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認，一些難民，是騙來的，或混進來的´´政治難民´´！

確認，一些難民，是騙來的，或混進來的´´政治難民´´！
像同來的幾個就是：
1，匹夫陳泱潮！最典型的事例，別人都已經駁斥他。提他，真是，騎老母豬過河，丟人丟牲口！
2，幾個騙子：
A，在曼穀，聯合國的會議，請他參加！
B，曼穀的朋友，在這裏投資三百萬，要他當負責人！
C，幾個，還天天在鬧事！被上帝，定它是狗-攙槍，對準著它！
3，幾個女人：
A，一再的告訴她們，不用暖氣，一年，就節省五千克朗，就可以買一台，筆記本型電腦-不聽！
B，這裏的免費上互聯網，特別是星期四，到二十點鍾關門（平時，十八點鍾關門）。你們沒有錢坐車來，我檢人家丟了的自行車（買1，700多克朗），修理好，你們騎車來！不會騎車，我教你-不聽！
那裏來的這樣好事喲！
並且，還告訴一個人，你不會打字，我教你！你可以申請一個免費網頁，把你的文章，上傳到互聯網上，把你要說的話，向全世界人說！
所有這些，都不願幹，難道不是證明，這些人，就不是政治難民？據聯合國文件，與政治有關，才是標準的難民！
以上，說明一個主問題，就是這些人，是騙來的難民。

中華正國皇帝胡德斌於歐洲。2007，6，16。

希望薛偉先生對民運的批評恰如其分些就“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文的商榷

   6月4日，薛偉先生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說：“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其表現有二，一是如何對待難民運動，二是如何麵對中共的挑戰。”薛偉先生指責說：“不少人對難民運動和難民組織抱著排斥和歧視的態度，抱怨說不少福建難民來到海外成了一支親共的隊伍。但我要試問這些朋友，我們有關心過他們嗎？我們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顯然沒有而奮鬥嗎。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麵去。”

   民運隊伍中沒有左派幼稚病？有！記得早在1998年我就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論海外民運的左派幼稚病” ，發表在《北春》上。但是，對於薛偉先生上述的指責我是難以苟同的。現將我的理由分述如下：

   一、微觀個案與宏觀全局

   1996年，我還在某貿易公司做卡車司機。公司由於業務擴張又增雇了一名司機。那是一個年約三十歲的福州人。言談之中獲知他坐船偷渡來美，現已搞定身份，獲得了政治庇護。（已忘卻其姓名，姑稱為“搞定”）我問是怎麽搞定的？“搞定”炫耀說，他的一個表兄是福州市某公安分局的局長，給他弄了個參加八九民運的通輯令。我說那你還真要感謝八九民運的學生和市民了。不料他突然翻臉，說：“感謝什麽？什麽學生運動？根本就是暴徒！”我大驚、愕然。半響才責問他說：“咦！你怎麽能說和平集會請願的學生是暴徒？你又怎麽解釋你要以參加八九民運來申請政治庇護？”他說：“搞政庇還搞政庇，對事情的看法還看法。”

   接下來我就與“搞定”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執和衝突。本來在就職場所我是不談政治的。因為我不知道那些經理和同事的政治傾向。為了不節外生枝，影響職業穩定，我一向在就職場所隱性埋名。填表和領工資簽名用英文。實在有人問到中文姓名就說是柳果開。有同事笑道：“你父母給你起的名字真特別，柳樹也有開花結果的嗎？”

   然而這次在如此的大是大非麵前我不能再“韜晦” 了。我對“搞定”的觀點進行了駁斥，他則氣勢洶洶地說解放軍開槍鎮壓暴徒就是有理。當時的情況不開槍鎮壓局勢就穩定不下來。爭執到後來雙方幾乎有肢體衝突的跡象。當時恰好經理不在，秘書小姐前來勸開。兩個月後，“搞定”因工作態度散漫，被公司解雇。

   如有人說這是個案，不足說明全局。那好，我們就來談談全局。

   這全局薛偉先生本應最清楚。若有淡忘我可協助恢複記憶。1989、1990兩個中共的國慶節紐約中領館過得是何等慘淡。1989年它根本不敢照慣例到唐人街酒樓去舉辦國慶節酒會。1990年它硬著頭皮去銀宮酒樓舉行，卻應邀前往者寥寥。薛偉先生和一班民運朋友在銀宮酒樓外舉行抗議活動。高叫：“有良心的中國人不要進去。”由於賓客數量遠遠不足，中領館隻好拚命拉人充數。我父親一界平民不知怎麽會接到邀請信。父親欲前往。我弟弟劉國旋極力阻攔。父子倆在酒店附近大聲爭執，被世界日報記者目擊寫到報道中。我深知父親以一舊知識分子身份受中共歧視打擊三十年。對中共絕無好感。我勸弟弟說：“老父親年屆古稀，歲月有限，喜歡湊點熱鬧而已，哪裏會是支持中共？以後父親要去就讓他去吧。”事後我問父親怎麽會收到邀請函？父親說中領館到老人會拉人，願去報個名就行。我聞之大笑。笑中共之日暮途窮。

   然而我笑得太早。91、92年紐約唐人街政治生態悄悄漸變。至九十年代中期情況已大相徑庭。中共國慶日紐約中領館非但再也不愁賓客來源，而且由於獻媚取寵者劇增，中領館既要增加餐席，還要篩選賓客。我老爸之被邀請完全是曆史長河中一個小小滑稽浪頭。

   情況的巨變絕不限於中共國慶酒會。接踵而來的是紐約不斷出現題目繁多的擁共的遊行。從國慶升五星旗儀式到慶祝香港回歸；從歡迎江澤民等中共巨頭訪美到慶祝北京申奧成功。紐約的親共分子、親共僑團都在迫不及待、不遺餘力地向中共表忠邀功。都為爭得中共青睞而使出渾身解數乃至鉤心鬥角。有人嘲笑民運組織山頭林立。殊不知民運山頭不及擁共僑團的百分之一。目前整個海外民運成型的民運組織隻有幾個，而紐約一市就有百多個僑團。為了成為中共酒會的座上賓，數百名有僑領銜頭者爭寵不休，以至中領館都為之厭煩。親共分子在擁共遊行中因邀功心切曾打出“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標語口號。一個已入美籍的某僑領頓覺不安。說我們生活在紐約何以叫這樣的口號？力勸將此標語口號收起。

   紐約親共分子的甚囂塵上，還表現於他們敢於對民運誌士、法倫功人士使用暴力。1996年10月1號紐約的親共分子遊行。民運人士則舉行小型集會表達另一種理念。不料親共分子們竟衝過來將民運人士重重包圍，仗著他們人多勢眾又有中領館作後台遂對民運人士橫加辱罵。“反華”、“叛徒”、“漢奸、賣國賊”、“美帝國主義走狗”等罵語如連珠炮，甚至還要動手毆打民運人士趙品璐。幸得美國警察聞訊及時趕來，才把趙品璐等救出重圍。（紐約親共分子的動輒以暴力對待民運人士和法輪功學員，總使我聯想起文革67、68年間文革保皇派總是首先使用武力壓製、屠殺文革造反派。）

   2000年江澤民訪美。紐約親共僑團在林肯劇院舉行盛大歡迎音樂會。八位購票入場的民運人士於中間休息時在自己的座位上舉起預先製作的紙質分體標語“終結中共一黨專政”。 親共分子發現後衝過來瘋狂謾罵並出手毆打。坐在邊位的黃景賢被毆打得尤其嚴重。

   2003年中共國慶。紐約親共分子在唐人街銀宮大酒樓舉行慶祝餐會。若幹法輪功學員在附近街道上舉行抗議中共暴行的小型集會。親共分子發現後竟衝出來毆打法輪功學員。

   要問：紐約政治生態宏觀全局的如此大變從何而來，是因為紐約來了成千上萬的“搞定” 或類“搞定”。

   二、民運朋友何辜，要承擔“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的罪名？

   對紐約政治生態的巨變，薛偉先生有著與我迥然不同的見解。他義憤填膺地責問道“；我要試問這些朋友，我們有關心過他們嗎？我們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顯然沒有而奮鬥嗎。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麵去。”

   被薛偉先生責問的“朋友” 就是我們這些被薛偉先生判定患了左派幼稚病的人們。可是我想問問薛偉先生，我們該怎樣去“關心” 那些偷渡者和各種各樣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們呢？除了極少數名聲顯赫的、或偶有機緣的民運人士不必為基本生活憂慮外，我們大多數民運人士都掙紮在生活線上，試問又有誰來“關心” 過我們？好，就算我們自己掙紮在生活線上也該去關心那些偷渡者和各種各樣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們。那麽就須討論具體該怎麽做？或許我們可以在報紙上登個大廣告：“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們，我們關心你們！”抑或我們還可以在唐人街用擴音器高叫：“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們，我們關心你們！”但是，這樣有實際的關心作用嗎？顯然沒有！他們需要工作；需要收入；需要住房。若要關心到實處，就要幫他們解決這些問題。可是這我們有能力辦到嗎？如果我們民運朋友中有創業成功者，能給成千上萬的沒有合法身份者提供工作機會（請注意這並不符合美國有關勞工法規）；或我們民運朋友中有腰纏萬貫並肯仗義疏財者能給生活困難的無合法身份者以經濟接濟，這才是實質性的關心。可惜這一切隻在憧憬想象之中。

   薛偉先生認為民運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 ，我覺得薛偉先生是否搞錯了時空。我想這樣的話應該用於中國國內的維權鬥爭。居住美國者的各種切身權益，如接受低收入醫療保險權、接受低收入住房津貼權、接受糧食券權、接受孩子托兒補貼權等等並不是海外民運的工作項目和能力所及。若美國社會在這些方麵有欠缺不足，那麽對此進行改革則是美國各級民意代表和行政長官的責任。

   當然，如果海外民運中有人打入了美國主流社會，當選了美國某級的民意代表或行政長官，那就可以對美國某些有缺陷的法規予以改革，使處於社會下層的新移民的處境有所提高。可惜的是，目前還沒有哪位民運朋友能進入到那個社會層麵。而大多數的民運朋友在自食其力之後還要把工餘的精力和工薪積蓄投入民運工作，已是如牛負重，十分難得，他們哪裏還分得出精力去競選美國的民意代表和行政長官呢？

   上海民運人士楊勤恒在美的境況很能說明問題。他興衝衝來美，原是躊躇滿誌，想象到海外大幹一場。不料掉入討取基本生活的苦境之中。每天在餐館做得昏頭昏腦。一年後他拒絕了朋友們的勸阻堅決要返回上海。說即使當局要他寫保證書才讓他入境，也要回去。因為他不能再接受這種為了基本生活耗盡了時間和精力，根本難以從事民主事業的、毫無意義的生活。當然楊勤恒是個個案，絕大多數民運人士還是留下來了。但是他們的處境並不寬裕則是事實。海外民運主要還是由這些疲憊不堪的草根型者組成，那些風光富裕的民運人士畢竟是少數。薛偉先生認為海外沒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 ，就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麵去” ，這罪名是否太大？上綱上線得是否太高？是否對那些艱難中堅守陣地的民運朋友要求得太苛刻、太失公允了？如果要責備的話，我想應責備那些在八九學運中居領導地位，到國外後一頭紮進個人天地再也不關心中國民主事業，甚至腰纏萬貫也吝於捐款辦六四燭光紀念會的人們。

   另外，薛偉先生還有一個極大的政治邏輯混亂。薛偉先生說民運把他們“都趕到對立麵去” 了？我想問，這個“對立麵” 是誰？如果是中共，則不合邏輯。因為薛偉先生所說組織起來去爭取的是在美國的切身權益，跟中國社會無關。 如果“對立麵” 係指美國政府，那就是一個政治笑話。海外民運要把美國政府視為對立麵嗎？

   三、“兩頭蛇”背後的政治邏輯

   廣東民間諺語把變色龍稱之為兩頭蛇。“搞定” 之流就是典型的“兩頭蛇”。他們一頭說遭到中共政治迫害，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另一頭大肆擁共。這種卑劣的兩頭蛇行徑是怎麽產生的？薛偉先生說是民運“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所至。我說薛偉先生判斷錯了！這種卑劣的兩頭蛇行徑取決其內在的政治邏輯。

   薛偉先生另有一篇文章載於《北春》上。題為“中國民運的新課題：難民運動” 。薛偉先生這篇文章從一開始就錯了，以至後來的一切論述都建築在錯誤的基礎上，乏善可陳。

   錯在哪裏？錯在“難民” 的概念上。按照薛偉先生的定義去界定，“搞定” 之流都屬難民。

曾在報章上看到一個估計數目，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移民（包括偷渡客、非法入境者、逾期居留者）已累計達50萬，其中三分之一在大紐約地區。這些人在薛偉先生筆下都是難民。

   難民者，逃難民眾之謂也。逃天災、逃兵禍，這古已有之，現代則還有逃專製政權的政治迫害。柏林牆見證了多少政治難民的悲壯與血淚。

   這50萬人中有難民嗎？當然有，現任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部長卞和祥、宣傳部長林其幹等就是政治難民。最近在籌辦六四紀念會中見到一位名叫王磊的朋友，也當屬政治難民。他們在國內曾與中共政權鬥爭過，遭受政治迫害，設法來美後因其經曆獲得政治庇護，並繼續投入反對專製爭取民主的鬥爭中。可是，象他們這樣的人士，在那50萬中占多少？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至於有人說，生活在中國的人都可算政治難民，因為都遭受共產黨的政治壓迫。這無疑是武斷的、牽強附會的、玩弄政治概念的說法，沒有必要與之討論。

   薛偉先生把非法移民與難民劃上等號是完全錯誤的。絕大多數福建偷渡客和各種逾期居留者既不是政治難民也不是經濟難民。這是極為明顯的事實。他們冒險並花錢來美是要尋求更好的生活。盡管這裏麵隱含著他們對自己原先在中國生活狀態的否定，也不能因此把他們定為難民。因為政治難民必須有遭受直接迫害的事實為判斷依據。經濟難民是基本生活無以為繼，為活命流離失所、浪走他鄉。能花好幾萬美元偷渡來美者或持商務簽證來美者如何能解釋為經濟難民？（政治難民則不因其進入美國的方式而失去其難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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