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曾子墨：我參與新浪上市的幕後故事

才女曾子墨：我參與新浪上市的幕後故事(組圖) 南方日報　新浪爭奪戰 　　新浪上市，是我在摩根斯坦利參與完成的最後一個項目。 　　1999年9月中，我剛剛結束了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帶著一身健康的古銅色回到香港的第一天，我便被告知，乘坐下一班飛機立刻飛往加州——就在幾天之前，摩根斯坦利把新浪搶到了手！ 　　新浪確實是摩根斯坦利“搶”來的，而且是明目張膽、硬生生地從高盛手中搶來的。 　　1999年，互聯網熱潮席卷歐美。任何一家公司，隻要名字前麵冠以e或者i，又或者後麵加上com，就會迅速變身為資本市場的寵兒，其年紀輕輕的創始人也將立刻身價倍增，富可敵國。嗅覺敏銳的投資銀行家們開始把目光投向年輕的中國互聯網行業，其中，規模和影響力都首屈一指的新浪，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各家投行趨之若鶩的目標。 　　當時，全球互聯網的所有熱門項目，幾乎都在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之間爭奪。新浪也不例外。 　　摩根斯坦利和新浪團隊第一次正式會麵，是在那年7月。為了表達誠意，香港的高層領導決定親自出馬。當時，互聯網遠不像今天這麽普及，很多高層對這些新生事物都一知半解，瀏覽過新浪網站的更是極少數。但是，為了表現出摩根斯坦利上上下下都對高科技和互聯網無比精通，領導們特意在會前10分鍾找來該項目的負責人，好好惡補了一番。他們不僅記住了像“點擊率”和“ICP”這樣拗口的專業詞匯，還終於搞清楚了新浪並非銷售玩具的公司(這種錯覺可能和新浪的公司標識有關)，而是一家“在網上賣廣告”的公司(姑且認為這是該項目負責人為方便領導理解而發明的概念)。之後，大家很有計劃地分配了各自在會議中擔當的角色，信心百倍、鎮定自若地魚貫入場。 　　領導不愧是領導，短短10分鍾的培訓，已經使這些投行老手們聽起來、看上去儼然一副互聯網專家的派頭。從國際互聯網的大好形勢談到中國互聯網的錦繡前景，其間畫龍點睛地冠以一兩個專業詞匯，充分體現了摩根斯坦利高層在這一領域無與倫比的知識和經驗。假如再多培訓10分鍾，恐怕連以下這個小小意外也能夠避免。當新浪團隊用中文提到“門戶網站”，進而被翻譯成英文“Portal”時，我們的一位高層領導低下頭，掩住嘴，悄悄地問坐在身邊的項目負責人:“I　thought　they　are　in　the　internet　business.What　do　they　need　a　gate　for？(我一直認為新浪是家網絡公司，他們要個門幹嘛？)” 　　會議雖然近乎完美，及至8月初，還是傳來了新浪已經“花落高盛”的消息。在那個全世界人民向矽穀看齊的年代，新浪的CEO也由一位來自台灣、有著矽穀背景的海外華人沙正治擔任。因此，在台灣高科技領域享有盛譽的高盛，便當仁不讓地成為了新浪上市的首選投行。 　　事情的轉機是從王誌東開始的。 　　8月底9月初，新浪管理層發生變化，領導權從矽穀團隊轉到了以王誌東為首的大陸團隊。作為新任CEO，王誌東決定重新選擇投行。摩根斯坦利的機會終於來了！ 　　在世紀之交的高科技和互聯網狂潮中，Mary　Meeker是一個不可不提的人物。作為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員，這位驕傲的網絡女皇在股票市場上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她對網絡公司的點評就像魔法一般神奇，隻要稍作肯定，股價立刻如旱地拔蔥、直入雲霄；假如她略顯遲疑，股票則立即被打入冷宮，再也沒有翻身出頭之日。 　　為了博得新浪的青睞，摩根斯坦利搬出了Mary　Meeker這張王牌。但是，“女皇”日理萬機，一麵難求，最後，還是摩根斯坦利亞太區主席親自出麵並且全程陪同，炙手可熱的“女皇”才答應擠出寶貴的兩小時，親臨新浪位於矽穀的總部。 　　對於那時的資本市場來說，新浪還是個無名小輩，SINA這個奇怪的英文字母組合估計“女皇”也聞所未聞。更何況，會議上從中文到英文再回到中文的冗長翻譯，確實令人昏昏懨懨。在加州和煦的陽光中，在新浪舒適的會議室裏，在眾人、包括對摩根斯坦利有著生殺大權的王誌東的注視下，Mary　Meeker居然打起了瞌睡。 　　我們亞太區的主席坐在一旁，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卻又不好大動肝火。在Mary　Meeker沉重的呼吸聲中，他隻好一麵維持著優雅的風度，談笑風生，一麵借著桌子的掩護，小動作不斷。據說，直到主席先生很不紳士地狠狠踢了“女皇”一腳，Mary　Meeker才如夢初醒，恢複了常態下的光輝形象。 　　後來，我聽說在摩根斯坦利大肆拉攏新浪的同時，高盛全球總裁也曾親自致電新浪董事長薑豐年，希望不要更換承銷商。高盛亞太區的一位負責人更是親自飛到矽穀，在新浪門外等了足足兩個小時，勸說王誌東回心轉意。 　　一番明爭暗鬥後，不知是因為摩根斯坦利的專業能力果真卓越超群，還是因為新浪的新管理團隊秉承了政治掛帥的傳統，我們失而複得，終於有驚無險地接手了新浪。 　　吾友誌東 　　第一次見到王誌東，是在新浪律師行位於矽穀的辦公室裏。 　　當我飛越太平洋，又從舊金山乘出租車趕到矽穀時，已經是第二天的傍晚時分。當時，我的幾位同事正忙著和新浪的管理團隊以及律師一起起草招股說明書。 　　滿屋子的人群中，誌東並不起眼。直到同事引見，我才意識到這個兩隻眼睛距離稍微有些遠，翻著兩片大得和厚得都非同尋常的嘴唇，挺著圓滾滾的將軍肚，還穿著一看就是出自秀水街的棉布襯衣和休閑長褲的低調年輕人，就是在摩根斯坦利香港內部早已經聲名鵲起的王誌東。或許因為上市在即，自己也將躋身網絡新貴的行列，那天，他一直憨憨地笑個不停。 　　當時我就想，所謂“大智若愚”和“心寬體胖”，形容的就是誌東這樣的人吧！ 　　回想新浪上市前後的那七個月，我最大的收獲之一就是結識了像誌東這樣的朋友。而這份友情的堅實物質基礎之一，則是香港那1000多隻螃蟹腿。 　　1999年9月底，新浪上市準備工作在矽穀基本完成，然而，中國國內的審批卻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下來。截止到2000年4月路演，我們一直都在等待那一紙批文。 　　等待的同時，香港的秋天歌舞升平。每當夜幕降臨，我必定和誌東夫婦約了一起晚餐。陪客戶吃飯是投行的“工作重點”，尤其是新浪這樣的大客戶。於是，從中環到灣仔再到銅鑼灣，有點兒名氣的餐館幾乎被我們橫掃一遍。 　　10月到11月，正好是吃大閘蟹的季節。螃蟹每餐必點，吃得每個人走路都有點兒“橫行”的傾向。日後，美味的螃蟹果真成了和“新浪上市”密不可分的記憶。我們總是試圖計算，到底有多少隻蟹腿慘遭我們消滅？我還時常提醒誌東，每次單是他自己就要點兩隻蟹共16條腿，還不算從我的螃蟹上折下來送給他的那些腿。 　　到了周末，飯後還常有卡拉OK的節目。誌東不僅是咪霸，還因為是廣東虎門人，所以喜歡用他怪腔怪調的虎門廣東話，唱一些七八十年代老掉牙的粵語歌。 　　我隻能語重心長地說:“誌東，你好歹也是IT精英，得與時俱進啊！” 　　“浪一浪，叫新浪。” 　　早年的新浪由北美的華淵網和北京的四通利方合並而成。新公司沿用了華淵的英文域名SINA，還想賦予它一個耳目一新的中文名字。 　　據誌東回憶，他和劉冰絞盡腦汁，先對應“SI”確定了一個“新”字，又想用“納”字來對應“NA”，取新經濟新公司之意。但之後，誌東卻對“納”字不甚滿意。一天，他靈機一動，為什麽不用“浪”呢？“浪”與“NA”，不僅發音相近，而且在英文中，上網瀏覽就是surf　on　the　net，直譯為“上網衝浪”。誌東雖然是正宗的“土鱉”，一天留學生活都未曾經曆，但關鍵時刻，他對與網絡相關的英文單詞卻並不含糊。 　　按照正史記載，新浪由此得名。但據內部人士透露，新浪的由來在正史之外，還另有一段廣為流傳的民間“野史”。 　　據說有一天，新浪某高管對著電腦，為“NA”字憂心忡忡、靈感盡失，怎麽都思索不出一個好名字。太太靠在旁邊，不忍看著老公在名字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於是半開玩笑半勸解地說:“你先休息一會兒，過來浪一浪吧。”一語道破天機，高管茅塞頓開，驚喜地狂喊:“浪一浪，太好了，我們就叫新浪吧！” 　　新浪的注冊地並非中國，股東也大都是海外的風險投資基金，但是，獲得中國政府的審批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眾多行業精英專門設計了複雜的重組結構，唯一目的就是讓新浪在不違反中國相關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 　　等待的那半年，我們不斷更新公司的狀況和數字，向美國證監部門申報。但是，更大的風險卻在於市場。納斯達克的泡沫成分已經越來越高了，如果不能趕在下調前上市，就可能錯過資本市場上這個稍縱即逝的窗口。 　　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誌東從北京打來電話。他在電話中激動地叫喊著:“認了，認了，認同學了！” 　　我們幾個項目小組的成員守在電話旁，麵麵相覷，總不會是因為審批遙遙無期，誌東都開始說胡話了吧！ 　　經過他一番興奮得有些顛三倒四的解釋，我們總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來，通過各種渠道，王誌東終於獲得了某主管部門部長的接見。而且，會見出人意料地順利，領導對新浪的發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持，甚至表態說，他和誌東是北大同學。 　　誌東的激動，不難理解。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們，除了要麵對市場競爭，還要與各個衙門鬥智鬥勇，任何一點兒支持對於他們都難能可貴。 　　這次會見，可能改寫了新浪的命運，也改寫了中國互聯網的命運。假如審批遲到哪怕僅僅兩個月，納斯達克的市場窗口就會緊緊地關閉，互聯網的冬天也將不期而至。而那時，假如還沒有上市融資，就等於還沒有儲備過冬的食品。我無法想象，沒有上市的新浪以及其他的中國互聯網公司，能夠平安過冬嗎？而後，我們還會看到意氣風發的網絡精英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嗎？ 不可思議的選擇　　2000年5月初，一個周日的傍晚，我拖著跟隨自己走南闖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從香港飛往新加坡的國泰航班。空姐熱情的問候和體貼的服務，並沒有能夠化解我心中的層層陰雲。 　　一天前，我剛剛接到一個新項目，是馬來西亞兩家電信公司的並購，我們擔任買方的財務顧問。這時的我已經升任經理，對新項目的熱切和渴望卻在日益冷卻。我知道，在未來的幾個月裏，我又要過上那種周日晚上飛到吉隆坡，周五晚上飛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間的兩點一線，統統在酒店裏解決的一日三餐，還有數不清的不眠之夜，帶著一年級的分析員做模型、開會、談判……已經數十次輪回的過程又要重新經曆，這讓我的內心充滿厭倦和抗拒。 　　其實，就在兩年前我離開紐約時，還認定了投資銀行該是我一生的職業選擇。 　　飛機從肯尼迪機場起飛的那一刻，我的內心無限感慨。婉拒了獵頭公司一個個的電話，放棄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我執意要回到香港，因為我知道，是時候，該回家了！ 　　踏上歸途時，我依舊對投行一往情深。我從未懷疑，也從未動搖，我一直確信，我將會、而且肯定會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金字塔的頂端，獲得那個“董事總經理”的稱謂。 　　然而，當我來到香港，當我在1999年的夏天順利地升任經理後，一天，我卻突然開始問自己:這樣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嗎？我真的要這樣過一輩子嗎？ 　　那個夏天，我突然覺得自己累了，是那種身心都很疲憊的累。激情不再，新鮮感也不再了，我不知道這份工作還能帶給我什麽。日複一日，年複一年，難道我真的要這樣重複自己嗎？ 　　放棄，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有時它比堅持更需要勇氣。尤其是放棄這樣一份眾人眼中的“金領”工作和優越體麵的生活方式，我也會猶豫，也會遲疑。三年的分析員生涯都熬過來了，希望就在眼前，半途而廢是不是有些可惜？這畢竟是無數人想方設法希望從事的工作，是不是還值得我留戀？更何況，即便是辭職，我是不是也應該先找一份工作，不然，我將來怎麽生活呢？ 　　在厭倦、矛盾和不時的掙紮中，我的思慮就像鍾擺一般，左右徘徊。 　　直到那天坐在飛往新加坡的飛機上，我一邊喝著香檳，一邊讀了棉棉的《糖》。 　　介紹棉棉的文章說，她從來不是一個“乖孩子”。中學輟學後，她在南方流浪，顛沛流離的日子裏染上了毒癮。回到上海後，在親人的感召下，她遠離毒品，開始與文字為伴。她的生活是不是讓她快樂、滿足，我不得而知，但是，她的文字卻告訴我，原來在這個世界上並不是隻有一種活法。 　　從小，我就被灌輸著最主流的觀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學校要做好學生，開始上班了，也一定要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我卻從未真正動腦筋去想一想，什麽才算是“好”？是別人都認為好的才是“好”？還是追隨自己的心聲，讓自己開心快樂的才是“好”？ 　　那一刹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點撥。我突然大徹大悟，投資銀行不過是眾人眼中的一道光環，我為什麽一定要犧牲自己的快樂，去點亮別人眼中的光環呢？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麽那麽多的美國同學都會在大學畢業後去非洲、亞洲，去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地方做誌願者，為什麽金錢、地位和穩定的生活從來都被他們不屑一顧。 　　畢竟，生活是屬於自己的。 　　於是，一種從未有過的簡單、輕鬆和愉悅籠罩了我。我就這樣毅然決然地作出了一個在別人看來多少有些不可思議的決定。 　　同事問我，是不是有了新的工作，待遇比現在要好；朋友勸我，說再忍半年，到年底就可以拿到那筆數目可觀的獎金了；連公司的運營官都和我打賭，賭一年半載後，我一定還會回來。 　　隻有我自己才明白，我一刻也不能再等了，我也永遠不會回頭了。我隻想給自己放個長假，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吧。天涯何處無芳草，我相信，我總不會淪落街頭。 　　值得慶幸的是，我始終未曾後悔。至今，我仍然覺得從摩根斯坦利辭職是我一生中最正確的決定之一。 　　2000年6月，我度過了投行生涯的最後一天。在香港的辦公室裏，我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致電昔日的紐約同事們，與他們一一告別。 　　有些人的名字，在生活中可能隻是一晃而過，但那些同事的名字，我卻永遠記得。縱使相隔萬裏，彼此失去聯絡，對他們，我的心中永遠有感謝。畢竟，因為有了他們，我可愛的同事們，我在美國的生活，在投資銀行的生活，才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作者簡介 　　曾子墨，畢業於達特茅斯大學；曾任職於美國著名投資銀行摩根斯坦利，參與完成大約700億美元的並購和融資項目。2000年加盟鳳凰衛視擔任主持人，先後主持過《財經點對點》、《社會能見度》和《世紀大講堂》等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