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音樂的記憶碎片
袁越
一
我的童年是在一個軍隊大院裏渡過的，這個大院現在被叫做人民大學，可那時卻充斥著營長和團長之類的沒文化的小官以及他們的家屬。那時我和這些軍官的孩子打得火熱，我說的是打架。我開過兩個孩子的瓢，自己卻一次也沒被破過瓜，至今是處子之頭。不打架時我們就在一起玩煙盒、瓷片、拔根、剁刀和彈球，音樂在我的生活裏是不存在的。那時我們還熱衷於抽煙，就是抽枯萎的植物莖杆，很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就嚐試過大麻了，為我後來成為一名偽嬉皮士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一段在我的記憶裏留下印象的音樂要算是哀樂。那一年我聽了三次哀樂，一次比一次印象深刻。最後一次時我正曠課在外麵玩，下午4點時突然聽到院裏的大喇叭又響起了哀樂。這種毫無節奏的音樂第一次讓我領略了旋律在表達感情方麵的奇妙能力。當播音員用沉痛的語調向全國人民解釋這次哀樂的起因時，我立刻嚇得跑回了家。第二天老師把我拽到教室後麵，當眾用明顯帶有哭腔的聲音罵到：
“毛主席都逝世了，你還敢曠課！”
從此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就不敢再曠課了，還得說音樂的力量大。
二
小學考中學時的一次靈光突現讓我進入了人大附中，並由此改變了我的一生。我開始熱衷於科學，經常和小夥伴們一起探討中子和原子理論，以及星雲和光年的問題。那時我們的音樂老師姓張，因為他非常瘦，我們都叫他張老幹。聽說他曾經是音樂學院的高材生，因為作風問題被貶到了中學教書。對於我們這些男生來說，沒有什麽比作風問題更能讓我們瞧不起的了，於是我們爭相在音樂課上搗亂，誰膽子最大，誰就會立刻成為當天人人仰慕的英雄。
張老幹從來不理會我們對他公然的蔑視，依然每天情緒激昂地和我們大談特談貝多芬和莫紮特。我至今還記得他在鋼琴上搖頭晃腦地彈上一段，然後對我們說：“這是什麽？這是命運在敲門！”
不管貝多芬多麽使勁地敲門，我的音樂大門依然沒有打開。整個初中我的音樂課成績都沒有好過“中”。
上中學後我有了自己的房間，我的**意識開始膨脹。當我有了平生第一台小半導體收音機後，便開始在父親逼我睡覺後偷偷在被窩裏聽廣播。第一次讓我開始收聽古典音樂FM電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組曲，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聽到那段優美的主題曲時的激動。從此我便開始聽古典音樂台，每天都要把《廣播節目報》上的節目預報仔細讀上好幾遍。可惜我在晚上的黃金時段要做功課，隻能聽午夜以後的節目。不知因為這個原因錯過了多少大師的作品。那時我還有了一個令人討厭的嗜好：吹口哨。而且經常不分地點場合地吹，吹的都是古典名曲中旋律優美的段子。
現在想來，我之所以突然開始喜歡古典音樂，和任何人都沒有關係，完全是古典音樂中那些優美的旋律把我徹底征服了。於是我白天和張老幹對著幹，在同學中間充當英雄，晚上卻偷偷地沉溺於古典音樂，過著典型的雙重生活。
還有一件事讓我不得不關注古典音樂。因為我代表學校參加了第一屆北京市中學生智力競賽，所以必須對常見的古典音樂片段了如指掌，以便當趙忠祥大叔問起一段音樂的作者時能搶先按鈴，為學校爭光。為此我一度狂背古典大師的生平，狂記名曲片段，為我後來出色的樂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毫無羞恥感）。
古典音樂並沒有如預期的那樣陶冶我的情操。我一如往昔地調皮搗蛋，還和一個死黨一起把音樂教室旁邊一間倉庫的所有門窗都砸壞了，因為在磚頭砸爛窗框時我們倆都感到了一種極度的快感。為此我們倆被學校當眾處分，直到快高考時才被撤銷，以便在送往大學的檔案裏不留下痕跡。
三
最先開始讓我感興趣的流行音樂得算是張行的那盤《成功的路不止一條》。當時我家很窮，我初中三年沒有自己的錄音機，因此當時流行的鄧麗君或者張薔等人的歌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印象。但是在一次班級組織的春節晚會上，兩個女生給每個人發了一張紙，上麵印著的是張行的那首《不再孤寂》（就像宇宙中劃過的流星，各自有它的軌道和終極……）。然後她們彈起吉它，組織大家來了一次卡拉OK。我們每個人手裏都拿著一支蠟燭，照著白紙上的歌詞和她們一起唱。我以前沒有聽過這首歌，但我很快就學會了。那天晚上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我還曾暗戀其中一位女生，結果未遂。
但從那時起，我就狂熱地喜歡上了這盤磁帶，至今大部分歌曲都能一字不差地唱出來。因為窮，我至今都沒能擁有這盤原版磁帶，這是我終生的遺憾。那時我有一哥們，外號叫墊子。他不愛讀書，喜歡吹笛子彈琴。他特別喜歡改歌詞，比如他把《遲到》改成了：“你到我身邊，偷我錢包……”有一天他興衝衝地跑來對我說：“我在一哥們那兒聽到了一首好歌，叫《現象七十二變》，特牛。”於是他把歌中的重要歌詞給我唱了一遍。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個羅大佑。記得那時還特別喜歡那首《鹿港小鎮》。但我記憶中的版本都是墊子唱的，我一直到大學快畢業時才第一次有了一盤羅大佑的拷貝磁帶。
那時我還很迷蘇芮，喜歡她在《搭錯車》裏唱的歌曲。但都沒有羅大佑和張行帶給我的震撼大。
知道崔健也是那個時候的事。我最先聽到的當然是那首《一無所有》，但不知為什麽我一直不太喜歡這首歌。墊子不知從哪裏聽來了一首崔健未發表的歌，歌詞大概是這樣的：“一八一五六，一八一五七，一八一九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今朝有酒今朝沒醉，可今朝卻感覺到累，大風大雨我都無所謂，可見了你卻感到慚愧，一年到頭不算可貴，可貴的是這一歲，……我全都會，可就是還不會睡。一八一五六……”因為年代久遠，這段歌詞記憶肯定有誤。哪位和崔健熟的替我去問一下他老人家？
還有一件事情對我影響很大。那是我上高中以後，一次學校組織歌詠比賽，平時很不起眼的一個名叫張帆的同學居然出現在舞台上，身後跟著的是一支標準的電聲伴奏樂隊。張帆有一副極為高亢的嗓子，那個樂隊據說來自八一中學，鼓敲得讓人心動。記得他唱了一首《One-way Ticket》，把全場聽眾都徹底鎮住了。後來他們一直不願下場，校長不得不出麵把他們“請”下了台。後來我和張帆就失去了聯係。再後來聽說他當上了迷笛音樂學校的校長，我一點也不驚奇。
中學畢業後我去了複旦大學，為的是離開家，去過**生活。在去上海的火車上，我的行李中沒有一盤磁帶。那時我的夢想是當科學家，從沒有想到過出國，更沒有想到過音樂。因為音樂已經徹底地從我的生活裏消失了。
四
我在複旦上的是生物工程係，係裏聚集了各省市的高考狀元榜眼探花等各種牲口六十頭，平均智力水平高得嚇人。而我一直患有嚴重的恐高症，因此不得不長年在半山腰徘徊。二年級還沒上完時我們年級的總人數就變成了57人，因為有3頭牲口被恐高症折磨得退學的退學，留級的留級，情景之慘烈可見一斑。
上海的大學沒有北京那種自由的氣氛，大學四年複旦就沒有過在草地上彈琴唱歌的風氣，後來的所謂“校園民謠”也從來沒有在複旦出現過。
大學前兩年裏惟一和音樂有過正麵接觸的是在英語聽音課上。現在民謠迷們耳熟能詳的《答案在風中飄》、《PSRT》（西蒙迷們，不用我解釋了吧？）和《寂靜的聲音》等歌曲都是在英語課上第一次被我聽到的。那時不像現在，英語課是我惟一能聽到這些好歌的地方。於是我上英語課的積極性就被大大地調動起來了，為我現在能在美國騙吃騙喝立下了汗馬功勞。
大學三年級我進了一個實驗室實習，實驗室裏有一台當作設備用的雙卡收錄機，我立刻如獲至寶，每天用它收錄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裏播放的港台流行歌曲。這台錄音機還有錄音電平調節功能，特別適合幹這個。於是我手裏很快就攢下了幾十盤熱門歌曲合集，所有歌曲的結尾都是漸弱的，有些歌下手太晚，還能隱約聽到主持人的講話。我迷過當時流行的幾乎所有港台歌星，包括小虎隊和夢劇院！這段經曆讓我至今對F4迷們報有寬容的態度。我聽不懂粵語，因此不喜歡粵語慢歌，卻特別喜歡有節奏的香港歌曲，並因此培養了我對節奏的熱愛。這種熱愛逐漸超過了我對旋律的執著，並讓我開始對一向注重節奏的歐美歌曲留意起來。
說到歐美音樂，其實我早在初中的時候就喜歡過歐美流行音樂。那時除了和其他人一樣喜歡喬治·邁克爾以外，我其實更喜歡一個來北京演出過的法國合成器演奏家讓·米歇爾·雅爾。第一次聽他的音樂是在一個有海外關係的同學家中。他有一台當時很少見的立體聲隨身聽。當雅爾的音樂忽左忽右地襲擊我的耳膜時，我立刻愛上了他，也愛上了立體聲。小時候我一直喜歡把兩台收音機調到同一節目，分別放在耳朵的兩側，製造假立體聲效果。那天才算第一次領教了HIFI的魅力。
回過頭來說大學。那時我曾試圖找一個學文的女朋友，一次去一個中文係女生宿舍串門，發現她們都在聽一盤名叫《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磁帶，這才第一次完整地聽到了這張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專輯。可那個時候我深受上海小資氛圍的毒害，更喜歡潭詠麟和陳淑樺，對老崔這張專輯竟然談不上特別喜歡。
我的大學英語老師是一個來自加州的白人小夥子。一天晚上他在大教室開講座，題目大概是美國各地風俗簡介之類。他穿著厚厚的冬衣上了台，然後從緬因州講起，一直向南，最後講到夏威夷。他邊講邊脫衣服，最後穿著背心褲衩出現在講台上！台下不斷傳來陣陣掌聲。後來他就成了我哥們。他是我第一個美國朋友，有著我非常羨慕的自由的靈魂，而且很有創新精神。他大概是我開始對美國人有好感的一大原因。
一次我去他宿舍串門，發現他在聽音樂，極難聽。一打聽，才知道他聽的是迪倫的第一張唱片，上麵是二十出頭的迪倫那張顯得極為稚嫩的臉。這就是我和未來偶像的第一次視覺接觸。後來他又給我放另一張唱片，我卻立刻喜歡上了。這就是Laurie Anderson的《Big Science》。我們一起坐在昏暗的房間裏聽Anderson用她那古怪的聲音唱《O Superman》，那情景至今曆曆在目。我發現我一直比較喜歡haunting的音樂，比如這首《O Superman》。Haunting這個詞無法準確翻譯，大概是指旋律不斷重複，意境詭異卻又讓人無法忘懷的音樂。
一年寒假，我帶著盜錄的幾盤熱門港台歌回北京，卻發現北京的同齡人都在聽齊秦。當時人們的音樂欣賞口味受電台影響很深。上海電台從來沒有播放過齊秦的歌，而北京電台的DJ們又特別偏愛齊秦，所以他在北京紅得發紫，在上海卻應者寥寥。於是，我在北京同學麵前誇上海好，標榜自己喜歡聽潭詠麟，而回到上海後又向牲口們吹噓齊秦的好處。我那時往好了說是叛逆，可說白了就是喜歡吹牛，出風頭。這就解釋了為什麽我在別人聽朱逢博的時候開始聽**歌，在別人聽蘇芮的時候卻標榜自己喜歡香港歌，而當大家都聽陳百強的時候我卻開始迷上了達明一派，最後當達明也成了流行的時候我又開始聽歐美了。這種行為和現在的大學生們張口黑金閉口4AD，恨不得管科本叫爸爸的行為沒有任何區別。
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複旦湘輝堂放《紅高粱》，老謀子等人都去了。我是站在過道裏看的，看後激動不已。回來後天天在宿舍裏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以及“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氣不咳嗽”等庸俗的電影插曲，樂此不疲，並因此遭到眾多喜歡純情港台歌曲的上海妹妹的白眼，但我當時十分自豪，這一事實證明我本來就是一個土人，我這輩子大概永遠也高雅不起來，本性使然。
第二：大三時我去湘輝堂看了一次流行音樂演出，主角據說是“第一支上海電聲樂隊”，名叫“太陽同伴”。那支樂隊人員複雜，有數個漂亮的女歌手。他們演唱的歌曲都非常好聽，印象比較深的有《太陽同伴之歌》、《勃拉姆斯》、《嫁給美國人的姑娘》和《遙想》，均是原創歌曲。後來這支樂隊中的一名重要成員成了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這是後話。
說起大陸原創音樂，那時上海的電台裏幾乎聽不到，但我一直十分關注。記得給我印象最深的原創音樂是廣州三劍客們的作品，可惜現在都找不到了。
總的來說，我的大學音樂生活乏善可陳，枯燥至極。
五
90年大學畢業後我回了北京。一天中午去找墊子聊天，他給我彈唱了一首崔健的新歌，名叫《一塊紅布》。聯想到一年前發生的事情，聽後我說不出一句話。後來崔健的這盤《解決》出來，我立刻去買了一盤，聽後卻極其失望，因為錄音太糙了。可後來這盤磁帶卻成了我最喜歡的崔健唱片！可見老崔永遠走在時間的前麵。
那天我和墊子喝酒唱歌，從中午一直鬧到晚上。後來他突然想起了什麽，對我說：“壞了，我忘了今天下午考語文。”原來那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他因我的突然造訪而第五次錯過了上大學的機會。而我那時卻在為出國做準備。考妓考托，一切順利。我畢業去了中科院動物所，所裏有一個名叫孫新的哥們是一個音響發燒友，經常拿著一本香港出的《音響技術》下樓找我侃他的音響山海經，對著雜誌上印著的精美音箱廣告向我描述他的夢想。一天我和他去了一個資深音響前輩那裏聽音響，此人名叫謝曉光，是一個新疆長大的個子很高的漢人，會畫畫，家住中關村。不知他哪裏來的錢，家裏有一套當時十分罕見的音響設備。一對漂亮的音箱居然是他自己做的。就是在他家裏，我第一次見到了傳說中的CD這種東西。當他給我們放那張發燒友圈子裏極有口碑的《Beethoven or Bust》CD時，我們都被那奇妙的聲音驚訝得合不攏嘴。我一直以為我對好的音樂重播很敏感，那天再一次驗證了。因為同去的另外幾個人都無動於衷，可我卻好像見到了上帝。
從此我就成了高燒39.8度的發燒友，整天和孫新往謝曉光家裏跑。後來我花了200塊錢（比我一個月的工資還多）從清華大學買回來一塊功放板，自己配上輸入輸出端口，再從實驗室的一台舊儀器上拆下一台變壓器當電源，做成了一台裸體的土炮功放。我又托人做了一對木頭箱子，再找人鋸了一個圓洞。然後花幾十塊錢買回來一對6寸半的低音單元嵌在洞裏。又買來一對3寸的紙盆高音，用一隻電容充當分頻器，做成了一對醜陋無比的土炮音箱。音箱內部的填充材料用的是建築用玻璃棉，是我的清華哥們從單位偷的。鋪玻璃棉的時候真是難受，細小的玻璃渣子不斷進入我的鼻孔，刺激我的手臂。鋪好後我難受了好幾天。可一切就緒後，我用借來的一台隨身聽當音源，終於讓這套音響係統發出了聲音！記得第一盤放的是庾澄慶的一盤錄音不錯的原版磁帶，全實驗室的人都在場。大家都驚呆了。
從此我下班後便不愛回家了，而是整天泡在實驗室裏聽音響。就像俗話說的：書非借不能讀也。音樂也是這樣，自己做的就是不一樣。隻不過別人做的是音樂，我做的是放音樂的機器。有人諷刺我說，你那不是聽音樂，而是聽音響。我回答到：你怎麽知道音色、動態、頻響就不如旋律、節奏和歌詞更有詩意呢？因為在我的耳朵裏，出色的音樂重播和好聽的音樂一樣迷人。
我那時是如此迷戀音響，以致於我差點在自薦信的個人愛好欄裏列出自己喜歡的音響設備清單！幸虧我沒寫，否則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大概就不會錄取我了。
考完妓和托以後，我一身輕鬆，到處閑逛。一次去朋友家玩，回來時已經快10點了。在經過人大院前麵的花園時，我隱約聽見有人在唱歌。我尋聲走了過去。那是1991年夏天，我的命運注定在那個炎熱的晚上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六
那天晚上，當我尋著歌聲走進人大花園的時候，首先看見的就是一群大學生圍成半圓型的一圈。他們有4－50人，正在吉它的伴奏下唱著齊秦或者羅大佑的什麽歌。人群中間有幾個人坐在長椅上，有兩個人在彈吉它領唱。我立刻就找到了主唱，那是一個瘦小的人，戴著眼鏡，嘴裏叼著半截香煙，煙頭在黑暗中一明一亮，卻絲毫沒有妨礙他唱歌。我馬上看出另外一個人的吉它隻是在裝樣子，彈彈簡單的分解和弦，這個人的吉它才是主角。他彈得非常好，顯然在這上麵浸淫多年了。當我的眼睛適應了黑暗後，我又發現他的一條腿上纏著繃帶，身邊放著一副拐杖，好像剛剛骨折。我再朝他身邊的幾個人望去，一眼就發現了墊子。我立刻走過去和他套近乎，以便能坐在人群中心的長凳上，表明自己是“圈內人”。
“這哥們是誰？吉它彈得不錯。”我問墊子。
“這人叫張廣天，上海來的盲流，我也才剛認識。”
正說著，一曲結束。人群中立刻爆發出陣陣掌聲。我朝四周看去，發現居然是女生據多。
“下麵我來唱一首我自己寫的歌。”這個張廣天說到，聲音中隱約能聽出上海普通話的味道。
然後，他就在大夥的叫好聲中開口唱到：
風吹了不知多少年，吹出了一棵古楓
水洗了不知多少年，洗出了一個女孩
風又吹了不知多少年，吹出了一片樹林
水又洗了不知多少年，洗出了一群男女
人們不知要喝多少酒，才能一醉方休
人們不知要醉多少回，才能一無所求
這首歌歌詞雖然有抄襲迪倫的《答案在風中飄》之嫌，但抄得很有詩意。這首歌的旋律特別優美，又很好記，我聽第二遍時候就可以跟著唱了。唱完這首歌，廣天又唱了一首據說是自己寫的歌曲。我一聽，不就是那首《嫁給美國人的姑娘》嘛。我立刻找到了一個和他套近乎的理由，走過去問他：“你知道上海的‘太陽同伴’嗎？我在複旦聽過他們的演出。”
“那是我原來的樂隊。那次複旦演出我沒有參加。”
快到2點的時候，人群這才終於漸漸散去。這幫唱歌的人也決定撤退。我因為墊子的關係，也就堂而皇之地跟著他們走進了紅一樓一層的一間教工宿舍裏。原來這是一個名叫王以培的人大老師的宿舍，廣天那時就住在這裏。
從此，我就戀上了這間宿舍，幾乎每天晚上都來這裏聽大家聊天唱歌，也慢慢了解了這幫人的來龍去脈。這個張廣天比我大2歲，原是上海中醫學院的學生，大學期間和好友葉虧夫組織“太陽同伴”，是主要的創作人。他還酷愛詩歌，和上海的先鋒詩人們過從甚密。1986年他參與了那次學潮，後來因“流氓罪”被警察逮捕，一關就是3年。出來後他來北京，目睹了89年“動亂”，心灰意懶。之後他認識了人大中文係老師王以培，兩人成為好友。再後來廣天把腿摔斷了，便借宿在王以培的宿舍裏。這個王以培我們都叫他老王，比我們大5－6歲，長得挺魁梧，一臉和善。他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曾經和劉歡，以及一個名叫西蒙的人並稱“國關三大詩人”。劉歡就不提了，那個西蒙原名潘勇，個子極高，原來也是人大附中畢業的，當時在西門子上班。
那時這間宿舍比現在最火的酒吧還熱鬧，天天晚上都聚滿了人，大家都戲稱自己每天晚上來這裏上班，白天回到社會上睡覺。來這裏的除了像我這樣的混子以外，多半都是詩人。他們幾乎每天都要拿來自己寫的詩歌，念給大夥聽，然後征求大家的意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西蒙念的一首詩。那天他似乎知道自己寫了首好詩，一直激動不安地等著自己的機會。當其他人終於念完以後，他拿出一張稿紙，用他那極富魅力的嗓子念到：
《我們的房子》
蓋一座房子
我們蓋了很多年
其實蓋房子的材料很簡單
需要石塊，木頭
和一些感情因素
房子蓋得很結實
我們也因此熟悉了
周圍的山和周圍的樹
而且還懂得
窗口要開在哪個方向
……
偶爾也有那種時候
我們和房子一起出去走走
讓它重新成為石塊，木頭
和一些感情因素
我喜歡這首詩，因為它是很少幾首我能聽得懂的。那些詩人們所念的大部分作品在我聽來都不知所雲。要知道我是學理工的，那時我堅信隨著科學的發展，總有一天我們會把愛的分子式寫出來！這些詩人們所用的語言實在離我太遠了。但這些人都非常有趣，平時講話時總是妙語橫生，讓我隱約覺得他們也許是對的，這個世界上確實存在著科學無法解釋的東西，存在科學以外的另一種價值觀和好壞標準。
這些詩人裏我最喜歡王以培，除了他為人善良寬厚以外，他還特別善於用比喻的方法講道理，是個智者。記得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麽你們寫的詩歌總是喜歡把兩個完全不相幹的意象並列在一起呢？”
老王攤開雙手，用力相擊，然後對我說：“這就好比拍手，兩隻手離得越遠，撞在一起時聲音就越響亮。”
還有一首王以培寫的詩給我留下過很深的印象。這首詩的題目叫做《最後的囚徒》，大概是這樣的：
都走了，最後的囚徒
隻有你留在監獄
聽死亡的歌聲
空蕩蕩的高牆內
回音是大瓣大瓣的紅雲
再也沒有看守的呐喊
和難友們痛苦的呻吟
隻有鐵門上的一把鎖
向你抱以幽默的同情
……
當夕陽沉落金色的原野
一縷輕雲飛過窗前
為自己的歡笑而哭泣吧
最後的囚徒
透過晶瑩的淚水
你看那白色的天使
正匆匆掠過人間
我知道老王原來是學法語
隻是俺當時更本色。
20不到的孩子，享受表層的愉悅是我當時需要做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