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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up to riot?

(2008-03-31 13:15:08)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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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報方德豪/盡管日前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公開形容要跟“達賴集團”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但中國總理溫家寶30日卻呼籲達賴“運用影響力,停止西藏暴力活動”。這一轉折,實在是可圈可點。

正在老撾訪問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30日呼籲,達賴喇嘛運用影響力,停止西藏暴力活動。溫家寶指出,西藏目前情況基本穩定,並說連日來藏民示威是違背中國法律、搞打砸搶燒的暴力犯罪行為。有分析指出,有關的講話,顯示中共領導層在處理西藏暴亂事件采取較務實態度,並不是光給地方提供的信息牽著鼻子走,並顯示出對“達賴集團”有所區分,而不是以為對方是鐵板一塊。

也許,就近日公開的資料,外界大概也可以粗略估計一下中共高層在西藏暴亂的決策經過。西藏書記張慶黎在3月7日,即西藏局麵出問題之前,已公開譴責達賴喇嘛對奧運會“威脅製造麻煩”,及打算“搞破壞”;因此,當西藏3月10日有僧人上街、3月14日發生騷亂之後,中共高層立即研判“這次破壞活動是境外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官方新華社立即發表文章,宣布這一政治定性。溫家寶本人在3月18日的記者會上,也表達了同一立場。

可是,後來西方傳媒的資料指出,雖然這次暴亂明顯有串連的跡象,但也可能有其他激化事件的原因。據3月14日唯一一家仍在西藏現場的西方媒體、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說法,自張慶黎在2006年上任西藏自治區書記一職後,下令厲行一條過去一直存在,但沒有嚴格實施的法令,不許學生,幹部及其家屬從事一切宗教活動。

又據報道,張慶黎下令在寺院推動“愛國教育”,部份內容是要逼喇嘛譴責他們奉為精神領袖的達賴。《經濟學人》又指出,張慶黎下令嚴禁擺掛1999年出走的噶瑪巴活佛的肖像。甚至,西方記者在西藏當局安排下,也有僧侶哭著跟西方媒體表示,參與騷亂是為了更多宗教自由,跟達賴本人無關的。顯然,西藏個別官員的一麵之詞確是出現了疑點。

有意思的是,《西藏日報》30日報道,西藏自治區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主任丹增朗傑職務被免職,這是3月14日拉薩發生騷亂事件以來的首次人事變動。報道中並未說明丹增朗傑為何遭到免職,一般認為應該與314拉薩騷亂事件有關。丹增朗傑遭免職,既可能是跟當地近月厲行一些措施激起民怨有關,但也可能是別的問題。但無論如何,這次人事任免反映出中央對西藏形勢,已不單靠由西藏提供的資料。

再者,凝聚了不少接受西方教育的流亡年青藏民的“西藏青年大會”,也開始公開達賴自1989年開始推行的“中間路線”,流亡藏民的分岐浮出水麵,反映出達賴對在西方長大的第二代藏民,確可能有鞭長莫及之歎。

跟溫家寶30日講話形成對比的是,西藏自治區的黨報《西藏日報》3月20日曾轉述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的話說:“我們目前在同達賴集團進行一場血腥和激烈的搏鬥,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西藏日報》20日的報道又指出,張慶黎19日在拉薩市舉行的會議上,將騷亂事件單純地歸咎於達賴。據報道,張慶黎當時嚴詞說:“達賴是披著神聖外衣的狼,是人臉獸心的怪物。”很明顯,中共領導層對西藏形勢的最新研判,跟張慶黎確是有著微妙的不同。

出於諸種利益及政治原因的驅動,地方在向中央匯報局勢時,都有隻說部份真相的誘因。1989年,據說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陳希同就曾誤導鄧小平,致使當年4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定調當時的群眾運動為“反革命暴亂”,致使局麵一發不可收拾。2003年,香港特區在向中央預估遊行人數時,據說也無法準確預估出五十萬人會上街。

一個巧合是,溫家寶跟兩件傳說中的“地方誤導中央”事件,皆有淵源。1989年,溫家寶任職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對整件事件如何惡化,自然了解。2003年7月1日,溫家寶在香港五十萬人上街前數小時,還在香港看望非典死者家屬。可以說,他對“地方誤導中央”的禍害,應該是比較清楚的。

中共高層這次能修正對西藏的策略,也許是出於看到近日奧運聖火傳遞受幹擾,因此在手法上不得不作出修正。從公共行政的角度看,這一次中央可能基於不完全資料,過快作出政治定性,實在不符“科學決策”的原則。麵對重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其實可先從“譴責暴力”這種不會違反普世價值的大原則出發,再進行調查也不遲。中國一再發生中央急於作出“政治定調”的做法,實在不符把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另一個中國當局可記取的教訓是,一個幹部處理危機能力,應該是評核其政績的重要準則之一。2007年6月25日,中共黨中央在北京召開黨員領導幹部會議,進行中央政治局組成人員預備人選的民主推薦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曾提出了“領導能力強,實踐經驗豐富,有正確政績觀,工作業績突出,黨員和群眾擁護”作為其中一條中央政治局組成人員預備人選的條件。若然中共中央能貫徹這一標準,對於中國更好地舉辦奧運以至日後的長治久安,應該是有點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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