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兩頭“野獸”的會麵-評泰森拜謁毛澤東幹屍-還真是兩頭類人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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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案惡行 !

餘傑:兩頭“野獸”的會麵-評泰森拜謁毛澤東幹屍-還真是兩頭類人猿！  
還真是兩頭類人猿！
中華正國皇帝胡德斌於歐洲行宮。
2006，5，11。
 
餘傑:兩頭“野獸”的會麵-評泰森拜謁毛澤東幹屍
(博訊2006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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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美國前拳王泰森高調訪問中國，成為大陸媒體報道的熱門話題。泰森的主要活動在上海展開，其間又閃電訪問北京，“由於行程緊張，泰森在北京隻停留五個小時，參觀完毛主席紀念堂之後就去了釣魚台國賓館，出席朋友潘慶林的私人宴會”。 (博訊 boxun.com)
    
    《新京報》記者在一篇特寫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毛主席是泰森最崇拜的偉人，他的右肩頭還有毛主席的頭像文身。因此，泰森將毛主席紀念堂定為北京之行的最重要一站。由於周末毛主席紀念堂到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就要閉館，因此泰森一行下機之後馬不停蹄地直奔紀念堂。當轎車緩緩駛入天安門廣場時，泰森非常招搖地按下了車窗露出自己的頭。這一招，果然奏效。一時間，毛主席紀念堂西側大門人潮如湧，有人舉起相機、有人拿出手機，準備拍下這一幕。甚至有一群外國遊客也激動地湊過來嘴裏叫著泰森的名字。泰森下車後，有一個來自東北的遊客還用英語高聲喊著“泰森，我愛你！”麵對此景，泰森很是開心。他不住地向遊客們微笑、揮手。
    
    在紀念堂內，泰森很虔誠地在毛主席遺體前停留良久，之後在出門時買了三冊毛主席紀念堂珍藏書畫冊。他還對紀念堂裏出售的毛主席和幾位開國元勳的掛畫非常感興趣。泰森說：“在毛主席遺體前我覺得自己很渺小，能夠有機會參觀紀念堂是我莫大的榮幸。我希望自己不久還能來中國，來這裏參加比賽。”這番話好像是一篇標準的中國一年級小學生的作文，可以獲得老師的一百分了。
    
    這篇由一名實習記者寫的報道繪聲繪色。而上海的媒體對待泰山就沒有這麽寵愛了。這並不是說上海的媒體比北京的媒體多幾分自由度（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這僅僅說明泰森在上海稍稍多呆了兩天便露出了“野獸”的真麵目——他的言行實在太惡劣，導致媒體忍不住對他“口誅筆伐”。據上海《新聞晨報》報道，泰森在上海不僅對媒體采訪缺乏應有的誠信，還極端不尊重送花和苦等見他一麵的“粉絲”，甚至爽約和靜安寺方丈的懺悔約定，所謂慈善捐款也是來源不明。《新聞晨報》的評價是：“泰森幹了太多的壞事，所以國外媒體封他為‘野獸’；泰森首次來上海，就遇事經常出爾反爾，所以他在這裏又多了個外號‘痞子’。”是的，這是一個 “外國痞子”，可惜偉大領袖沒有早日認識這個“外國痞子”，否則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中關於“痞子運動”的段落又可以多一個標本了。
    
    翻開“野獸”的曆史，泰森的不光彩記錄曆曆在目：一九九一年七月因為麵對選美小姐德麗絲·華盛頓的強奸訴訟，泰森被判六年監禁，並處罰金五萬美元；一九九六年，出獄不久的泰森在同霍利菲爾德的較量中，竟然用牙齒猛咬老霍耳朵，從而輸拳又輸人；一九九八年，泰森又因在馬裏蘭車禍事件中打人而“二進宮”，直到一九九九年五月才刑滿出獄。如今，他不僅失去了在美國參賽的自由，而且官司纏身，已經徹底破產。雖然泰森在第一次入獄時就皈依了伊斯蘭教，但從其後麵的表現來看，宗教並沒有淨化他的心靈。一路走來，伴隨著他的始終是沒有教養的桀驁不馴和為人不齒的犯罪行為。
    
    如搖滾歌手何勇所唱的那樣，中國確實是一個垃圾場，傾倒在中國的垃圾不僅是那些破壞環境的“洋垃圾”，更是像西哈努克、金正日、泰森這樣的更可怕的“垃圾”。泰森的中國之行，顯然是一次金錢之旅。雖然他自稱是應朋友的邀請而來，是一次“私人活動”，但他同時又相當招搖，如此作秀必然有商業背景。據說邀請方是一名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富豪，對此有網友置疑說：“我們的政協委員為了啥呢，麵子還是……？真有錢就多幫幫國內的同胞。三百元錢就可以圓一個失學孩子的上學夢，而縱然給泰森一百萬、一千萬，也等於扔進了聽不到水響的無底洞。如此清楚的良心賬，為啥沒人算呢？”中國的那些嘴角流著民脂民膏的富豪們的思維本無法用正常的邏輯去揣測。
    
    泰森的中國之行，更是一次政治之旅。表麵上看去，泰森像野獸般粗魯愚笨，實際上他內心狡猾無比，他深深地知道在中國這樣一個仍然實施一黨專製、偶像崇拜的野蠻製度的國家裏，如何才能為自己撈取到最大的好處，那就是與中共現任黨魁胡錦濤一樣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信徒，成為執政黨意識形態的吹鼓手。一個宣稱熱愛毛主席和毛主義的西方體育明星，到中國來賺錢自然能通行無阻、通吃各方，中共的統戰部門亦會待若上賓——我不知道泰森先生是否像普通人那樣排隊參觀 “偉大領袖”的木乃伊，想必像他這樣的“顯赫人物”是無需排隊的，紀念堂的管理人員早就接到通知，會為之開辟一條“特殊通道”，這樣的特殊待遇是泰森在美國如果去參觀林肯紀念堂的時候絕對無法享受到的。看來，對於“偉大領袖”幹屍的“瞻仰權”，中共當局也是“寧與友邦，不與家奴”。那些排隊等候的愚夫愚婦們，活該在寒風中多排幾個小時，因為拳王閣下比你們更有資格“與狼共舞”。
    
    這確實是兩頭凶殘無比的“野獸”的會麵。因為隻有野獸才會親近野獸，隻有魔鬼才會讚美魔鬼，隻有垃圾才會認同垃圾，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常識。僅僅就“強奸犯”這個身分而言，泰森與毛澤東堪稱“同好”，他們都是毫無廉恥之心的好色之徒。不同之處則在於：毛澤東是一個專製國家的獨裁者和暴君，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玩弄治下所有的美女，以至患了梅毒之後拒絕治療而四處傳播病毒，毛的私人醫生李誌綏在回憶錄中將毛慘無人道地對待大量女性的惡行曝光於天下；而泰森不幸生在作為法治社會的美國，雖然是著名的體育明星，卻並不能享有毛澤東式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特權，所以他強奸了女性之後不得不付出被告上法庭，繳納巨額罰款和牢獄之災的後果。在此意義上，泰森對“主席”的崇拜是理所當然的，他最大的遺憾也許就是沒有與主席生活在同一時代——如果泰森生活在主席掌權的時代，一定會更加頻繁地到中國來訪問，甚至在中國定居下來，因為主席為了團結這位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黑人兄弟”，一定會特批給他一打一打的“中國妹妹”，任由他玩弄蹂躪。不過要是不巧遇到了那些被主席玩弄蹂躪過的女人，泰森兄弟恐怕難逃染上梅毒的厄運。
    
    泰森拜謁毛幹屍的新聞至少說明了兩個事實：第一，在中國，毛澤東崇拜仍然是官方愚民政策的重要項目和中共維持獨裁統治的根基；第二，在西方世界，像泰森這樣崇拜毛澤東的人還真不少，其中甚至不乏一些一流的知識分子和文體明星。作為一種標誌和符號的毛澤東頭像，我在中國大陸之外的許多地方都看到過：在香港銅鑼灣有一家懸掛著毛澤東頭像的名為“為人民服務”的書店，在澳洲墨爾本唐人街有一家懸掛著毛澤東頭像的“毛家菜”餐廳……人們對於這樣的做法似乎見怪不怪。然而，我們能夠想象，在德國或者德國人海外的居住區內，一家懸掛著希特勒頭像的商店能堂而皇之地存在嗎？
    
    迄今為止，毛澤東的罪惡仍然未能得到應有的彰顯，像李誌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和張戎的《毛澤東傳》這樣的著作，還應該出版更多、更多。希特勒的罪惡被全人類所認知，是因為他締造的邪惡帝國已經在二戰被摧毀，諸多罪行受到了紐倫堡國際法庭的審判；斯大林的罪惡被全人類所認知，是因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今日蘇聯已經崩潰的現實，也是因為幾代有良知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從蒲寧、梅日列科夫斯基到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一直在毫不妥協地揭露其暴行。在中國，很少有作家學者願意為此承擔風險，願意為此奉獻畢生精力。長期致力於文革研究的曆史學者王友琴指出：“在曆史的寫作中，因果關係相反：關於大量受難者的故事的記載，才使得殺戮和迫害他們的統治者得到‘暴君’的惡名。比如，被納粹黨殺害的數百萬猶太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為人類曆史上殘暴和邪惡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如，由索爾仁尼琴和其他俄國作者揭示的‘古拉格群島’中千萬囚犯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使得斯大林成為那些想為其辯護者也難以辯護的共產主義暴君形象。然而，也正是因為這種關係，在毛澤東時代被迫害、監禁和殺戮的人們的名字和故事，長久以來，一直被壓製和禁止發表。道理很是簡單：沒有了這些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毛澤東就不會成為曆史記載中的暴君。”許多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忘卻，有多少父母會向他們的孩子講述他們在毛澤東時代所經曆的一切呢？許多年輕人真的以為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那是一個慈祥的父親般的領袖。
    
    今天，一大批經過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洗禮的青年知識分子搖身一變成了“新左派”，成了毛主義的信奉和鼓吹者。一尊比成都天府廣場的毛像還要巨大的毛像即將在長沙破土動工，據說這是當地政府回應家鄉人民的強烈要求；毛澤東的紅寶書也開始在台灣登陸，據說這是“言論自由”的表現。這是一種多麽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啊。這一曆史與現實的吊詭充分表明，“狼奶”教育的成功和偶像崇拜的可怕，以及由此而導致的中國人要真正獲得心靈自由、擁有正確是非善惡的判斷，是何其艱難。王友琴在《受難者與暴君》一文中對中俄的現狀作了精辟的對比：“由於看到斯大林雖死但是其影響猶在，蘇聯詩人葉甫圖申科寫過一首詩說，要檢查檢查斯大林的墳墓裏是否有一架電話，半夜裏他還在那兒發號施令。中國的情況不同。毛澤東不需要暗連的電話。毛澤東的屍體供奉在天安門廣場上，他的巨幅畫像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威力直接使得受難者們的名字成為禁區，不能印刷在報紙雜誌上，也不準展示在電腦網絡空間中。”當泰森朝拜毛澤東幹屍成為一個被 “正麵報道”的新聞事件，成為一根撩撥中國民眾的“民族自尊心”的狗尾草的時候，在這文革發動四十周年的時刻，有誰還記得數千萬計的被毛所殘害的同胞的冤魂呢？正如王友琴所追問的那樣：“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是：當暴君不予受難者安息之地的時候，應該讓他安息嗎？”
    
    我同意王友琴的觀點，所謂“暴君”，是一種老式的說法，“暴君”、“獨裁者”等任何醜惡的定義都無法窮盡毛澤東的罪惡。在現代的司法正義體係中，這種人應該是罪犯的一種，是“群體滅絕罪”的罪犯之中的主犯，一種因其有大權力而犯下大罪惡的特種罪犯。在人類二十世紀的曆史上，在這樣一個罪惡滔天的罪犯的序列之中，波爾布特、皮洛切特、米洛舍維奇、薩達姆、金正日等人僅僅算是不入流的小弟弟而已，有資格與毛澤東被釘在一起、釘在地獄最底層的恥辱柱上的，唯有希特勒和斯大林。有一則政治笑話是這樣說的：在地獄最底層，在鮮血匯聚成的深潭中，江青脖子以上的頭部還露出表麵，還可以暫時地呼吸和觀望，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遭受“滅頂之災”了。斯大林在沉沒前一刻，心有不甘地問：“江青同誌，上帝為何獨獨憐憫你一個人，讓你能夠多活片刻？”江青則哭泣著回答說：“斯大林同誌，你有所不知啊，我踩在毛澤東主席的肩頭上呢。”
    
    ——二零零六年四月八日
    
     《民主中國》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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