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 韓寒與加藤嘉一何以”殊路同歸”?

韓寒與加藤嘉一何以”殊路同歸”?

 

如果從中日兩國各選擇一個離經叛道而又頗具天份的年青人的話，中國非韓寒莫屬，日本當歸加藤嘉一。巧合的是，最近兩人都自剖心跡，大談自己的轉變，令人頗有殊路同歸之感。 

韓寒雖然是賽車手，但一向以文著稱。確切的說以尖刻、辛辣、調侃甚至不講理般、否定一切、帶有強烈民粹風格的氣概來評論這個世界。然而，2011年年末，他突然少見的連續推出三篇主題宏大而又與過去立場告別的博文，震撼中國的網絡江湖。其告別革命、民主素質論和悲觀論、極其強大的一黨製其實就等於是無黨製等引發左右振震蕩。特別是右派發生分裂，有人支持----認為講了實話，有人反對----認為是糊塗、淺薄、被收買，更有人認為韓寒是曲筆，左派沒有看懂。似乎為了回應這些爭論，韓寒又推出第四篇博文《我的2011年》。坦承自己“文章的很大變化”早就從2009年就已經開始。他進而深刻解剖自己是如何在意外界的讚美，甚至不自覺地迎合這種讚美，從而令自己的文章形成一種“幾乎都是有罪推論和變種八股——製度不好，政府腐敗，悲劇發生，人民可憐”。而且他發現更不妙的是，沒有人敢於批評自己：左派被罵成五毛，支持自己的人要提出不同看法，也先要寫上一千字的正麵肯定。正如他自醒的是“但後來我總覺得不對勁，我知道無論我說的多麽對，我必然有地方錯了。”他從而也發現“所謂左右之間互相從來都沒有協商和妥協”。於是他想了很久，得出的結論是“我逐漸覺得，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該殺戮群眾。”當然沒有人認為他真的要殺戮”， 而是明白他批評的對象不僅指向權貴，也指向百姓。用他的話講就是“但這不代表一個好的作家應該無窮盡無底線的討好民眾。”其實說到這一點，倒還真的和魯迅 相似：魯迅早年生活於農村，但對農民愚昧的批評十分的尖銳（《潤土》），他後來來到城市，也同樣針貶市民的麻木（《藥》）。 

韓寒此文的點睛之筆在於結尾，可以說是淋漓盡致的表達了自己轉變後的立場，想必此文已出，再也無人會“誤讀”或“讀不懂”韓寒了： 

“在 好幾年前，我還是一個堅決的革命者，認為凡是一黨專製的，就要推翻它，必須多黨派，必須直選，必須三權分立，必須軍隊國家化。當時也有朋友和我爭辯，說會 死人，會混亂，會倒退。當時我的觀點是，不一定啊，沒試過怎麽知道，你那是統治階級的推辭，再說了，什麽事情都是有代價的，你不做的極端一點，不激進一 點，你怎麽鏟除頑疾，大亂才能大治，反正到了亂世，我未必不是梟雄。但是逐漸我發現，這種態度和那些獨裁者的“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在感情上其實差不多。脫離了現實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之中的極端專製獨裁者在品質上未必相反，甚至類同，隻是他們各自高舉著不同的旗子罷了。你未必不會成為那個曾經最讓你惡心的人。”

韓 寒的轉變如此清晰、徹底、坦承、磊落和勇於自我剖析、展現出來的高度責任感、視名利為浮雲，堪稱今日國人的榜樣。他其實完全可以“犬儒”般地展現自己的反 思，比如“先責一千再小心翼翼地正麵肯定一句”，說不定還能“左右通吃”，繼續“通吃國內外”。結果現在，右已經和他決裂，左雖然歡呼，但卻不可能接納 他。至於有能力收買的一方，顯然會覺的不收買效果更好。而在海外，他轉變的效果立即體現出來。博訊評出2011年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韓寒這個曾經在《時代周刊》年度百人超過奧巴馬和號稱全球第二大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竟然排名25位----排在他前麵名列第二十四位的是何與懷（先生/女 士），請問有誰知道此人是何方神聖嗎？至於我，不知此人在哪個國家，是什麽行業，甚至是男是女。而哪個擅於創造充滿政治色彩作品的藝術家（真是毛主席的好 學生，得到了藝術為政治服務的真傳）居然排名第一。大概過不了多久，韓寒就會永遠從這種名單中消失的。然而，韓寒終究是韓寒，他還是選擇了這個可能讓他失 去一切----他的粉絲和國內外的支持度以及所謂的“公知”稱號，但對的起他的責任和良心的方 式。 我在想，或許很多自由派人士都有韓寒的轉變，但礙於個人得失，進退兩難，躊躇百千。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英雄，都有勇氣與自己的過去 告別。而今天的中國，也已不是強迫別人成為英雄的時代了。 

加藤嘉一是2003年 來到北京的。哪個時候，中日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生活水平相差甚遠，而且還有令人恐怖的“非典”，當然自由派還要加上一句：中國是專製國家，日本是民主國 家。盡管如此，對日本痛恨不已的他，還是決定去國奔赴他鄉。能對自己的國家恨到這種程度，不怕貧窮，不怕非典，不怕專製也要背井離鄉，真算的上是離經叛道 的極點了。然而，八年過去了，加藤嘉一也已成為中日兩國的名人，但在這個時候，他決定要回到日本，回到他深愛的國家了。離開之前，他借接受《南風窗》采訪 的機會，自剖心理路程。 

日本是當今公認的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也是亞洲兩個被評為“完全民主”國家之一（據英國經濟學人信息社所列“民主指數”，另一個國家是韓國），可謂政治文明、經濟文明完美結合之地。但在2003年的加藤嘉一眼裏的日本卻是如下的景象：“我在日本時，是很討厭日本的，就像今天很多中國人一樣，好像很討厭自己的國家。日本太封閉了，壓抑個性、排斥個體。”而 他從小就是個另類而個性突出的孩子。更重要的是，日本是個年功序列的社會，你能說什麽，做什麽，很多時候不取決於你的實力，而取決於你的年齡和階層。年輕 人要閉嘴，裝不知道，裝沒聽到，這對於一個生於日本鄉下窮苦家庭、偏偏又個性突出、學業優異的青年來說，無疑是痛苦不堪的。所以，剛來中國的幾年，加藤嘉 一都帶著一種向日本社會複仇的心理。

而 他的轉變則是在中國完成的：“剛開始覺得很爽，這個地方很大，大家都一樣。後來我被輿論戰卷進去，人家罵日本不好我就很不高興，我開始疑惑，我原來不是很 討厭日本的嗎？不是想複仇的嗎？怎麽人家說日本不好就討厭他們了，喜歡日本了。那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個愛國者。”（他曾有一本書《愛國賊》，但他自己 愛國卻是同樣的版本）。

當然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他可以遠距離觀察日本，從而有了客觀和理性的認同，很多他之前厭惡的事情也都找到了解釋。比如，以前他會痛恨日本權貴階層的勾結，痛恨社會的灰色地帶，但現在他認為，日本說到底是個非西方國家，法律、選舉、以及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製都隻不過是統治的工具而已，背後支撐整個社會發展的理念或者信仰體係還是基於儒家的一種高度的集體自治。他變得尊重灰色地帶，雖然它會造成一些勾結，但東方文明就是如此。

從 海外看加藤嘉一，他的感受和轉變並無特殊之處，絕大多數華人來到西方後，都有過類似的天人交戰。許多在國內感到很自然的東西，來到國外才知其珍貴。比如中 國的人情社會，不僅生活上令人不堪重負，更是催生腐敗。然而，來到西方這種法治社會，才感到中國人情社會的溫暖。畢竟人不能僅憑法律來生活，張藝謀反對他 的女兒嫁給美國男友，就被這個洋女婿告上法庭，這就是法治社會（後來這場跨國婚姻還是以失敗而告終，文化的差異怎麽可能如此輕易跨過）。或許我們可以理想 地設想：西方少一點法律，多一點人情，中國多一點法律，少一點人情。但這隻能是烏托邦。正如加藤嘉一所感歎的：東方文明就是如此。東方永遠不可能成為西 方，西方也永遠不可能成為東方。日本在美國的占領下就是搞了西方的民主製度，也依然改變不了等級製度，也依然改變不了集體主義對個人主義和個性的壓製，也 依然改變不了無所不在的灰色地帶。日本說白了，隻不過外麵套了一個民主的殼，其本質仍然一絲未變。

2010年 我在四月網演講時，也曾闡述過類似的觀點：過年燃放鞭炮，都知道有噪聲、有汙染、易傷人、引發火災，可謂無一利。雖然人人明白，政府也曾立法禁止，但很快 就又卷土重來。這就是傳統！對於製訂決策者，是不能試圖取消或改變它。當然，也不是說我們就無能為力，但改的方向要變：我們是否研究綠色鞭炮？少汙染、更 安全？中國的問題其實都應該按這個思路走：繼承同時改進，而不是徹底否定，推倒重來。

這裏還需要附加一提的是加藤嘉一對中國的觀察：在他的眼裏，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媒體不像媒體、人民不像人民、學校不像學校（大有韓寒“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該殺戮群眾”之感）。在他看來，過去8年，中國最大的變化是執政黨的安全感在不斷弱化，它在人民麵前越來越謙卑、越來越低調，中國政治至少在表麵上越來越正常。在他看來，有了全球化以及互聯網，全世界都很方便地在圍觀中國，尤其是圍觀中國的執政黨，這對於約束權力來說絕對是一件好事。不過，他更能看到，中國現在大部分權力的挑戰者同樣非常不健康，完全是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這應該是中國人要警惕的苗頭。   

 “中國似乎什麽事情上都要分出個左右來，兩邊的立場分歧大到讓人吃驚，但往往他們各自的立場又跟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整體是脫節的，知識分子、政府官員和老百姓之間有的時候好像糾纏不清，但又好像沒什麽關係似的，整個社會完全看不出一種正常的邏輯關係”。

如 果對照一下韓寒的文章，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對中國的思考有著相當多的共同點。而這些觀察，毫無疑問促成了韓寒的轉變。當然加藤嘉一遜於韓寒的是，他隻有到 了國外，才能醒悟，而韓寒身在中國就做到了。加藤嘉一更遜於韓寒的是，他的轉變對他的未來人生有利而無弊，而韓寒則要麵臨四麵楚歌的境地。如果說韓寒是透 明、率直、尖刻，加藤嘉一則是“成熟、圓滑、世故”。加藤嘉一有寫作四原則（軸），其中一條是“這裏是中國，我得生存，我不能越位”。 而韓寒不僅尖銳的把矛頭對準政府，也對準自己，包括自己的粉絲、自己的盟友。韓寒的人生字典裏或許什麽都有，但唯獨沒有“世故、圓滑和犬儒”。當然，加藤 嘉一也是有底線的。當有網友問他，如果中日發生戰爭，他怎麽辦？他的回答隻有五個字：我是日本人（他寫作第一原則：我是日本人，我絕不能違背日本的國家利 益和作為日本人的尊嚴）。韓寒麵對得失的時候，他或許想的同樣的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隻是他的境界更高而已。

最後將以一問做為本文的結尾：何以中日兩國的青年人都能夠參透、明了的問題，今日台麵上眾多功成名就的資深自由派學者們卻仍然陷入迷思中而不可自撥？