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概念之後，中國學術界和輿論界似乎都有恍然大悟之感。其實，這並非是什麽新東西。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曾提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其中的“精神文明”就是“軟實力”，隻是聽起來沒有那麽時髦而已。
但不管怎樣，中國政府和民間現在都從戰略的高度來思考精神文明建設，把“軟實力”作為可持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約瑟夫•奈的提法對此是有貢獻的。
告別民族自卑心理
然而，這裏麵也有不甚正確的現象，那就是，在談論中國崛起的時候，人們往往把軟實力和硬實力完全割裂，分而論之。比如說，在很多人看來，中國國力的快速增強與自身的文化無關，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僅沒有得益於自身的文化，反而還受其製肘和阻礙。至於其他更激進的主張，這裏就無需枚舉。
認為傳統文化窒息進步思想與現代化的觀點，在“五四”時期曾經處於極端狀態。緊接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使這種觀點登峰造極。由於國家的長期衰敗和任人欺淩，中國的民族精神出現了自卑意識。所以，近百年以來，一代又一代仁人誌士都自覺地從文化的根源上，去尋找導致中國長期落後的“劣根性”。
可是，帶著自卑的心理去研究落後的原因，看到的自然都是消極的東西，所得出的結論就必然都是文化的“腐朽”與“落後”。久而久之，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整個民族的性格都成了一個包袱，變成一切錯誤和落後現象的淵藪。毛澤東曾提出要對傳統文化“批判地吸收”，要汲其精華，剔其糟粕，但實際做法卻是完全相反，是無情的批判和摧殘，直至革掉自身文化之命。
文化有先進與落後之分，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因為其中有文化歧視之嫌，但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僅如此，西方主流學者的研究結果是，文化能夠決定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前途與命運。我記得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國一家媒體采訪時，也曾明確提出這一點。他強調文化才是一個社會能否進步的決定性因素，而不是其他什麽東西。
那麽，中國文化究竟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在談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看一下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教授做的一個比較性研究，因為筆者覺得他的結論很有啟發性。
所有差別都有文化原因
亨廷頓發現，在60年代，韓國和非洲的加納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幾乎完全相同，但過了30年之後，也就是在90年代初，韓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14大經濟體，其社會發展和政治文明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進步。而加納在30年時間裏一直是原地踏步，依然是貧窮和落後。亨廷頓經過比較之後作出的結論是，這兩個國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別，其中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最關鍵原因是“文化在中間起了作用”。
文化是一套價值觀，是一個民族的天性。韓國價值觀中的勤勞、節儉、目標專注、重視教育、講求紀律等等，都是加納這個國家所缺少的。當然，韓國文化中還有其他進步元素，亨廷頓沒有提及，包括筆者認為最明顯的幾個，即堅韌的毅力和不甘落後的進取意識。
有人也許會拿朝鮮作為例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對亨廷頓的這個觀點進行駁斥。確實，既然文化在起決定性作用，那麽，同文同種的朝鮮為何又是那麽不同？
實際上，朝鮮的事例不但不能駁倒亨廷頓的觀點，反而更能反映出文化的作用是多麽巨大。朝鮮的問題在於外來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自身文化完全不相容，並且還借助政治高壓手段，長期束縛、壓抑、扭曲和閹割了優秀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說，朝鮮的落後與衰敗絕對不是自身文化之錯，而是因為作為民族靈魂的文化遭受了滅頂之災。盡管如此，隻要不完全泯滅，隻要有合適的條件，它還能自我療傷，繼而煥發出進步的活力。
中國文化與進步力量是否能夠相容，顯然可以從類似的角度作如是觀。過去幾百年，中國為何持續衰落？最近幾十年，中國又為何持續崛起？對傳統文化持全盤否定態度的人，現在應該換個角度去思考。
當然，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中國最近30年來的快速進步，得益於思想的解放和門戶的開放，得益於引進了先進的技術、資金和市場觀念。但是，假若沒有一個與外來觀念相容的文化，所有的技術、資金、觀念和機製都不會產生效果，至少不會充分地發揮效果。
硬實力與軟實力相輔相成
性格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文化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亨廷頓所舉韓國文化中的優秀品質，在中華文化中更為突出，因為中華文化是韓國文化、乃至東亞文化的源頭。以“文化是決定性因素”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重新崛起，我們就不會感到有多大意外，因為這是文化基因所注定之事。
中國的國力從90年代初開始快速增長。其間，形形色色的“中國崩潰論”被一個一個地擊破。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一個有別於西方成功模式的經濟體，竟然保持經濟增長這麽多年，並且連續超越了好幾個世界強國，這一事實使得所有現成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無法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釋。
退一步說，即便這些理論能夠予以解釋，那也隻限於方法論。撇開文化因素去解釋一個國家的進步與落後，結論隻會流於表麵，也就是舍本逐末。
文化是一種天性，而任何天性都是長短互見，善惡並存，中華文化也毫不例外。隻有承認這個事實，人們才不會求全責備和妄自菲薄，也才能夠有意識地對文化中的缺陷進行扼製，進行改良。一味地嘲笑、自卑、否定和摒棄，最後所得必定是災難性結果。
再回到文前提到的“軟實力”。現在很多人都說中國的軟實力還不夠，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有一點大家似乎都沒有看清楚，那就是，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的關係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假若沒有相應的軟實力，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硬實力，經濟的持續和快速增強就是不可想象。
歸根結底，中國的崛起不單單是一個經濟現象，而更是一個文化現象；不隻表明國力在增強，而且更意味著文化在複興。
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概念之後，中國學術界和輿論界似乎都有恍然大悟之感。其實，這並非是什麽新東西。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曾提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其中的“精神文明”就是“軟實力”，隻是聽起來沒有那麽時髦而已。
但不管怎樣，中國政府和民間現在都從戰略的高度來思考精神文明建設，把“軟實力”作為可持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約瑟夫•奈的提法對此是有貢獻的。
告別民族自卑心理
然而，這裏麵也有不甚正確的現象，那就是，在談論中國崛起的時候，人們往往把軟實力和硬實力完全割裂，分而論之。比如說，在很多人看來，中國國力的快速增強與自身的文化無關，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僅沒有得益於自身的文化，反而還受其製肘和阻礙。至於其他更激進的主張，這裏就無需枚舉。
認為傳統文化窒息進步思想與現代化的觀點，在“五四”時期曾經處於極端狀態。緊接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使這種觀點登峰造極。由於國家的長期衰敗和任人欺淩，中國的民族精神出現了自卑意識。所以，近百年以來，一代又一代仁人誌士都自覺地從文化的根源上，去尋找導致中國長期落後的“劣根性”。
可是，帶著自卑的心理去研究落後的原因，看到的自然都是消極的東西，所得出的結論就必然都是文化的“腐朽”與“落後”。久而久之，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整個民族的性格都成了一個包袱，變成一切錯誤和落後現象的淵藪。毛澤東曾提出要對傳統文化“批判地吸收”，要汲其精華，剔其糟粕，但實際做法卻是完全相反，是無情的批判和摧殘，直至革掉自身文化之命。
文化有先進與落後之分，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因為其中有文化歧視之嫌，但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僅如此，西方主流學者的研究結果是，文化能夠決定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前途與命運。我記得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國一家媒體采訪時，也曾明確提出這一點。他強調文化才是一個社會能否進步的決定性因素，而不是其他什麽東西。
那麽，中國文化究竟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在談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看一下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教授做的一個比較性研究，因為筆者覺得他的結論很有啟發性。
所有差別都有文化原因
亨廷頓發現，在60年代，韓國和非洲的加納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幾乎完全相同，但過了30年之後，也就是在90年代初，韓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14大經濟體，其社會發展和政治文明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進步。而加納在30年時間裏一直是原地踏步，依然是貧窮和落後。亨廷頓經過比較之後作出的結論是，這兩個國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別，其中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最關鍵原因是“文化在中間起了作用”。
文化是一套價值觀，是一個民族的天性。韓國價值觀中的勤勞、節儉、目標專注、重視教育、講求紀律等等，都是加納這個國家所缺少的。當然，韓國文化中還有其他進步元素，亨廷頓沒有提及，包括筆者認為最明顯的幾個，即堅韌的毅力和不甘落後的進取意識。
有人也許會拿朝鮮作為例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對亨廷頓的這個觀點進行駁斥。確實，既然文化在起決定性作用，那麽，同文同種的朝鮮為何又是那麽不同？
實際上，朝鮮的事例不但不能駁倒亨廷頓的觀點，反而更能反映出文化的作用是多麽巨大。朝鮮的問題在於外來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自身文化完全不相容，並且還借助政治高壓手段，長期束縛、壓抑、扭曲和閹割了優秀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說，朝鮮的落後與衰敗絕對不是自身文化之錯，而是因為作為民族靈魂的文化遭受了滅頂之災。盡管如此，隻要不完全泯滅，隻要有合適的條件，它還能自我療傷，繼而煥發出進步的活力。
中國文化與進步力量是否能夠相容，顯然可以從類似的角度作如是觀。過去幾百年，中國為何持續衰落？最近幾十年，中國又為何持續崛起？對傳統文化持全盤否定態度的人，現在應該換個角度去思考。
當然，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中國最近30年來的快速進步，得益於思想的解放和門戶的開放，得益於引進了先進的技術、資金和市場觀念。但是，假若沒有一個與外來觀念相容的文化，所有的技術、資金、觀念和機製都不會產生效果，至少不會充分地發揮效果。
硬實力與軟實力相輔相成
性格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文化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亨廷頓所舉韓國文化中的優秀品質，在中華文化中更為突出，因為中華文化是韓國文化、乃至東亞文化的源頭。以“文化是決定性因素”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重新崛起，我們就不會感到有多大意外，因為這是文化基因所注定之事。
中國的國力從90年代初開始快速增長。其間，形形色色的“中國崩潰論”被一個一個地擊破。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一個有別於西方成功模式的經濟體，竟然保持經濟增長這麽多年，並且連續超越了好幾個世界強國，這一事實使得所有現成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無法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釋。
退一步說，即便這些理論能夠予以解釋，那也隻限於方法論。撇開文化因素去解釋一個國家的進步與落後，結論隻會流於表麵，也就是舍本逐末。
文化是一種天性，而任何天性都是長短互見，善惡並存，中華文化也毫不例外。隻有承認這個事實，人們才不會求全責備和妄自菲薄，也才能夠有意識地對文化中的缺陷進行扼製，進行改良。一味地嘲笑、自卑、否定和摒棄，最後所得必定是災難性結果。
再回到文前提到的“軟實力”。現在很多人都說中國的軟實力還不夠，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有一點大家似乎都沒有看清楚，那就是，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的關係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假若沒有相應的軟實力，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硬實力，經濟的持續和快速增強就是不可想象。
歸根結底，中國的崛起不單單是一個經濟現象，而更是一個文化現象；不隻表明國力在增強，而且更意味著文化在複興。
但不管怎樣，中國政府和民間現在都從戰略的高度來思考精神文明建設，把“軟實力”作為可持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約瑟夫•奈的提法對此是有貢獻的。
告別民族自卑心理
然而，這裏麵也有不甚正確的現象，那就是，在談論中國崛起的時候，人們往往把軟實力和硬實力完全割裂，分而論之。比如說，在很多人看來，中國國力的快速增強與自身的文化無關，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僅沒有得益於自身的文化，反而還受其製肘和阻礙。至於其他更激進的主張，這裏就無需枚舉。
認為傳統文化窒息進步思想與現代化的觀點，在“五四”時期曾經處於極端狀態。緊接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使這種觀點登峰造極。由於國家的長期衰敗和任人欺淩，中國的民族精神出現了自卑意識。所以，近百年以來，一代又一代仁人誌士都自覺地從文化的根源上，去尋找導致中國長期落後的“劣根性”。
可是，帶著自卑的心理去研究落後的原因，看到的自然都是消極的東西，所得出的結論就必然都是文化的“腐朽”與“落後”。久而久之，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整個民族的性格都成了一個包袱，變成一切錯誤和落後現象的淵藪。毛澤東曾提出要對傳統文化“批判地吸收”，要汲其精華，剔其糟粕，但實際做法卻是完全相反，是無情的批判和摧殘，直至革掉自身文化之命。
文化有先進與落後之分，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因為其中有文化歧視之嫌，但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僅如此，西方主流學者的研究結果是，文化能夠決定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前途與命運。我記得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國一家媒體采訪時，也曾明確提出這一點。他強調文化才是一個社會能否進步的決定性因素，而不是其他什麽東西。
那麽，中國文化究竟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在談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看一下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教授做的一個比較性研究，因為筆者覺得他的結論很有啟發性。
所有差別都有文化原因
亨廷頓發現，在60年代，韓國和非洲的加納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幾乎完全相同，但過了30年之後，也就是在90年代初，韓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14大經濟體，其社會發展和政治文明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進步。而加納在30年時間裏一直是原地踏步，依然是貧窮和落後。亨廷頓經過比較之後作出的結論是，這兩個國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別，其中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最關鍵原因是“文化在中間起了作用”。
文化是一套價值觀，是一個民族的天性。韓國價值觀中的勤勞、節儉、目標專注、重視教育、講求紀律等等，都是加納這個國家所缺少的。當然，韓國文化中還有其他進步元素，亨廷頓沒有提及，包括筆者認為最明顯的幾個，即堅韌的毅力和不甘落後的進取意識。
有人也許會拿朝鮮作為例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對亨廷頓的這個觀點進行駁斥。確實，既然文化在起決定性作用，那麽，同文同種的朝鮮為何又是那麽不同？
實際上，朝鮮的事例不但不能駁倒亨廷頓的觀點，反而更能反映出文化的作用是多麽巨大。朝鮮的問題在於外來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自身文化完全不相容，並且還借助政治高壓手段，長期束縛、壓抑、扭曲和閹割了優秀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說，朝鮮的落後與衰敗絕對不是自身文化之錯，而是因為作為民族靈魂的文化遭受了滅頂之災。盡管如此，隻要不完全泯滅，隻要有合適的條件，它還能自我療傷，繼而煥發出進步的活力。
中國文化與進步力量是否能夠相容，顯然可以從類似的角度作如是觀。過去幾百年，中國為何持續衰落？最近幾十年，中國又為何持續崛起？對傳統文化持全盤否定態度的人，現在應該換個角度去思考。
當然，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中國最近30年來的快速進步，得益於思想的解放和門戶的開放，得益於引進了先進的技術、資金和市場觀念。但是，假若沒有一個與外來觀念相容的文化，所有的技術、資金、觀念和機製都不會產生效果，至少不會充分地發揮效果。
硬實力與軟實力相輔相成
性格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文化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亨廷頓所舉韓國文化中的優秀品質，在中華文化中更為突出，因為中華文化是韓國文化、乃至東亞文化的源頭。以“文化是決定性因素”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重新崛起，我們就不會感到有多大意外，因為這是文化基因所注定之事。
中國的國力從90年代初開始快速增長。其間，形形色色的“中國崩潰論”被一個一個地擊破。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一個有別於西方成功模式的經濟體，竟然保持經濟增長這麽多年，並且連續超越了好幾個世界強國，這一事實使得所有現成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無法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釋。
退一步說，即便這些理論能夠予以解釋，那也隻限於方法論。撇開文化因素去解釋一個國家的進步與落後，結論隻會流於表麵，也就是舍本逐末。
文化是一種天性，而任何天性都是長短互見，善惡並存，中華文化也毫不例外。隻有承認這個事實，人們才不會求全責備和妄自菲薄，也才能夠有意識地對文化中的缺陷進行扼製，進行改良。一味地嘲笑、自卑、否定和摒棄，最後所得必定是災難性結果。
再回到文前提到的“軟實力”。現在很多人都說中國的軟實力還不夠，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有一點大家似乎都沒有看清楚，那就是，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的關係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假若沒有相應的軟實力，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硬實力，經濟的持續和快速增強就是不可想象。
歸根結底，中國的崛起不單單是一個經濟現象，而更是一個文化現象；不隻表明國力在增強，而且更意味著文化在複興。
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概念之後，中國學術界和輿論界似乎都有恍然大悟之感。其實，這並非是什麽新東西。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曾提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其中的“精神文明”就是“軟實力”，隻是聽起來沒有那麽時髦而已。
但不管怎樣，中國政府和民間現在都從戰略的高度來思考精神文明建設，把“軟實力”作為可持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約瑟夫•奈的提法對此是有貢獻的。
告別民族自卑心理
然而，這裏麵也有不甚正確的現象，那就是，在談論中國崛起的時候，人們往往把軟實力和硬實力完全割裂，分而論之。比如說，在很多人看來，中國國力的快速增強與自身的文化無關，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僅沒有得益於自身的文化，反而還受其製肘和阻礙。至於其他更激進的主張，這裏就無需枚舉。
認為傳統文化窒息進步思想與現代化的觀點，在“五四”時期曾經處於極端狀態。緊接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使這種觀點登峰造極。由於國家的長期衰敗和任人欺淩，中國的民族精神出現了自卑意識。所以，近百年以來，一代又一代仁人誌士都自覺地從文化的根源上，去尋找導致中國長期落後的“劣根性”。
可是，帶著自卑的心理去研究落後的原因，看到的自然都是消極的東西，所得出的結論就必然都是文化的“腐朽”與“落後”。久而久之，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整個民族的性格都成了一個包袱，變成一切錯誤和落後現象的淵藪。毛澤東曾提出要對傳統文化“批判地吸收”，要汲其精華，剔其糟粕，但實際做法卻是完全相反，是無情的批判和摧殘，直至革掉自身文化之命。
文化有先進與落後之分，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因為其中有文化歧視之嫌，但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僅如此，西方主流學者的研究結果是，文化能夠決定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前途與命運。我記得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國一家媒體采訪時，也曾明確提出這一點。他強調文化才是一個社會能否進步的決定性因素，而不是其他什麽東西。
那麽，中國文化究竟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在談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看一下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教授做的一個比較性研究，因為筆者覺得他的結論很有啟發性。
所有差別都有文化原因
亨廷頓發現，在60年代，韓國和非洲的加納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幾乎完全相同，但過了30年之後，也就是在90年代初，韓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14大經濟體，其社會發展和政治文明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進步。而加納在30年時間裏一直是原地踏步，依然是貧窮和落後。亨廷頓經過比較之後作出的結論是，這兩個國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別，其中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最關鍵原因是“文化在中間起了作用”。
文化是一套價值觀，是一個民族的天性。韓國價值觀中的勤勞、節儉、目標專注、重視教育、講求紀律等等，都是加納這個國家所缺少的。當然，韓國文化中還有其他進步元素，亨廷頓沒有提及，包括筆者認為最明顯的幾個，即堅韌的毅力和不甘落後的進取意識。
有人也許會拿朝鮮作為例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對亨廷頓的這個觀點進行駁斥。確實，既然文化在起決定性作用，那麽，同文同種的朝鮮為何又是那麽不同？
實際上，朝鮮的事例不但不能駁倒亨廷頓的觀點，反而更能反映出文化的作用是多麽巨大。朝鮮的問題在於外來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自身文化完全不相容，並且還借助政治高壓手段，長期束縛、壓抑、扭曲和閹割了優秀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說，朝鮮的落後與衰敗絕對不是自身文化之錯，而是因為作為民族靈魂的文化遭受了滅頂之災。盡管如此，隻要不完全泯滅，隻要有合適的條件，它還能自我療傷，繼而煥發出進步的活力。
中國文化與進步力量是否能夠相容，顯然可以從類似的角度作如是觀。過去幾百年，中國為何持續衰落？最近幾十年，中國又為何持續崛起？對傳統文化持全盤否定態度的人，現在應該換個角度去思考。
當然，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中國最近30年來的快速進步，得益於思想的解放和門戶的開放，得益於引進了先進的技術、資金和市場觀念。但是，假若沒有一個與外來觀念相容的文化，所有的技術、資金、觀念和機製都不會產生效果，至少不會充分地發揮效果。
硬實力與軟實力相輔相成
性格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文化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亨廷頓所舉韓國文化中的優秀品質，在中華文化中更為突出，因為中華文化是韓國文化、乃至東亞文化的源頭。以“文化是決定性因素”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重新崛起，我們就不會感到有多大意外，因為這是文化基因所注定之事。
中國的國力從90年代初開始快速增長。其間，形形色色的“中國崩潰論”被一個一個地擊破。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一個有別於西方成功模式的經濟體，竟然保持經濟增長這麽多年，並且連續超越了好幾個世界強國，這一事實使得所有現成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無法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釋。
退一步說，即便這些理論能夠予以解釋，那也隻限於方法論。撇開文化因素去解釋一個國家的進步與落後，結論隻會流於表麵，也就是舍本逐末。
文化是一種天性，而任何天性都是長短互見，善惡並存，中華文化也毫不例外。隻有承認這個事實，人們才不會求全責備和妄自菲薄，也才能夠有意識地對文化中的缺陷進行扼製，進行改良。一味地嘲笑、自卑、否定和摒棄，最後所得必定是災難性結果。
再回到文前提到的“軟實力”。現在很多人都說中國的軟實力還不夠，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有一點大家似乎都沒有看清楚，那就是，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的關係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假若沒有相應的軟實力，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硬實力，經濟的持續和快速增強就是不可想象。
歸根結底，中國的崛起不單單是一個經濟現象，而更是一個文化現象；不隻表明國力在增強，而且更意味著文化在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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