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巫寧坤 http://www.edubridge.com/muzangyanjiu/library/wuningkun.htm
一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們一行三、四百名右派教養分子,由武裝公安部隊,押送,搭乘“專列”抵達茶澱,這是位於天津與唐山之間的一個小站。下火車後,我們背上揹著鋪蓋卷兒,手裏提著包裹,列隊步行十八裏,坑坑窪窪的石子路,前往清河國營農場的三分場,又稱寧河農場。雖然又餓又累,我們卻滿懷希望。我們以為,在這個直轄首都的,主要勞改農場,我們,一定會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稍微好一些的夥食。
迎接我們的,是田野上一座城堡式的怪物,蜿蜒環繞的灰色牆頂上,布滿了鐵絲網。一群繃著麵孔的公安幹警,把我們領進門去,鐵門兩邊,有持槍的士兵把守,槍口裝著明晃晃的刺刀。高處崗樓上的士兵,拿著手提機關槍。進去以後,我們一排排在地上坐好,聽三分場場長做報告。他說,這次移監的目的,是加速我們的思想改造。他強調,嚴守監規的重要性,同時,提出嚴重警告:“你們任何人,膽敢企圖逃跑,必定要受到,嚴厲的刑事處分,雖然,我們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圖,都決不可能得逞。沒有管教幹部帶領,或書麵批準,任何人不得外出。警衛人員,隨時隨地,可對任何企圖逃跑的人犯開槍。你們進門時,看到牆頭的鐵絲網了吧?那是通了電的。拿你的血肉,去和通電的鐵絲網拚,那是找死。就算你,萬一溜了出去,外麵有騎馬的警衛,每天二十四小時,沿著大牆巡邏。他們一瞅見,逃跑犯就立即開槍。你們,是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們,不會幹這種蠢事。但是,我得把醜話講在前頭。”
我,決沒有逃跑的念頭,但是,對於囚禁在這樣一座,禁衛森嚴的監獄裏,卻感到不可思議。他們不是一再說,我們不是犯人嗎?這位場長,不是也說我們,是不可能企圖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嗎?而我們,明明被關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監獄的牢房裏。我不禁,懷念起興凱湖的勞改營,那裏見不到警衛人員,更不用說,裝了刺刀的來複槍了。和這座灰牆環繞的,大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個平靜開闊的大湖,每逢歇大禮拜,我可在湖邊,自由自在地漫步。然而,我也認識到,那種沒有警衛的自由,無非是一種假象。那裏,沒有必要設置警衛,因為,遍布營地的沼澤,比持槍的士兵還致命。“既然你,是一名事實上的犯人,”我跟自己說。“那你就不如,充分享受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個犯人的一切待遇,否則,你就會被軟化,而忘掉嚴酷的現實。”監管越嚴峻,我的心靈,就應更自由地翱翔。
每天早晨,我們排著隊,經過虎視眈眈的警衛,和他們的刺刀,離開分場大院,前往田野勞改。值日的隊長,把出工人數告訴警衛班長,班長,一個一個點數人頭放行。傍晚收工返監,班長重新清點人數。政治學習,不如說是批判會,占用晚上的時間。隊長們,一個個都是鐵板麵孔,儼然無產階級專政的化身。他們和李隊長,毫無相似之處,李隊長,完全夠不上這個製度的化身。名為“人民內部矛盾”,現在,我過的和感受的,卻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囚徒的生活。
在移監之前,我已經從《人民日報》報道的字裏行間,猜出國家形勢並非大好,但是,我無從知道情況壞到什麽地步。我們到達三分場那天,曾經,指望吃到一頓一般給新來的人,吃的好一點的夥食。不料我們吃到的,卻是蘿卜片,和山芋片的清湯。湯裏,沒有一個油星子,飯後不用洗碗。有些人,吃了山芋很高興,因為,東北太冷不種山芋。還有些人說,大夥房沒空,給我們做一頓好飯,但,遲早會吃到的。當天晚飯吃的,是同樣的東西,隨後兩天也一樣,而且,一天三餐,改成了一天兩餐。第四天,清湯裏沒有山芋,增加了蘿卜葉子。我們覺得肚子總是餓,但是,照樣每天下地勞動。
有一天,我們的任務是,收割大白菜,裝上卡車運往北京。每一顆大白菜,都裝車之後,值日隊長,教我們把掉在菜田裏的菜幫子,都撿起來。我怯生生地問他:“幹什麽用?”他答道:“你們明天的夥食。”於是,我們把菜幫子都撿起,裝進籮筐,準備送往夥房。隊長喊道:“回來。你們,為什麽沒把乾菜葉撿起來?”我感到莫名其妙,又問他:“幹什麽用?”隊長胸有成竹地說: “你們春天吃。”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的雙手按他說的去做。
食物,或者不如說,缺少食物,成為我們的心病。難友們,無止無休地,談論他們吃過的好東西,把,各色美味佳肴,吹得天花亂墜,還煞有介事地,交換食譜。他們互相傾訴,夜以繼日的饑餓,如何煎熬他們的腸胃,又把他們,變成老皮厚臉的、沉迷精神會餐的饕餮。與此同時,夥食越來越壞。到後來,真正的糧食,完全不見了,給我們吃的是“代食品”。一般的主食,是用代食做的粥或窩頭,用的原料是,乾白菜葉,和一種用玉米杆的根部,磨成的粉,據說,其中含有10%的澱粉。我們無從知道,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養分,但是,我們當中,馬上就出現了可怕的、鮮血淋漓的消化道問題。一名年輕的俄語教員,由於長期便秘,差點兒,因腸梗阻送了命。
星期日午餐,改善夥食,供應蒸山芋乾,每人一斤。我們一班二十多人,同吃同住,班長開動腦筋,請一位,過去製造精密儀器的行家,就地取材,做了一杆提秤。他用這件精密儀器,小心翼翼地,把這寶貴食品,分成均勻的份額,發給各人。在他運作的過程中,幾十隻眼睛,都緊盯著他,和他手裏的秤杆,在運作完成以前,任何人不得開吃。山芋乾中,往往有一些變質的,誰分到誰倒黴。
有一天,我分到的一份裏,有好幾片實在無法入口。我一狠心,把它們扔在門口一條,大家夜間用作小便池的水溝裏。一位難友、前共產黨員,馬上跳下去,把它們撿了起來。正當他,把它們一片一片往嘴裏塞,一名隊長走到他麵前,嗬斥他說:“快扔掉!你不要臉!你,還當過黨員哩!”他回答說:“但是我餓啊!餓啊!”他繼續咬嚼,直到吃完為止。晚間政治學習,我和他,都受到嚴厲批評,我的罪名是,浪費社會主義的糧食,那位共產黨員的罪名是,醜化社會主義製度。他唯一的回答是: “但是我餓啊!餓啊!”
其它一些饑餓難忍的難友,開始搜索新的食品資源。有一位,逮到一隻田鼠,他趁隊長不在眼前,撿到兩塊磚,和一些乾樹枝,點起火來把它燒熟,狼吞虎咽吃下肚。還有一位,逮到一條蛇,他送到夥房去,讓一個夥夫,做成一鍋蛇羹,兩人飽餐了一頓。
我,既無想象力,又無本領去開發,非正統的食品資源,在全中隊,是第一個嚴重浮腫病號。我人很消瘦,下肢浮腫,兩腿軟弱無力,下地勞改時,常在路上跌倒。我不知道,自己臉上是什麽樣子,因為周圍沒有鏡子,但是,從戰友們枯槁的麵容,我不難想象自己,已經麵目全非。不久之後,我,上了嚴重浮腫病號名單,享受一份,“革命人道主義”的,食物補助。每天晚飯後,我去夥房,領一個用舊報紙糊的,口袋裝的麥糠,和一碗豬骨湯,那是,用農場養豬場,餓死的小豬骨頭做的。我成了難友們,羨慕的幸運兒。可惜,我的好運為時不長,因為,小病豬和麥糠的供應,都斷絕了。越來越多的,難友的浮腫,也越來越嚴重,但是,他們來不及分享我,短暫的好運了 。
二
雖然黨報,和管教幹部都避而不談,即便在,與外界隔絕的勞改農場,大家都知道,全國正在經受,一場空前的大饑荒。我們是從三分場,場長的大報告中,才領會到情況是如何嚴重的。他首先大談“三麵紅旗”,即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如何無比正確,又羅列統計數字,證明它們的光輝成就。然後,他把近年來的饑荒,完全歸罪於氣候反常、糧食歉收,和黨的政策,沒有任何關係。最後,他宣布,根據上級指示,實行一項,符合共產黨一貫的 “革命人道主義”,精神的新措施。過去,給勞教分子,寄遞食品,是嚴格禁止的,因為,食品包裹,不利於思想改造。眼下,根據新的情況,準許家屬,和親戚親自遞送食品,教養分子本人,也可寫信要求家人送食品。了不起的新措施!一個政府,無力供應人犯最低的口糧,把責任,轉嫁給他們的家屬,卻仍舊把他們,關在監獄裏從事強迫勞動!
我們班的第一批,“革命人道主義”果實,是一名中學教師的妻子,親自送來的小麥麵烙餅。他有滋有味地,大吃起來,我們大家,又餓又饞的眼睛,死盯著他一口一口地咬嚼,這種不可思議的美味佳肴。我,沒有寫信給怡楷,傳遞“革命人道主義”的新信息。她,遠在千裏之外,度日如年,我,不忍再讓她,為我的處境憂心。可是眼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著烙餅,我不止是眼饞了。我想到怡楷家裏人,就在天津,離我不遠,也許我,可以向他們求援吧。求?還是不求?這是我在心裏,又盤算了一天的問題。有一個政治賤民,作為近親已經夠他們受的,我,還能讓他們冒政治風險,送食品包裹,到監獄來嗎?我,能忍心讓我那慈愛的嶽母,為我的處境,憂心忡忡嗎?這時候,我想起怡楷,在我被捕前夕講的話:堅守對生活的信念,不管發生什麽情況。現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問題是,“活下去還是不活”。麵臨生死攸關的掙紮,我拋棄了重重顧慮,向我那些好親戚求救。
1961年,元旦後不久,一天上午,我,因浮腫惡化,沒有出工,隊部通知我,去接待室。一進屋子,我就看見怡楷的四哥,坐在一張椅子上,他旁邊,是一名值日的接待員。四哥,當初上的是,北京輔仁大學生物係,1952年畢業後,分配到蘭州生物製品研究所。肅反運動中,他,被誣為暗藏的天主教神父,受盡了身心摧殘,以致精神崩潰。1956年冬,病人被送回北京,住在我們家,到附近的醫院,接受治療,後來,還沒痊愈,就回天津家中去了。從那以後,我們一直沒見過麵。病,還沒完全治好,他不能回去上班。謝天謝地,他,還可以不辭辛苦,來探望他病重的妹丈。接待員站在一邊,監視我們的行動。四哥,打開他的小手提包,拿出一打煮雞蛋、一塊煮羊肉、還有我嶽母,親手為我做的,十個花卷。他,又掏出一些鹹蘿卜,接待員出麵幹涉了:“不許收鹹菜。對浮腫有害。”四哥,立即把鹹蘿卜放回手提包,讓我很失望。他,告訴我這些食品,都是從黑市用高價買的,但是,隻要“革命人道主義”,繼續實行,他們,就一定想方設法,再給我送吃的。這時候,接待員心不在焉,向外麵張望,我飛快地,把手伸進他的小提包,一把抓住鹹蘿卜,塞進我的破棉襖口袋。四哥,身高六尺卻膽小怕事,給我的膽大妄為嚇呆了。
“你口袋裏揣著什麽?”我又問他。
“隻有兩個窩頭,”他說。
“交給我,快!”我命令他。
“這是我的午飯,”他央求道。
“你回家再吃吧。馬上交出來!”
我不容分說,從他口袋裏,強奪了兩個金黃的窩頭。可憐的四哥,好心沒得好報,辛苦了一天,他還得步行十幾裏,崎嶇的石子路,走到茶澱車站,再空著肚皮,搭那趟慢車回家。我覺得自己,活像希臘寓言裏的那條蛇,在好心的農夫,救活了它的命之後,把他咬死。
我滿載而歸,回到監房,成為少數“富有者”中的新貴,受到周圍“貧困戶”的嫉羨。我把珍貴的黑市食品,每天為自己限量配給,可是,一周下來,就吃得精光了。我毫不躊躇,又寫信求援,“仿佛是,越嚐滋味越開了胃口,”如同,哈姆雷特所說的那樣 。
春節前夕,沒想到老母也來探監。她,從北京乘火車到天津,和怡楷教中學的二哥,結伴同行。他們,帶著兩個裝滿了,黑市食品的大旅行包,走到三分場。我得到批準,和家人在一起過夜,“招待所”,是幹部和留場職工子女,上的幼兒園的一間大屋子。由於浮腫,我周身軟弱無力,一位新來的隊長、剛從部隊複員的年輕戰士,主動幫我,把鋪蓋卷兒,扛到幼兒園。一路上,他很和氣地說:“老人家來一趟不容易,你得留她多住兩天。過春節嘛!”他主動,為一個勞教犯扛行李,我本來已很感動,此刻,又聽到他,這種樸實無華的情意,我更感到驚異。看著他,紫紅的農民臉膛兒,我意識到,他新來乍到,還沒有“進入角色?”哩。也許是李隊長第二?我真心誠意向他道謝,並私心祝願他,永葆無邪的青春。
麵對白發蒼的老母,我欲哭無淚。老人家,年已六十六歲,一雙小腳,從火車站,走十幾裏,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一路,又受糖尿病折磨,在沒有樹木的原野上,找隱蔽的處所,方便一下。這,是一個敬老的文明古國! 娘,從一路提來的食品袋裏,先拿出個紙包,邊打開邊說“我記得你小時候,最愛吃烤爐燒餅,蘿卜絲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連影子也沒有。白蘿卜倒有,不如揚州的好吃。現在,好麵粉也困難,春節,一戶才配給一斤。我,切了一碗白蘿卜絲,加了蔥花,滴了幾滴麻油,一個,一個在煤球爐上,烤出來的,自然沒有燒餅鋪,做的好吃。”我忍不住哭了。
娘說:“哭什麽,吃吧。”
我一邊說著話,一邊吃起燒餅來,不知不覺,就把十個都報銷了。
娘問:“味道還可以嗎?”
我說:“說不上,豬八戒吃人參果,食而不知其味。再來十個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說:“聽說你們這裏,餓死了不少人。看到你活著,我就放心了。”
我們,和其他難友,及家屬都住在一起。很奇怪,人人,都在輕鬆地交談,仿佛他們,是在進行正常的春節,拜年活動。我沒看到,有人流過一滴淚。連一滴淚也沒有!也許這些人,已經與眼淚和歡笑無緣了?當晚,在唯一的大炕上,娘,擠在兩位婦女中間躺下。二哥和我,把兩張方桌,拚成一張“雙人床”,我們倆躺在一起,悄悄地,談了一夜。他告訴我,大躍進造成的禍害,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難。我給他,講在北大荒的勞改生涯、在清河的餓以待斃。他,一邊摸我的四肢和胸背,一麵輕輕說:“皮包骨,沒一點兒肉了。我們得趕快、趕快給你多送東西,要不然,就會後悔莫及了。”
“五一”勞動節,寧慧,從北京來探監,大腹便便,路上當然很辛苦。她,在接待室巧遇怡楷的大哥,和他十五歲的兒子和平。我記得,和平是個很堅強的孩子,但,他一眼看到老姑父,麵目全非就哭了,寧慧,也忍不住淚如雨下。我強作歡顏安慰他們:“別這樣,你們那麽遠來這兒,不是來哭的!你們看到我還活著,應當高興啊。你們,帶來這麽多好吃的,可以幫助我,早日恢複健康。”我們隔著,一張長桌麵對麵站著,桌上,擱著他們的旅行包。我們講了一點家常,十五分鍾的接見時間,就完了。
一旦擁有這些食品,我成了難友們嫉羨的對象,尤其是那些“貧困戶”。有些人的家人在外省,即便能來“送牢飯”,路上,也要耗時費日。還有人,本來是養家活口的,他一走,家裏的人吃飯都有困難,哪有錢,買黑市食品送來。中隊裏,偶爾有人偷別人的食品。我把所有吃的東西,鎖在兩個旅行包裏,堆在我枕頭後麵。我給自己,實行嚴格的定量配給,好像一個吝嗇鬼,花每一分錢都心疼,因為,我不知道在這裏,還要關多久,也不知道,親戚們什麽時候能再來。有一天,從地裏勞動回來,我發現,一個旅行包上的小掛鎖被砸了,丟了幾樣吃的。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立即向隊部報告。抓住小偷不會太難,因為,嫌犯肯定是一個,因病留在家裏的“貧困戶”。一轉念,我又暗自 思量,不管他是誰,我可憐的難友,和我有同等求生的權利,他,為什麽不能采取,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呢?何況,在他硬著頭皮,下手幹小偷小摸之前,他,不定經受過,怎樣痛苦的思想鬥爭?若是我,像他一樣走投無路,難道我,就不會幹出同樣的事,或者更壞的事?再說,他,並沒動我大多數的寶貴財富。
“貧困戶”中,有一個,搞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學者,他,在炕上睡在我右手。有一天,他遞給我,一張用他的優美的柳公權體,寫的條子:“教授:我懇求您,借給我一張烙餅。等內人從湖南來,給我送食品,我保證一定加倍奉還。”我躊躇起來,我覺得,這些食品,是我的親戚們,作了重大犧牲買來救我命的,我無權拿來做人情。第二張條子,內容相同,加了一句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看著他優美的柳體書法,我心軟了。我上中學時,練過柳字,始終沒有入門,因此,我一向欽慕柳字寫得好的人。這麽優美的書法,落得這麽淒慘的下場!這個不厭其煩地,吹噓自己的古老文化的民族,今天,墮落到什麽地步!趁別人不注意的時候,我,遞給老劉一張烙餅。
第二天,他,就搬到重病號集中的屋子去了,因為,隊部認為重病號,繼續留在普通監房,影響其他教養分子的士氣。分手以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對我說:“老巫,你不知道,那張餅味道有多好。我內人一到,我就加倍奉還。”
“別掛在心上,老劉,你多多保重。要是你不還,我把你的柳字借條,裱起來作個紀念 。”
“那可不成。”他無力地微笑著告饒。“要是你真喜歡我的字,等環境好轉後,我給你寫個條輻。”
“老劉,你可要說了算。多保重!” 我無力地哈哈一笑。
三
冬去春來,全國,期盼一個好年成,和少餓死一些人。感謝親人,送來的昂貴的黑市食品,我的身體好了一些,但是,我的健康受到嚴重破壞,很難迅速複原。兩條腿還是浮腫,軟弱無力,人常暈倒。一天,隊部批準我,去農場醫院門診部看中醫。大夫是勞改犯。聽了我的主訴之後,他摸了我的脈,看了我的舌苔,然後搖著頭說: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很驚訝你的情況還這麽好。盡管,如你所說,你吃了一些好的食品,但,你的五臓髒六腑功能呆滯,不易吸取養分。一條冰河要想解凍,重新暢流,一兩天,風和日暖是不夠的。需要時間,需要十分小心。我不想嚇你,在目前情況下,真可說,人有旦夕禍福。我在這兒見的多了,唉!你是位教授,你明白我的意思。千萬保重。”
我,並不感到驚惶,但,我肯定也沒從他的話裏,得到任何安慰。
後來,五月的一天,分管我們班的隊長,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讓我帶另外兩名右派,去農場一個偏僻的角落“執行一項任務”。任務是,挖一個六尺長、二尺寬、三尺深的坑。隊長沒說明坑,是作什麽用的,因為,他們一向讓我們盲目服從命令。
我們,越過荒蕪的田野,慢慢朝目的地進發,一路上,感到空氣中有春天的氣息,可是,看不到一點生命的跡象。我們三個人,幹這點活,不需要很長時間。坑一挖好,我們就看見,一匹瘦馬拉著一部平板車,慢慢地朝著我們走過來。車子快到眼前,我看到車尾,一張汙穢的草墊子下麵,露出一雙枯瘦的腳。一個死人!車子,在我們挖的坑前麵停下,趕車的“老就”跳下來,哭喪著臉咕魯道:“把他推下去,蓋上土,麻利快點兒!別婆婆媽媽的!”我掀開草墊,看到一雙,我認得出的深陷的眼睛,嚇得我全身發抖,兩腿發軟。我們用鐵鍬、鐵鍁,草草地埋葬了老劉。趕車的,往新填滿的坑,插進一跟木片標記,上麵有用黑漆,寫的一個號碼。他,讓我們,搭老劉剛騰空的車子回營,我們三人,都寧願自己走回去。一路上,腦子裏冒出《哈姆雷特》中,墓地那一場。我怨自己,沒有那個掘墓人,對死亡輕鬆的態度。接著,我又為自己開脫道,畢竟他,幹這個行當,幹過三十年了,而我幹這個,還頭一遭。晚間,我按規定去向隊長匯報。
“報告隊長,我們完成了任務,”我說話時,有點自滿情緒。
“你們,挖了幾個坑?”他繃著臉盤問道。
“一個,”我據實回答。
“一個?”他狠狠地問我。“就一個?我問你,一個坑能睡幾個人?你願意跟另外一個死鬼,合用一個坑嗎?你,這無用的書呆子!我不該,把這輕鬆活兒派給你的。回去寫個檢討交上來。”
我不介意,做點家庭作業。不過,這件事對我有了啟發。死者,上大學時是運動員,一向體魄健壯。如果,他能那樣摔手而去,我怎麽知道,下一個不輪到我呢?農場,已經餓死了許多人犯,不過死亡,從來沒有靠我這麽近。我驚惶失措了。我不願,不見怡楷一麵,就摔手而去,可是我,又不願讓她煩惱。我翻來覆去地,進行思想鬥爭。我,該不該要她來看望我?我非要不行:一別三年,這次見麵,對我們倆都非常重要,既然死亡,已離我這麽近。我,也非常想再見我的兒子,也至少,見我女兒一麵。可是,這樣做,是否真的對她,或孩子們有好處?如果他們,就此再也不見我,是否,對他們更容易一些?或許,我太自私了吧。我要她來看我,是否,會給她在政治上,惹來更大的麻煩?不行,我不能那樣做。我,為什麽要給她的沉重負擔,再火上加油呢?可是,如果我,把她蒙在鼓裏,直到為時已晚,難道她,不會怪罪我嗎?在這生死攸關的時刻,我,有權利把她,關在我生命的門外嗎?“禍福與共,病康偕老!”終於,我拋去重重顧慮,向她,發出一個“可能見最後一麵”的,緊急呼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