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華，開啟了對華政府開發援助的大門。近30年來，日元貸款為中國這艘龐大的飛行器注入了源源不斷的燃料，推動其冉冉升空。對此，中日媒體都懷有同樣微妙的心情。或許隻有對此眾說紛紜之事正本清源,才會有清晰和理性的認識。
2007年12月1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外長楊潔篪與日本外相高村正彥簽署了本年度日元對華貸款政府換文。"這筆為數460億日元的貸款，將用於中國六個環保項目的建設。"簽字儀式後，日本外務省新聞官阪場三男透露說："這將是日本最後一次對華提供低息長期貸款。
作為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即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下文簡稱ODA）的主體，日元貸款肇始於1979年。這一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訪華，開啟了ODA的大門；此後二十餘年，日本以低息、長期為優惠條件，累計向中國發放貸款約3萬2千億日元（約合300億美元）。而29年以後，它終於走到了盡頭。
"ODA確實起了大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副所長，日本對華ODA問題資深專家金熙德感慨道："你找不出來哪個大型工程沒有日元貸款的影子。"--的確，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騰飛的關鍵階段，日元貸款為中國這艘龐大的飛行器注入了源源不斷的燃料，推動其冉冉升空。
或許正因如此，日本媒體心態微妙。《讀賣新聞》撰文宣稱：不要求中國人感謝，隻希望中國人記得。然而，審視長達近30年的日本對華ODA之路，中國人同樣懷有微妙的心情。
戰爭賠款的變種
說起日元貸款計劃，不能不談到日本的一個難言之隱：戰後賠款。
1951年，在朝鮮戰爭爆發、冷戰鐵幕啟動的背景下，美國決定還日本這個遠東橋頭堡以主權地位。當年9月，52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舉行對日和會。除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外，大部分與會國都簽署了《舊金山和約》。這個和約不僅結束了日本的被占領時代、確立了以軍事同盟為基礎的美日關係，條約第十四款還特別規定，與會各國"放棄對日本索取戰爭賠償的權利"。
但這個和約遠非完整、更不徹底，由是中國拒絕承認，菲律賓更是提出抵製和會，而朝鮮、緬甸、蒙古、越南、印尼等眾多亞洲國家也紛紛表示反對。這給日本的亞洲外交蒙上了濃重的陰影，其潛在影響沿及今日。
催生日元貸款計劃的另一個因素，則是海外市場的誘惑。1954年，日本的各項經濟指標均已超過戰前水平，獲取海外資源、重返海外市場成為當務之急；而人口眾多、工業落後的東亞，更是其低成本商品的主要傾銷對象。這麽一來，《舊金山和約》反而成為它占領這些市場的最大障礙。
為此，1954年，日本加入了以英國為主導、旨在援助東南亞的"科倫坡計劃"。此後，它采取分別對待、各個突破的策略，旨在融化亞洲的堅冰：對態度強硬、堅持賠償的國家，諸如緬甸、菲律賓、印尼、南越，它許諾逐年賠償；對放棄賠償的國家如老撾、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等，它簽訂了準賠償協定即提供無償援助；最後，1958年2月，一種更新、更體麵的手法出現了：它與印度簽訂了一份日元貸款協定。至少在名義上，這是和戰爭賠款無關的政府間援助。
換而言之，和"無償援助"一樣，日元貸款不過是戰爭賠款的變種之一。依靠賠償、"無償援助"以及日元貸款，此後十餘年，日本在亞洲各國攻城略地；到七十年代初期，它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性經濟大國了。對此，原日本駐聯合國大使、曾長期參與賠款談判的中川融坦言："把戰爭賠償與經濟援助結合起來，從結果上看，對我國擴大貿易發揮了積極作用。
終於，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將目光投向了中國。
當申請原則觸及政治底線
與其他亞洲國家不同，在建交談判中，"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是中日建交前後北京的三大姿態。這些姿態大大加快建交步伐的同時，也讓後人為之爭議不已。
其實不難理解這些姿態背後中國決策層的苦心。"一個孤獨的、憤怒的巨人"，二十多年以後，尼克鬆這麽描述當時的中國。如果說，正是因為被封鎖、被忽視，這個巨人才如此憤怒的話，那麽在被接納、被認可的機會來臨，也就注定了它的克製。更不必說在中日建交的問題上，還包含了那麽多的現實考慮。
當此之時，中國的外匯儲備如此緊張，而它又如此需要日本進口的鋼鐵、化肥以及成套設備；中日貿易始終不動聲色地、然而依舊迅猛地增長著。而中國始終以稀缺的石油資源來換取它所需要的一切。
即使鄧小平複出之初，也是如此。1975年8月18日，他談到："要進口，就要多出口點東西......要大力開采石油，盡可能多出口一些。煤炭也要考慮出口。
1978年2月，東芝公司董事長、素有"經營之神"之稱的土光敏夫，率領日本經濟團體聯合代表團訪問中國。簽署《中日長期經濟協定》後，中國副總理李先念接見了他們。一個細節就此發生了：李先念談到，中國很需要日方的資金，"但利率太高了"。
日本代表團成員、鋼鐵大王稻山嘉寬迅速捕捉到了這個信息。他當即表示，負責日元貸款計劃的OECF（日本海外經濟合作基金）願意以低息、長期的優惠條件，為中國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對此，中方先是"很感興趣"，甚至把它提上了議事日程。但當稻山嘉寬細細講解有關ODA的知識、特別是談到"申請原則"即受援國必須先提出貸款申請時，一切似乎都變得不可能了。它觸及著堅冰未破、幾十年間始終強調"自力更生"的政治底線。
60年代蘇聯撕毀對華援助協定，給中國經濟建設造成巨大傷害的同時，也使中國對"外援"的總體認識蒙上了陰影。之後中國采取了"對外國的貸款、投資、援助不予接受"和"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政策。
"那時候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在我們看來是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劉誌誠，這位參與了第一批日元貸款項目談判，並在此後長達12年的時間裏作為中國首席代表主持日本對華ODA項目的官員。在當時，要挑戰"自力更生"這個被無限拔高與絕對化的意識形態禁區，所要承擔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直到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ODA項目才迎來了關鍵轉折。
訪日之初，鄧小平的態度依舊謹慎、模糊。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表示："關於日本政府向我們提供貸款的形式，我們還沒有考慮，但今後將對此進行研究"。
如果說，諸如"沒有考慮"、"進行研究"這樣的表態，還是讓人感到遙遙無期的話，那麽，在他乘坐新幹線快車遊覽了小半個日本、並且回到北京後，態度迅速改變了。11月26日，會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時，鄧小平主動談到："土光敏夫先生告訴我，高額貸款應在政府間進行，民間無力解決的事情應該在政府間解決。
佐佐木更三試探性地發問：那麽，"中國能否接受政府貸款呢？"鄧小平毫不猶豫地回答："能。
次年春天，當一位中共元老強調，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和資金，不是不能考慮，但前提是"中國的主權不受侵害"時，鄧小平針鋒相對。他說，ODA不是政治問題，而僅僅是經濟問題，"隻要有償還能力，300億美元也不要緊。
在鄧小平的堅持下，1979年5月31日，中國政府一反此前的矜持，主動申請日元貸款項目，並"希望日方予以研究"。
幾個月後，9月1日，穀牧副總理訪日期間，更正式提出了具體的日元貸款方案：貸款總額為1.2萬億日元（折合55.4億美元），涉及包括三個水電站、三條鐵路與兩個港口在內的八個大型項目。
國務院副總理穀牧訪日期間分別與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園田直、大藏相金子、通產相江崎、經濟企劃廳長官小阪等政要舉行了會談，還與經團聯、日中經濟協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等經濟界人士進行了座談，向各界介紹了以農業、輕工業、能源、交通運輸等部門建設為重點的中國經濟建設基本方針，並再三強調，中國經濟建設將主要以"自力更生"為主，但並不排斥使用外資，隻要不損害主權，條件合適，願意接受所有友好國家的貸款。希望日本政府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給予積極合作。
一波三折
中國政府提出日元貸款正式申請後，1979年9月6日，在第88次國會眾議院大會上，公明黨議員竹入義勝就有關日本政府對日中經濟合作的基本態度以及如何回應中方提出的日元貸款要求等問題提出質疑。
大平正芳首相答辯："對鄰國中國的經濟建設所進行的經濟合作，我想用三個原則來對應。第一，我國要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協調；第二，要考慮到東盟等其他亞洲各國的平衡；第三，不能進行軍事合作。
大平所提出的三原則並非無的放矢，他的用意有三：打消歐美等國擔心日本獨占中國市場的疑慮；安撫接受日本ODA最多的東南亞各國；照顧到國內對華貸款持慎重態度的保守派。
彼時，美國因國內法律限製和財政緊張，尚無對華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之意，但卻十分關注日本的動向，對日本先行一步對華貸款頗有微詞，甚至在1979年10月在華盛頓舉行的日美援助政策規劃會議上發難：警告日本，若不在對華日元貸款中采用"非束縛性"方式，將有可能導致新一輪日美經濟摩擦。所謂"非束縛性"，是指日本貸款給中國，中國可以用這些貸款向美國等國家采購，而日本不得阻攔。
東盟各國也紛紛表示擔心與抗議，認為日本對華貸款將導致對自己援助的大幅削減，更擔心中國將從此成為強勁的貿易競爭對手。對此，鄧小平在1979年10月9日曾意味深長地說："據我們所知，日本對東盟的關心度很高。中日關係加深了，不會影響日本與東盟的關係"。
不僅如此，蘇聯也就此事向日本發難，表示"極為關注"日本對華貸款，甚至表示"今後有可能要求日本對蘇也提供與對華條件相等的優惠資金。"而在大平正芳訪華之後，蘇聯當局就日元貸款此事向日本表達了強烈不滿。
一時間日本政府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壓力，以至於在訪華後回國的飛機上，羽田孜向大平正芳感慨道："對華貸款導致日本與其他國家關係處於極為微妙的困難處境之中。
盡管如此，中日兩國還是在對華貸款的事項上越走越近。
1979年9月19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務省經濟合作局局長梁井新一為團長，外務、大藏、通產、經濟企劃廳、運輸等5省廳14名代表組成的政府調查團訪華，對中方提出的"日元貸款"項目進行實地考察。調查團解釋了大平"三原則"的用意，並向中方索取日元貸款項目的各種資料和數據，對此中方給予了毫無保留的配合。
調查團還向中方詳細說明了日本對外援助製度上對項目的"內資"部分不提供日元貸款，隻將建設項目中的"外資"部分作為日元貸款援助對象，再加上預算限製，日本政府將對中方提出的日元貸款數額進行大幅度削減與調整，並希望中方重新提出不包括"內資"部分的日元貸款申請方案。穀牧副總理當即表示"內資部分"可由中方負責籌措，並同意減少申請金額。
經反複磋商，10月8日，日本調查團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明確表示由於先前中方提出的金額中包括中方的"內資"部分，所以日方將大幅削減、調整實際貸款總額。與此同時，中方接受日方建議，並按照國際慣例，將8個項目中的約30%作為內資部分，隻向日本政府提出所需"外資"部分的日元貸款申請。
日本調查團帶著中方的新提案回國後，日本政府有關省廳圍繞對華日元貸款政策，特別是大平12月初訪華是否應向中方承諾貸款的具體數額，以及如何應對歐美及東盟的反應展開了激烈討論。
外務省積極主張對華貸款，通產省從能源角度考慮，也主張盡量滿足中國的貸款要求，而掌握日本財政大權的大藏省則以財政困難為由，主張大幅度壓縮中方提出的貸款額。
就在各省廳遲遲無法達成共識之際，自民黨內部"慎重論"者舊調重彈。11月29日，自民黨議員中川一郎、藤尾正形、玉置和郎等人聲稱：中國不是值得援助的弱國，而是擁有核武器的軍事大國，且其正在向非洲提供援助。援助中國不僅刺激蘇聯，還會刺激東南亞各國。
此時，距12月5日大平正芳訪華日期一天天臨近，作為首相訪華重頭戲的對華日元貸款方案卻遲遲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大平正芳的焦慮心情可向而知。就其個人而言，對中國始終抱有深深地負罪感，所以一直不遺餘力想促成此事。11月30日下午，大平正芳召集所有政府要害部門負責官員，敦促其必須拿出對華貸款方案。會議一直進行到深夜，終於達成了共識。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帶著作為"禮物"的日元貸款協議如期訪華。中日雙方正式確定，第一批日元貸款從1979年至1984年實施，貸款全額3309億日元（約15億美元），年利率3%，頭十年隻付息不還款，後二十年還本付息。
"綜合考慮通脹等因素，日元貸款實際贈與成分約為57%"劉誌誠說。對於日本積極推動對華貸款的目的，他解釋說，"作為OECD成員，日本有著它的援助義務；此外，當然還有它的經濟考量。
而對華貸款是否就是民間猜測的"變相的戰爭賠款"？劉誌成則回答，"在當時，我們私下也有這種分析議論，但在官方場合與談判中從未提及。對此事的定性就是經濟合作。
合作之橋
1980年4月，49歲的劉誌誠與時任國家建委辦公室主任的張荃，被派往東京進行培訓，學習ODA項目的資金來源、貸款程序、項目選擇、貸款條件、采購方向、支付程序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等。
"那時候真是一無所知，"劉誌誠並不諱言當時對於外界世界的陌生感。然而當踏上日本土地上那一刻，密集如網的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的新幹線、繁華富庶的都市、文明守禮的社會風氣......這一切都讓他覺得非常震撼。
"我當時滿心就一個念頭：我們落後太多了，什麽時候才能迎頭趕上？時不我待啊。"於是在此後的一個月中，劉誌誠幾乎利用所有的閑暇時間，搭乘新幹線從東京趕往大阪、神戶、長崎等城市，參觀考察鬆下、島津、豐田等大型企業。先進的工業技術與日本人的勤勞都讓他感慨不已："我在一個漁業加工廠，看到全是六七十歲的老頭老太太，在將一筐筐魚往流水線上搬，井井有條......這個民族實在是太勤勞太能吃苦了。
正是這段經曆使劉誌誠和他的同僚們對ODA投入了巨大的熱情與精力，他們深知日元貸款對於彼時中國發展經濟的重大意義。
最初全權負責此事的是國家外資委員會副主任謝北一，劉誌誠是他的副手。他們經過繁瑣的程序與往來奔波，終於落實了第一年500億日元的貸款，然而具體實施起來，又麵臨著數不清的障礙與困難。
"最主要的困難，一是國內配套資金不足，中方不斷改變計劃，將雙方確定的首批六個項目改為四個；二是一些領導認為借錢就是把錢引進國內使用，而不是用來買技術裝備以加快國內建設......"劉誌誠回憶說。不合常規的做法以及具體操作過程的繁瑣，讓具體操作此事的人們日以繼夜地操勞。1982年的一天，謝北一倒在了辦公桌前。"累死的，心肌梗塞。同事進了辦公室才發現的......"劉誌誠提及此事，神情黯然。
盡管困難重重，但在當時從高層到地方，以及日方的通力合作下，障礙被一一解決，合作之勢無可阻擋。
多年之後，竹內克之，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OECF駐中國首席代表，回憶起那段歲月，也是百般感慨："80年代初，我在考察黑龍江省的火車製造廠時，接到中國政府希望我們馬上去山海關的請求。到達現場後，談判一直持續到深夜，最終雙方找到了解決辦法，趕在項目竣工前解決了問題。現在回想起當時的情景真是令人懷念。
"當時日本國內，輿論、民間的聲音都是一邊倒的，都覺得這是應該的。"學者金熙德說："但在補償心理之外，他們也有經濟上的考慮。......對長期進口中國能源給予厚望，這是對華日元貸款的一個重要原因。
正因此，從1979年到1983年，這批日元貸款，全部投向了涉及煤炭開發的六個運輸項目；這些項目，無一例外地和對日能源出口有關。在石油危機反複發作、日本頻頻感受著能源陣痛的年代，對華ODA對增加日本能源保障的意義顯而易見。
盡管如此，作為對華ODA主要提供國，日本還是贏得了中國朝野的普遍好感。一時之間，"中日友好"成為從官方到民間耳熟能詳的詞匯了，"世世代代"的說法也頻繁出現。而在這股大潮流中，還夾雜著日本遺孤歸國、昔日老兵懺悔，以及三千青年學生訪華的動人故事。毫無疑問，這些民間的浪花，也不斷烘托著這個中日關係史上罕見的黃金時代。
在這樣的氛圍中，1984年3月，為期六年、總額4700億日元的第二次ODA貸款協定順利簽署了；此後，1988年8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又許諾了第三次、為數8100億日元的貸款項目。值得重視的是，在世界能源形勢好轉的情況下，這些貸款全部流向了中國的基礎建設項目。
從這裏開始，日元貸款在中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如果說，貸款畢竟是貸款、還需要付息償還的話，那麽，對華ODA清單中的無償援助，則讓一些中國人感念至今。從1981年開始，包括中日友好醫院在內，涉及教育、醫療、農業、環保四個領域的98個項目，也成為ODA的組成部分。此後二十年，日本共向中國提供無償援助資金1297億日元，大約占ODA總額的4%。
然而，簽署第三次貸款協定後不久，不和諧的聲音出現了。
雞肋之困
1989年夏，中國遭受西方數國的製裁。7月14日，日本加入了其間。在各種製裁手段中，包括了對華ODA：日本單方麵宣布凍結ODA項目。
盡管如此，日方並未徹底斷絕對華ODA之路。那一年，劉誌誠沒有去日本進行例行簽約，而是日本政府派代表畠中篤來北京。"那年複興門到八王墳地鐵開工，用的就是1989年的日元貸款。畠中篤出席了開工典禮，這就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態度。"劉誌誠說。
但在之後，日本對華ODA之路愈加不暢。1992年6月30日，當西方世界紛紛對中國解凍、中國更步入市場經濟時代之際。這一天，日本首相宮澤喜一郎簽發了《ODA大綱》，這份政府文件規定，此後ODA將附加政治條件，包括"人權狀況"等因素將成為ODA的"基本考量"。對此，金熙德認為，這"標誌著日本的ODA政策由'三位一體的開發援助型'向'政治援助領先的開發援助型'轉變。
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曾數次以ODA為要挾，已經讓中國人對日元貸款產生"雞肋"之感。與此同時，日本朝野對ODA的非議也越來越多。
2004年11月28日，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公開表示，對華ODA"已經到了該畢業的時候"。
在一所地方大學，一位經濟學教授公然斷言，對華ODA是"一個典型的失敗事例"。但這位教授顯然沒有進行過實地考察，他援引的案例裏，包括了這麽一個說法："北京的地鐵建設，使用了大約200億日元。但2號線建好以後，記者......在建國門車站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竟未發現一位乘車人。
對照北京地鐵人山人海的景象，這個例子不啻於天方夜譚。但這恰恰說明了日本普通學者對日元對華貸款的誤解。
在"失敗論"之外，"不知感恩論"則有著更大的市場、更多的人群。2001年，曾任《產經新聞》中國總局局長的古森義久，發表題為《北京用日本的援助擊敗大阪申奧成功》的文章批評日本政府對華援助政策："過去的20多年裏，日本對北京投入了約4000億日元的巨額援助，使其基礎設施煥然一新。對大阪市民來說，最具諷刺意義的是，自己交納的稅金卻成了導致申奧失敗的工具。
"對華ODA是日本媒體長期熱心造勢的話題。每逢出現中日外交摩擦，媒體總要把對華ODA端出來炒作一番。......"一位研究者談到："他們的主要攻擊點，是中國沒有'感恩的表現'；他們還訴諸悲情，強調對中國的援助都來自民間的稅金，而承擔這一稅金的主體是日本的年輕一代......
2003年，自由撰稿人青木直人發表文章批判日本對華援助是部分"親華"政治家對中國領導人的政治獻金，而中國接受了6兆日元日本國民的"血稅"援助，非但不感謝，反而有意向國民隱瞞日本對華援助的真相，並"持續進行反日宣傳"。
2005年3月8日，《讀賣新聞》甚至宣稱，對華ODA有可能"被用於擴充軍備"。
至此，對一衣帶水、恩怨糾葛的兩個國家來說，原本致力於中日和解，加深互助的ODA，反而帶來的越來越深的誤解。
2007年12月，正是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訪華前夕，中日兩國外長簽署了最後一次日元貸款換文。此前，當日本政府決定停止對華ODA時，中國副外長武大偉已經表達過了謝意；然而這一天，在塵埃落定的時分，盡管楊潔篪也對它高度評價，日本共同社卻注意到，楊潔篪沒有說出"感謝"二字，"顯示了雙方在認識上的微妙差距"。
與這個細節相比，能夠佐證滄桑曆史的，或許倒是這麽一個事實：29年前，當鄧小平訪問東京、啟動對華ODA時，接待他的日本首相名為福田赳夫。他正是福田康夫的父親。
2007年12月1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外長楊潔篪與日本外相高村正彥簽署了本年度日元對華貸款政府換文。"這筆為數460億日元的貸款，將用於中國六個環保項目的建設。"簽字儀式後，日本外務省新聞官阪場三男透露說："這將是日本最後一次對華提供低息長期貸款。
作為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即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下文簡稱ODA）的主體，日元貸款肇始於1979年。這一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訪華，開啟了ODA的大門；此後二十餘年，日本以低息、長期為優惠條件，累計向中國發放貸款約3萬2千億日元（約合300億美元）。而29年以後，它終於走到了盡頭。
"ODA確實起了大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副所長，日本對華ODA問題資深專家金熙德感慨道："你找不出來哪個大型工程沒有日元貸款的影子。"--的確，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騰飛的關鍵階段，日元貸款為中國這艘龐大的飛行器注入了源源不斷的燃料，推動其冉冉升空。
或許正因如此，日本媒體心態微妙。《讀賣新聞》撰文宣稱：不要求中國人感謝，隻希望中國人記得。然而，審視長達近30年的日本對華ODA之路，中國人同樣懷有微妙的心情。
戰爭賠款的變種
說起日元貸款計劃，不能不談到日本的一個難言之隱：戰後賠款。
1951年，在朝鮮戰爭爆發、冷戰鐵幕啟動的背景下，美國決定還日本這個遠東橋頭堡以主權地位。當年9月，52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舉行對日和會。除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外，大部分與會國都簽署了《舊金山和約》。這個和約不僅結束了日本的被占領時代、確立了以軍事同盟為基礎的美日關係，條約第十四款還特別規定，與會各國"放棄對日本索取戰爭賠償的權利"。
但這個和約遠非完整、更不徹底，由是中國拒絕承認，菲律賓更是提出抵製和會，而朝鮮、緬甸、蒙古、越南、印尼等眾多亞洲國家也紛紛表示反對。這給日本的亞洲外交蒙上了濃重的陰影，其潛在影響沿及今日。
催生日元貸款計劃的另一個因素，則是海外市場的誘惑。1954年，日本的各項經濟指標均已超過戰前水平，獲取海外資源、重返海外市場成為當務之急；而人口眾多、工業落後的東亞，更是其低成本商品的主要傾銷對象。這麽一來，《舊金山和約》反而成為它占領這些市場的最大障礙。
為此，1954年，日本加入了以英國為主導、旨在援助東南亞的"科倫坡計劃"。此後，它采取分別對待、各個突破的策略，旨在融化亞洲的堅冰：對態度強硬、堅持賠償的國家，諸如緬甸、菲律賓、印尼、南越，它許諾逐年賠償；對放棄賠償的國家如老撾、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等，它簽訂了準賠償協定即提供無償援助；最後，1958年2月，一種更新、更體麵的手法出現了：它與印度簽訂了一份日元貸款協定。至少在名義上，這是和戰爭賠款無關的政府間援助。
換而言之，和"無償援助"一樣，日元貸款不過是戰爭賠款的變種之一。依靠賠償、"無償援助"以及日元貸款，此後十餘年，日本在亞洲各國攻城略地；到七十年代初期，它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性經濟大國了。對此，原日本駐聯合國大使、曾長期參與賠款談判的中川融坦言："把戰爭賠償與經濟援助結合起來，從結果上看，對我國擴大貿易發揮了積極作用。
終於，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將目光投向了中國。
當申請原則觸及政治底線
與其他亞洲國家不同，在建交談判中，"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是中日建交前後北京的三大姿態。這些姿態大大加快建交步伐的同時，也讓後人為之爭議不已。
其實不難理解這些姿態背後中國決策層的苦心。"一個孤獨的、憤怒的巨人"，二十多年以後，尼克鬆這麽描述當時的中國。如果說，正是因為被封鎖、被忽視，這個巨人才如此憤怒的話，那麽在被接納、被認可的機會來臨，也就注定了它的克製。更不必說在中日建交的問題上，還包含了那麽多的現實考慮。
當此之時，中國的外匯儲備如此緊張，而它又如此需要日本進口的鋼鐵、化肥以及成套設備；中日貿易始終不動聲色地、然而依舊迅猛地增長著。而中國始終以稀缺的石油資源來換取它所需要的一切。
即使鄧小平複出之初，也是如此。1975年8月18日，他談到："要進口，就要多出口點東西......要大力開采石油，盡可能多出口一些。煤炭也要考慮出口。
1978年2月，東芝公司董事長、素有"經營之神"之稱的土光敏夫，率領日本經濟團體聯合代表團訪問中國。簽署《中日長期經濟協定》後，中國副總理李先念接見了他們。一個細節就此發生了：李先念談到，中國很需要日方的資金，"但利率太高了"。
日本代表團成員、鋼鐵大王稻山嘉寬迅速捕捉到了這個信息。他當即表示，負責日元貸款計劃的OECF（日本海外經濟合作基金）願意以低息、長期的優惠條件，為中國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對此，中方先是"很感興趣"，甚至把它提上了議事日程。但當稻山嘉寬細細講解有關ODA的知識、特別是談到"申請原則"即受援國必須先提出貸款申請時，一切似乎都變得不可能了。它觸及著堅冰未破、幾十年間始終強調"自力更生"的政治底線。
60年代蘇聯撕毀對華援助協定，給中國經濟建設造成巨大傷害的同時，也使中國對"外援"的總體認識蒙上了陰影。之後中國采取了"對外國的貸款、投資、援助不予接受"和"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政策。
"那時候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在我們看來是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劉誌誠，這位參與了第一批日元貸款項目談判，並在此後長達12年的時間裏作為中國首席代表主持日本對華ODA項目的官員。在當時，要挑戰"自力更生"這個被無限拔高與絕對化的意識形態禁區，所要承擔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直到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ODA項目才迎來了關鍵轉折。
訪日之初，鄧小平的態度依舊謹慎、模糊。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表示："關於日本政府向我們提供貸款的形式，我們還沒有考慮，但今後將對此進行研究"。
如果說，諸如"沒有考慮"、"進行研究"這樣的表態，還是讓人感到遙遙無期的話，那麽，在他乘坐新幹線快車遊覽了小半個日本、並且回到北京後，態度迅速改變了。11月26日，會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時，鄧小平主動談到："土光敏夫先生告訴我，高額貸款應在政府間進行，民間無力解決的事情應該在政府間解決。
佐佐木更三試探性地發問：那麽，"中國能否接受政府貸款呢？"鄧小平毫不猶豫地回答："能。
次年春天，當一位中共元老強調，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和資金，不是不能考慮，但前提是"中國的主權不受侵害"時，鄧小平針鋒相對。他說，ODA不是政治問題，而僅僅是經濟問題，"隻要有償還能力，300億美元也不要緊。
在鄧小平的堅持下，1979年5月31日，中國政府一反此前的矜持，主動申請日元貸款項目，並"希望日方予以研究"。
幾個月後，9月1日，穀牧副總理訪日期間，更正式提出了具體的日元貸款方案：貸款總額為1.2萬億日元（折合55.4億美元），涉及包括三個水電站、三條鐵路與兩個港口在內的八個大型項目。
國務院副總理穀牧訪日期間分別與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園田直、大藏相金子、通產相江崎、經濟企劃廳長官小阪等政要舉行了會談，還與經團聯、日中經濟協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等經濟界人士進行了座談，向各界介紹了以農業、輕工業、能源、交通運輸等部門建設為重點的中國經濟建設基本方針，並再三強調，中國經濟建設將主要以"自力更生"為主，但並不排斥使用外資，隻要不損害主權，條件合適，願意接受所有友好國家的貸款。希望日本政府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給予積極合作。
一波三折
中國政府提出日元貸款正式申請後，1979年9月6日，在第88次國會眾議院大會上，公明黨議員竹入義勝就有關日本政府對日中經濟合作的基本態度以及如何回應中方提出的日元貸款要求等問題提出質疑。
大平正芳首相答辯："對鄰國中國的經濟建設所進行的經濟合作，我想用三個原則來對應。第一，我國要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協調；第二，要考慮到東盟等其他亞洲各國的平衡；第三，不能進行軍事合作。
大平所提出的三原則並非無的放矢，他的用意有三：打消歐美等國擔心日本獨占中國市場的疑慮；安撫接受日本ODA最多的東南亞各國；照顧到國內對華貸款持慎重態度的保守派。
彼時，美國因國內法律限製和財政緊張，尚無對華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之意，但卻十分關注日本的動向，對日本先行一步對華貸款頗有微詞，甚至在1979年10月在華盛頓舉行的日美援助政策規劃會議上發難：警告日本，若不在對華日元貸款中采用"非束縛性"方式，將有可能導致新一輪日美經濟摩擦。所謂"非束縛性"，是指日本貸款給中國，中國可以用這些貸款向美國等國家采購，而日本不得阻攔。
東盟各國也紛紛表示擔心與抗議，認為日本對華貸款將導致對自己援助的大幅削減，更擔心中國將從此成為強勁的貿易競爭對手。對此，鄧小平在1979年10月9日曾意味深長地說："據我們所知，日本對東盟的關心度很高。中日關係加深了，不會影響日本與東盟的關係"。
不僅如此，蘇聯也就此事向日本發難，表示"極為關注"日本對華貸款，甚至表示"今後有可能要求日本對蘇也提供與對華條件相等的優惠資金。"而在大平正芳訪華之後，蘇聯當局就日元貸款此事向日本表達了強烈不滿。
一時間日本政府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壓力，以至於在訪華後回國的飛機上，羽田孜向大平正芳感慨道："對華貸款導致日本與其他國家關係處於極為微妙的困難處境之中。
盡管如此，中日兩國還是在對華貸款的事項上越走越近。
1979年9月19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務省經濟合作局局長梁井新一為團長，外務、大藏、通產、經濟企劃廳、運輸等5省廳14名代表組成的政府調查團訪華，對中方提出的"日元貸款"項目進行實地考察。調查團解釋了大平"三原則"的用意，並向中方索取日元貸款項目的各種資料和數據，對此中方給予了毫無保留的配合。
調查團還向中方詳細說明了日本對外援助製度上對項目的"內資"部分不提供日元貸款，隻將建設項目中的"外資"部分作為日元貸款援助對象，再加上預算限製，日本政府將對中方提出的日元貸款數額進行大幅度削減與調整，並希望中方重新提出不包括"內資"部分的日元貸款申請方案。穀牧副總理當即表示"內資部分"可由中方負責籌措，並同意減少申請金額。
經反複磋商，10月8日，日本調查團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明確表示由於先前中方提出的金額中包括中方的"內資"部分，所以日方將大幅削減、調整實際貸款總額。與此同時，中方接受日方建議，並按照國際慣例，將8個項目中的約30%作為內資部分，隻向日本政府提出所需"外資"部分的日元貸款申請。
日本調查團帶著中方的新提案回國後，日本政府有關省廳圍繞對華日元貸款政策，特別是大平12月初訪華是否應向中方承諾貸款的具體數額，以及如何應對歐美及東盟的反應展開了激烈討論。
外務省積極主張對華貸款，通產省從能源角度考慮，也主張盡量滿足中國的貸款要求，而掌握日本財政大權的大藏省則以財政困難為由，主張大幅度壓縮中方提出的貸款額。
就在各省廳遲遲無法達成共識之際，自民黨內部"慎重論"者舊調重彈。11月29日，自民黨議員中川一郎、藤尾正形、玉置和郎等人聲稱：中國不是值得援助的弱國，而是擁有核武器的軍事大國，且其正在向非洲提供援助。援助中國不僅刺激蘇聯，還會刺激東南亞各國。
此時，距12月5日大平正芳訪華日期一天天臨近，作為首相訪華重頭戲的對華日元貸款方案卻遲遲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大平正芳的焦慮心情可向而知。就其個人而言，對中國始終抱有深深地負罪感，所以一直不遺餘力想促成此事。11月30日下午，大平正芳召集所有政府要害部門負責官員，敦促其必須拿出對華貸款方案。會議一直進行到深夜，終於達成了共識。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帶著作為"禮物"的日元貸款協議如期訪華。中日雙方正式確定，第一批日元貸款從1979年至1984年實施，貸款全額3309億日元（約15億美元），年利率3%，頭十年隻付息不還款，後二十年還本付息。
"綜合考慮通脹等因素，日元貸款實際贈與成分約為57%"劉誌誠說。對於日本積極推動對華貸款的目的，他解釋說，"作為OECD成員，日本有著它的援助義務；此外，當然還有它的經濟考量。
而對華貸款是否就是民間猜測的"變相的戰爭賠款"？劉誌成則回答，"在當時，我們私下也有這種分析議論，但在官方場合與談判中從未提及。對此事的定性就是經濟合作。
合作之橋
1980年4月，49歲的劉誌誠與時任國家建委辦公室主任的張荃，被派往東京進行培訓，學習ODA項目的資金來源、貸款程序、項目選擇、貸款條件、采購方向、支付程序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等。
"那時候真是一無所知，"劉誌誠並不諱言當時對於外界世界的陌生感。然而當踏上日本土地上那一刻，密集如網的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的新幹線、繁華富庶的都市、文明守禮的社會風氣......這一切都讓他覺得非常震撼。
"我當時滿心就一個念頭：我們落後太多了，什麽時候才能迎頭趕上？時不我待啊。"於是在此後的一個月中，劉誌誠幾乎利用所有的閑暇時間，搭乘新幹線從東京趕往大阪、神戶、長崎等城市，參觀考察鬆下、島津、豐田等大型企業。先進的工業技術與日本人的勤勞都讓他感慨不已："我在一個漁業加工廠，看到全是六七十歲的老頭老太太，在將一筐筐魚往流水線上搬，井井有條......這個民族實在是太勤勞太能吃苦了。
正是這段經曆使劉誌誠和他的同僚們對ODA投入了巨大的熱情與精力，他們深知日元貸款對於彼時中國發展經濟的重大意義。
最初全權負責此事的是國家外資委員會副主任謝北一，劉誌誠是他的副手。他們經過繁瑣的程序與往來奔波，終於落實了第一年500億日元的貸款，然而具體實施起來，又麵臨著數不清的障礙與困難。
"最主要的困難，一是國內配套資金不足，中方不斷改變計劃，將雙方確定的首批六個項目改為四個；二是一些領導認為借錢就是把錢引進國內使用，而不是用來買技術裝備以加快國內建設......"劉誌誠回憶說。不合常規的做法以及具體操作過程的繁瑣，讓具體操作此事的人們日以繼夜地操勞。1982年的一天，謝北一倒在了辦公桌前。"累死的，心肌梗塞。同事進了辦公室才發現的......"劉誌誠提及此事，神情黯然。
盡管困難重重，但在當時從高層到地方，以及日方的通力合作下，障礙被一一解決，合作之勢無可阻擋。
多年之後，竹內克之，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OECF駐中國首席代表，回憶起那段歲月，也是百般感慨："80年代初，我在考察黑龍江省的火車製造廠時，接到中國政府希望我們馬上去山海關的請求。到達現場後，談判一直持續到深夜，最終雙方找到了解決辦法，趕在項目竣工前解決了問題。現在回想起當時的情景真是令人懷念。
"當時日本國內，輿論、民間的聲音都是一邊倒的，都覺得這是應該的。"學者金熙德說："但在補償心理之外，他們也有經濟上的考慮。......對長期進口中國能源給予厚望，這是對華日元貸款的一個重要原因。
正因此，從1979年到1983年，這批日元貸款，全部投向了涉及煤炭開發的六個運輸項目；這些項目，無一例外地和對日能源出口有關。在石油危機反複發作、日本頻頻感受著能源陣痛的年代，對華ODA對增加日本能源保障的意義顯而易見。
盡管如此，作為對華ODA主要提供國，日本還是贏得了中國朝野的普遍好感。一時之間，"中日友好"成為從官方到民間耳熟能詳的詞匯了，"世世代代"的說法也頻繁出現。而在這股大潮流中，還夾雜著日本遺孤歸國、昔日老兵懺悔，以及三千青年學生訪華的動人故事。毫無疑問，這些民間的浪花，也不斷烘托著這個中日關係史上罕見的黃金時代。
在這樣的氛圍中，1984年3月，為期六年、總額4700億日元的第二次ODA貸款協定順利簽署了；此後，1988年8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又許諾了第三次、為數8100億日元的貸款項目。值得重視的是，在世界能源形勢好轉的情況下，這些貸款全部流向了中國的基礎建設項目。
從這裏開始，日元貸款在中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如果說，貸款畢竟是貸款、還需要付息償還的話，那麽，對華ODA清單中的無償援助，則讓一些中國人感念至今。從1981年開始，包括中日友好醫院在內，涉及教育、醫療、農業、環保四個領域的98個項目，也成為ODA的組成部分。此後二十年，日本共向中國提供無償援助資金1297億日元，大約占ODA總額的4%。
然而，簽署第三次貸款協定後不久，不和諧的聲音出現了。
雞肋之困
1989年夏，中國遭受西方數國的製裁。7月14日，日本加入了其間。在各種製裁手段中，包括了對華ODA：日本單方麵宣布凍結ODA項目。
盡管如此，日方並未徹底斷絕對華ODA之路。那一年，劉誌誠沒有去日本進行例行簽約，而是日本政府派代表畠中篤來北京。"那年複興門到八王墳地鐵開工，用的就是1989年的日元貸款。畠中篤出席了開工典禮，這就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態度。"劉誌誠說。
但在之後，日本對華ODA之路愈加不暢。1992年6月30日，當西方世界紛紛對中國解凍、中國更步入市場經濟時代之際。這一天，日本首相宮澤喜一郎簽發了《ODA大綱》，這份政府文件規定，此後ODA將附加政治條件，包括"人權狀況"等因素將成為ODA的"基本考量"。對此，金熙德認為，這"標誌著日本的ODA政策由'三位一體的開發援助型'向'政治援助領先的開發援助型'轉變。
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曾數次以ODA為要挾，已經讓中國人對日元貸款產生"雞肋"之感。與此同時，日本朝野對ODA的非議也越來越多。
2004年11月28日，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公開表示，對華ODA"已經到了該畢業的時候"。
在一所地方大學，一位經濟學教授公然斷言，對華ODA是"一個典型的失敗事例"。但這位教授顯然沒有進行過實地考察，他援引的案例裏，包括了這麽一個說法："北京的地鐵建設，使用了大約200億日元。但2號線建好以後，記者......在建國門車站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竟未發現一位乘車人。
對照北京地鐵人山人海的景象，這個例子不啻於天方夜譚。但這恰恰說明了日本普通學者對日元對華貸款的誤解。
在"失敗論"之外，"不知感恩論"則有著更大的市場、更多的人群。2001年，曾任《產經新聞》中國總局局長的古森義久，發表題為《北京用日本的援助擊敗大阪申奧成功》的文章批評日本政府對華援助政策："過去的20多年裏，日本對北京投入了約4000億日元的巨額援助，使其基礎設施煥然一新。對大阪市民來說，最具諷刺意義的是，自己交納的稅金卻成了導致申奧失敗的工具。
"對華ODA是日本媒體長期熱心造勢的話題。每逢出現中日外交摩擦，媒體總要把對華ODA端出來炒作一番。......"一位研究者談到："他們的主要攻擊點，是中國沒有'感恩的表現'；他們還訴諸悲情，強調對中國的援助都來自民間的稅金，而承擔這一稅金的主體是日本的年輕一代......
2003年，自由撰稿人青木直人發表文章批判日本對華援助是部分"親華"政治家對中國領導人的政治獻金，而中國接受了6兆日元日本國民的"血稅"援助，非但不感謝，反而有意向國民隱瞞日本對華援助的真相，並"持續進行反日宣傳"。
2005年3月8日，《讀賣新聞》甚至宣稱，對華ODA有可能"被用於擴充軍備"。
至此，對一衣帶水、恩怨糾葛的兩個國家來說，原本致力於中日和解，加深互助的ODA，反而帶來的越來越深的誤解。
2007年12月，正是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訪華前夕，中日兩國外長簽署了最後一次日元貸款換文。此前，當日本政府決定停止對華ODA時，中國副外長武大偉已經表達過了謝意；然而這一天，在塵埃落定的時分，盡管楊潔篪也對它高度評價，日本共同社卻注意到，楊潔篪沒有說出"感謝"二字，"顯示了雙方在認識上的微妙差距"。
與這個細節相比，能夠佐證滄桑曆史的，或許倒是這麽一個事實：29年前，當鄧小平訪問東京、啟動對華ODA時，接待他的日本首相名為福田赳夫。他正是福田康夫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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