽如此小小破破的活路都不留給這個可憐的孩子。但是他終於在幾天後又出現在路口，表情和姿勢一點沒變。
我現在依然每天見到這個沒有牌照沒有銷售技能的黑瘦的人站在那裏，但不會再看到就心痛。倒不是麻木了，而是仿佛熟識了。到美國的時間久了之後，仿佛越來越了解這裏的人，包括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墨西哥人。他們的生活如此艱難，可是他們根本不像我最初想像的那麽不快樂。恰恰相反，他們比大多數勤勞奮鬥事業有成的華人要開心，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同，看重的東西也不同。況且從本質上來說，我與這個小販也沒有很大的不同，都是辛勞地工作了一天，巴望著快點回家跟家人吃晚飯。沒準他每天看我同一個時間出現在同一個路口，滿麵倦容，也心裏在想：那個苦兮兮的女人又熬過了一天，可真不容易，像她這麽活著。
我曾經很希望能夠來美國，擺脫我在國內所有的不如意。現在我在美國了，許多過去的朋友也覺得我是向前踏了一步。我終於不用再擠在人才市場的民工堆裏遞簡曆找份糊口的工作，也不用住蟑啷肆虐的簡易房。可是我也同樣吃不到路邊大排檔的炒田螺，喝不到大梅沙海邊透心涼的大瓶金威啤酒了。
我們所了解的，永遠隻是自己。所以所能做的，也隻有把自己認為有限的好送給別人。因為別人而痛吧，可是除了讓痛的人忘記疼痛，難道我還有能力去除那痛不成？
XYZ最初將唐磊的“丁香花”拷貝給我聽，覺得還行，但因為正迷著刀郎，根本沒有注意聽“丁香花”的歌詞。直到今天，不經意聽了一下歌詞，才突然發現這首歌是寫給一位死去的姑娘，不禁心底一陣疼痛。隻有死亡，不論是何種形式的，臨到什們人，都往往會使我感受到痛楚。隻要我們還活著，我們就有機會選擇比較輕鬆比較快樂的狀態。當我們死了呢？我們的身體腐爛，我們溫存的氣息一點點離開即將腐爛的身體，我們無數歲月累積的一生，無論曾經收獲什麽或是失去什麽，都輕輕地飛走了。我們在經過這些歲月的時候，覺得它們至關重要，不能失去。可它們終於在這樣的一天，飛走了，幾乎不留痕跡，其中包括很多美麗或是憂傷的愛戀，多年恒切的奮鬥，孩子童年的歡笑，朋友關懷的麵容。
那樣的痛楚，最深切割的是還活著的人的心。因為我們不論還想對死者表達些什麽，都不能夠了。
那麽我們要表達什們呢？餘傑想表達他強烈的關切。而我想要表達的，應該是我有一天離開這個世界時最不舍的東西。那就是，生存狀態不論如何，我們活在一個美麗的世上，心中有無數美麗的希望。我不希望任何我愛的人要等到臨走的一刻才發現他將要離開的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一群美麗的人。
我總愛說“行啊”，“好吧”，“沒關係的”，“無所謂”，沒有思想麻木、不仁的樣子。大概也改不了了，因為我發現，當我情緒激動想要表達一種強烈的感情的時候，往往反倒是我最自我中心的時候，完全自我地去看待別人。而我說“無所謂”的時候，我其實在想，那有什麽大不了的，幹嘛要去計較呢？雖然缺乏熱情，比較無為，好歹是在表達我真正的認識。最終歸結為個性的不同，終於沒有那麽自卑了，也為不用拚命改變而長舒了一口氣。
這幾天的天氣出奇的好，從清晨開始，整天都是萬裏無雲。開車上班總能清晰地看見灣橋和金門橋優美地跨過大海伸向高樓密布的舊金山。我又恢複了我傻乎乎滿足的意識。收音機裏評價說隻有這樣的天氣才讓我們想：所以我喜歡住在舊金山灣區。
睡了長長的一夜，早晨我的精神和心情都在最高峰。於是在這樣沒有霧要消散的早晨，我自我批評與最後自我釋放的全過程無果而終，也於是又有了一篇不太關痛癢的文章。
2004年9月23日
喜歡這句話，但能不能把“我愛的人”改成“所有的人”。今天才看到你的博客，欣賞你的文章，以我的習慣一口氣看下去，喜歡你的真性情。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