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時，江南曾建過一個赫赫有名的吳國，其活動中心大致在揚州和蘇州一帶，與楚、越等國為鄰，在文化麵貌上更接近越，所以經常吳越聯稱。今天，一說到這個地區，一般人頭腦裏也許首先會出現美女如雲、吳儂軟語、文人雅士、山青水秀、精致園林，蘊含著濃厚的陰柔氣息。然而在古代社會，這裏的麵貌截然不同。在金文裏，吳字是個呐喊長嘯的狂奔者象形。反差之大，令人瞠目。
這一片土地的人們見識過大起大落，六七千年前率先進入發達地區行列。他們很早就把精巧與剽悍糅合在一起，一如良渚文化玉器展現出來的那樣，在工藝與精神上傲居時代高峰。
曾經有過的輝煌，早早被人忘卻，假如沒有遺存地下，無人知曉。所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見天日，便改寫了曆史。
禹治水曾到過許多地方，見多識廣，從其行蹤看，他對江南情有獨鍾，幾次流連於此，說明這裏並不比中原差。
禹在會暨召開過萬國大會後，似乎是把這裏的文明與精英席卷北上，將崇拜威嚴與欣賞奇巧融入了中原，獸麵紋覆蓋了尊貴的青銅器，而雕琢精美的玉器類型則豐富了上層社會必備之物的品種。據古籍記載，禹的後代雖然在越地留下了一支子孫，可是並沒有將中原因素引進，反而被同化得十分徹底，別說改變太湖地區的文化麵貌，就連夏人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很長時間中，人們認為那裏是精神荒漠，生活著斷發文身的蠻夷民族。
不過， 成長於豐饒岐山周原的周族老大太伯、老二仲雍並不這樣看。為了實現父親的願望，順利將首領職位傳給弟弟季曆，以便讓父親看好的季曆之子姬昌（周文王）壯大本族，他們甘願放棄嫡長子繼承權，選擇到遙遠的“荊蠻之地”落戶，並遵從當地習俗，斷發文身。所謂“荊蠻之地”並不代表落後，而是具有不同風俗習慣的民族居住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說吳越乃落後地區，不是事實，而是中原華夏文明長期歧視周邊“非我族類”的結果。太伯、仲雍把這裏作為安家立業的首選，足以說明無論自然條件，或文明程度都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他們的這一舉動引起當地人共鳴與佩服，許多人聚居在他們周圍，並擁戴他們做了首領。
《史記》把《吳太伯世家》置為世家的首篇，毫不掩飾一份力壓群雄的敬重。 應該與孔子對太伯推崇備至的態度有關，“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認為太伯達到了個人品質的最高境界，而且還不給人恭維他的機會。一個人連統治天下的權力都可以出讓，其他還有什麽好爭的呢？周族本身孕育了“溫良恭儉讓”的傳統，不獨太伯，前有太王，後有文王，都具備這種素質。另外，太伯與仲雍甚至可以改變本身固有的風俗習慣，這一份豁達博大之心遠遠高於當時普遍堅守的狹隘族群觀念。隨著太伯的到來，溫文爾雅便逐漸化入了吳國人的血液骨髓中。周族的這一特性，在武王克商後，逐漸消失，僵化成繁縟的禮。然而，卻在吳國保留下來，春秋時竟然出現了超越中原各國的優秀人才。它濃縮在吳王壽夢的第四子季劄的身上。季劄也像他的祖先一樣有謙讓的美德，幾次三番謝絕繼位。他曾出使各國，所到之處，對音樂、詩歌、時事、人物表現出極其深厚的修養與高瞻遠矚的睿智。比如當時他就指出晉國會形成三家超大的局麵，幾十年後曆史的發展證實了他的預測。季劄尤為人所稱道的是，他為了完成心許的夙願，不惜將價值千金的寶劍掛於徐君墓前的信義。這般俊雅的“閎覽博物君子”在中原能與其匹敵的也著實不多見。人們按捺不住一個饒具誘惑力的猜想，假如季劄遵從壽夢的遺願，繼承王位，吳國會呈現何種發展趨勢？
從壽夢開始，吳國強大起來，露出了本來麵目中豪霸的一麵，逐漸四處出擊，積極幹預中原各國事務。春秋、戰國時，人們對吳國的印象，可以由“宋畫吳冶”的諺語反映出來。宋國的畫，以風格細膩著稱，可惜沒有傳世作品，很難想象其絕世風采，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大遺憾。吳國的冶金鑄造也以工藝精湛聞名，屈原在《國殤》中把“執吳戈”作為理想勇士的標準裝備。如今世界各地有關吳文化的收藏中以兵器最為耀眼，見者無不為之驚歎。冶金鑄造是熱烈與冰冷、精巧與厚重同時存在。現代鋼鐵大國美國、日本、德國無不如此。吳國也是這樣，其軍隊在闔閭、夫差統帥，伍子胥、孫武指揮下，盛極一時，把楚迫得遷都，越差點亡國。但是，我們可以說吳國豪霸或強悍，卻不能概括為野蠻。與相鄰越國一比即可明了。吳越槜李之戰，勾踐組織敢死隊挑戰，不是按常規衝殺，而是利用敢死隊員排隊在吳軍前大叫自殺的反常行為，震撼分散摧毀吳軍的戰鬥意誌。果然，吳國人全傻了，從沒見過這種陣仗，根本想不到兩軍對陣居然能用這種恐怖手段取勝，翻遍《孫子兵法》找不出這一條來。於是越軍出其不意，趁機打敗了腦袋瞬時一片空白，喪失抵抗能力的吳軍。國王闔閭因此役受傷身亡，埋在了虎丘。夫差當然想到了複仇，但是他的複仇與冷血勾踐相比，少了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狠勁，沒有施美人計，送蒸熟種子假裝幫助播種的陰毒。而夫差被越國打敗後寧死不肯苟活，比較光明正大。偏偏後世奉行隻看結果，不管手段的信條，讚美的是勝利的勾踐，嘲笑的是失敗的夫差，很不公平。
楚國人伍子胥在吳國精神的錘煉過程中起到了不可輕視的作用，他在輔佐吳王強國的同時，給吳國精神中有仇必報，不畏死難，講求節義的內容加重了色彩。一家人在楚國的悲慘遭遇，使伍子胥的心腸變得異常堅硬。《史記》一邊讚許他“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是“烈丈夫”，一邊也感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不可否認，伍子胥在促進吳國強大的同時，也差點毀掉了吳國的精神世界。所幸他在推行複仇行動中選用了兩個罕見的傑出人才，反而最終確立了吳國人固守信與義的高潔精神。
春秋戰國時的人格精神光輝常常表現在普通人身上。其中出自於普通人的刺客尤具人格魅力。感情豐富的司馬遷特意為他們立傳，讓我們充分感受到了古代大丈夫的震撼力量。在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五大刺客中，吳國人有兩位：專諸與要離。他們都是平民百姓，都是經伍子胥之手引薦給吳王，並演繹出魚腸劍和史上最殘酷苦肉計兩個驚心動魄的故事。與燕趙殺手相比，這兩位刺客除了智商高，設計行動方案周密；超常穩定冷靜的心理素質，於嚴密護衛與強大對手前絲毫不怯；技藝精，一擊得手之外，還各有一些特點：專諸在粗野的外表之內，有一顆柔軟的心，不管在外怎樣與人爭鬥，妻子一聲喚，立刻罷手回家。牛氣衝天中，不失約束底線。他在行刺前，先取得闔閭善待家人的承諾，然後才義無反顧，是個顧家的刺客。要離則相反，貌似孱弱，內心賽過鋼鐵，為了完成任務，不惜自殘和犧牲妻兒，然而為了報答行刺對象慶忌義釋不殺之恩，便放棄唾手可得的富貴，自刎而死。在這兩位卑微的刺客身上都有一種閃亮的精神光輝，有情有義，感動了兩千年來無數人。
這兩個故事傳頌了兩千多年，除了本身情節的奇詭，主要的就在於人性反差與道德張力的驚悚。作為刺客來講，其行為本身沒什麽可稱道的。二人都帶冷血特征，殺人不眨眼。都沒有政治和思想上的訴求，卻不乏犧牲精神。如果說專諸更多地被魚腸劍的鋒利光芒所遮擋，那麽要離則是袒露凸現於曆史舞台，格外讓人震撼。他是曆史上最幸運的刺客，接受了極其困難的任務，選擇了無比慘烈的方式，遇到了史所罕見的對手，在最佳時機完成了致命的一擊。接著出現的情況卻是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 慶忌在深受傷害的情況下，能壓抑心中的震怒，真誠欣賞並寬宥凶手。對此，誰能說要離心中沒有絲毫感動？沒有絲毫後悔？沒有絲毫愧疚？回國慶功領賞，可以坦然於闔閭與伍子胥，可以告慰慘死的妻兒，卻無法心安理得地麵對慶忌。若果說伍子胥是真正懂他的人，能將他從千萬人中挑選出來，那麽慶忌則是世上最憐惜他的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比伍子胥更了解他，知道雙方之間沒有個人恩怨，有的隻是堂堂忠義與巍巍承諾，是勇敢無畏與超凡承受力，是少有的自信與把事情做到極致的張揚。要離完成了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慶忌則做到了一個受害人不可能做到的寬容。兩人在勇士的精神境界裏都達到了一個無人能及的高度。要離拒絕領賞受封，情願為慶忌之死自斷手足，伏劍而死，以報相惜之情，足以說明他不是無情無義的人。這一死才真正使他的形象高大起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其內心的掙紮與靈魂的衝撞，是曆史上最震撼的人性展示之一，它徹底與毫無人性的冷麵殺手截然劃分，羞煞無數見利忘義、賣身求榮、沒有道德底線的人。如果說專諸刺激了刺客現象中隻顧私人利益的惡性發展，那麽要離則將這一勢頭扭向了精神層麵的提升，從而阻斷了伍子胥帶給吳國的負麵影響。
一切都以極端震撼的力量在曆史的記憶中狠狠打上了烙印，不僅僅是刺客，被刺者也讓人難忘。當有萬夫不擋之勇的吳國公子慶忌被與自己強弱懸殊的殘疾人要離刺傷後，他有仇恨有憤怒，曾三次把要離按入水中；但更多的是欣賞和惺惺相惜，所以又三次把要離拉出水麵，稱讚要離是和他一樣的勇士，不許部下傷害，甚至無條件釋放要離。這種寬容的胸懷，和對敵人的尊重，若非內心強大，精神高遠，絕對不可能做到。這也是一種吳國精神，後來夫差沒有接受伍子胥斬草除根的主張，給有殺父之仇的勾踐留足了出路，恐怕不完全是聽信讒言和收受賄賂的結果，應該與其本家慶忌的精神不無相通之處。
吳國的精神通過這樣一些人具體呈現出來，綜合在一起，就是周文化與當地文明相融形成的一種充滿人情味的豪霸氣息，與相鄰的楚、越迥然有別，在曆史的星空中分外耀眼。勾踐滅吳後，吳國人看淡了曆史上的起起落落，不再積蓄害人傷己的怨毒，重拾“不爭”的立國傳統，一淡泊就沉寂了一千多年，把心思都用在生活品質的提升。直到明朝才在舉世阿諛時，再度表現了高貴自尊的英雄豪氣。蘇州織工暴動，舉城齊反閹黨魏忠賢的特務橫行；而揚州不怕犧牲奮起抗清，大概都是吳國精神的孑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