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

（本文發表在《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作者　謝韜（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

　　二十世紀是人類理論的高峰。各種思潮、各種主義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隨者，打著他們所信奉的旗號登上曆史舞台。這是一場評選最優社會製度的“模特大賽”，供人類在較長時段內，聽其言，觀其行，通過理性的比較作出判斷和選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滅亡了，帝國主義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種社會製度展開了和平競賽。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製度，第二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製度（辛子陵在本書中稱之為暴力社會主義），第三種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辛子陵在本書《結束語》中生動而深刻地講述了這個曆史發展過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而不是推翻和消滅的關係。這個真理已經為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閃亮崛起和前蘇聯暴力社會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二十世紀末，社會民主黨以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選執政、使歐洲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曆史性成就，告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靈。歐盟十五國中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荷蘭、意大利、丹麥、希臘、比利時、盧森堡等十三個國家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社會黨國際以紅玫瑰為徽記，世人驚呼歐洲紅潮湧動。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歐洲各國首腦雲集希臘雅典。在衛城遺址見證下，歐盟成員國以及十個新成員國的國家首腦共同簽署了一項入盟條約。從此，捷克、愛沙尼亞、塞浦路斯、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耳他、波蘭、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加入了歐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歐分裂局麵的終結。一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新歐洲的出現，給紛擾的世界平添了幾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圖保留他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者們，都把目光轉移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上來。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曆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製度與資本主義製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局限於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指責人家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給修正主義恢複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資產階級沒有鬥爭，不是單方麵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義。

　　一九六五年，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長處，克服自身發展的困難，曾聚集美國費城召開過一次震撼全球的 “世界資本主義大會”，並發表《資本家宣言》提出：“借鑒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經驗，實現股份製的人民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福利製度的經驗，實行從生到死包下來的福利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經驗，實行國家幹預的計劃資本主義。” （卞洪登：《資本運營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頁）我們習慣稱之為發達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都已成為新資本主義，不同程度地民主社會主義化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國紛紛出現全國性的勞資協調，以階級妥協取代原先誓不兩立的勞資對立，若幹人士開始提倡用公共建設來解決失業問題，也就是說以國家的積極介入來解決市場經濟失靈的危機。領導美國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羅斯福總統就大膽引進了民主社會主義政策。

　　以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代表提出的“第三條道路”是修訂版的民主社會主義。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頓參加了在柏林召開的第三條道路 (第三次) 首腦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們要經濟增長又要社會公正。我們不相信自由放任主義，但我們也不相信單靠政府能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公報強調：“我們相信市場經濟必須同社會責任相結合，從而創造長期的經濟增長、穩定和全麵就業，而國家必須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麵維持穩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財務措施，堅決製止通貨膨脹；國家也應促進金融市場穩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競爭。” （阮宗澤著：《第三條道路與新英國》，東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頁）最近點算結果，美國參眾兩院有六十一名議員（全是民主黨）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的會員。美國民主黨的經濟理念，植根於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思想，主張政府引導市場經濟，適度的國有化，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政府辦學校，減免窮人稅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更多地關懷弱勢群體。共和黨上台也不改變民主的社會政策。民主社會主義把美國“赤化”了。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據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隨機采訪的資料，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約一千五百歐元（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一比九），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一千至一千二百歐元，白領階層月薪為一千八百至二千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達八千歐元，大企業的股東、上層管理人員、葡萄莊園主的收入則遠遠高於這個水平。隨著知識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產業隊伍的構成也在改變，主要表現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階層急劇縮小，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層迅速擴大。二十一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隻占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平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工人階級用不著起來革命，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中國沒有在蘇東巨變中垮台，這要歸功於鄧小平在這之前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當改革開放路線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後，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鄧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趙紫陽頂住“複辟資本主義”的壓力，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廢止近乎單一的公有製（一九七八年公有製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點一），實行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資本家請回來了，把先進生產力清回來了。讀者可以看到，這一係列新政策屬於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趙紫陽主持下，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廢止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二年加入WTO，與世界經濟接軌。胡錦濤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保護私有製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標誌著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領導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這是足以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溫家寶總理在世界扶貧大會上宣布：“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國民生產總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億元，增加到十一萬六千九百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八點四倍；同期，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年均增長百分之七；按現行匯率計算，二○○三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二○○三年，創造了高於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勞動生產率（據國家統計局計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二○○三年十一天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製度戰勝舊製度、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民主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無庸諱言，改革開放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貪汙腐敗、國資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別是分配不公導致的兩極分化，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浮動。由此引發了對改革開放的回顧和檢討。大多數人是懷著珍惜改革開放成果的善意獻計獻策，以期糾正偏差，發展大好形勢。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黨內“左派”空前活躍起來，他們利用部分群眾對改革開放不滿的形勢，從根本上否定改革開放，鼓吹回到毛時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先把知識分子推上祭壇，點名批判一些對改革開放建言獻策、作出過貢獻的“主流學者”，說他們推動市場經濟的主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又把領導主持改革開放的各級領導幹部分成“資改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黨內外開展一場大鬥爭，向“資改派”奪權，打倒“資改派”。他們對國內政治形勢是這樣表述的：“即將到來的這場決戰，實質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改派掌權還是社改派掌權、作美帝國主義附庸還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生死搏殺。”

　　“左派”的外交主張也很駭人聽聞：“必須以社會主義國家為小核心，以中國、巴西、委內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中核心，以中、俄、印為大核心，結成在某種程度上包括歐盟、加拿大等在內的最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線，同霸權主義進行不可避免得鬥爭，是我們黨和國家外交路線的基軸。” （二○○五年十月張德勤網文：《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見此文）當胡錦濤向世界宣示對內建設和諧社會，對外實行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時，“左派”要通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變中央的內政外交路線。他們認為現在的改革開放是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是和平演變。“是受到了老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新思維’之類謬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理論上的失誤，是沒有分清楚什麽是馬克思主義？什麽是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究竟在哪裏？ “反修防修”的極左理論時時回潮，幹擾改革開放，逼得執政者隻能采取“打左燈，向右拐”的策略，改革開放是在政治上受保護、意識形態上受非議的狀態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從鄧小平、*到胡錦濤，隻有執政權沒有話語權。“不爭論”的政策隻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辯權，“左派”對改革開放的攻擊和非難一天沒有停止過。今日極左理論大回潮，“左派”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奪權，是二十七年來在意識形態上妥協退讓的必然結果。

　　正當我“杞人憂天”之際，老友陳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專家）向我推薦辛子陵的書稿《千秋功罪毛澤東》，我讀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別是畫龍點睛的理論部分《導言》和《結束語》，興奮不已。我們兩個共同認為，無論在曆史事實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這是一部在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徹底完成撥亂反正的書。作者以精湛的馬克思主義學識和豐富的曆史知識，為改革開放爭得了曆史正統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馬克思主義領域的話語權。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曆史考證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辛子陵書稿的《結束語》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後，資本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著一個新的銀行製度的出現，資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吸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著是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和紡織工業，一個部門接著一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非常看重這一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係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隻是作為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頁）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隻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隻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著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一項分離是一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一種新製度成為可能。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一個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頁）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原始的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後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衝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恩格斯十年的編輯和修訂，於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後，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十二年之久，並於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黨進行合法鬥爭，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隻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頁）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係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曆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隻是一個幻想。曆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引者注：指《*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麵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曆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

　　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隻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頁）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得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見，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和平過渡理論，伯恩施坦隻是重複恩格斯的話，繼承和發揮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革命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後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列寧主義是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紀法國秘密社團領導人，第一國際內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軍事領袖。布朗基主義的要義是堅信：不管生產力的發展處於什麽水平，隻憑革命暴力就可以創造出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世界。

　　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沒有讀過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一九三○ 年才在蘇聯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國出版），他讀得比較多的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武裝奪取政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放棄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所憑借的是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義——列寧主義對他的影響。毛澤東走上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一八四八年的錯誤以後，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一九一八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 “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麵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是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基礎。差別、貧富和社會分化是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結果，因而總體說來是社會的進步；但同時又包含著退步，出現了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統一體，這是人類告別野蠻時代進入文明門檻社會存在河發展的形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眼點是前者，這是唯物史觀的基石；過分強調後者的是空想社會主義流派。

　　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杠杆。操縱這個杠杆，有一個合理的“度”（現代經濟科學稱之為“基尼係數” ），超過了這個“度”，社會就要爆炸；消滅了這個“度”，社會就失去了活力和前進的動力。其結果都是矛盾統一體的破裂，讓位給新的王朝或新的製度。領導者或統治者的全部藝術就是掌握好、調控好這個“度”。*人為理想社會奮鬥幾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誤導就是企圖消滅這個“度”，用“大鍋飯”的辦法“均貧富”，隻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貧”而自豪，造成幾十年來生產的停滯和衰退，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老也發揮部出來，砸了“社會主義”的牌子。

　　在小生產占優勢、工業不發達的前資本主義國家，用變動生產關係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以來 *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列寧在晚年認識了這個錯誤，並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他說：“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頁）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為驕傲的“三大改造”之後，迅速認識到了這是個錯誤，提出過他的新經濟政策。他說：“上海地下工廠同國營企業也是對立的。因為社會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袖子一長一短，扣子沒有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做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隻搞兩年，退卻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隻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隻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定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稿資本主義。” （《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匯編》［1953～1956年］第三○八頁）

　　這是毛澤東認識到了但沒有勇氣實行的一項政策。這些對自己錯誤的反思僅停留在嘴上，正確思想的火花一閃很快就熄滅了。現在我們要把毛澤東認識到但沒有勇氣改正的錯誤改正過來，實行他的新經濟政策。不要因噎廢食。看到資本主義經濟的蓬勃發展，就驚呼：“大事不好，資本主義在中國複辟了！”沒有古代的奴隸製，就沒有近代的歐洲。沒有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社會主義在這個永遠是空想，永遠是“大鍋飯”的水平。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以前的奴隸製、農奴製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各種生產力的發展，更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更有利於一個高級新社會形態所需的各種要素的創造。” （《資本論》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頁）

　　如果把第二國際（社會黨國際）和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所建立的社會製度比作兩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實驗的話，後者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它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這樣一個條件，而且連資本主義的萌芽都消滅了。正如辛子陵所說：“一場以消滅私有製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征的社會製度，無論以什麽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由此可見，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都是“左”傾修正主義的失敗，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社會民主黨人所作的那個實驗，以瑞典模式為代表，影響了整個西方工業國家，改變人類曆史的方向。我們要更加重視、更加尊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民主社會主義。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曆史考證說明，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他在《導言》裏指出：沒有什麽“共產主義”大目標，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了的命題。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寫了《共產主義原理》一文，勾畫了這位二十七歲的青年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否定了年輕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恩格斯說：“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麽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麵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六二八～六二九頁）

　　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談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麽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 前蘇聯領導人的錯誤不在於放棄共產主義目標——一旦發現這是不能實現的空想自然應該放棄 —而在於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論繼續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欺騙人民。一個帶領人民前進的政黨必須像恩格斯那樣與時俱進地對自己的奮鬥目標作出調整，並鄭重地告訴人民。

　　設置終極奮鬥目標是基督教的文化傳統。相信耶穌基督降生後一千年，基督要複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國。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從這裏衍化而來，是基督教天國理念的現代版。黑格爾和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無限連續，永無止境，而是要達成一個終極目標，完成一個社會形態。在這一點上，黑格爾和他的弟子馬克思、恩格斯都違背了辯證法。對黑格爾而言，這是自由國家；對馬克思、恩格斯而言，則是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成了烏托邦的旗幟。當伯恩施坦主張紮紮實實地改良社會，切切實實地為工人謀福利，提出“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時候，他理所當然地成了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列寧的敵人。

　　建立天國的想法，表現了科學尚不昌明時代人類對具體地改善處境、提高生活質量的無奈，把現實中實現不了的事情推向遙遠的未來。所謂“共產主義”大目標在各個曆史時代是不同的，是具體的，變化的。馬克思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候，不會想到人人需要一部電腦；恩格斯曾說人人都住上有暖氣的房子就是共產主義了。我們在延安時代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事實上，我們今天所擁有、所享受的物質文明，早已超過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過了他們所製定的共產主義標準。

　　用所謂“長遠利益”否定“當前利益” ，用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撫人民，叫人民忍受現實的饑餓、貧窮和苦難，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欺騙人民的把戲。這一切都應該收場了。反“右派”以後仍然沒有停止思考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顧準說： “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麽終極目的，有的，隻是進步。” （《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頁）

　　我常常想，德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馬克思，俄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列寧，就像我們比外國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樣。為什麽德國人揚棄了的馬克思主義不適合現實生活的部分，為什麽俄國人拋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要當作神物供奉著？當作旗幟高舉著？

　　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分，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作為活著的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生根的馬克思主義，是給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高工資、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是挑起階級衝突，激化社會矛盾，而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富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是社會民主黨人治理國家的總的思路。這個嶄新的思路比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劫富濟貧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後者是共同貧窮。

　　就在暴力社會主義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民主社會主義在西北歐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專製腐敗也不是社會主義。普通民眾的富裕和政府官員的廉潔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兩大亮點。民主社會主義寄托著人類的希望。

　　辛子陵從曆史大視角回顧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為批了多年的所謂“修正主義”翻案，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為中國*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掃清了障礙。他指出，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經驗對我們度過難關、解決麵臨的棘手問題有重要參考價值：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唐劉禹錫：《陋室銘》）瑞典雖是小國，瑞典社會民主黨雖是小黨，但它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典範，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是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在民主憲政框架內，瑞典社民黨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得以連選連任、長期執政的經驗；在經濟建設中把效率和公平統一起來，實現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經驗；正確處理勞資關係，調動工人和企業家兩個積極性，實現勞資雙贏的經驗；有效地防止特權階層出現，杜絕官員以權謀私、貪汙受賄，長期保持廉政的經驗，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範例。（辛子陵新書《結束語》）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製、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製度。民主社會主義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四大法寶”我們學了後麵三樣，就是不學民主憲政。

　　晚清以來，中國學習西方文明有一條祖訓：“西學為用，中學為體。” 學工業，學科學，學教育，這是所謂“用”的部分；至於“體” ，即政治體製，那是祖宗家法，不能變的。祖宗傳下來的專製獨裁，是最好的政治體製，改進一下都不行，君主立憲都不行，結果清朝亡了。

　　孫中山創立民國，有了憲法，有了國會，但蔣介石強調一個黨，一個領袖，黨在憲法國會之上，領袖在黨之上，還是專製獨裁。

　　毛澤東取代了蔣介石，各黨各派，全國人民，希望毛澤東兌現延安時的民主諾言，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開民主國家新紀元。住進中南海，毛澤東變了臉，宣稱他是“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一百倍，成為不穿龍袍的皇帝。他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製度是保證和不妨礙毛澤東乾綱獨斷的一種製度。由於不受任何製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

　　有人說我們的製度好得很，決不學西方民主、三權分立那一套。一個製度好不好，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實踐問題。實踐是檢驗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標準。我們的製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製度沒有任何反抗。說這個製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保衛憲法尊嚴方麵，形同擺設，絲毫不起作用，難道不符合事實嗎？

　　二○○四年胡錦濤在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鄭重昭告世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我們明確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積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製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權利。” 給中國的民主政治帶來了新的希望。

　　政治體製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圖保留毛澤東模式的政治體製，隻在經濟上改革開放，會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隻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汙腐敗問題。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現在正在醞釀通過黨內三權分立（將決策權、監督權和執行權分離：黨的代表大會及其常設委員會行使決策權，黨委會行使執行權，紀律檢查委員會行使監督權）、實現領導體製民主化，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突破口，並在一些地區試點。由絕對排斥到結合實際地探索三權分立的實現形式，這是政治體製改革指導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麵：作為黨的領導人錯了，在黨內能夠得到有效抵製和糾正；作為執政黨的官員錯了，能夠得到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有效抵製和糾正。*作為執政黨的運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變，要在憲法之下活動，而不是高居憲法之上。要讓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切實行使民主國家議會的職權，在政權體係中建立防止獨裁、防止腐敗、防止失誤的糾錯機製。有意識地設置和強化這樣一個對立麵，將保證我黨成為民主決策、清正廉潔、領導正確的執政黨。從執政黨領導體製的改革到國家政治體製的改革，這種兩步走的戰略，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憲政道路。

　　我的入黨介紹人張友漁在一九九四年彌留之際曾對我說：“抗戰勝利後，我們目睹國民黨專製獨裁貪汙腐敗，最終失盡人心丟掉政權。我們這些老同誌無論如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黨也走上這樣一條路。” 當時相對唏噓，並無良策。讀了辛子陵的書，興奮之餘，寫下了上麵一席話，算是執行張老的臨終囑托。耿耿救黨之心，同誌朋友亮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