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無行”是古訓。國學隻有一科，便是文科，所以“讀書人”和“文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士、農、工、商四個階級中，士是“領導階級”，卻也是最無德行的階級。曆史上無論什麽卑鄙齷齪的勾當，都是讀書人幹出來的。
實作為文人這個階層，尤其是在明以前，還很有些可圈可點的地方。就是明代，那個守衛揚州的史可法，固然其戰略決策一塌糊塗，但其固守民族氣節之精神，守直不屈的人格，還是理應受世人讚譽。其他各朝各代，也都有些拿的出手的群體。王國維為了自己所鍾愛的事業自殺，這樣的人還有嗎？我們單位倒是發生過自殺未遂，無非都是為評職稱、分房子、漲工資這些事情。而最讓人寒心的是，現在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徹底沒了脊梁（當然，個別白烏鴉還是有的，但對整個知識界來說，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我看到的知識分子，見到有實權的行政幹部時，無一不是搖尾乞憐。
古代文人很多標榜自己喜歡梅蘭竹菊，其實是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為背景的。梅蘭竹菊占盡春夏秋冬，中國文人以其為“四君子”（現在的“四君子”可能要定為票子、位子、房子、車子）：梅高潔傲岸，蘭幽雅空靈，竹虛心有節，菊冷豔清貞，使花木草石成為文人人格襟抱的象征和隱喻。現在如果有人說喜歡竹子是因為竹子有節，喜歡梅花是因為梅花有傲枝，恐怕立馬要被送精神病院治療。
這當然與曆次政治運動有關。曆次政治運動與皇帝（明代除外）殺士最大的區別是古代“士可殺不可辱”，即便“辱”大都也是肉體上的；而政治運動則是“士可以不殺但必須辱”。這些留給老蘆去寫吧。老蘆的文章好像寫曆次政治運動對人們的智力摧殘比較多，建議寫寫對脊柱的影響。
我想還與現在的知識分子贖買政策有關。隻要是在業務上優秀的，都有行政職務，反之也成立。他們的收入都很豐厚，五花八門的鑒定費、評審費、檢查費想不要都難。唐朝時駱賓王寫《討武曌檄》，武後讀後拍案叫絕並責備宰相，說如此人材沒能網羅到是失職。現在領導人大概沒有這種遺憾了，天下文人，盡入囊中。特別是 “優秀”的知識分子，幾乎很少漏網的。
現在知識分子與明代的士大夫還有所不同，阮大铖之類的雖然無恥，倒也言行一致。當時據說是躲在褲子襠胡同不敢出來，現在可沒人那麽傻，剪個口就鑽出來了，照樣混，而且經常出來放狠話、硬話。
現在但凡大小知識分子說話時候，都是政府已經表明態度，或有所暗示。比如這次山西黑窯童奴事件，形容詞、比較級、最高級一個比一個用的邪乎，都知道胡溫已經批示了，正是自己表現的機會。那次反日遊行也很典型，政府一表示氣憤，馬上是全國上下義憤填膺，砸店的砸店，燒車的燒車；政府剛一發出文章“要理性看待中日關係”，各種活動馬上無聲無息。其整個過程很像一首過去的打油詩：
昨日北風起，天公大吐痰；今朝紅日升，當作化痰丸。
另外就是說一些“領導滿意、人民更滿意”的、振聾發聵的、大而無當的廢話，在朝在野都一樣。比如當代民間大思想家、哲學家姚國華先生“創建性”地提出（大家可以去網上看看，我有無說半句假話）文化立國，“我們應該用經濟特區1/10的錢，1/10的人，以10倍的膽識建設大學特區，重建真正的大學，培植真正的學術，回歸全麵的人文教育，使大學成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起點！”。
建個鬼！真要是“重建真正的大學”，也不用這麽多的排比句和驚歎號，隻需落實17世紀德國寫入憲法這條：國家隻能給高校投資，不能幹涉高校的管理和業務。
可是這樣，黨委負責下的校長負責製還怎麽體現？學生思想怎樣控製？學校出現反政府傾向怎麽辦？
左派們能答應嗎？這不是取消黨的領導嗎？一定要清君側，弄不好連君一起清掉。
民主派得了便宜也絕不會領情，一定會有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進一步“要民主、要自由”，海外大佬會告誡人們這隻是一場不徹底的、不完全的、妥協的民主。
最後逼得中央放出重話、狠話、硬話，開明領導人灰溜溜下台，弄不好還會全國大亂，還會有別的結果嗎？
似乎隻有“下邊硬，上邊更硬”才行。隻要細想中國的問題，都是個沒解。
而且我還發現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凡是和自己學校無關的“醜惡現象”，大小知識分子們個個“拍案而起”、“怒不可遏”，氣的嘴唇發顫，嘴巴硬的很啊！而本單位的的“醜惡現象”（隻要與個人利益無直接關係的），一個個便立刻成了沉默的羔羊。比如說，最近幾年發生在高教係統的“院校合並”（打造高等教育的航空母艦）、“教學評估”（使高等教育正規化、國際化、標準化），完全是倒行逆施，一場鬧劇，可從來都是底下發牢騷，沒有什麽“拍案而起”、“怒不可遏”。
上次美軍炸館事件，我的一個學生在日本大阪讀學位，讓我看了他們當時在美國駐大阪領事館門前的抗議活動的照片，以及當地華文報紙的報道，上麵說“勇敢的中國學生和日本警察對峙”、“試圖衝破日本警察的封鎖線”。我問他，日本政府和右翼最近幹了那麽多所謂“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情，有沒有“勇敢的中國學生和日本警察對峙”，他想了半天，說有過一個叫陳錦華的，曾偷偷的半夜在靖國神社門口噴過油漆，另外，還有親屬要求賠款的小遊行，參加的主要是當事人和家屬以及日本友好人士，規模一般為十幾個人。其他有關中國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本友好人士在那抗議、示威，別的就沒什麽了。不知炸館當時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無出現“勇敢的中國學生和美國警察對峙”、“試圖衝破美國警察的封鎖線”之類的壯舉？好像我印象裏倒是有麻理的美國留學生抗議“日籍（還是裔）教授”的什麽宣傳二戰的一幅油畫（是掩蓋戰爭罪行、鼓吹戰爭還是醜化華人，記不清了）。
最近又發生了薛義怒砸李登輝的事件。大概情節是這樣的：李登輝訪日，在成田機場被中國工程師薛義扔了兩瓶果汁，“砸”在了旁邊的地板上，日本警察隨即抓人，中國駐日大使館馬上出麵“嚴正”交涉，日本駐華大使館外民眾（約有10-20人）示威，在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大壓力下”，最後日本警察局放人。按說這對李這樣的政客不算新鮮事兒，可在國內炒的沸沸揚揚，其情景不亞於“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大長了中國人的誌氣，大滅了台獨（兼小鬼子）的威風。實際情況呢？我不清楚，可《環球時報》特約記者薩蘇說的很明白（諸位可以到“東洋鏡”網站看一下他的原文，看我說的有無半句瞎話）：
薛義砸的時候就有意偏一點兒，否則這麽個糟老頭，又沒保鏢，不會砸不中。對薛義怒砸李登輝這件事，在日本的反應也很有意思。日本人關心政治的並不多，聽華人講才去拿過報紙翻翻，看後翹起大拇哥說，你們這位薛君真是個有勇有謀之人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所以，抓他的時候，這位薛君一點兒都不緊張，也不反抗，警察們地對待他也很禮貌，因為誰都清楚，這最多是一個亂扔垃圾，罰款而已。
其實，真要是想反台獨，可以舉標語、遊行，這在日本都很常見，普通日本人連台獨是怎麽回事都不知道，不會有什麽太多的打擊報複。或是像中東伊斯蘭一樣玩真格的，要不，來個韓國人切小指頭也行，可惜沒人這麽幹，這多少都會損失點個人利益。不過，如果人人都這麽個“有勇有謀”、“有理、有利、有節”，你說這反造的起來嗎？民主運動搞的起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