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麵貌認識文革中的“紅衛兵”》，作者：陳益南

ZT說明：這雖是一家之言，難免存在“不夠全麵、準確”等缺陷，但可以從側麵看到，紅衛兵被“妖魔化”(一小部分說成了全部、並被當作了法西斯暴徒)由來已久。看了許許多多這類文章後，就比較全麵、準確了，就能體會一位網友說得：不管怎麽敘述他們，從整體、從巨大的數量上而言，他們是我們的“父兄一輩”人。順便提一下，所謂的“老紅衛兵”，即高幹子女占了相當部分的那一類紅衛兵，上山下鄉的不多，憑借父母的地位到部隊去了，基本上躲過了上山下鄉的吃苦磨煉。

《全麵貌認識文革中的“紅衛兵”》…文革史研究之一，作者：陳益南
　　對文革中的紅衛兵問題，現在國內外許多人實際存在有不少認識上的模糊與誤區，其中最大的誤解就是：以為文革中的紅衛兵，其產生、發展、蓬勃直到消亡的過程中始終是同一批人，並始終是同一種觀念與身份。

　　實際上，文革中的“紅衛兵”旗幟雖然飄揚了幾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階段中，“紅衛兵”的含義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此紅衛兵非彼紅衛兵的。

　　在文革中，紅衛兵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即：“老”紅衛兵時期，造反派紅衛兵時期，所謂“反軍”與“擁軍”的兩派紅衛兵時期，紅衛兵下鄉(廠礦)退出文革時期。

　　現在對紅衛兵問題認識常常有這樣幾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將文革初期大破“四舊”的舉動與整肅批鬥迫害老師及其他文化人的暴行，都歸罪於整個“紅衛兵”隊伍。而實際上，文革初期的那些所作所為，僅僅隻是被後來稱之為“老紅衛兵”的(一部分)勢力幹的，而與在以後奮起“造”省委市委及學校黨委的“反”的紅衛兵(大部分)並不相幹。所謂“老紅衛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紅五類”子弟，即家庭出身為依據，其中革命幹部(革幹，實際上是指中高級幹部)、革命軍人(革軍)子弟占了很大比例的學校，首先發展起來。高幹子弟本來就是個“圈子”，平民百姓弟子常常“湊”不上去的，自討沒趣的人究竟不多。後來這些紅衛兵的一部分發展成了“聯動”。湖南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等，都屬於這一類。而以後掘起的造反派紅衛兵（如北京“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湖南的“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高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造反有理軍”等），則其組織構成已不注重家庭成分，其領導層也大多是平民子弟了。

　　“老紅衛兵”們大約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元月之前，便因“保爹、保娘”（造反派紅衛兵這樣譏諷“老紅衛兵”），保省委市委，充當了文革期間首批保守派，而基本被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擊敗而瓦解，退出了文革曆史的舞台。

　　“老紅衛兵”組織雖隻表演了幾個月(半年時間不到)，但由於他們是中國紅衛兵運動的發起者，（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二次接見的百萬紅衛兵中，基本是“老”紅衛兵）是首先提出“造反有理”口號的始作俑者(實踐者)，而同時又是文革初期那踐踏人權迫害文化人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紅衛兵”便被遠距離觀察中國文革情況的外國人、雖身處文革時期但被迫或主動置身於文革風暴之外的中國人、文革後或文革後期出身的新一代，當成了中國文革期間紅衛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現在的各種媒體無論用何種體裁，隻要一講到紅衛兵，就會將其都形容為德國法西斯希特勒黨衛軍青年團一樣的模樣，而這，恰恰是對曆史真相的誤解與曲解。

　　第二個誤區則是：將紅衛兵都視為造反派，以為紅衛兵就都是造反派。

　　其實，紅衛兵組織在整個文革期間的不同階段，其構成與性質也是不相同的。

　　“造反有理”的口號雖說是以清華大學附中一批“老紅衛兵”率先喊出，在大破“四舊”中也的確顯示了一些造反派的作風，然而，“老紅衛兵”組織畢竟沒有真正做成造反派。就是首先給毛澤東寫信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首領彭小蒙與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佩上“紅衛兵”袖章的宋要武（原名宋彬彬，毛澤東親自給她改名為“要武”），他們最終也都反被烙上“保守派”的曆史印記而退出了紅衛兵舞台。隨著“老紅衛兵”們的敗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間接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如首都三司、北航紅旗、上海紅革會、湖南“高司”、四川八一五、湖北“三新”（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等紅衛兵造反組織則迅速崛起，又開始了一段新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風光。

　　在與以“老紅衛兵”組織為代表的“保守派”作鬥爭中，造反派紅衛兵是起了舉足輕重的大作用，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風暴時，以大、中學生為主體的造反派紅衛兵基本上是這股造反潮流的領頭力量，這個時期政治行動的中心，常常是由造反派紅衛兵集聚。但是，隨著所謂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的到來，造反派紅衛兵也開始了分裂。分裂為所謂“擁軍派”與“反軍派”。

　　出現這種分裂的原因與催化劑有二個方麵：

　　（一）是工人造反派勢力日趨強大，以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一統天下的局麵不僅不複存在，而且必然退居次要，工人階級的力量也必然是將上升為第一位置，但已領略“中心”風光的部分紅衛兵頭頭試圖抗拒這種痕7b實的轉變，進而發展到與工人造反派的對立。

　　（二）由於軍隊的介入。中央讓各地軍隊介入地方支持左派，但誰是“左派”卻又沒有嚴格標準，對於已都打著造反旗號的（那時已沒有人敢自稱是“保守派”了）群眾組織，各地軍隊便隻好按軍人的標準（守紀律），來選擇和支持一些他們認為是“左派”的造反派組織，這樣，麵臨被選擇命運的造反派隊伍發生分裂便是必然了。

　　一般來講，青年學生紅衛兵較易得到軍隊的青睞，因為學生紅衛兵，就意味著單純、可靠（不會有曆史問題）。故，在這場分裂中，相當多的造反派紅衛兵倒向了“擁軍派”陣營（如湖南“高司”，重慶大學八一五等）。而另外一些造反派紅衛兵因種種原因，使他們依然站在了工人造反派組織一起，哪怕地位已降為次要。（如湖北的“三新”即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湖南的井岡山紅衛兵，高校風雷紅衛兵，四川的“反到底”紅衛兵等）。

　　所謂“反軍派”，也並不就是籠統的反對軍隊的造反派，而一般隻是反對地方軍區對自己進行壓製的造反派，這些造反派後來一般與奉中央命令支持造反派的野戰軍部隊結成了聯盟。實際上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不論有沒有中央明確指示，各地軍隊也大都分為了兩派，而這派別的性質就是介入地方支持造反派運動之後，受地方影響而各不相同的。在這個階段，有相當部分的大、中學生紅衛兵站到了以工人造反派為主體的所謂“反軍派”一邊，反對馬上穩定政局，而支持繼續造反。

　　第三個誤區，即是將“紅衛兵”這個概念與“造反派”的概念等同起來。

　　文革的造反運動之火，應該說確是紅衛兵點燃起來的，紅衛兵是文革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做造反派的不僅僅是紅衛兵，而且包括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工人、農民、醫生、教師、機關、幹部、學生甚至包括一部分軍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數為最多。而以大、中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僅僅是造反派的一部分。

　　文革自一九六六起至一九七六年止，前後達10年之久，而紅衛兵在這個舞台上的演出卻僅僅二年半時間，即從毛澤東於一九六七年七月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信中稱讚“對反動派造反有理”之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後，作為紅衛兵的大中學生們便退出了政治鬥爭而幾乎全部被動員去了農村(廠礦)，從那以後“紅衛兵”就不複存在了，而另一種身份“知青”（即“下鄉知識青年”）便取代“紅衛兵”桂冠而被戴到了青年學生的頭上。

　　紅衛兵退出去了，在其後的七、八年間，但文革並未停止，造反派的活動更沒有熄滅，隻是造反派的隊伍中從此少了“紅衛兵”即青年學生這股力量了。到了文革末期的一九七五冬至一九七六年夏。“四人幫”及遲群、謝靜宜等人又一次啟動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作為他們的政治鬥爭工具，發動兩校的大學生們寫貼了不少大字報，去“反擊右傾翻案風”，去批判鄧小平，似乎想重新祭起“紅衛兵”的造反精神。然而，曆史已不會倒回去了，此時的大學生們也遠非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如果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還多少帶有很多理想與自發的成分，那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所寫所貼大字報的舉動，則已有著幾近百分之百的官方指令色彩，已根本不能與當年年輕人的意氣風發的紅衛兵運動相提並論了。寫於2001年1月6日

說得好：不管怎麽敘述他們，記住他們是我們的父兄一輩(整體而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