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猶太教與猶太民族(ZT)

一，猶太人、猶太教與猶太民族 生活在倫敦便是生活在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環境裏了。第一次購買自己的房子與後來的遷徙都盤桓在倫敦的北麵，而且沒有離開過猶太人居住的大街區。因此，也就習慣了每當星期六舉足出戶，看到猶太人穿著禮服在大街小巷兜圈子的景象。凡是這樣的日子，他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像是一撮撮奇異的“族群”，蒼白、莊重，並相互問候、致禮。年紀較輕的男性把黑色的瓜底帽頂在頭上，年長的大都戴深色的高禮帽或極好的毛皮帽。女人則著裝考究，由男人扶掖著。 我有一對猶太夫婦的近友，他們的家住風景優美的倫敦高地公園哈姆斯黛德的裙裾之下，而且恰好與已故英國詩人濟慈的家盤膝奕對。宥於文學之誼，也沮於無知，蠱於好奇，便常常造訪他們的家，長此以往，漸漸對猶太這個民族有了個大致的了解；同時一種複雜的感情也從心中升起……。 如果把猶太民族漫長的曆史看作是一無盡的、飽嚐了遊離苦楚而依然生存的奇跡，那麽這奇跡就是猶太民族精神之大成。回眸曆史，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猶太教”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延綿至今的“猶太性”階段。 在頭一個階段，這個民族原稱“希伯萊人”或“以色列人”，有過至少三次大的遷徙；最久遠的一次是在公元前13世紀，在埃及當奴隸的希伯萊人在神耶和華的啟示下，由摩西帶領離開埃及，篳路藍縷地前往神指示給他們的居索之地迦南美；並在西奈山與神簽訂了契約，獲得了戒律，確立起“一神”的概念，而且建立了猶太教。這便摩西寫的“出埃及記”留下的史實。其後，到了公元前的8與6世紀，以色列國與猶太國先後遭受亡國之痛創，在做了幾百年的亡國奴之後，再次被逐：先是公元前63年羅馬人入侵；一個世紀之後，羅馬人不但鎮壓了猶太人的起義，並且決定將他們永久地驅逐。至此，猶太民族就開始了世界性的流離。而第三次足以構成“驅逐”的事件發生在1481年的西班牙，西班牙皇室為了以天主敎統一國民的信仰，下令將二十萬猶太人趕走，不走的人要麽皈依天主敎、要麽處死。 以上所述的這便是這個民族的頭一個階段。 如果說以前猶太民族是由於他們的“猶太教”被人憎恨，那麽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和二十世紀，在這一個多世紀中，這種憎恨漸漸地延伸到了這個民族的“猶太性”上，這樣，結果就便愈加可怕了。由德國的魏瑪時代起始，先是在一個德國，後來衍化成全歐洲搞“政治衛生運動”，歐洲人要象清理垃圾一樣把猶太人驅逐出去，最後便發展成大屠殺――這就是猶太的命運進入的第二階段。 何以至此？猶太民族何以遭致歐洲人這般的憎恨？猶太人倒底有什麽地方與眾不同？又有什麽明顯的種性而遭此惡運？又是什麽特別的素質使得他們於今成就斐然――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這個長著隆而尖的鼻子、黑發、慣無血色的民族，在經曆了無數磨難之後，非但生存了下來，而且在現代西方社會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很難相信這個兩千年來一寸國土都不曾擁有，既沒有國策也沒有經濟方針，更無庸談及“明治維新”，或者“改革開放”，並且分散在世界幾十個國家的他們，已然高高踞於世界其他民族之上了。 歸結一下，可以理出一些脈絡： 從整體上他們是“一神論”與“民族中心主義”――從個人，到家庭，再到社會，猶太人都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聰明、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更重要的是宗教：猶太人從來不承認自己的經書是一部被世人稱作的《舊約全書》，不相信隻是一個傳教士身份的“基督”（即耶酥）具有任何“神性”；根據猶太人的《聖經》，世界上唯有他們的民族是上帝的選民。（拋開宗教的偏見，那種為廣大基督徒篤信不疑的――“是猶太人出賣了耶酥”的說法史據不足，至少迄今還沒有發現耶穌時代的文字資料可以證明這一點，而在《新約全書》中所記述的“耶穌受難”也缺乏實據。不幸的是，自公元四世紀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以後，曆屆的教會首領和於公元七世紀後出現的曆屆羅馬教宗，都把猶太人看成是出賣基督的民族。至此，猶太人的劫數已定。） 另外，在民族性方麵他們也是與其他民族多有不同： 1，吝嗇――輕公德，重利，慳吝至極； 2，機敏――對環境有獨特的嗅覺，能很迅速地做出反應，其適應性遠比非遷徙民族強（在這方麵隻有吉普賽人可以與之媲美）； 3，狡黠，因而缺乏正義感――由於沒有國家，便善於在所居國的夾縫中求生； 4，經營才能――由於被歧視，所以隻能向上爬，以至營造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做管賬人、當二房東、催債人以及做當鋪老板的隊伍。 5，靈活――長於從自己古老宗教的理念裏發現“時尚”的價值，比如對民主、對人權的擁戴； 6，組織上的封閉性――猶太教不像其他的宗教，熱衷於發展自己的組織。恰恰相反，猶太教是家庭的宗教，猶太人的後代絕大多數會成為猶太教徒，所以無需發展其他的人。 7，婚姻上的保守――猶太人通常與猶太人結婚。如果外族人要與猶太女人結婚，需要做包皮手術。 8，唯利是圖――馬克思（也是猶太人）承認，“猶太教精神”與資本主義的原動力之間有親和性 (effective affinity)：“它們都以鼓勵個人利益、進行交易、追逐金錢而聞名”【Bauman.Z,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參見譯林出版社 p.63】 9，大同世界――由於沒有國度、沒有領土，所以國際主義是猶太人長期奮鬥的目標。 10，“肮髒”――雅利安人總是把猶太人跟虱子聯係在一起。在這方麵法國人也信譽不佳：在英美人的眼裏，法國人不洗澡。 11，快樂――在很多人眼裏，他們總是很快樂；這與幾個方麵有關，首先是猶太人比其他的民族所經受的罹難多，所以一旦有一個緩和的空間與時間，他們就會滿足；甚至是從忍辱中體驗的偷生之樂。 12，家庭和睦與孝道――猶太家庭和睦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晚輩對長輩的那種近乎於對上帝的尊重的美德； 13，怪誕――他們（主要指過去）著裝、飲食、習慣都與眾不同，但這不同並非是野蠻，更不是愚昧，而是自得。 14，重視教育――覺得教育是人生起點。 15，從事的職業――大部分經商，包括法律。少數從事藝術與科學。 用猶太科學家愛因斯坦對自己民族的分析是：他首先將猶太人當成是一個群體：這個“猶太群體的興盛，依靠的不僅是自身的傳統，而且靠著他們在世界上永遠受到的壓迫與被敵視。毋庸置疑，這是一個使猶太人幾千年來得以一直持續生存的重要原因。”【Albert Einstein Out of My Later Years,1938.參見海南出版社 p.243】 二．從“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相象與否”中，我們應該得到什麽信息？ 近來關於猶太民族成功的話題頗多，其中一個越來越強的聲音是“在世界上，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最相象”。果真是這樣嗎？ 如果答案為“是”，除了我們溢於言表地開出子、醜、寅、卯的“清單”以外，我們想沒想過――有了這些相象之處，下一個被“放逐”就是中華民族？ 如果答案為“不是”，那麽如此這般的輿論為什麽日漸聲隆？ 上文愛因斯坦提到的“壓迫”與“被敵視”――每個民族都可以這樣抱怨曆史，不過卻不是每一個民族都能象猶太人那樣在這兩把斧頭下生生不息。可以說“壓迫”與“被敵視”這一組詞無論在猶太人或反猶太的語境裏都有特別的含義。 壓迫――不是一般的壓迫，是喪失主權，是屈辱，是流亡，是每到一處的寄人籬下。被敵視――不是一般的被敵視，是起初得跪下乞求，是得拚命地苦幹，是要積蓄每一枚小錢；繼後是代理租賃土地，是高利潤的放債，是善於抓住機會左手買進、右手賣出的投機，是不惜任何代價將自己子女送入當地最好地學校。 很多研究大屠殺(holocaust)的學者都對猶太人在波蘭的情況感興趣，並把猶太人在波蘭看作是一個“流動的階級”（mobile class）：因為猶太人被波蘭的上、下層同時視為“發泄感情的對象”。十九世紀波蘭被瓜分以前，那裏的猶太人基本上都在當貴族和鄉紳的仆役，擔任著最不受歡迎的、協助主人收租與監管土地的雜役工作，實際上是“中間人”的角色。唯猶太人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們無法涉足上層社會，所以他們幹起這種事來格外用心，並且忠心耿耿。這便在下層――那些被收租者中間播下了仇恨。而上層的貴族又從來不把他們當成真正“人格上的人”，除了照舊鄙視他們――在對下層人的一般嫌惡――“野蠻”、“無知”、“貪婪”、“肮髒”以外，還多了一份文化的厭惡，主要是他們的“詭計多端”。以至猶太人在波蘭成了貴族、鄉紳與下層被剝削農民之間的“中介層”。換句話說，在波蘭，猶太人擔當的角色使得他們既是上層泄怒的對象――如收不到租子；又是下層憤恨的對象――他們代表貴族、鄉紳來收租。用十九世紀的反猶學者蒲魯東的話說：“猶太人生性就是反生產者，他們既不是農民，甚至也不是真正的商人。”【Georage . L . Mosse, Toward the Final Solution: A Histry of European Racism. P.154】 猶太人招來災禍還有一個原因：他們在仕途上的無出路，使得他們對民主權利格外地關注，尤其是民主中的“平等”――具體說是“公民權”。而這個願望的實現靠的是他們積蓄下來的錢財。猶太人在被驅趕的曆史上拉出了一條長長的、綿連不斷的、用錢財來收買（那怕是一點點）平等權利的“垢渠”。不過這個情況到了工業革命的時候得到了特別的恩賜：英國的天才們給猶太人帶來了光明；工業革命的政治產品便是民主的製度（雖然它一開始是以英國農民破產為代價的）。不僅如此，猶太人長期被流放、被奴役的曆史將他們靈性中“機敏的天賦”全部壓擠了出來，使得他們對新的產業，新技術進行了極其有效的投資。猶太人對撈錢機會的把握不能簡單地概括為他們在思想上是自由派、在政治上是開放派――這正是猶太民族最奇特的地方。他們實際上在思想方麵非常保守；不同的是他們對財富所能達到的目的――改善猶太人所居國的地位異常清晰，懂得“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秘訣。可以說是由於十九世紀的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使得適應性極強的猶太民族一件一件地脫去了宗教的外衣，猶太民族從“認證”方麵邁入了第二階段。 這個階段即猶太人的“改變階段”：二十世紀的猶太人更多地融入基督教的社會，一些人與普通的歐洲人通了婚，甚至皈依了基督教。在其他方麵，他們也正在悄悄地改變。以英美為例，猶太人平日的穿著已經與當地人沒有太大的區別：女人也不一定要將頭發弄成小卷兒，他們的孩子也進入英美的學校，也一樣喜歡時尚……但是，很多猶太問題的專家說，這種表麵上的“同化”非但沒有減少當地人對他們的警惕，反而使得他們越加不安了（筆到這兒便不由想到了不少現在在英國中國的年輕人都把自己的頭發染成了黃色）。“現代反猶主義與其說來源於群體之間巨大的差異，倒不如說來源於缺乏差異的威脅”【Patrick Girard History Foundations of Autisemitism p.70】因為猶太人作為一個人種，永遠不會從骨子裏改變，即使他們改換了宗教，他們的基因也改變不了。為此學者們說“猶太性”遠比“猶太教”頑固，而這個猶太之“本性”是他們最不喜歡的。一句名言是“人就是他行動前的樣子”。【Bauman.Z,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參見譯林出版社p.81】。這便是二次大戰前德國與西歐的情況。 一個最極端的說法出自於1882年反猶主義者 Leo Pinsker 的口，他這樣描繪猶太人的群體：“在活人的眼中，猶太人是死人；在本地人的眼中，猶太人是外來者和遊民；在窮人和受剝削著的眼中，猶太人是百萬富翁；在愛國者的眼中，猶太人是沒有國家的人。”【quoted from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p.188】……那麽在基督教的眼中，猶太教則更加可怖：它不能算是異教――因為他們信仰著同一個上帝；可也不能算作同教――猶太人不承認上帝的兒子基督代表上帝。因而，他們是一個無法歸類的“東西”；而且就一個國家而言，長期居住的猶太人始終是“外人”，一個混同在內部的“外部人”。結果這種朦朧不清隻會增添人們對他們的厭惡與仇恨，這個情況在德國的魏瑪時期猶加明顯。 希特勒對他們的看法更直截了當地表達了上述的憎恨，他認為：由於猶太人沒有自己的領土國，就無法參與旨在征服土地或使用戰爭等通常方式的權力之爭，為此他們就不得不采取下流、卑鄙、偷偷摸摸的手段，這便使他們成為特別可怕與邪惡的敵人。【參考 Hitler’s Secret Book.】 魯賓斯坦在他的名著《左派、右派和猶太人》【W.D. Rubinstein. The Left, the Right, and the Jews.p.78-79】一書中一針見血地剖析了西方在踟躕於民主進程的同時，又去殺戮猶太人的原因：“這不是由不同的反猶勢力結合所產生的暴力，相反，是由於猶太人與他們觀點相同所產生的反猶暴力。” 一位猶太問題專家尼維克甚至還發現了即使在納粹時期“猶太人的社會地位與今天歐洲、尤其是美國猶太人的狀況很接近：當時大約四分之三的德國猶太人從事貿易、商業、銀行和專業，特別是醫學、法律方麵的工作（與之相比，隻有四分之一的非猶太人從事這些工作）”。【Donald L. Niewyk, The Jews in Weimar Germany. P.15】 為此，學者給猶太人在現代社會中的情況創造了一個詞“黏性物質”，具體說是，“作為一個受奴役的群體，根本沒人尊重他們，而他們從垃圾堆裏撿來了一架梯子，並順著它爬到了權力的位置……這種黏性物質混淆了本應分離事物間的界線，滑潤了階級間的高低，使之上下自如，融解了所有堅固之物，並褻瀆了所有聖潔之物。” 猶太人所有的民族性中最不能讓雅利安人（主要是西歐與美國白人）接受的是他們在政治上的投機：總是哪邊強就倒向哪邊。這個情況在二戰時期的波蘭十分顯眼。與之相比，波蘭人把蘇聯人、德國人――凡是外來的軍隊都看成“祖國的敵人”，而猶太人是把蘇聯軍隊當成是朋友、是救星來歡迎的。 所以說，宗教給予了這個民族以精神，而曆史最終鑄成了他們。不過，這個鑄成也浸透了血汙――曆史為猶太民族造出了一個希特勒和他的納粹組織。 當前對“屠猶”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世俗的，認為屠殺是中世紀的野蠻，是與現代性――尤其是與現代民主價值水火難容。不過另一種卻更動聽，更能引發人們的想象力與思索：即大屠殺與現代性有著必然的聯係；就是說，大屠殺今後還會發生。 三，在現代的今天，還會發生“大屠殺”嗎？ 現在西方學者提出的問題是：還會不會有新的“大屠殺”發生？一些人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大屠殺”與“現代性”具有某種內在的關聯；主要的證據有兩個方麵： 1，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一大功績是將“自然” 這個新神引入了我們的思想。其後，科學家們便充當了這個新神的“先知”或“神父”。由“原則上”一切都是可知的，跳躍到“一切都是可知的”；而隨著現代生物學的發展，社會學家們建立了社會學意義上“可知論”，將“甲殼動物的分類法”用在界定歐洲居民與非洲居民上。於是結論是可想而知的：白人“有創造性、充滿靈性、井然有序、受法律製約……與此相對，黑人則被打上了所有負麵的特征……”【莫斯《走向最終解決》P，20】；而且認為，植物與動物的自然法則也應該適用於人類；具體來說，在“社會園藝學”和“活體生物學”的理念裏，菜園裏的“野草”與活體裏的“癌細胞”被認為是必須“幹預”並“清除”的。在人類諸多的人種中，也有務必清除的對象；其中當務之急（指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歐洲）就是猶太人種。 2，從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到現代性影響下的“道德之冷漠”，這兩者之間的邏輯關係究竟有多密切？可以說，二戰前德國政權對猶太人是憎恨的，後來希特勒提出了“政治衛生”：欲將猶太人逐出德國。對於這個極端的政策，歐洲國家反應“冷漠”――既不讚同，又沒有明確的反對；後來證明，正是這樣的態度縱恿了納粹的計劃，所以清掃的範圍從德國一下子擴大到了全西歐。Bauman.Z, 說：“一旦‘沒有猶太人的德國’的目標轉變成‘沒有猶太人的歐洲’，那麽將猶太人徹底地‘非人化’就取代了原來隻打算將猶太人從日爾曼民族中驅逐出去的想法；因此，‘猶太人與虱子’和‘猶太人問題’在修辭上產生了變化――從種族自衛的語境變成了歐洲世界的‘自我純淨’和‘政治衛生’，再到猶太人聚集區牆外的斑疹傷寒症禁示的招貼，乃至最終變成了對德國消毒公司的化學用品生產的指令。”【Bauman.Z,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參見譯林出版社 P.37】 上述情況的“史詩般”的過程是：納粹分子先打算把全部歐洲的猶太人集中到馬達加斯加的島上，不過，隨著德軍在蘇聯領土上的節節勝利，使希特勒改變了初衷。1941年7月，他決定將猶太人放逐到俄國的阿爾漢格爾斯克與阿斯特拉罕一線以外的廣大地區；但是嚴酷的冬季與斯大林的頑強抵抗使德國軍隊在莫斯科受阻，這個計劃也就被迫中止了；於是希特勒才決定消滅猶太人！ 殺害手無寸鐵而且完全放棄抵抗的猶太人並不是一件舒心的事。在德國的軍隊裏，絕大部分的軍官與士兵並不是嗜血成性的惡魔。用學者的話來說――他們沒有穿製服的時候都是正常的人，有著人們都有的同情心；可是一旦他們套上了製服，就要服從一個權威，遵守一種紀律。當時的情況是，一開始，他們是有組織地從近距離用手槍進行射擊。後來漸漸地發現從遠距離用機關槍掃射可以減輕執行者的心理負擔……最後則是科學的“側身進入”：將猶太人關閉在一個密封的屋子裏，在“眼不見為淨”（其說法是“去洗浴”）的情況下從四壁放入毒氣，去執行“德國消毒公司的化學用品生產的指令”――隻消執行官將開關的閘扳拉一下即可。 學者們對以上的事實做了研究，其中最見成效、最有說服力的是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米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於1974年在他的出版物中所揭示的結果。這位學者把假定的三個部分人：被測試者－工作人員－“受害者”放在一間實驗室裏；試驗的方法是――用不斷加強電流擊打在“受害者”的手臂上。其步驟是：1，被測試者直接參與向“受害者”實行增加電流的擊打；2，被測試者間接參與增加電流的擊打（通過使用機械手，而非自己按住“受害者”的手臂）；3，被測試者通過觀察孔監視自己增加電流擊打的後果；4，在被測試者與“受害者”完全隔離的情況下增加電流擊打，但是聽得見“受害者”的叫聲；5，被測試者執行一個工作人員的指令增加電流擊打；6，被測試者執行多個工作人員的指令增加電流擊打……。經過了一係列的測試後，他得出了令人吃驚的結果（這個結果在美國引起了軒然大波：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對）：他在《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服從權威：一個測驗出的結果》）一書中說：“那些在內心確信自己憎惡偷盜、殺戮和侵犯行為的人，會發現他們在權威的命令下能相當從容地幹這些勾當。個體在‘自我行事’時所不可逾越的事卻會在‘完成任務’時毫不猶豫地得到執行。”；英國的Bauman.Z高度評價這個試驗的成果，他說：“由於對其自身行為缺乏直觀的認識，即使最睿智的人也要墜入一個道德的空白”，“意圖與實際完成之間有很大的距離，在兩者之間的空間裏充滿了大量的細微行為和不相幹的行動者。操作過程中的‘中介’（mediation of action）擋住了行動者的目光，讓他看不見行動的結果”【Bauman.Z,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參見譯林出版社p.34】。 這是西方社會每一個工作的個體的特點。另一位學者卡普托在解釋二戰屠猶所揭示出的現代性時說：其實戰爭的精神實質“似乎就是一個距離與技術的問題。如果你利用精密的武器遠距離地把人殺害，你根本不會出現問題……”【Philip Caputo. A Rumour of War. P.229】。而Bauman.Z,做出的解釋是：“由於是遠距離的殺害，殘殺與那些看起來像是絕對無辜的動作――如扣動扳機、合上開關或者敲擊計算機鍵盤等――之間的聯係已經消失了”。【同上】 西方現代性下的社會之一大特點是“社會分工”細微到了極致。比如某工廠的一個技術工人，他的全部工作就是製造一個零件。所以這個工作與這個工作的人都屬正常。評價這個工人的商業價值在於他能製造一件零件；他的社會價值在於他能用他的工作收入交納稅金，造福於社會；他的道德價值在於他認真地工作，不偷懶，不怠工，不去榨取別人的勞動；他的家庭價值在於他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是一個可以信賴的男人，一個遵紀守法的父親。但是――他所製造的零件是用在一個高精度的激光儀器上，這個儀器是製造一種新式武器的眼睛。當這個武器在衛星的導航下，準確地集中了目標――可能是敵人的目標，也可能是“可疑”的目標時，死亡的數字是驚人的。如果死者都是普通百姓，甚至婦女跟兒童，那麽這將被譴責為“令人發指”的殘殺，是“極其可恥”的非道德行徑。但是，要是把這枚精良武器的製造從每一個微小的部件算起，可能有成百上千個人參與了這項犯罪的活動。不過這般“遠的距離”早已將罪惡化解，使得一個難以容忍的罪惡，分切成了無數細微的碎片。甚至那位製造零件的工人對自己認真工作的自豪之餘，還會翻開報紙，對殘殺的行為表示憤慨。以上所說的工作與“個人”在西方高度發達?納緇嶧?饗攏?歉鱟釔脹ǖ睦?印？梢運擔?幽掣鮃庖逕轄玻?負趺懇桓鋈碩莢諛持殖潭壬希?斡肓送郎薄！肮ぷ鼇痹獨搿昂蠊?筆溝玫賴巒順雋宋頤塹氖右啊Ｕ飫鍤刮蟻肫鵒艘徊課鞣街??惱焯狡?菏??鋈撕夏比ド彼酪桓鋈耍??沂敲咳鬆鄙弦壞定D―這樣不但殺人的罪名可以減輕，在心理上也容易承受得多！這個電影說明了一個道德的“視覺法則”：當它“靠近眼睛時就龐大、厚實；隨著距離的增大，人對它的責任感就開始萎縮，道德的確切含義就越變得模糊不清，直到道德到達它的‘消失點’，退出了視野以外。（Vanishing Point）…而且，這個距離隨著科技和官僚體製的發展而不斷地拉開。在這樣一個社會中，人們的行為的後果遠遠地超過了道德視野的‘消失點’。”【Bauman.Z,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參見譯林出版社 p.252】 這就是猶太人的第二階段，即“猶太教”轉變成“猶太性”的結果。與其相配合而且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正是現代社會以及現在我們大多數人都津津樂道的“現代性”。 一個在希特勒時代流行的說法是：野草、跳蚤、虱子它們本身的生存並沒有罪惡，罪惡在於它們的功能，所以必須滅絕。屠猶也具有同樣的理由，猶太人是癌症，是瘧疾的病源，所以要進行種族的滅絕。 不過，不是所有人類的“次品”都在消滅之列。因為不是不應該消滅，而是他們暫時還沒有對優秀的種族造成威脅。但是猶太人造成了。因此大屠殺的曆史與社會背景可以構成一種人人皆知的常識：一個家庭由於另一個成員的進入，不但進入，而且這個成員有著各種技能，甚至他與原來的家族混成了一體；在未來，他不但會控製這個家庭，還會從血緣上改變這個家庭。於是原來的大家庭決定要將他清除：他們把他關到了汽車房，用汽車排出的尾氣殺死了他――就這麽簡單。 這個倒黴蛋的悲劇在於他的本性，而且是其本性賦予這個倒黴蛋的“能力”。這就是他必死的原因。猶太人是如此，那麽與“猶太”具有類似秉性的民族呢？我們中華民族呢？ 四，西方人對華夏民族的態度，“黃禍”的內涵。 在人類漫長的曆史上，“大屠殺”的惡名就象瘟疫一般罩著各個民族，其範圍也遍及全球；一般來說都是針對異族、異教或對異國人的，而絕大多數都被籠統地蓋上了“喪失理性”、“中世紀野蠻”的印章。 近一兩個世紀以來，西方世界首先步入現代社會，於是人們以為現代的理性足以遏製曆史上各類大屠殺的重演。但是二戰畢竟發生了“屠猶”，而且是以驚心動魄的方式發生的，這便擊破了“文明”的美夢；也再次使猶太人夢魘重溫；不過二戰後的世界有所不同，其中以色列國家的重生具有重要的意義，它雖然帶來了一連串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至今還沒有一個真正的妥善方案，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猶太民族終於有了一個自己的家園，從而結束了兩千年的流離。這個地理與曆史的定局至少使雅利安人的“猶太”的“仇結”得以平緩；更何況美國這個“移民者的天堂”對猶太民族向以的寬容政策――尤其是二戰後大量引進猶太人的科學家，使得世界的“猶太夢魘”已趨於完結。 這個格局的變化：在猶太人與猶太民族從令人憎惡的形象漸漸隱退的同時，另一個“夢魘”從東方的地平線慢慢地凸顯出來，這就是“黃禍”；在數十年以前主要是日本；現在則是中國（大陸與台灣，甚至加上新加坡，韓國）。 歐洲人（包括現在的美國人）對“黃禍”的恐懼由一些人看來隻是一種“狹隘的種族偏見”；因此覺得“不足為怪”：按他們的理念，黃種人不是對歐美人也存在著偏見嗎？我們對黑人的偏見不是尤深嗎？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黃禍”並不是偏見，而是一種歧視，一種種族的仇視。“黃禍”說法始於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又經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巴古寧傳播，到後來是殖民主義者，以至一個世紀以前，英國曆史學家皮爾遜（Charles H.Pearson）在《民族生活與民族性》（1893年）一書中，就預言說“黃色帶子將侵占全球”。他說，“像中國人種這樣的大族，且擁有這般巨大的自然資源，遲早會溢出他們的世界，擴張到新的領土上去，把較小的種族淹沒掉……”。即使像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度，直到1943年由於二戰抗擊日本需要才廢除了排華法案。 大屠殺可以發生在過去，是由於野蠻；大屠殺可以發生在今天或者明天，是由於現代性；大屠殺可以發生在德國，是由於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憎恨；大屠殺也可以發生在其他國家，也是由於憎恨某某外來民族。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二戰屠猶之後西方的現代性並沒有改變，“雅利安人種優秀”的概念並未從西方人、尤其是從權勢階層中徹底根除。 現在的問題不是西方人把沒把我們當成是“猶太人第二”，而是中國的崛起勢必要引起西方的驚恐：除開中國日益強大不說，華人在世界上也已經由過去單純的移民轉化成技術上的移民；從第一代勞工的階層轉化成第二代ABC（美國出生的中國血統的人），BBC（英國出生的中國血統的人）以及EBC……等，這些人將藉著我們良好的人種素質，快速地進入西方社會。如今我們還沒有完全涉足政治領域，但是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中國的新一代會踏入西方的政壇，進入權力階層……；那麽，應該立足一個什麽樣的區域以避免“排黃”、“反華”發生――這無疑是我們應該盡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事。 就是在我們的本土也是一樣。可以說，我們與猶太民族最不相同的地方是曆史，我們未曾被放逐，我們有自己的領土，而且三千年以來，我們版圖像一塊墨跡一樣，時而大時而小，但是墨跡從未幹涸。但是，現在的世界一天比一天小，民族與民族之間一天比一天接近，在全球化的風暴壓向我們的同時，我們中華民族的墨跡也隨著我們的腳步與經濟實力一天比一天快地向世界湮漫過去。那麽我們應該做些什麽呢？中國人有足夠的、與國際打交道和周旋的智慧嗎？我們有那種防患於未然的力量嗎？可以這樣說，在這個世界上，隻有為數不多的國家深諳國際事務，其中矯矯者就是英國，過去這個日不落帝國在全世界的版圖，使得她們具有豐富的外交經驗。雖然這個國家二戰以後縮了水，但是，這份昔日的遺產卻很好地保留了下來。相比之下，我們中國什麽都不缺，缺的就是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經驗。如果我們閉關自守，外交不外交沒有關係；可是如今，我們不但敞開了國門，而且還大步走了出去，因此會不會與西方打交道就成了頭等的大事。尤其是在我們的經濟實力與國防力量對西方造成威脅的時候，任何想當然、大國沙文、馬馬虎虎、缺乏耐心、觀察不周、均衡不持，親疏失度，或過逞、過謙、過呆、過活……等等，都會給我們中華民族帶來災難。那麽我們華夏民族的對外政策與我們上千萬的海外僑民應該如何應對這個情況呢？我以為：“天下皆謂我大，大而不肖。夫不肖，故能大。若肖，久矣細也夫。”【老子《道德經第67章》】這句經典含義深遠，有其現代意義。這個“大”，可以用老子另外兩個“大”：“大方無隅”、“大成若缺”來解釋，即了不起的“方”不見棱角、不割傷人；了不起的“成”反給人氣候未足的感覺。所以，“天下皆謂我大……”的意思是：“世界都以為我們中華民族孔武有力，雖如此，我們卻不去顯示其武其力。惟此，才能真正孔武有力（“道”在內，也無處不在，便能藏而不露）。反之，早早地就會被支解、分裂、搗成粉齏了。” 五，我的結論： 如上的事實沒有逃出我們祖先的睿智：陰與陽既對立、又互動；既相反、又相容；既混淆、又界分。你是你，我是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我可以替代你，我也準備好不怕被你替代……其過程從未停止。 可以說現代文明意味著莊嚴的宗教，出色的醫療衛生，動人的繪畫，優雅的音樂與深刻的文學，以及那些充滿了生機的社會結構和完善的組織係統；同時，文明也意味著道德與行為的分離，國家利益至上，先發製人的戰爭，間諜的顛覆，全無人性的經濟製裁，難民集中營，種族隔離與大屠殺。猶太人的故事使文明已將自身砍成兩半，華服再美，膿血也噴了出來。 我們炎黃子孫是一個愛好和平、勤勞善良的民族，我們希望未來的世界是一個求同存異的大同世界。但是不要忘記：“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不管怎麽說，在我撰寫本文的時候，正值英國的BBC電視台在每天新聞聯播中連續播送所謂“中國周”。在一項調查中顯示，英國人日常用品的四分之三來自於中國！ 海峽兩岸的中華人種不可能改變；我們在僅僅獲得了幾個十年的“息壤”期間，生產總值就居了世界第四（未加台灣）！“東方睡獅”已然醒來。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也知道，唯能磨滅我們的隻有我們自己，唯能超越我們的也隻有我們自己！ 猶太民族覆轍在前，這便是我為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豎起的一麵間離的鏡子。 2005，03，8－12 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