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樂收藏之秋蟬

“聽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綠葉催黃，誰道秋下一心愁，煙波林野意幽幽。”

　　　《秋蟬》，原版的聲音，應該是兩位重唱女聲，楊芳儀與徐曉菁。
　　　1981年，楊芳儀、徐曉菁共同推出了校園民歌專輯——《聽泉》，當年她們才隻是東吳大學日文係三年級的學生。這也是台灣第一張重唱專輯，在民歌的後期首開女聲二重唱的先河。當時，楊芳儀是校內合唱團員，而徐曉菁則是教會唱詩班的成員，一把木吉他，自然的唱出合聲，默契非凡。

　　　不誇張地說，這個聲音，直接影晌著八十年代的“百合二重唱”、“南方二重唱”以及九十年代的“錦繡二重唱”等女聲重唱組合的發展。

　　　說到楊芳儀、徐曉菁，就要說到新格唱片，說到台灣的金韻獎，和民歌運動。

　　　民歌運動是從哪裏開始的，其實很難說。受到美國大眾文化的影響，台灣的年輕人從一九五○年代晚期就一直有人在搞熱門樂團，不過幾乎凊一色是翻唱西洋歌曲。英美流行音樂在六○年代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許多作品脫離了“靡靡之音”的範疇，替青年時代的思想提出了最有力的代言，而Bob Dylan（就是答案在風中飄的演唱者）和Joan Baez 社會意識強烈的民謠歌詩，對當時戒嚴體製下的台灣知識青年曾經產主極大的衝擊。在淡江大學的一次西洋歌曲演唱會上，李雙澤帶著一瓶可口可樂上台問大家：無論歐洲美國還是台灣，喝的都是可口可樂、聽的都是洋文歌，請問我們自己的歌在哪裏？

　　　七○年代初，更多的台灣年輕人抱著吉他，自彈自唱，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個以大學生和高中生為主要目標的唱片市場已經形成，原本那種文學氣質濃厚、又充滿著大時代使命感的“中國現代民歌”，漸漸被一種曲風清純、旋律簡單的“校園民歌”所取代，內容多半在描寫學生時代特有的青春情懷，這個時期出片的歌手年紀都很輕，多半自己也還在念書，並不是每個人都自己寫歌，他們透過一場接一場的演唱會拉近和學生群眾之間的距離，而這些好記好唱的歌，對一般年輕人其實是更有親和力的，隨著“校園民歌”，大受歡迎，大學校園裏幾乎人手一把吉他，一有空就一群入圍在一起拿出小小的歌本練唱。

　　　1977年，“金韻獎”在新格唱片公司的推動下產生了，重金鼓勵年輕人創作、演唱，空前的盛況把這股年輕人的創作風潮帶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全盛時期，金韻獎一年有好幾千人報名，能夠在熱烈競爭之後脫穎而出的也都是實力堅強的頂尖人才。從包美聖、陳明韶，到邰肇玫、王海玲、齊豫、鄭怡、王新蓮、施孝榮、李建複、黃大城，一大串優秀的歌手和候德建、羅大佑等創作人就此橫空出世。隨後，海山唱片也不甘示弱地推出“民謠風”比賽，加入對校園歌手的挖掘，也推出了諸如蔡琴和蘇芮等名歌手。從此，商業體製全麵接管民歌運動。

　　　一九八二年，金韻獎在第五屆之後停辦，正式宣告了民歌時代的結束。同時滾石跟飛碟兩家唱片公司先後成立，羅大佑和蘇芮分別替它們打下了半壁江山，也開辟出跟民歌完全不同、卻也充滿新希望的音樂路線，進入八○年代中葉，“民歌”漸漸成為一個過時的詞匯，但是早年根植下來的基礎讓台灣的流行音樂擁有繼續發展下去的雄厚資本。如今台灣能在東南亞乃至大陸地區創造出流行音樂的龍頭地位，全賴民歌運動奠定的堅固基礎。

　　　我無意於做什麽音樂研究，當我順著《秋蟬》梳理台灣民歌的脈絡時，更象是目光蒙朧地看著自己走過的一段路程。

　　　第一次聽到和唱到《秋蟬》的時候，我隻有十幾歲。為了能夠在單位那簡陋的舞台上作表演，我對著哥哥那部“三洋磚頭”苦練不已，連歌詞也得一句句猜出來，記在本子上，到現在也不知道唱得對不對。補充一句，那時聽到的就是劉文正的聲音。

　　　那是一個欲賦新詞強說愁的年代，也是一個單純似水的年代，我隻知道，它的歌詞寫得象我的小本子上自已寫下的一段段斷句。我甚至會帶著幾分歡快的情緒去唱它，因為我看到許多同學豔羨的目光。而現在，我絕不會在K歌時唱起它，不會在聚會時唱起它，隻是把它放在這個沒什麽人來的博客裏，讓它隨性情飄動，因為那隻屬於一段回憶：花落紅花落紅，紅了楓紅了楓，展翅任翔雙羽雁，我這薄衣過得殘冬......

　　　換句話說，要嬌情，也是我自個兒的事，別去打擾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