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謹以此文祭奠那場痛苦的戰爭
誌願軍180師蒙難親曆記
——一個誌願軍老兵塵封的故事
題 記
過去的歲月在人們的記憶中漸漸逝去，而過去的痛苦卻深深地埋在了人們的心底，作為180師的後代，我真的不忍心翻開那讓父輩不堪回首的一頁……
背景資料：
誌願軍180師即中國人民解放軍60軍180師。這是一支有著光榮曆史的部隊，誕生於抗日戰爭烽火之中。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進軍西南、西北的作戰中，這支部隊曾屢建奇功，但遺憾的是，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結束後的轉移中嚴重受挫，全師萬餘官兵“負傷、陣亡和情況不明的總數字為7644人，其中師級幹部 1人，團級幹部9人，營級幹部49人，連級幹部201人，排級幹部394人，班以下6990人”（摘自《遠東.朝鮮的戰爭》王樹曾），其中被俘五千餘人。整個朝鮮戰爭，誌願軍共被俘21400餘人。朝鮮停戰後，遣返歸來的誌願軍被俘官兵共6672人，大部分人員去了台灣，數百人去了中立國……
引言:
聽我父親講，進軍大西南時，他在中國人民解放軍180師539團機槍連任職。1950年1月，成都剛解放，組織上抽調父親等幹部到成都東郊一個叫大麵甫的地方去訓練國民黨的起義部隊。1950年8月的一天，180師官兵在成都北較場集合，宣布全師成建製參加抗美援朝。父親因訓練起義部隊未能赴朝鮮作戰…。後來在誌願軍發起的第五次戰役結束時，180師因指揮不當，寡不敵眾等等說不清楚的原因，被數倍美軍包圍而導致慘敗。父親的許多從山西省南下到四川的戰友，或戰死、或餓死、或病死、或失蹤……更多的則因失去戰鬥力而被俘，其中包括180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同誌（曾任父親所在團團政委）。據有關當事人回憶，180師戰敗後，吳成德同誌帶領數十名官兵拚死衝出包圍，在朝鮮的山溝溝裏打了一年多遊擊，最終彈盡糧絕，被敵人發現而被捕。……至於180師失敗的細節，180師數千官兵到台灣的細節，以及180師部分官兵回大陸的細節，在經曆了五十多年的滄桑歲月之後，則很少有人說得清了。前不久，偶然聽一同事講，他的一個親戚是原誌願軍戰俘，剛從台灣歸來探親。這不由地激起了我“采訪”這位台胞的興趣。一打聽，巧得很，同事的親戚當年所在的部隊正是我父親服過兵役的180師539團。但這位台胞也許因為自己當了戰俘，也許不願觸及那失敗之師的傷痛，也許因為海峽兩岸政治的敏感，開始並不願意接受我的“采訪”，但經過同事再三做工作後，這位誌願軍老兵終於沉重地向我這個180師的後代談起了塵封50年的“遺憾事”：
一、解 放
我叫陳家源，今年77歲了，身體還算健康，隻有眼睛不太好使了。我的原籍在金堂縣趙鎮河壩街，據說我的祖籍在福建省麻城縣或孝感縣一帶，我的前輩是張獻忠剿四川後從福建移居過來的，我這一代已是到四川後的第十八代了。
大陸解放前，我家在距金堂縣趙鎮20多公裏的廣漢三水鎮開了一家茶館，生活水平在當時還算得上“小康”。因此，小時候，我在金堂縣城廂鎮讀了10多年私學（相當於現在的初中文化）。
參軍前，我除了幫助父親經營三水的茶館外，還隨著別人做“大煙”（鴉片煙）生意，當時做這個生意的人不少。我先後在綿竹、北川、平武、茂縣、鬆潘、南坪等地做過大煙生意。40年代初，我在金堂縣趙鎮參加了當地的袍哥組織，袍哥祖師是當年洪秀全組織的，屬於黑社會祖師，這個組織內部信關公（關羽），講忠、孝、節、義。
那時，黑社會控製著趙鎮的袍哥組織。袍哥組織分“清水”和“渾水”，“渾水”就是土匪，而“清水”呢則講仁義、禮義。當時趙鎮盛產水果，尤其橘子不少，老百姓大多以做水果生意為生。記得4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三水開茶館，來了一個班的解放軍，三水鎮便解放了。那幾天，我聽說解放軍在金堂淮口三王廟一帶打了一仗，消滅了土匪投資蔣炳南（間）、賀鬆（音）等帶領的土匪，金堂縣全部解放了。
金堂解放後，政府開始了“清匪反霸”工作。由於自己做過大煙生意，又參加過袍哥組織，心想，人民政府也許不會放過自己的。於是想到了“走”，出去避避風頭再說。但是，當時好象川西壩子都解放了，到哪裏去呢？左思右想，自己選擇到鬆潘。因為過去我曾在鬆潘一帶做過生意，還有幾個朋友在那裏，再說，那裏比較偏僻，又是民族地區。於是，50年2月剛過完春節，我便悄悄離開了趙鎮。
二、參 軍
當我跑到崇慶縣（現崇州市）安德，離灌縣（現都江堰市）50裏時，我碰到了一個叫陳忠連的老輩子，他是國民黨95軍（軍長劉文輝）673團輸送連的連長（記得673團的團長叫劉登造）。我的老輩子陳忠連告訴我，95軍起義了，已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歸共產黨管。現在國民黨大勢已去，全國基本上都解放了，你又沒有什麽大的問題，你往哪裏跑呢？何不留下來參軍，也算走一條正路。於是，我經老輩子陳忠連介紹，留在了他所在的輸送連當勤雜兵，算是參加了解放軍。大約50年6月份，95軍在蒲江被整編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60軍。我被分配到60軍180師539團二營機槍連一排當“八二炮”炮手。記得當時部隊的幹部大多是從山西“打太原”（參加過太原戰役）過來的。我們的軍長姓韋，師長姓鄭（大家背後叫他鄭爪手），年齡較大，個子不高。副師長姓段，參加過長征，戴著眼鏡。政治部主任是吳承德，大家叫他吳扁嘴，是個山西人，團長叫王至成，二營長叫馬興旺，瘦瘦地，我們連長叫盧文奇（音），安徽人，沒文化，是個大老粗。
三、入 朝
部隊整編後，朝鮮戰爭爆發了（1950年6月25日）。國內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熱潮，我所在的部隊也抓緊了軍事訓練。大約在1950年12月初，部隊接到了赴朝作戰的命令，成為中國人民誌願軍。記得我們539團從成都出發，冒著嚴寒，千裏行軍，靠腳板走到了與陝西交界的廣元，然後乘汽車翻山越秦嶺，到陝西的寶雞。這時的寶雞已是大雪紛飛，部隊在那裏過了陽曆年，並休整了一個多月。之後部隊乘火車繼續北走。我們539團來到了河北倉縣一個叫泊頭鎮的地方，在這裏過了春節。在泊頭鎮，部隊大約呆了一個多月，便換上了蘇式裝備，並進行了“三視”教育，即仇視美帝國主義、藐視美帝國主義和蔑視美帝國主義教育。同時，還進行軍事訓練。3月初，我們部隊乘火車來到了與朝鮮交界的遼東省安東市（即現吉林省丹東市）。部隊在這裏住了幾天。這幾天，我不時聽到遠處傳來的爆炸聲。聽說這是美國飛機在轟炸鴨綠江大橋。我們還不斷聽到從前線傳來的消息，還不時看到從前線送回來的一個個傷員。當時，我和戰友們都感到了戰爭的殘酷和艱巨，心情既緊張又沉重。那幾天，上級主要給我們講入朝的注意事項，並作戰前準備。3月17日這天，霧蒙蒙的，我們部隊排成兩路縱隊從丹東市出發了。大約下午7時左右，部隊跨上了鴨綠江大橋，這是一座中間過火車兩邊可走人的鋼鐵大橋，這橋大約與金堂趙鎮平安橋一樣長，有七、八十米。走在橋上我望著黑茫茫的江水，不禁打了個寒顫，心想這一下恐怕回不來了，我想起了自己的家鄉和父母，眼淚不禁掉了下來。
四、行 軍
入朝後，正值初春，但仍是天寒地凍。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片淒涼的景象；到處是燒焦了的村莊；到處是斷壁殘垣；到處是被炸死、燒死的牲畜和老百姓；到處是逃難的朝鮮婦女、兒童……。我的心情愈來愈沉重。部隊往漢江以北急行軍。因為美軍轟炸機轟炸得厲害，部隊不準生火，怕煙火被美軍發現。美軍常常是先派一架偵察機來偵察，如發現目標，一會兒就會飛來十來架戰鬥機、轟炸機什麽的，那就麻煩了。因此，我們一般是晚上行軍，白天睡覺。我們每天吃的是幹糧炒麵，每人肩挎一個布袋子，袋子裏裝著10天的糧食。我穿著棉衣、棉褲和棉鞋（這些都是老百姓做的），頂著風雨，爬山涉水，在崎嶇、泥濘的路上前進。我和戰友們大多是十幾二十來歲的新兵，都是第一次出國，都是第一次遠離父母，大家都默默地走著很少說話，偶爾聽到天上的飛機如鬼般嚎叫。一路上，我們常看到從戰場上撤下來的傷員，他們當中許多都是缺胳膊少腿的，聽說有的還不是槍炮打傷的，而是凍傷的。我們已聞到了戰爭的血腥味。當時我和戰友們都背著五六十斤的武器和糧食，又累又煩。尤其是雨水把棉衣、棉褲、棉鞋打濕了，走起路來，十分笨重。宣傳隊的同誌和連隊幹部則不斷給大家作宣傳，給大家鼓氣。當時我的體力還算可以，心想既然大家能吃得下苦，我為什麽又吃不下這苦呢？但是，在行軍途中，還是偶爾聽到極個別戰士開了小差的，聽說有個戰士竟然拉響手榴彈自殺了。據說這個戰士是參軍不久的富家子弟，但是，大多數官兵士氣則非常高漲，部隊仍然快速前進。一天,行軍途中,我的肚子突然疼起來了,衛生員給了我一點鴉片煙吃(當時藥品跟不上),這東西還真管用,疼痛消失了。
五、擔架連
入朝後不久，我從539團二營機槍連抽到180師師部擔架連。擔架連有100多號人，主要任務是運送傷員。4月22日，第五戰役開始，戰鬥非常激烈。我們擔架連來到了離陣了二三十華裏的地方。我們每天都冒著敵人的飛機轟炸和槍炮，拚命地接應團擔架連送下來的傷員。開始，每當我看到那些受傷的官兵痛苦狀，都止不住腳耙手軟，但時間長了，也就不覺得了。有的傷員告訴我，陣地上打得很凶，官兵們都很勇敢，有時一仗打下來，成營、成連的部隊就隻剩幾個人了。我心想，憑著誌願軍這股士氣，一定會打敗美國人。又聽講，不久前誌願軍部隊想吃掉美軍第一軍，好幾萬人三麵將美軍第一軍圍在一個孤島上，美軍後麵是海，零下二十幾度，連槍栓都拉不開，眼看誌願軍就要一舉殲滅敵人了，可是美軍利用空中優勢的掩護，在海上搭起了浮橋，多數美軍搭乘飛機或軍艦逃跑了。結果，誌願軍隻抓住很少的美軍，其中還有一個少將。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一方麵增添了對打贏這場戰爭的信心，同時又對美軍的先進裝備產生了一種不可名狀的神秘感、恐懼感。
七、被 俘
記得那天晚上八九點鍾，有個團級幹部把我們一邦人集合起來，他站在一個小坡上大聲講：“同誌們，衝出前麵這個口子就有糧食吃了，傷員先沿著小河往前走，我們大部隊跟著衝出來！”大家一聽衝出去就有吃的，都為之一振，這時大家對吃的欲望甚至超過求生的願望。於是，我和擔架隊的幾個戰友護送著20多個傷病員先出發了。這時，黑沉沉的天下著小雨，路又爛又滑。我們深一腳淺一腳，艱難地沿著小河溝往前走。有的傷病員不小心掉在溝裏再也沒有爬起來，可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大概走了四、五公裏，我和幾個傷病員又餓又累，實在走不動了，於是在一個毛草棚邊把背包放下來當枕頭休息，我不知不覺就睡著了。大約過了個把小時，突然，我聽到吵鬧聲：“老鄉、老鄉不要打，我們繳槍。”開始，我還以為我們俘虜了美國人，可一注意聽，才發現是我們中國人在喊，剛想站起來，可一下子圍上來幾個端著刺刀的美國人。當時我身上背了四個手榴彈（擔架連的戰士都沒有槍），還未回轉神來就被美國兵按倒收繳了。美國人把我們帶到一個壩子裏，叫我們都蹲在地下。我發現和我一起被俘虜的有200多人。不一會，美國人的十輪卡車開來了，他們強迫我們上了車。美國人把我們運到大秋道（韓國總統金大中的家鄉，相當於我國的縣）。
八、大秋道
到大秋道後，我發現那裏有被俘的誌願軍上萬人，還有不少的朝鮮人民軍官兵。在被俘的人群中，我看到了許多我們師的人。我原來所在的二營機炮連也有好幾個人被俘了，戰友們用迷惑的眼睛望著我。這時，我猜想：莫非我們師全完了，我的心難受極了。
在大秋道這個地方，美國人給我們每個人每天配了一磅口糧（相當於9兩）主要是粗糙的麵粉和碎米。美國人告訴我們說，這是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另外，還有豆類，肉類主要是牛肉罐頭、羊肉罐頭，但數量很少。
九、濟州島
在大秋道住了兩三天，美國人把我們帶到仁川港乘船，每條船可載四、五百人。美國人又把我們運到了巨濟島戰俘集中營。我們在巨濟島關押一段時間後，又被運到了濟州島（現在韓國的觀光區）。在這個地方我和上萬中國官兵艱難度日，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戰後交換戰俘，才各奔東西。
濟州島是韓國最大的島嶼，在韓國最南端的太平洋上，隔著濟州海峽，與韓國陸地相距一兩百海裏，麵積約一兩千平方公裏，是一座孤島。在我的印象裏，濟州島人煙稀少，樹木不多，石頭卻挺多，海風特別大。
在濟州島集中營，美國人學日本人把我們被俘人員編為聯隊。開始共編了三個聯隊，一個聯隊分三個大隊，一個大隊分三個中隊，一個中隊分三個小隊，一個小隊又分三個班。我被編在第二聯隊第三大隊戲劇隊。一個聯隊相當於一個團的人，聯隊以下依次是大隊、中隊、小隊、班。開始二聯隊的聯隊長叫邱祥雲（後來跑到第三聯隊當隊長去了），是個四川人。邱離開後，陝西籍的副聯隊長王真明（音名），大隊長叫王進賢，四川劍閣人，是劉文輝95軍起義來的。中隊長叫馬良，四川灌縣人，原是胡宗南部隊起義過來到解放軍179師的。由於我有點文化，被推薦當了戲劇隊的小隊長。每個聯隊有四個大隊，每個大隊都有一個戲劇隊。戲劇隊就是把那些愛說愛唱，有點藝術特長的集中在一塊。一個小隊住一個帳篷，大約50人。帳篷內正中控一條溝，兩旁捕上草袋，即為土坑。開始，美國人每天都要提審被俘人員中的幹部、共產黨員，給他們洗腦精。
被俘後，常常聽說，中美雙方都不願把戰爭繼續打下去，都提出要“和平談判”，但老“美”的條件是“停火談判”，而中國的周恩來則要“邊談邊打”。雙方就這樣僵持著，一直等到艾森豪威欠當上總統後才談成。
十、戲劇隊
我所在的戲劇隊以四川人居多，記得有幾個老鄉和我關係處得比較好。馮事處（音），廣漢三水人（已去世），江甫成（已去世），金光富，彭縣人，現還在台灣，張玉良，大邑人，還在台灣，得了“中風”。到台灣後，金光富和張玉良都在“台北三峽榮家院”（過去叫反共義士輔導中心）呆過，我在“高雄榮民服務處”（叫輔導委員會榮民服務處）。另外，我們戲劇隊還兼管有木匠班、裁縫班、燒水班（也叫打飯班），還有一個老年班，一共二十來人。
記得我們戲劇隊經常演戲，主要演川戲、話劇、歌劇。川戲一般都是古戲，話劇大多是自編的時代話劇，內容大多與“反共”有關。我們二聯隊有二三千人。我主要是演川戲。正式演戲的時候，全聯隊的人都去觀看。當時不知誰編了個話劇叫《活捉毛澤東》。記得五大隊的戲劇隊以唱京戲為主，二大隊的戲劇隊（四川人居多），四大隊四川人也很多。四大隊的大隊長叫高榮，是彭縣人，現已回來定居了。
還有譚邦清、高榮貴、嶽誌忠（胡宗南部隊過來的），他們都已回彭州定居，算是葉落歸根了。
十一、拉 攏
在俘虜營，美國人很注重文化活動來拉攏和感化戰俘。
在俘虜營裏，美國人不時地放電影給大家看。這些電影大多是反映美國在“二戰”打勝仗的紀錄片或故事片。
美國還派傳教士來傳教。記得有一個老牧師來了，美國人都要去聽課。牧師主要是宣傳天主教、耶酥，還給戰俘們發《聖經》等書。
美國人還在戰俘中開展體育活動。記得聯隊專門成立有“文宣組”。“文宣組”是專門組織文體活動的機構。文宣組的組長叫陶建榮，是個四川人，現在台灣台中電力公司，已退休。各大隊都成立有籃球隊，經常大隊與大隊之間開展比賽。還開展有乒乓球、象棋等活動，有的還打麻將。
在戰俘營裏，雖然美國人采取各種硬的、軟的方法來對付戰俘，誘惑戰俘，但是許多戰俘仍然麵服心不服。
台灣國民黨也派人來對戰俘進行軟化。多數聯隊到小隊都被傾向國民黨的人控製，共產黨的幹部大多被排擠到第四聯隊去了。他們操縱一些人成立“同盟會”，說參加了同盟會才能去台灣，誘惑、拉攏人們參加同盟會。針對“同盟會”，一些共產黨的幹部組織成立了“共產主義團結會”，雙方展開了鬥爭.
十二、強 迫
由於美國人和國民黨的長期宣傳、恐嚇，許多戰俘對大陸的政策產生了疑慮，怕回國後被說成“叛徒”，怕遭到處理、怕家鄉父老不理解……。這時，一部分鐵了心去台灣的人，在台灣國民黨的支持下，便對這些搖擺不定的人采取威脅、利誘的手段，逼他們就範。不知哪個出了個餿主意；凡是到台灣的都要在都要在胸脯或胳膊上刻上“反共抗俄”的字樣，或國民黨的黨徽等。開始，許多想到台灣的戰俘都不願意，認為是一種恥辱，畢竟大家對共產黨，對大陸還是有感情的。但是，經過那些去台灣的強硬分子的強製手段（打罵），許多人包括部分誓死不去台灣而要回國的人也被迫刻了字，留下了終身也洗不掉的恥辱。刻字的方法是這樣的，先用墨水寫好字，然後用針尖在皮膚上紮上字，皮膚流血後，再塗一次墨水。這樣就顯現出黑“字”或圖形了。
我在19小隊任隊長，也就是第二聯隊三大隊。當時人們稱“俘虜官”為“PW”。
被俘人員中原國民黨95軍、24軍（均為川軍）起義人員多，大多是解放前夕或初期才編入解放軍的，受共產黨的教育不多，因此，後來到台灣的也比較多。
十三、 內 訌
在戰俘營中曾為去台灣還是回大陸，發生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共產黨的幹部和原解放軍老部隊的兵大多數都堅決回大陸，而部分原國民黨起義部隊中的起義人員則堅決要到台灣去。於是，戰俘營中逐漸形成了兩大派，即回大陸的為一派，去台灣的為一派。另外還有一部分人則是隨大流派，即像我這樣的人，態度是：多數人往哪走我就往哪走。總之，戰俘營裏的暗中鬥爭還是非常激烈的。http://www..com/thread/881823
記得有一天晚上，第二聯隊回大陸的一派與到台灣去的一派發生衝突，雙方數百人打了起來，動用了棍棒。據說還把到台灣去的骨幹分子打死了。但是，由於到台灣的勢力大些（有美國人和國民黨的暗中支持），最終回大陸的一派吃了虧。事件之後，美國人把要回大陸的骨幹分子都送到了四聯隊。據說這次事件領頭的是一個叫代玉書的人，他原是95軍鄧錫候的部隊的一個班長，是起義過來的。由於各個聯隊都陸續將回大陸的骨幹分子排擠到了四聯隊，因此一、二、三聯隊到台灣的勢力明顯占了上風。
十四、迷 惘
我們180師539團的被俘官兵大多被編在第二聯隊。539團的戰士，不少是四川人，主要是從劉文輝的95軍起義過來的。539團入川後（成都解放後），許多南下的幹部和老戰士都被派去征糧、訓練起義部隊或充實地方武裝、地方政權去了，缺編很多，所以入朝作戰時，539團（整個180師都是這樣）60%以上的戰士都是從95軍整編過來的或是剛參軍的新兵。
記得當時，集中營中的“聯隊”由美軍一個上尉來管，大隊則由美軍一個排長或班長來過問，中隊和小隊一般美軍都未派人來，靠自己管理。在這裏，從表麵上看，集中營的戰俘都是自己管理自己，比較鬆散，但是集中營周圍有兩層鐵絲網（帶電的），鐵絲網四周都是美國人或韓國人荷槍實彈的崗哨，晚上還有探照燈，要想跑出去是很難的。即使跑出去了，也難逃出這荒涼的孤島。在俘虜營有了病，由美軍醫生來治，所有人不允許與外界接觸，就連給家裏人寫信都不準。當時許多人都很悲觀，一些十幾歲的兵常常偷偷流淚，也有極個別的人忍受不了精神的折磨而自殺了。
實行編製管理初期，秩序比較混亂。人們的情緒也不穩定，每天都吃不飽飯，飯是由各小隊打回後分給大家吃。常常為吃飯問題發生糾紛。同時，由於形勢的變化，被俘人員中產生了思想分化，有誓死回國的，有想到台灣去的，有順大流的，還有既不想回國又不想到台灣去的，戰俘營中動蕩不安。美國人發現這樣不行，於是把全部被俘人員集中在廣場上，翻譯大聲喊叫“願到台灣的往右倒拐進屋，願回國的直端走。”結果許多共產黨的幹部、共產黨員、老兵都直端走出了隊伍。於是美國人將這些直端走出來的官兵組成了第四聯隊。當時還組建了一個第五聯隊，是管死亡戰俘骨灰的，人數不多，實際上是個空架子。
由於美國人采取以戰俘製戰俘的方法，因此，戰俘營裏鬥爭很尖銳。美國人一般不公開對那些堅決回國的骨幹分子進行迫害，而是利用一些想到台灣的人去整那些一心想回國和對美國不滿的人。對此，我雖然看不慣，但又怕牽連自己。對那些被整的人，我是敬佩的，他們很堅強，但越是堅強，被整的越慘。我常常悄悄勸那些人，少說幾句，何必自找麻煩呢？但是，他們的鬥爭一天也未停止過。http://www..com/thread/881823
戰俘都住在帳篷裏，這些帳篷都是美軍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帳篷為長形狀，冬天有燒煤炭的火爐。美軍給戰俘發了舊毛毯、美國軍服。冬天是卡克式尼子軍服、黃尼子大衣（舊的），還發了少量的毛絨衣，鞋子是大頭皮鞋，還發肥皂、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
美軍在戰俘營裏安了高音喇叭，每天都在作反麵宣傳，台灣國民黨還派人來上課。
當時，戰俘營由五個中立國來共同管理，其中有兩個資本主義國家、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好象有印度、波蘭、瑞士、捷克，還有一個國家記不起了。印度任主席，其他國家為成員，但實際上是被美國人操縱的。
十五、遣 返
1953年9月，開始遣返戰俘前，大陸也派人來了。每天晚上，大陸代表反複廣播講：“中國官兵同誌們，你們為北韓人民打仗，你們辛苦了，北韓人民感激你們，彭德懷將軍要在鴨綠江邊開一個盛大的歡迎大會，歡迎你們回來，帶你們去北京見毛主席……”。廣播裏還放“東方紅”歌曲。大陸代表（解放軍軍官）還到各小隊的帳篷裏去勸說，但由於戰俘們長期接受美國人和國民黨的反麵宣傳，大多對大陸代表的話抱著一種不信任感。有的甚至罵代表“你們早點怎麽不來呢？我們不聽你這一套，滾蛋！”大陸代表來勸了幾次，見效果不好，就沒有再來了。當時，我勸那些罵代表的人，“有話好好說，不要罵人。”
大概1954年3月的一天，天氣還有點冷了，是遣返誌願軍戰俘的日子。當時，我和戰友們以為幾年的血淚、辛酸、恐懼、迷惘都將在這天畫上句號，因此都不免有點興奮。戰俘們被集中在廣場上，首先是一個印度人向我們宣傳國際日內瓦關於遣返戰俘的有關事項。如給戰俘一年的主副食（即生活津貼，折合幾百美金），戰俘願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等等。還宣布：願到台灣的出列往右拐，願回大陸的出列往左拐，既不到台灣又不願回大陸的則往中間那條路照直走，即到巴西等中立國去。結果，大多數人選擇了台灣，少部分（大約1000人，絕到多數是第四聯隊的人）選擇了回大陸。還有極少數的人選擇了去中立國（大約有幾十個，多數是文化程度較高的）。其中有個叫陳立仁（音）的貴州人，是個大學生，原在國民黨當過專員，開始在二聯隊當文化教員，專管編寫供戰俘們學習的材料，大家都叫他校長。後來成立五大隊，他便當大隊長去了。五大隊是專管雜牌部隊的，有警備隊，還有少年隊（十五六歲的兵）。陳立仁到巴西後發了大財，1988年他回台灣來時很風光，我還見過他。
到台灣和中立國的戰俘的情況大致是：到台灣去的基本上又當了兵，編入了國民黨軍隊，其中多數人就這樣一直當了“老兵”，他們當中一部分人像我一樣後來退伍到地方做生意什麽的，還有極個別的從政了。到中立國去的，大多經商發了財，當然這是後話了。
十六、赴 台
大約1954年3月，我們180師被俘的四、五千人，乘美國軍艦來到了台灣。到台灣後，國民黨為訓練大陸被俘人員專門成立了“輔導總隊”。輔導總隊長叫高魁元，聽說在黃埔軍校時與林彪同班，是國民黨第八軍軍長。高魁元高高的個子，後來當了台灣的“國防部長”。
戰俘們分別聚集在桃源縣揚媒鎮(音)，台北的胡口、還有寧口分成三個戰鬥團（也叫支隊）。揚媒鎮這裏住著二聯隊四個大隊，大約有二三千人。揚媒戰鬥團的團長叫王光誌，四川人，矮個。聽說是蔣經國派來的。記得54年4月的一天，天氣陰沉沉的，蔣經國到揚媒來點名。在一個廣場上，總隊長高魁元等站在一個紅磚砌成的台子上，大聲講：歡迎蔣經國給大家講話。蔣經國當時40來歲，矮胖子，穿著軍服，肩扛中將軍銜。他首先自我介紹“我是蔣經國，國防部政治部主席，歡迎你們到台灣來，你們到這裏來，開始生活可能不太習慣，但是以後會慢慢習慣的……”。我和大家都是第一次見到蔣經國，有人說他原來還當過共產黨。之後，我又好幾次見到他。蔣經國給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與大家打成一片，吃飯在一起，沒有官架子，無論他走到哪個營房，隻要當兵的給他行個禮，他就會與你握手，問這問那。
十七、訓 練
我們戰鬥團在揚媒準備訓練3個月。但不到3個月，內部就出了問題。內部明爭暗鬥，互不賣帳。許多矛頭指向那些在韓國俘虜營時作威作福的俘虜官。因為在韓國時，這些俘虜官有點狗仗人勢，為了討好美國人和國民黨，對當初的戰友采取了許多卑鄙的手段，甚至殘酷迫害，而到台灣後，這些俘虜官大多未被重用，失去了過去的威風。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當初受打擊迫害的人便乘機“報仇”。
一次住在揚媒的官兵（主要是四川人）跑到胡口去打俘虜官比較集中的戰鬥團。胡口戰鬥團的人員主要是由原共產黨的軍官、國民黨的起義軍官、PW（俘虜官）等組成。國民黨把這些人編在一起，進行“勞動改造”，磨練思想。當時帶隊去打架的叫楊大炮，四川人，原二聯隊一大隊的大隊長，後來還被授予少校軍銜。國民黨對部隊發生的打架鬥毆事件，一般處理得還是比較寬容。由於部隊混亂不堪，蔣經國就把整個俘虜人員編成8個營。分別劃到8個軍去，其中大部分人分到了工兵營。當時台灣名義上有10個軍的編製，但實際上隻有8個軍，另兩個軍的編製是空的。我被分到嘉義縣第七軍教導營一連，軍長姓鄧，湖南人，營長叫陳伯勳。訓練開始後，一連指導員（四川人）看我身體不好，叫我到了收容隊。當時我的心情特別不好，後悔不該到台灣來。心想，自己已經三十出頭還未成家，再戴上這個兵帽子不就完了嗎？
十八、退 伍
就這樣，我在台灣又當了幾年兵。1959年5月1日，我實在不想當兵了，就以眼睛不好為由提出了退伍。開始叫我到環衛所去工作，我沒有去。當時對退伍老兵有個規定就是不準自謀生活。1959年底又讓我到輔導總隊隊部去賣香煙，並接受輔導，叫輔導就業。在總隊隊部賣了一段時間香煙，我到一家餐廳（川菜館）去打工（洗碗）。洗了一段時間的碗，我覺得洗碗又辛苦又沒出息，於是用退伍費租了一間鋪麵開了一家麵館。開了一段時間麵館，賺了一些錢，我感覺錢還比較好賺，於是我又開了家川菜館。由於6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較快，因此，我的川菜館生意還不錯。
到台灣的退伍老兵大多生活一般，很少發大財的。因為台灣實行的是“窮兵富將”政策。剛到台灣時，當二等兵每月15元，中士每月30元。上士每月40元。到台灣的老兵大多沒有什麽文化，也沒有什麽特長，因此，大多數退伍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在蔣介石統治時期，退伍老兵每人每月900台幣（折合人民幣200多元），生活比較艱苦。
十九、婚 姻
我們這些到台灣的老兵，大多未婚。因為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有數十萬部隊，而當時台灣隻有六七百個萬人，這一下就造成了台灣的男女比例失調。軍官找對象都困難，士兵找對象就更成了問題。於是國民黨軍隊就在軍隊中辦起了“軍中樂園”。當時，幾乎有駐軍的地方就有軍中樂園，軍中樂園主要招募的是當地的山地姑娘。每個樂園有二三十個姑娘，都編了號。這些妓女多為窮人，後來蔣經國上台就逐步取消了軍中樂園。到台灣的老兵即使成家，大都是湊合婚姻，無感情可言。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是花二三萬元買一個山地姑娘（高山族）或者妓女湊合了事，還有一半多像我這樣的老兵因為生活艱苦，經濟條件差等原因，年輕時無法成家，待後來慢慢年齡大了，也就放棄了成家的念頭。退伍時我已三十好幾了，也想成個家，可高不成低不就，慢慢地也就灰心了。許多老兵都和我一樣孤苦伶仃地度過殘生。
二十、生 意
6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較快，因此，我做餐飲也比較好做。1990年，我回大陸了一趟，返回台灣後休息了兩年。1992年又與人合夥在高雄開了一家叫“蓉城川菜餐廳”的餐館，餐館三層樓，有四五百個平方，請有10多個服務小姐。共投資70萬台幣，加上裝修共花了100多萬台幣（相當於30多萬人民幣）。這家餐館在高雄是最大的川菜館。當時經濟不景氣。物價較低。後來，生意不好，加之年齡大了，我便將餐館租給別人做，每年收租金8萬台幣。1996年我將這個餐館賣給了別人，之後我就沒有再做生意了。
回想起從1959年退伍開始，四十年來，我做生意也賺了好幾百萬元，但是精神沒有寄托，看不到希望，加之年齡也一天天大了，思鄉之情愈發強烈，可是卻有家不能歸，於是，我逐漸開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以打發難熬的日子。
在台灣什麽都不怕，就怕沒有錢，沒有錢誰也瞧不起你，因為這是笑貧不笑娼的社會。
在台灣我做了幾十年的生意，我深深感到台灣是個金錢社會。有錢人地位高，無錢當不了官，選個立法委員（相當於中國的全國人大代表），要花上億台幣（一屆四年）。
二十一、尾 聲
台灣人叫大陸人為外省人，排外思想比較重。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老兵已逐漸溶入了台灣社會。台灣老兵的家屬大都住在軍人眷屬區。記得50年代末，有的老兵退伍後，很快花掉了一次性給的退伍費，於是這些滿肚子牢騷的“反共義士”便三五成群到車站、機場、碼頭把刻有“反共抗俄”字樣膀子亮開，讓人們看，以引起人們的同情。後來，記者通過新聞媒介報道了“到台灣的俘虜兵要飯”的情況。引起了國民黨的重視，於是，國民黨建立了“榮軍院”，並規定，所有從朝鮮過來的退伍兵管你在外有無收入來源，都可以去管住、管吃，還照月領錢。當時軍隊中許多老兵因不滿而發牢騷或鬧事。於是，國民黨又在軍隊成立了“感訓隊”。感訓隊即感化訓練隊，就是把那些愛鬧事的官兵集中起來，進行強製性教育，當時在一個叫綠島（也叫火燒島）的地方就有個感訓隊。但據我所知，那裏實際上是關軍隊政治犯的。到台灣的官兵，包括我們這些從朝鮮俘虜過來的，由於國民黨的長期訓化和宣傳，多數人對共產黨的看法都產生了偏見，對共產黨表示懷疑，認為共產黨的政策搖擺不定，慢慢地許多人對回大陸也喪失了信心。但是，我們這些風燭殘年的老兵心裏卻始終割不斷對大陸的親人和大陸的山山水水的思念之情。
朝鮮戰爭到現在已快50年了，當年我們180師到台灣的老兵大多已長眠於台灣島，留下的已不足千人了。我有時在想：假如當年不發生朝鮮戰爭，假如我們這些“俘虜”未到台灣而被被遣返回國……誰知道我們的命運又將是如何呢？
（補記：據悉，陳家源老先生仍健在，現居台灣高雄市）
二000年九月二日初稿於金堂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改
誌願軍180師蒙難親曆記
——一個誌願軍老兵塵封的故事
題 記
過去的歲月在人們的記憶中漸漸逝去，而過去的痛苦卻深深地埋在了人們的心底，作為180師的後代，我真的不忍心翻開那讓父輩不堪回首的一頁……
背景資料：
誌願軍180師即中國人民解放軍60軍180師。這是一支有著光榮曆史的部隊，誕生於抗日戰爭烽火之中。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進軍西南、西北的作戰中，這支部隊曾屢建奇功，但遺憾的是，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結束後的轉移中嚴重受挫，全師萬餘官兵“負傷、陣亡和情況不明的總數字為7644人，其中師級幹部 1人，團級幹部9人，營級幹部49人，連級幹部201人，排級幹部394人，班以下6990人”（摘自《遠東.朝鮮的戰爭》王樹曾），其中被俘五千餘人。整個朝鮮戰爭，誌願軍共被俘21400餘人。朝鮮停戰後，遣返歸來的誌願軍被俘官兵共6672人，大部分人員去了台灣，數百人去了中立國……
引言:
聽我父親講，進軍大西南時，他在中國人民解放軍180師539團機槍連任職。1950年1月，成都剛解放，組織上抽調父親等幹部到成都東郊一個叫大麵甫的地方去訓練國民黨的起義部隊。1950年8月的一天，180師官兵在成都北較場集合，宣布全師成建製參加抗美援朝。父親因訓練起義部隊未能赴朝鮮作戰…。後來在誌願軍發起的第五次戰役結束時，180師因指揮不當，寡不敵眾等等說不清楚的原因，被數倍美軍包圍而導致慘敗。父親的許多從山西省南下到四川的戰友，或戰死、或餓死、或病死、或失蹤……更多的則因失去戰鬥力而被俘，其中包括180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同誌（曾任父親所在團團政委）。據有關當事人回憶，180師戰敗後，吳成德同誌帶領數十名官兵拚死衝出包圍，在朝鮮的山溝溝裏打了一年多遊擊，最終彈盡糧絕，被敵人發現而被捕。……至於180師失敗的細節，180師數千官兵到台灣的細節，以及180師部分官兵回大陸的細節，在經曆了五十多年的滄桑歲月之後，則很少有人說得清了。前不久，偶然聽一同事講，他的一個親戚是原誌願軍戰俘，剛從台灣歸來探親。這不由地激起了我“采訪”這位台胞的興趣。一打聽，巧得很，同事的親戚當年所在的部隊正是我父親服過兵役的180師539團。但這位台胞也許因為自己當了戰俘，也許不願觸及那失敗之師的傷痛，也許因為海峽兩岸政治的敏感，開始並不願意接受我的“采訪”，但經過同事再三做工作後，這位誌願軍老兵終於沉重地向我這個180師的後代談起了塵封50年的“遺憾事”：
一、解 放
我叫陳家源，今年77歲了，身體還算健康，隻有眼睛不太好使了。我的原籍在金堂縣趙鎮河壩街，據說我的祖籍在福建省麻城縣或孝感縣一帶，我的前輩是張獻忠剿四川後從福建移居過來的，我這一代已是到四川後的第十八代了。
大陸解放前，我家在距金堂縣趙鎮20多公裏的廣漢三水鎮開了一家茶館，生活水平在當時還算得上“小康”。因此，小時候，我在金堂縣城廂鎮讀了10多年私學（相當於現在的初中文化）。
參軍前，我除了幫助父親經營三水的茶館外，還隨著別人做“大煙”（鴉片煙）生意，當時做這個生意的人不少。我先後在綿竹、北川、平武、茂縣、鬆潘、南坪等地做過大煙生意。40年代初，我在金堂縣趙鎮參加了當地的袍哥組織，袍哥祖師是當年洪秀全組織的，屬於黑社會祖師，這個組織內部信關公（關羽），講忠、孝、節、義。
那時，黑社會控製著趙鎮的袍哥組織。袍哥組織分“清水”和“渾水”，“渾水”就是土匪，而“清水”呢則講仁義、禮義。當時趙鎮盛產水果，尤其橘子不少，老百姓大多以做水果生意為生。記得4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三水開茶館，來了一個班的解放軍，三水鎮便解放了。那幾天，我聽說解放軍在金堂淮口三王廟一帶打了一仗，消滅了土匪投資蔣炳南（間）、賀鬆（音）等帶領的土匪，金堂縣全部解放了。
金堂解放後，政府開始了“清匪反霸”工作。由於自己做過大煙生意，又參加過袍哥組織，心想，人民政府也許不會放過自己的。於是想到了“走”，出去避避風頭再說。但是，當時好象川西壩子都解放了，到哪裏去呢？左思右想，自己選擇到鬆潘。因為過去我曾在鬆潘一帶做過生意，還有幾個朋友在那裏，再說，那裏比較偏僻，又是民族地區。於是，50年2月剛過完春節，我便悄悄離開了趙鎮。
二、參 軍
當我跑到崇慶縣（現崇州市）安德，離灌縣（現都江堰市）50裏時，我碰到了一個叫陳忠連的老輩子，他是國民黨95軍（軍長劉文輝）673團輸送連的連長（記得673團的團長叫劉登造）。我的老輩子陳忠連告訴我，95軍起義了，已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歸共產黨管。現在國民黨大勢已去，全國基本上都解放了，你又沒有什麽大的問題，你往哪裏跑呢？何不留下來參軍，也算走一條正路。於是，我經老輩子陳忠連介紹，留在了他所在的輸送連當勤雜兵，算是參加了解放軍。大約50年6月份，95軍在蒲江被整編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60軍。我被分配到60軍180師539團二營機槍連一排當“八二炮”炮手。記得當時部隊的幹部大多是從山西“打太原”（參加過太原戰役）過來的。我們的軍長姓韋，師長姓鄭（大家背後叫他鄭爪手），年齡較大，個子不高。副師長姓段，參加過長征，戴著眼鏡。政治部主任是吳承德，大家叫他吳扁嘴，是個山西人，團長叫王至成，二營長叫馬興旺，瘦瘦地，我們連長叫盧文奇（音），安徽人，沒文化，是個大老粗。
三、入 朝
部隊整編後，朝鮮戰爭爆發了（1950年6月25日）。國內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熱潮，我所在的部隊也抓緊了軍事訓練。大約在1950年12月初，部隊接到了赴朝作戰的命令，成為中國人民誌願軍。記得我們539團從成都出發，冒著嚴寒，千裏行軍，靠腳板走到了與陝西交界的廣元，然後乘汽車翻山越秦嶺，到陝西的寶雞。這時的寶雞已是大雪紛飛，部隊在那裏過了陽曆年，並休整了一個多月。之後部隊乘火車繼續北走。我們539團來到了河北倉縣一個叫泊頭鎮的地方，在這裏過了春節。在泊頭鎮，部隊大約呆了一個多月，便換上了蘇式裝備，並進行了“三視”教育，即仇視美帝國主義、藐視美帝國主義和蔑視美帝國主義教育。同時，還進行軍事訓練。3月初，我們部隊乘火車來到了與朝鮮交界的遼東省安東市（即現吉林省丹東市）。部隊在這裏住了幾天。這幾天，我不時聽到遠處傳來的爆炸聲。聽說這是美國飛機在轟炸鴨綠江大橋。我們還不斷聽到從前線傳來的消息，還不時看到從前線送回來的一個個傷員。當時，我和戰友們都感到了戰爭的殘酷和艱巨，心情既緊張又沉重。那幾天，上級主要給我們講入朝的注意事項，並作戰前準備。3月17日這天，霧蒙蒙的，我們部隊排成兩路縱隊從丹東市出發了。大約下午7時左右，部隊跨上了鴨綠江大橋，這是一座中間過火車兩邊可走人的鋼鐵大橋，這橋大約與金堂趙鎮平安橋一樣長，有七、八十米。走在橋上我望著黑茫茫的江水，不禁打了個寒顫，心想這一下恐怕回不來了，我想起了自己的家鄉和父母，眼淚不禁掉了下來。
四、行 軍
入朝後，正值初春，但仍是天寒地凍。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片淒涼的景象；到處是燒焦了的村莊；到處是斷壁殘垣；到處是被炸死、燒死的牲畜和老百姓；到處是逃難的朝鮮婦女、兒童……。我的心情愈來愈沉重。部隊往漢江以北急行軍。因為美軍轟炸機轟炸得厲害，部隊不準生火，怕煙火被美軍發現。美軍常常是先派一架偵察機來偵察，如發現目標，一會兒就會飛來十來架戰鬥機、轟炸機什麽的，那就麻煩了。因此，我們一般是晚上行軍，白天睡覺。我們每天吃的是幹糧炒麵，每人肩挎一個布袋子，袋子裏裝著10天的糧食。我穿著棉衣、棉褲和棉鞋（這些都是老百姓做的），頂著風雨，爬山涉水，在崎嶇、泥濘的路上前進。我和戰友們大多是十幾二十來歲的新兵，都是第一次出國，都是第一次遠離父母，大家都默默地走著很少說話，偶爾聽到天上的飛機如鬼般嚎叫。一路上，我們常看到從戰場上撤下來的傷員，他們當中許多都是缺胳膊少腿的，聽說有的還不是槍炮打傷的，而是凍傷的。我們已聞到了戰爭的血腥味。當時我和戰友們都背著五六十斤的武器和糧食，又累又煩。尤其是雨水把棉衣、棉褲、棉鞋打濕了，走起路來，十分笨重。宣傳隊的同誌和連隊幹部則不斷給大家作宣傳，給大家鼓氣。當時我的體力還算可以，心想既然大家能吃得下苦，我為什麽又吃不下這苦呢？但是，在行軍途中，還是偶爾聽到極個別戰士開了小差的，聽說有個戰士竟然拉響手榴彈自殺了。據說這個戰士是參軍不久的富家子弟，但是，大多數官兵士氣則非常高漲，部隊仍然快速前進。一天,行軍途中,我的肚子突然疼起來了,衛生員給了我一點鴉片煙吃(當時藥品跟不上),這東西還真管用,疼痛消失了。
五、擔架連
入朝後不久，我從539團二營機槍連抽到180師師部擔架連。擔架連有100多號人，主要任務是運送傷員。4月22日，第五戰役開始，戰鬥非常激烈。我們擔架連來到了離陣了二三十華裏的地方。我們每天都冒著敵人的飛機轟炸和槍炮，拚命地接應團擔架連送下來的傷員。開始，每當我看到那些受傷的官兵痛苦狀，都止不住腳耙手軟，但時間長了，也就不覺得了。有的傷員告訴我，陣地上打得很凶，官兵們都很勇敢，有時一仗打下來，成營、成連的部隊就隻剩幾個人了。我心想，憑著誌願軍這股士氣，一定會打敗美國人。又聽講，不久前誌願軍部隊想吃掉美軍第一軍，好幾萬人三麵將美軍第一軍圍在一個孤島上，美軍後麵是海，零下二十幾度，連槍栓都拉不開，眼看誌願軍就要一舉殲滅敵人了，可是美軍利用空中優勢的掩護，在海上搭起了浮橋，多數美軍搭乘飛機或軍艦逃跑了。結果，誌願軍隻抓住很少的美軍，其中還有一個少將。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一方麵增添了對打贏這場戰爭的信心，同時又對美軍的先進裝備產生了一種不可名狀的神秘感、恐懼感。
七、被 俘
記得那天晚上八九點鍾，有個團級幹部把我們一邦人集合起來，他站在一個小坡上大聲講：“同誌們，衝出前麵這個口子就有糧食吃了，傷員先沿著小河往前走，我們大部隊跟著衝出來！”大家一聽衝出去就有吃的，都為之一振，這時大家對吃的欲望甚至超過求生的願望。於是，我和擔架隊的幾個戰友護送著20多個傷病員先出發了。這時，黑沉沉的天下著小雨，路又爛又滑。我們深一腳淺一腳，艱難地沿著小河溝往前走。有的傷病員不小心掉在溝裏再也沒有爬起來，可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大概走了四、五公裏，我和幾個傷病員又餓又累，實在走不動了，於是在一個毛草棚邊把背包放下來當枕頭休息，我不知不覺就睡著了。大約過了個把小時，突然，我聽到吵鬧聲：“老鄉、老鄉不要打，我們繳槍。”開始，我還以為我們俘虜了美國人，可一注意聽，才發現是我們中國人在喊，剛想站起來，可一下子圍上來幾個端著刺刀的美國人。當時我身上背了四個手榴彈（擔架連的戰士都沒有槍），還未回轉神來就被美國兵按倒收繳了。美國人把我們帶到一個壩子裏，叫我們都蹲在地下。我發現和我一起被俘虜的有200多人。不一會，美國人的十輪卡車開來了，他們強迫我們上了車。美國人把我們運到大秋道（韓國總統金大中的家鄉，相當於我國的縣）。
八、大秋道
到大秋道後，我發現那裏有被俘的誌願軍上萬人，還有不少的朝鮮人民軍官兵。在被俘的人群中，我看到了許多我們師的人。我原來所在的二營機炮連也有好幾個人被俘了，戰友們用迷惑的眼睛望著我。這時，我猜想：莫非我們師全完了，我的心難受極了。
在大秋道這個地方，美國人給我們每個人每天配了一磅口糧（相當於9兩）主要是粗糙的麵粉和碎米。美國人告訴我們說，這是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另外，還有豆類，肉類主要是牛肉罐頭、羊肉罐頭，但數量很少。
九、濟州島
在大秋道住了兩三天，美國人把我們帶到仁川港乘船，每條船可載四、五百人。美國人又把我們運到了巨濟島戰俘集中營。我們在巨濟島關押一段時間後，又被運到了濟州島（現在韓國的觀光區）。在這個地方我和上萬中國官兵艱難度日，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戰後交換戰俘，才各奔東西。
濟州島是韓國最大的島嶼，在韓國最南端的太平洋上，隔著濟州海峽，與韓國陸地相距一兩百海裏，麵積約一兩千平方公裏，是一座孤島。在我的印象裏，濟州島人煙稀少，樹木不多，石頭卻挺多，海風特別大。
在濟州島集中營，美國人學日本人把我們被俘人員編為聯隊。開始共編了三個聯隊，一個聯隊分三個大隊，一個大隊分三個中隊，一個中隊分三個小隊，一個小隊又分三個班。我被編在第二聯隊第三大隊戲劇隊。一個聯隊相當於一個團的人，聯隊以下依次是大隊、中隊、小隊、班。開始二聯隊的聯隊長叫邱祥雲（後來跑到第三聯隊當隊長去了），是個四川人。邱離開後，陝西籍的副聯隊長王真明（音名），大隊長叫王進賢，四川劍閣人，是劉文輝95軍起義來的。中隊長叫馬良，四川灌縣人，原是胡宗南部隊起義過來到解放軍179師的。由於我有點文化，被推薦當了戲劇隊的小隊長。每個聯隊有四個大隊，每個大隊都有一個戲劇隊。戲劇隊就是把那些愛說愛唱，有點藝術特長的集中在一塊。一個小隊住一個帳篷，大約50人。帳篷內正中控一條溝，兩旁捕上草袋，即為土坑。開始，美國人每天都要提審被俘人員中的幹部、共產黨員，給他們洗腦精。
被俘後，常常聽說，中美雙方都不願把戰爭繼續打下去，都提出要“和平談判”，但老“美”的條件是“停火談判”，而中國的周恩來則要“邊談邊打”。雙方就這樣僵持著，一直等到艾森豪威欠當上總統後才談成。
十、戲劇隊
我所在的戲劇隊以四川人居多，記得有幾個老鄉和我關係處得比較好。馮事處（音），廣漢三水人（已去世），江甫成（已去世），金光富，彭縣人，現還在台灣，張玉良，大邑人，還在台灣，得了“中風”。到台灣後，金光富和張玉良都在“台北三峽榮家院”（過去叫反共義士輔導中心）呆過，我在“高雄榮民服務處”（叫輔導委員會榮民服務處）。另外，我們戲劇隊還兼管有木匠班、裁縫班、燒水班（也叫打飯班），還有一個老年班，一共二十來人。
記得我們戲劇隊經常演戲，主要演川戲、話劇、歌劇。川戲一般都是古戲，話劇大多是自編的時代話劇，內容大多與“反共”有關。我們二聯隊有二三千人。我主要是演川戲。正式演戲的時候，全聯隊的人都去觀看。當時不知誰編了個話劇叫《活捉毛澤東》。記得五大隊的戲劇隊以唱京戲為主，二大隊的戲劇隊（四川人居多），四大隊四川人也很多。四大隊的大隊長叫高榮，是彭縣人，現已回來定居了。
還有譚邦清、高榮貴、嶽誌忠（胡宗南部隊過來的），他們都已回彭州定居，算是葉落歸根了。
十一、拉 攏
在俘虜營，美國人很注重文化活動來拉攏和感化戰俘。
在俘虜營裏，美國人不時地放電影給大家看。這些電影大多是反映美國在“二戰”打勝仗的紀錄片或故事片。
美國還派傳教士來傳教。記得有一個老牧師來了，美國人都要去聽課。牧師主要是宣傳天主教、耶酥，還給戰俘們發《聖經》等書。
美國人還在戰俘中開展體育活動。記得聯隊專門成立有“文宣組”。“文宣組”是專門組織文體活動的機構。文宣組的組長叫陶建榮，是個四川人，現在台灣台中電力公司，已退休。各大隊都成立有籃球隊，經常大隊與大隊之間開展比賽。還開展有乒乓球、象棋等活動，有的還打麻將。
在戰俘營裏，雖然美國人采取各種硬的、軟的方法來對付戰俘，誘惑戰俘，但是許多戰俘仍然麵服心不服。
台灣國民黨也派人來對戰俘進行軟化。多數聯隊到小隊都被傾向國民黨的人控製，共產黨的幹部大多被排擠到第四聯隊去了。他們操縱一些人成立“同盟會”，說參加了同盟會才能去台灣，誘惑、拉攏人們參加同盟會。針對“同盟會”，一些共產黨的幹部組織成立了“共產主義團結會”，雙方展開了鬥爭.
十二、強 迫
由於美國人和國民黨的長期宣傳、恐嚇，許多戰俘對大陸的政策產生了疑慮，怕回國後被說成“叛徒”，怕遭到處理、怕家鄉父老不理解……。這時，一部分鐵了心去台灣的人，在台灣國民黨的支持下，便對這些搖擺不定的人采取威脅、利誘的手段，逼他們就範。不知哪個出了個餿主意；凡是到台灣的都要在都要在胸脯或胳膊上刻上“反共抗俄”的字樣，或國民黨的黨徽等。開始，許多想到台灣的戰俘都不願意，認為是一種恥辱，畢竟大家對共產黨，對大陸還是有感情的。但是，經過那些去台灣的強硬分子的強製手段（打罵），許多人包括部分誓死不去台灣而要回國的人也被迫刻了字，留下了終身也洗不掉的恥辱。刻字的方法是這樣的，先用墨水寫好字，然後用針尖在皮膚上紮上字，皮膚流血後，再塗一次墨水。這樣就顯現出黑“字”或圖形了。
我在19小隊任隊長，也就是第二聯隊三大隊。當時人們稱“俘虜官”為“PW”。
被俘人員中原國民黨95軍、24軍（均為川軍）起義人員多，大多是解放前夕或初期才編入解放軍的，受共產黨的教育不多，因此，後來到台灣的也比較多。
十三、 內 訌
在戰俘營中曾為去台灣還是回大陸，發生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共產黨的幹部和原解放軍老部隊的兵大多數都堅決回大陸，而部分原國民黨起義部隊中的起義人員則堅決要到台灣去。於是，戰俘營中逐漸形成了兩大派，即回大陸的為一派，去台灣的為一派。另外還有一部分人則是隨大流派，即像我這樣的人，態度是：多數人往哪走我就往哪走。總之，戰俘營裏的暗中鬥爭還是非常激烈的。http://www..com/thread/881823
記得有一天晚上，第二聯隊回大陸的一派與到台灣去的一派發生衝突，雙方數百人打了起來，動用了棍棒。據說還把到台灣去的骨幹分子打死了。但是，由於到台灣的勢力大些（有美國人和國民黨的暗中支持），最終回大陸的一派吃了虧。事件之後，美國人把要回大陸的骨幹分子都送到了四聯隊。據說這次事件領頭的是一個叫代玉書的人，他原是95軍鄧錫候的部隊的一個班長，是起義過來的。由於各個聯隊都陸續將回大陸的骨幹分子排擠到了四聯隊，因此一、二、三聯隊到台灣的勢力明顯占了上風。
十四、迷 惘
我們180師539團的被俘官兵大多被編在第二聯隊。539團的戰士，不少是四川人，主要是從劉文輝的95軍起義過來的。539團入川後（成都解放後），許多南下的幹部和老戰士都被派去征糧、訓練起義部隊或充實地方武裝、地方政權去了，缺編很多，所以入朝作戰時，539團（整個180師都是這樣）60%以上的戰士都是從95軍整編過來的或是剛參軍的新兵。
記得當時，集中營中的“聯隊”由美軍一個上尉來管，大隊則由美軍一個排長或班長來過問，中隊和小隊一般美軍都未派人來，靠自己管理。在這裏，從表麵上看，集中營的戰俘都是自己管理自己，比較鬆散，但是集中營周圍有兩層鐵絲網（帶電的），鐵絲網四周都是美國人或韓國人荷槍實彈的崗哨，晚上還有探照燈，要想跑出去是很難的。即使跑出去了，也難逃出這荒涼的孤島。在俘虜營有了病，由美軍醫生來治，所有人不允許與外界接觸，就連給家裏人寫信都不準。當時許多人都很悲觀，一些十幾歲的兵常常偷偷流淚，也有極個別的人忍受不了精神的折磨而自殺了。
實行編製管理初期，秩序比較混亂。人們的情緒也不穩定，每天都吃不飽飯，飯是由各小隊打回後分給大家吃。常常為吃飯問題發生糾紛。同時，由於形勢的變化，被俘人員中產生了思想分化，有誓死回國的，有想到台灣去的，有順大流的，還有既不想回國又不想到台灣去的，戰俘營中動蕩不安。美國人發現這樣不行，於是把全部被俘人員集中在廣場上，翻譯大聲喊叫“願到台灣的往右倒拐進屋，願回國的直端走。”結果許多共產黨的幹部、共產黨員、老兵都直端走出了隊伍。於是美國人將這些直端走出來的官兵組成了第四聯隊。當時還組建了一個第五聯隊，是管死亡戰俘骨灰的，人數不多，實際上是個空架子。
由於美國人采取以戰俘製戰俘的方法，因此，戰俘營裏鬥爭很尖銳。美國人一般不公開對那些堅決回國的骨幹分子進行迫害，而是利用一些想到台灣的人去整那些一心想回國和對美國不滿的人。對此，我雖然看不慣，但又怕牽連自己。對那些被整的人，我是敬佩的，他們很堅強，但越是堅強，被整的越慘。我常常悄悄勸那些人，少說幾句，何必自找麻煩呢？但是，他們的鬥爭一天也未停止過。http://www..com/thread/881823
戰俘都住在帳篷裏，這些帳篷都是美軍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帳篷為長形狀，冬天有燒煤炭的火爐。美軍給戰俘發了舊毛毯、美國軍服。冬天是卡克式尼子軍服、黃尼子大衣（舊的），還發了少量的毛絨衣，鞋子是大頭皮鞋，還發肥皂、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
美軍在戰俘營裏安了高音喇叭，每天都在作反麵宣傳，台灣國民黨還派人來上課。
當時，戰俘營由五個中立國來共同管理，其中有兩個資本主義國家、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好象有印度、波蘭、瑞士、捷克，還有一個國家記不起了。印度任主席，其他國家為成員，但實際上是被美國人操縱的。
十五、遣 返
1953年9月，開始遣返戰俘前，大陸也派人來了。每天晚上，大陸代表反複廣播講：“中國官兵同誌們，你們為北韓人民打仗，你們辛苦了，北韓人民感激你們，彭德懷將軍要在鴨綠江邊開一個盛大的歡迎大會，歡迎你們回來，帶你們去北京見毛主席……”。廣播裏還放“東方紅”歌曲。大陸代表（解放軍軍官）還到各小隊的帳篷裏去勸說，但由於戰俘們長期接受美國人和國民黨的反麵宣傳，大多對大陸代表的話抱著一種不信任感。有的甚至罵代表“你們早點怎麽不來呢？我們不聽你這一套，滾蛋！”大陸代表來勸了幾次，見效果不好，就沒有再來了。當時，我勸那些罵代表的人，“有話好好說，不要罵人。”
大概1954年3月的一天，天氣還有點冷了，是遣返誌願軍戰俘的日子。當時，我和戰友們以為幾年的血淚、辛酸、恐懼、迷惘都將在這天畫上句號，因此都不免有點興奮。戰俘們被集中在廣場上，首先是一個印度人向我們宣傳國際日內瓦關於遣返戰俘的有關事項。如給戰俘一年的主副食（即生活津貼，折合幾百美金），戰俘願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等等。還宣布：願到台灣的出列往右拐，願回大陸的出列往左拐，既不到台灣又不願回大陸的則往中間那條路照直走，即到巴西等中立國去。結果，大多數人選擇了台灣，少部分（大約1000人，絕到多數是第四聯隊的人）選擇了回大陸。還有極少數的人選擇了去中立國（大約有幾十個，多數是文化程度較高的）。其中有個叫陳立仁（音）的貴州人，是個大學生，原在國民黨當過專員，開始在二聯隊當文化教員，專管編寫供戰俘們學習的材料，大家都叫他校長。後來成立五大隊，他便當大隊長去了。五大隊是專管雜牌部隊的，有警備隊，還有少年隊（十五六歲的兵）。陳立仁到巴西後發了大財，1988年他回台灣來時很風光，我還見過他。
到台灣和中立國的戰俘的情況大致是：到台灣去的基本上又當了兵，編入了國民黨軍隊，其中多數人就這樣一直當了“老兵”，他們當中一部分人像我一樣後來退伍到地方做生意什麽的，還有極個別的從政了。到中立國去的，大多經商發了財，當然這是後話了。
十六、赴 台
大約1954年3月，我們180師被俘的四、五千人，乘美國軍艦來到了台灣。到台灣後，國民黨為訓練大陸被俘人員專門成立了“輔導總隊”。輔導總隊長叫高魁元，聽說在黃埔軍校時與林彪同班，是國民黨第八軍軍長。高魁元高高的個子，後來當了台灣的“國防部長”。
戰俘們分別聚集在桃源縣揚媒鎮(音)，台北的胡口、還有寧口分成三個戰鬥團（也叫支隊）。揚媒鎮這裏住著二聯隊四個大隊，大約有二三千人。揚媒戰鬥團的團長叫王光誌，四川人，矮個。聽說是蔣經國派來的。記得54年4月的一天，天氣陰沉沉的，蔣經國到揚媒來點名。在一個廣場上，總隊長高魁元等站在一個紅磚砌成的台子上，大聲講：歡迎蔣經國給大家講話。蔣經國當時40來歲，矮胖子，穿著軍服，肩扛中將軍銜。他首先自我介紹“我是蔣經國，國防部政治部主席，歡迎你們到台灣來，你們到這裏來，開始生活可能不太習慣，但是以後會慢慢習慣的……”。我和大家都是第一次見到蔣經國，有人說他原來還當過共產黨。之後，我又好幾次見到他。蔣經國給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與大家打成一片，吃飯在一起，沒有官架子，無論他走到哪個營房，隻要當兵的給他行個禮，他就會與你握手，問這問那。
十七、訓 練
我們戰鬥團在揚媒準備訓練3個月。但不到3個月，內部就出了問題。內部明爭暗鬥，互不賣帳。許多矛頭指向那些在韓國俘虜營時作威作福的俘虜官。因為在韓國時，這些俘虜官有點狗仗人勢，為了討好美國人和國民黨，對當初的戰友采取了許多卑鄙的手段，甚至殘酷迫害，而到台灣後，這些俘虜官大多未被重用，失去了過去的威風。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當初受打擊迫害的人便乘機“報仇”。
一次住在揚媒的官兵（主要是四川人）跑到胡口去打俘虜官比較集中的戰鬥團。胡口戰鬥團的人員主要是由原共產黨的軍官、國民黨的起義軍官、PW（俘虜官）等組成。國民黨把這些人編在一起，進行“勞動改造”，磨練思想。當時帶隊去打架的叫楊大炮，四川人，原二聯隊一大隊的大隊長，後來還被授予少校軍銜。國民黨對部隊發生的打架鬥毆事件，一般處理得還是比較寬容。由於部隊混亂不堪，蔣經國就把整個俘虜人員編成8個營。分別劃到8個軍去，其中大部分人分到了工兵營。當時台灣名義上有10個軍的編製，但實際上隻有8個軍，另兩個軍的編製是空的。我被分到嘉義縣第七軍教導營一連，軍長姓鄧，湖南人，營長叫陳伯勳。訓練開始後，一連指導員（四川人）看我身體不好，叫我到了收容隊。當時我的心情特別不好，後悔不該到台灣來。心想，自己已經三十出頭還未成家，再戴上這個兵帽子不就完了嗎？
十八、退 伍
就這樣，我在台灣又當了幾年兵。1959年5月1日，我實在不想當兵了，就以眼睛不好為由提出了退伍。開始叫我到環衛所去工作，我沒有去。當時對退伍老兵有個規定就是不準自謀生活。1959年底又讓我到輔導總隊隊部去賣香煙，並接受輔導，叫輔導就業。在總隊隊部賣了一段時間香煙，我到一家餐廳（川菜館）去打工（洗碗）。洗了一段時間的碗，我覺得洗碗又辛苦又沒出息，於是用退伍費租了一間鋪麵開了一家麵館。開了一段時間麵館，賺了一些錢，我感覺錢還比較好賺，於是我又開了家川菜館。由於6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較快，因此，我的川菜館生意還不錯。
到台灣的退伍老兵大多生活一般，很少發大財的。因為台灣實行的是“窮兵富將”政策。剛到台灣時，當二等兵每月15元，中士每月30元。上士每月40元。到台灣的老兵大多沒有什麽文化，也沒有什麽特長，因此，大多數退伍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在蔣介石統治時期，退伍老兵每人每月900台幣（折合人民幣200多元），生活比較艱苦。
十九、婚 姻
我們這些到台灣的老兵，大多未婚。因為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有數十萬部隊，而當時台灣隻有六七百個萬人，這一下就造成了台灣的男女比例失調。軍官找對象都困難，士兵找對象就更成了問題。於是國民黨軍隊就在軍隊中辦起了“軍中樂園”。當時，幾乎有駐軍的地方就有軍中樂園，軍中樂園主要招募的是當地的山地姑娘。每個樂園有二三十個姑娘，都編了號。這些妓女多為窮人，後來蔣經國上台就逐步取消了軍中樂園。到台灣的老兵即使成家，大都是湊合婚姻，無感情可言。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是花二三萬元買一個山地姑娘（高山族）或者妓女湊合了事，還有一半多像我這樣的老兵因為生活艱苦，經濟條件差等原因，年輕時無法成家，待後來慢慢年齡大了，也就放棄了成家的念頭。退伍時我已三十好幾了，也想成個家，可高不成低不就，慢慢地也就灰心了。許多老兵都和我一樣孤苦伶仃地度過殘生。
二十、生 意
6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較快，因此，我做餐飲也比較好做。1990年，我回大陸了一趟，返回台灣後休息了兩年。1992年又與人合夥在高雄開了一家叫“蓉城川菜餐廳”的餐館，餐館三層樓，有四五百個平方，請有10多個服務小姐。共投資70萬台幣，加上裝修共花了100多萬台幣（相當於30多萬人民幣）。這家餐館在高雄是最大的川菜館。當時經濟不景氣。物價較低。後來，生意不好，加之年齡大了，我便將餐館租給別人做，每年收租金8萬台幣。1996年我將這個餐館賣給了別人，之後我就沒有再做生意了。
回想起從1959年退伍開始，四十年來，我做生意也賺了好幾百萬元，但是精神沒有寄托，看不到希望，加之年齡也一天天大了，思鄉之情愈發強烈，可是卻有家不能歸，於是，我逐漸開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以打發難熬的日子。
在台灣什麽都不怕，就怕沒有錢，沒有錢誰也瞧不起你，因為這是笑貧不笑娼的社會。
在台灣我做了幾十年的生意，我深深感到台灣是個金錢社會。有錢人地位高，無錢當不了官，選個立法委員（相當於中國的全國人大代表），要花上億台幣（一屆四年）。
二十一、尾 聲
台灣人叫大陸人為外省人，排外思想比較重。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老兵已逐漸溶入了台灣社會。台灣老兵的家屬大都住在軍人眷屬區。記得50年代末，有的老兵退伍後，很快花掉了一次性給的退伍費，於是這些滿肚子牢騷的“反共義士”便三五成群到車站、機場、碼頭把刻有“反共抗俄”字樣膀子亮開，讓人們看，以引起人們的同情。後來，記者通過新聞媒介報道了“到台灣的俘虜兵要飯”的情況。引起了國民黨的重視，於是，國民黨建立了“榮軍院”，並規定，所有從朝鮮過來的退伍兵管你在外有無收入來源，都可以去管住、管吃，還照月領錢。當時軍隊中許多老兵因不滿而發牢騷或鬧事。於是，國民黨又在軍隊成立了“感訓隊”。感訓隊即感化訓練隊，就是把那些愛鬧事的官兵集中起來，進行強製性教育，當時在一個叫綠島（也叫火燒島）的地方就有個感訓隊。但據我所知，那裏實際上是關軍隊政治犯的。到台灣的官兵，包括我們這些從朝鮮俘虜過來的，由於國民黨的長期訓化和宣傳，多數人對共產黨的看法都產生了偏見，對共產黨表示懷疑，認為共產黨的政策搖擺不定，慢慢地許多人對回大陸也喪失了信心。但是，我們這些風燭殘年的老兵心裏卻始終割不斷對大陸的親人和大陸的山山水水的思念之情。
朝鮮戰爭到現在已快50年了，當年我們180師到台灣的老兵大多已長眠於台灣島，留下的已不足千人了。我有時在想：假如當年不發生朝鮮戰爭，假如我們這些“俘虜”未到台灣而被被遣返回國……誰知道我們的命運又將是如何呢？
（補記：據悉，陳家源老先生仍健在，現居台灣高雄市）
二000年九月二日初稿於金堂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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