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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對美國原子彈轟炸日本的再認識

(2007-03-20 07:03:08) 下一個
孫才順/文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對日本施放原子彈,死傷30萬人,造成了“曆史悲劇”。此後,世界輿論幾乎眾口一詞譴責原子彈轟炸。近年來仍有人指出,美國此舉不是出於軍事目的,而是出於政治和外交目的(1);也有人認為正麵肯定原子彈轟炸是不妥當的。(2)還有人認為,“由於原子彈對毫無防禦能力的人們具有強大的殺傷力和威懾能力,因此可以阻止國與國之間在戰爭中使用這種武器”(3)這些論述不無道理,但是從武器與戰爭這一曆史關係的範疇加以研究,筆者認為,對美國原子彈轟炸日本還應作具體的、曆史的考察,方能得出客觀而切實的結論。這是本文試圖達到的目的。

原子彈首先是一種武器。杜魯門說:“原子彈是一種戰爭武器,從來沒有人懷疑可以使用它……在決定使用原子彈時,我要依照戰爭法規確定的方式,把它當作戰鬥武器來應用。”(4)那末,什麽是武器呢?簡單地說,武器是用來進行戰爭的工具。恩格斯曾論述:“人類社會區別於狼群的特征又是什麽呢?是勞動……勞動是從製造工具開始的。我們所發現的最古老工具是什麽呢?……是打獵的工具和捕魚的工具,而前者同時又是武器。”(5)這就是說,武器是人類社會開始後所製造出來的最古老的工具之一,使用武器,亦即人類戰爭區別於動物群鬥的主要標誌。從武器這種本質來看,它的使用與人類戰爭曆史運動一直密切相關。“原子彈轟炸”實際也被包括在戰爭與武器這一關係的曆史範疇之內,我以為,這是我們討論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人類的曆史發展表明,武器與戰爭的關係是相互推動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原子彈的使用)。一方麵,戰爭的曆史運動要求武器朝著破壞力和殺傷力更大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麵,武器的發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戰爭的規模、進程和結果。雖然,戰爭的存在及其最終結局,不是武器可以決定的,但武器無疑是影響戰爭進程的重要因素,這正如恩格斯所說,“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6)著名軍事家克勞斯維茨也曾指出:“戰爭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暴力的使用(借助於武器——引者注)是沒有限度的。”(7)
但是,原子彈作為一種戰爭工具,它又區別於其他武器的特殊性,即它的殺傷力和破壞力可能把戰爭推倒毀滅整個人類文明的極端界限。這正如有人指出:“人類在進入原子彈被用於軍事目的的核時代之後,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發核戰爭,“既不會有戰勝者,也不會有被戰勝者,而必然毀滅的將是世界文明”。(8)因此,而次大戰以來,反對核戰爭,漸漸成為世界和平人民的共識。轉自
從維護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來看,原子彈轟炸理應受到譴責。但是人們反對核戰爭,是在原子彈爆炸的結果已經展示出來以後才開始的,而美國原子彈轟炸日本在二戰中的具體曆史背景,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原子彈轟炸”標誌著人類從此麵臨現實的核威脅,核恐怖。因此“原子彈轟炸”必須受到譴責。然而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日本有人以美國對日投擲了原子彈為由,混淆二戰中正義與非正義雙方的界線。他們認為:戰爭的各方都是受害者,關於正義戰爭的說法是錯誤的,戰爭本身並無正義可言,誰發動戰爭無關緊要,我們大家都有罪(9)他們始終以“受害者”自居,而對導致原子彈轟炸悲劇的根源卻隻字不提。應當承認,日本作為原子彈轟炸的唯一直接受害者,它有理由為反對核武器而大聲疾呼;對於在原子彈轟炸下傷亡的30萬日本人民,我們也應報以最大的同情。但是,如果有人企圖以“原子彈轟炸”蓄意遮掩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戰爭罪責,我們則不能答應。“原子彈轟炸”距今半個多世紀了,由於它曾顯示出巨大破壞力,現在人們越來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怎樣防止核戰爭的問題上,而對“原子彈轟炸”本身的曆史原因,卻缺乏認真考察。今天,在日本仍有人拒絕徹底反省的現實要求我們,對“原子彈轟炸”應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不僅應該看到它對人類生存條件造成的威脅,也應深刻了解它的具體曆史背景。
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都曾試圖製造原子彈;而美國研製原子彈的主要動因就是要趕在納粹德國以前造出原子彈。因此,作為一種武器的原子彈的使用是“理所當然的”(10)正如史汀生所說,“他看不出一下子死10萬人,與500次空襲每次殺死1000人究竟有何區別”(11)從這個角度講,首先應該譴責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而不是懲罰軍國主義的原子彈轟炸。正是因此,有人提醒說:“應該確切地看到廣島的悲劇,從根本上說,是軍國主義者自身造成的”,“切不可用籠統的反核戰爭去掩蓋日本軍國主義者帶給人民的災難。這一原則是不應該模糊的”。(12)
近年來大量的資料和研究成果顯示,美國對日實施原子彈轟炸首先是為了盡可能快地結束戰爭,以減少美軍的傷亡,既出於軍事上的考慮;同時反映了美國試圖通過科學技術而非人力結束戰爭這一重要的新思想。(13)誠然,從美國對日使用原子彈的決策過程來看,其政治和外交企圖是顯而易見的,但政治和外交目的實現是要以軍事目的的實現為前提的;而且“企圖”和“實際成效”並非一回事。不能否認,原子彈的問世導致了美國遠東戰略的調整與轉折,既期望通過原子彈轟炸使日本向美國投降,以實現單獨占領日本,把日本變成美國太平洋防線上的前哨陣地的戰略目的。杜魯門確信,當原子彈出現在日本本土時,日本人就將在俄國人參戰前徹底失敗。(14)據稱,當他得知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消息時曾十分激動地說:“這是曆史上最偉大的創舉。”(15)然而,“原子彈轟炸”對日本投降的影響比美國所設想的要少得多,加之日本軍部對事實真相的掩蓋,使杜魯門本人也不得不得出“日本依然沒有投降的表示”的結論。(16)既然“原子彈轟炸”的軍事功效僅此而已,那它對美國遠東戰略的實現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說,原子彈的問世及決定使用對美國遠東戰略的轉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原子彈轟炸”本身所顯示的功效對美國遠東戰略的實現所發揮的影響卻不是那麽重要。這一點,在考察“原子彈轟炸”時也是需要加以區分的。



除上述美國原子彈轟炸日本的具體背景外,還有一個值得人們注意的問題,即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轟炸首先是“戰略轟炸”,然後才是“原子彈轟炸”。日本著名軍事評論家前田哲男在《戰略轟炸的思想》(17)一書中,對此進行了係統而深入的研究,這是難能可貴的。在此我們不妨借以補充說明,以認清問題的實質。
“戰略轟炸”這種獨立的空中戰略攻勢,按照二戰時的用法就是大規模地、係統地轟炸敵方的戰爭經濟設施,破壞敵方居民的抵抗意誌。戰後以來,人們對這一新戰爭樣式的研究,往往注重盟軍對法西斯國家進行的戰略轟炸,卻忽視了法西斯軍國主義者在發動侵略戰爭過程中首先實踐了這一“攻擊民眾的新理論“的事實,就連日本動用強大的航空兵力策劃實施的”重慶大轟炸“也沒有受到重視。這與日本對廣島原子彈轟炸的研究相比形成強烈的反差。誠然,法西斯軍國主義者開始實施的戰略轟炸,未取得預期的功效,但具有實質意義的是它說明:作戰人員和非作戰人員念已經過時,不僅軍隊打仗,民眾也打仗,所有的人都處於戰爭危險中。亦即戰爭一開始,就”把敵國全體國民都作為戰鬥部隊“(18),”以民眾為決定的打擊對象“。(19)正如德國的魯登道夫在1935年發表的《總體戰》一書中所說:今天的戰爭是“總體戰”,它必須動員全體人民的力量(包括體力的、經濟的和精神的力量);而且戰爭的對象“不僅是針對軍隊的,也是直接針對人民的”。他強調:“總體戰的本質需要民族的總體力量,因為總體戰的目標是針對整個民族的”,“這是無情和確鑿的現實,而且必將使用各種作戰手段為這一現實服務”。(20)按照這種說法,戰略轟炸實施的就是這樣一種“無區別攻擊”的恐怖戰略,那麽,它與核轟炸在本質上又有什麽兩樣?
日本軍國主義也是實施這一戰略的急先鋒。日本全麵侵華以後,陸海軍航空部隊對中國的南京、武漢、上海、廣州等城市頻頻實施了“世界空戰史上史無前例的大空襲”。如果說這還屬於一般軍事上的轟炸,那末對中國抗戰首都重慶實施的轟炸卻是“無區別的施行暴力目的”的。自1938年12月2日日本天皇命令轟炸重慶,開始了對重慶曆時近5年之久的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的戰略大轟炸。尤其日本為了“征服士氣”,摧毀中國的抵抗意誌,特地以中國抗戰首都的居民為目標,使“重慶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首都都更早地、更久地、更多次地成了戰略轟炸的目標”,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被戰略轟炸的思想摧毀的城市。就這個意義而言,重慶大轟炸先於東京大空襲就已成了無區別轟炸城市的先例。當然,重慶轟炸沒有使用原子彈(因為日本沒有原子彈),“但是推進重慶轟炸的原動力,在以城市本身為轟炸對象這一點上,抹掉前線和後方,交戰者和非戰鬥人員的界線,是名副其實的核思想的降落。在這個時期,這個場所這一意義上,重慶……成了出現在廣島之前的廣島”。(21)就此戰略轟炸的曆史過程而言,重慶大轟炸作了東京大空襲、廣島原子彈轟炸的先鞭。從這個角度進而言之,軍國主義日本遭受原子彈轟炸也完全是咎由自取,自食其果。難怪曾在重慶轟炸現場的美國記者西奧多.懷特在回憶錄中寫道:“這場大屠殺至要的是敵人施行暴力的目的。南京、上海已被炸了,那隻是軍事上的轟炸,但在重慶這座古城中,沒有一個軍事目標,盡管如此,日軍還是選擇了重慶作為將它化為灰燼的對象……後來,當我軍向日軍發起進攻時,我也沒有感到良心上有什麽不安……重慶大轟炸是無區別地施行暴力,它對我的政治觀點產生了直接的、根本的影響。”(22)前田哲男在考察了這一進程後,更為明確地指出:“即使認為日本和製造核的思想無緣,但是也不能在控訴使核落下的思想上說自己無罪。日本人——除被轟炸者之外—??亞洲證實一下,對非戰鬥人員的無區別大量屠殺這段戰略轟炸的曆史,廣島、長崎——不是免罪——正是自己國家劃出的軌跡。”(23)
也正因此,在得知廣島原子彈轟炸的消息後,〈〈新華日報〉〉發表時評指出:“原子彈的發明和第一次使用,震撼了全世界。科學革命和戰爭革命同日而起……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受到這種史無前例的強大武器的打擊,是對法西斯侵略者必然的報應。對八年遭受日本法西斯野蠻屠殺的中國人民來說,除了受欺騙的日本人民之外,對日本軍閥不能有絲毫憐憫之情。”(24)無疑,這一認識是非常深刻的。

(本文選自《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一期。作者孫才順,1964年生,時任山東濱州教育學院曆史係副教授)

注:
(1) 參見波蘭《人民論壇報》1989年8月7日文章
(2) 李嘉穀:《原子彈轟炸是日本法西斯投降的首要因素嗎?》,載《世界曆史研究動態》1990年第1期
(3) 威廉.李海:《我在現場》,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頁
(4) 哈裏.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35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9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06頁
(7)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刪節本),軍事科學院1977年版,第3-7頁
(8) 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121頁
(9) 《諸多教訓》,載英國《經濟學家》周刊,1995年5月6日。
(10) j.p.薩瑟蘭:《馬歇爾將軍告訴我的故事》(j.p.sutherland,the story gen.marshall told me)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1959年11月2日,第52頁
(11) 亨利.史汀生.麥克喬治.邦迪:《平時與戰時的積極服務》(henry stimon,mcge-orge bundy,on active in peace and war),紐約1942年版,第628頁
(12) 參見王春良:〈〈論廣島原子彈轟炸的曆史作用〉〉,載〈〈世界曆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1期
(13) 福雷斯特.c.波格:《馬歇爾傳(1945-1959)》,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頁;戴超武:《美國結束太平洋戰爭的戰略與原子彈的使用》,載《世界曆史》1995年第4期。
(14) 羅伯特.費雷樂編:《不見經傳:杜魯門的私人文件》(robert ferrell,ed.off the record: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truman)紐約1980年版,第53-54頁。
(15) 威廉.李海:《我在現場》,第462頁。
(16) 哈裏.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第一卷,第323頁
(17) 前田哲男:《戰略轟炸的思維》,朝日新聞出版社1988年版。1989年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文,譯為《重慶大轟炸》。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均轉引自此。
(18) 轉引自前田哲男:《重慶大轟炸》,第13頁
(19) G.杜黑:《製空權》,意大利1921年出版。轉引自前田哲男:《重慶大轟炸》,第12頁。
(20) E.魯登道夫:《總體戰》,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頁。
(21) 《重慶大轟炸》,作者後記,第366頁。
(22) 西奧多.懷特:《曆史的探求》,1978年。轉引自前田哲男:《重慶大轟炸》,第6頁
(23) 前田哲男:《重慶大轟炸》,第357頁
(24) 《由原子彈引起的思考》,載《新華日報》,194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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